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生死疲劳》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榜首），亚洲周刊“2006年十大好书”，2007年“‘福星惠誉杯’《十月》优秀作品奖”，2008年获第二届“红楼梦奖”， 其中决审委员会主席陈思和表示：《生死疲劳》以大气磅礴、荒诞怪异的叙事手法，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所经历的巨大变化。莫言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反思历史，反思现状，他呼吁人们要从阶级与权力的暴力怪圈中解放出来，不仅应该忘记历史上的仇恨与报复，更应该警惕新的权力与贪欲造成的人性的堕落。他歌颂了中国农民安于土地、勤于劳动、忠于爱情的传统生活观念。
　　在《生死疲劳》中，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了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终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这个大头婴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以及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生死疲劳的悲欢故事。小说透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照并体味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这部小说是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它的“轮回”结构是长篇小说作家梦寐以求的，这结构把作家从叙事结构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够从容而天马行空地对轮回成马、牛、猪的主人公西门闹分别叙述。语言极有弹性，叙事生动，想象力丰富。
　　《生死疲劳》虽被定位为“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但小说的线索仍是象征主义手法使用下的充分体现。
　　《生死疲劳》来自佛经中的一句：“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莫言说，佛教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只有成佛才能摆脱令人痛苦的六道轮回，而人因有贪欲则很难与命运抗争。于是，《生死疲劳》从“六道轮回”的佛教思想出发，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同时也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社会进程中人的价值选择，命运性格，以及凌驾于它们对选择本身的思考和对命运本身的思考。
　　莫言决意对半个世纪的土地做出重述。郑重地将土地放在记忆的丰碑前，看着它在历史中渐渐荒废并确认它在荒废中重新获得庄严、熔铸、锋利。
　　《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在这次神圣的“认祖归宗”仪式中，小说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小说中创造了两个主人公。一位是一直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蓝脸，“文革”的浪潮使他比地主还悲惨，他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打击，众叛亲离，但他还是执拗地坚持单干，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家才发现他的前瞻性。另一位是村支书洪泰岳，他是个正派的基层干部，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看不惯一切，希望恢复人民公社，为此他不惜以死相拼。蓝脸和洪泰岳，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个性相似，却走了不同的方向，互为正负，合起来就是一个人。而小说的叙述者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地主叫西门闹，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在小说中他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小说正是通过他的眼睛，准确说，是各种动物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
　　在西门闹刚进入轮回，转世为驴、牛的时候，他作为人的记忆还非常深刻，他的冤屈、愤怒非常浓重。到他轮回为猪、狗时，作为人的记忆好像变成了遥远的梦境。这时，让他更加焦躁痛苦的，已经不是过去他记忆中的那些人事，而是作为猪时与猪群的斗争、作为狗时与狗群的交往。他与同类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过去的记忆只会在某些偶然情况下闪现出来。随着他不断转世，他身上的人性逐渐丧失，动物性越来越强烈。动物的可爱之处是本能操控，性态直率，顽皮狡黠。所以，一头黑驴的闹腾，叫春，踢死野狼，一头牛的野性勃发大闹集市，一头猪的狡猾，奔月，成为沙洲上一群野狼的首领，一条狗的追踪和忠诚，它们牵引了故事的发展，目睹了这个本身就有些荒诞的年月的一些所谓重大事件，甚至间接亲历和引导了这些所谓的重大事件。动物的荒谬视角，集中了万能视角的趣味，因它可以无所不至，观察刁钻，又超过了“我”之人类视角的常态，加上了“你”之对话的随意，又掺进了一个“莫言”小子，不啻于一次叙述狂欢，文字狂欢，阅读狂欢。
