"回看这30年，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是谁?其实就是这些普通人每天的工作。"
　　
　　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是一个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人，从不热衷任何校友活动，却一定要来参加时政作家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一书的发布会。她说："这本书把我带回了20多年前的中关村。"
　　王小兰1984年下海，中关村先后诞生了2万多家公司，最初的那些公司只有20多家存活至今，时代集团是其中的幸运儿。
　　大浪淘沙的一幕每天都在中关村上演。2005年的一天，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38家小公司中的每一家，都只是花500元月租租下了房间里的一个方格，"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
　　这些小公司存活后可以搬到楼上稍大的单间办公室，再度胜出的会搬到更大的写字楼，甚至占据整整一层。如此强烈的震撼促使凌志军着手写作《中国的新革命》，以中关村为标本，来透视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史。
　　2月5日交完书稿后第二天，凌志军病倒了。他视力模糊，说话非常吃力，《新民周刊》的专访只能分了3次进行。
　　
　　时政写作是孤独的
　　
　　新民周刊：书名中的"新革命"一词，我们该如何理解?
　　凌志军：翻译过我的书的美国作家玛萨·艾梅霞(MarthaAvery)曾这样问我："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我正在努力，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了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新民周刊：这本书指向中关村的变革，很多观点是具有对政府决策的批判精神的，而且你臧否人物相当犀利甚至刻薄，如此鲜明的价值判断会不会引起中关村方面的集体不快?凌志军：至少中关村不会完全赞同吧，有些人会不愉快。我不担心受批判，或者别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而是担心出现事实错误。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以偏概全，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我写的每本书都不会让所有人高兴，但没有谁来提出事实上的问题。
　　我写那么多书，最难的就是距离今天太近，涉及很多现在还在前台活动的人，而且现在的情况还在发生变化--这个人昨天是大明星，今天可能就是大坏蛋。这也是很多记者和作家愿意写过去的原因。
　　我在写作时还是有些自律的，一是涉及人家隐私的不写；二是自己痛快却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不写；三是现实环境要求我们有些问题要平和地表述，条件不允许时勉强痛快地表述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新民周刊：从你最早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到《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