　　莫言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蓝脸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以蓝脸为核心，小说中派生出他的女人孩子、他的村庄土地，以及他所饲养得驴、猪、狗、牛等动物。他们之间有差异、有对立，衍生出小说的故事。西门闹的轮回转世增加了小说的线索，他是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在这一线索上，寄托了我高于现实生活的思索，表达了我对社会发展、事物发展、人的命运的看法。有时候人可能在生生死死痛苦的轮回中不能超脱，当你回过头去看，许多事物都在不断轮回。小说的叙述也采用了这种结构。
　　这种象征，是创造西门闹这一人物虚的一面；实的一面，小说通过西门闹不断变成动物的过程，为作家和读者提供了独特、生动、富有个性的视角。小说的叙述者西门闹能够通过牛的眼睛、猪的眼睛、狗的眼睛看世界，而他作为猪狗生活的时候，也有一些奇特、有趣，甚至带有荒诞色彩，闹剧色彩的情节。正是西门闹轮回转世所提供的视角，舒缓了小说的沉闷气氛。他的存在，使小说显得独特、活泼，具有了一种灵动飞扬的味道。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脸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当转世为人的“大头儿”终于执著坚定地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一条生气沛然的人与土地、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的大河，流进了我们的心田。
　　蓝解放这个继承了蓝脸丑陋或高贵痕迹的毛小子因虚荣而单干，因单干而寂寞；因扭曲而私奔；西门金龙这个继承了西门闹特质的小子能在任何特殊历史时期走在前列，“文革”中的闯将，养猪场的干将，攻革开放先富起来的先锋。人物的命运和性格轨迹差别之大，正是作者将人物的性格和历程续脉相连。 　　在莫言对伟大古典小说呼应的那一刻，我们聆听到了“章回体”那最亲切熟悉的声音。莫言承受着生死疲劳的磨砺以及冤缠孽结，将中国人百感交集、庞杂喧哗的苦难经验化为纯美准确的诗篇，祈祷祖国庄严、宁静、祈望人类丰沛的生命祥和、自然。
　　这部小说有一种爆破的力量，它延续了莫言浓烈的语言特色，添加了原来没有的新的元素。有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一种耸人听闻的氛围，一种突兀地回返传统的新文学形态的呈现。这里来自佛教的“轮回”观念的自由的借用中所表现的不可思议之感，似乎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小说的风格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挑衅的意味，说明了莫言对于现代性所形成的“新文学”的审美规范和文化秩序的颠覆和嘲弄，他把不登“现代性”大雅之堂的种种东西用在了小说里。让小说有了一股不平常的诡异和恣肆的感觉，显示了莫言奔放不拘的想象力，让这部小说有一种放肆越轨，自由自在的性格。
　　小说的表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和“实验”文学出现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追逐新的可能。但近年来这种追逐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困难一面来自市场的压力，一面来自形式实验本身已经失掉新鲜感和刺激力的疲惫。莫言《生死疲劳》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实验还有许多新的可能，这些可能还远远没有被我们打开。
　　在这个空间里，莫言给予我们的是关于中国乡土的当代史的惊人的描述，这里有家族的仇恨，有情欲和历史之间的不可思议的断层，有贫困和匮乏带来的焦虑，有狂特的理想追求的幻灭和失落，有新的市场化之下的中国乡土新的希望、困扰和挑战。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混杂不纯，充满着莫言式的怪异形象。但他所表现的诸多丑怪、诡异的形象都是这里的独特的风土和历史的表现。在这里，“风土”和民俗的记忆不是没有用处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能量的来源。
　　莫言的表述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那个时代的深刻质疑，他的恣肆笔触里有对于中国当代史无尽的关怀和感慨。他的发现是以感性的表现提供给人们对于记忆的真切地展开，这种展开告诉我们记忆中的“过去”是不可回返和不可重现。指明了，过去的幻想的狂热没有带来新的希望，而失望和溃败乃是当时历史的一个必然。创造历史的强烈的冲动没有浪漫的结果，而历史本身的嘲弄也异常地残酷。这正是莫言的真正力量所在。他提示我们理想的乌托邦因为不可能而转化为恶梦的无奈。
　　莫言的表述也试图接近当下的农村，被新的生产力所穿透的农村，似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规范，不断的破碎和不断离散的空间感的出现显示了一种混乱的活力和混乱的热情。但无论如何，莫言还是觉得历史扭转所具有的可能性和能量；这是莫言作为一个对于农村有着最为真挚感情的人的心声的表达。
　　他对农村生活的关注，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对人与土地的关系的关注，造就了他的强烈的写实主义风格，他对现实的揭露或者说表达，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小说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