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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和是一位学者，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尤其是鲁迅研究专家，也是一位散文作家。
张恩和从小怀揣文学梦，后来果如所愿又不尽如愿地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说不尽如愿，是因为他后来的专业，并非梦想的文学创作，而是研究和教学。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方面的成就，是有公论的。他的编与著，可以列一个很长的书单。他的散文虽如他自己所说是业余创作，却也相当出色，令人刮目相看。
“因为我专门的工作是文学教学和研究，业余写点随笔和散文也是半路出家，就像老百姓说的‘搂草打兔子’，是不误功夫的额外收入……”（《我的文学梦》，见《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文学创作诚然是业余吧，一如他的书法也是业余，却达到了专业水准，业余文学创作同样有所成就。就我个人而言，较之于他的书法，更喜欢他的散文。
张恩和的散文，最可宝贵的是一个“真”字——本真。只说由衷的话，自己想说的话，必须说的话。在罗马，游真言口，“我也不想免俗，凑热闹地让朋友为我照了一张手放在真言口中的照片，神态极为自信。倒不是因为我明知石刻的真言口不可能咬住我的手，而是实实在在地平生不说谎话……”（《罗马游踪》，见《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
。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说的话，说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信。张恩和说这话，我信。他的文，无论是文学研究彰显的学术人格还是散文随笔写作表现的心迹，都是最好的注脚。平生不打诳语，何况属文！“此时我早过了轻狂浮躁的年龄，不能说完全看破了名利，至少已看得很淡，但体内的文学细胞时不时还会引发冲动和激情，就像戒不掉的烟酒瘾，总是挠得人心痒手痒，终于按捺不住，动笔写起了散文随笔。那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发之于情，情动于衷，衷求乎表。”（《书文专辑·我的文学梦》）因为是业余写作，是客串，便无文名所累，也无文债要还，更无上命须遵。列子乘风啊，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心境，说什么假话，说什么废话，说什么不由衷的话？发乎衷者何？情也。情动于衷。是性情。性者，天性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于天道天性之情，真情也，纯情也，至情也。
张恩和的文学梦，肇于童真时代。童年，是每一个人成为这一个人的基点，是生命长河中每一滴水最初的汇入点。童年的记忆，沉淀为潜意识，是人之思想、心灵生成的底色。某种程度上，童年与原乡，同属伊甸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因此，童年、原乡是绝大多数作家文学创作、意象生成不竭的源泉。
张恩和于193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生于南昌，它“是南方的一个省会，却是小城市”（《我的文学梦》，见《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在原乡，他生活了18年，过了成人节。本已参加工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昌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起点不可谓不高。在一般人眼里，那是命运为他铺上了红地毯。但是，为了逐梦——文学梦，他毅然去職从学，北上进京，此后一直生活工作在京城。
白先勇先生在《台北人》的扉页题日：“纪念先父母和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很简短的一句话，不知为什么，却深深地击中了已不年少的我。白崇禧他们的时代，无疑是忧患重重的时代。神州板荡，山河破碎，血雨腥风，惨绝人寰。但是，如果单从精神层面看，张恩和、白先勇他们（白比张晚生一年）的时代，恐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解构，价值颠覆，尤其是十年浩劫这个体内生长的巨瘤的扭曲和毒化（这一点，白先勇们虽然远在海外或海峡彼岸，但若从汉文化嬗变的整体来考量，同样身在其中），也是敲骨吸髓、天翻地覆啊。所幸，生命体验，只有一次，幸与不幸，一体两面，他们虽然生长于战乱，赖于扎根的还是传统的土壤。新文化已然奠基但传统尚未彻底解构，旧学（儒释道融合）的价值观尚未完全颠覆，十年浩劫的毒瘤还在体内酝酿。以大陆的语境，张恩和们受的是民国和所谓“十七年教育”，因而植入了传统的基因。上文说过，说他传统，他肯定是不认可的，但我还是要这样定位他。他当然不是儒家，也不是所谓新儒家，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王治、礼教、理学，总之是道统吧，是持彻底的批判态度的。但早期教育濡染的底色，至少是儒家所谓内圣的那些东西，他是摆脱不了的。而且我还要说，就是鲁迅，反传统那么决绝，也没有摆脱，这就是他自所谓“内心的毒气和鬼气”。时下，论及20世纪汉文化的嬗变，人们好用“最后”的概念：最后的五四学人、最后的民国学人、最后的儒家、最后的背影……我倒以为，论到传统，眼前的张恩和们，将来的背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后的背影。
张恩和的文学创作，先后于1996年和2001年被收录于《国门内外》（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深山鹧鸪声》（福建人民出版社）两本散文集。2015年，他对前两个集子进行筛选，并收入2001年以后的部分新作，选编成散文集《灰羽随风》（知识出版社）。关于童年、故乡的篇什不多，算上《饥饿的旅程》（张恩和将人生履历由南昌改写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望故乡）也只有七篇，比例很小，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排除同为老表，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因素吧。我以为，比例虽不大，但在他全部的创作中，却是不容忽视、极为重要的部分。烟波浩渺的母亲湖，不期而遇，仅此一瞥却终生难忘的江猪（《鄱阳湖遐思》）;仿佛天外回音壁上传来的故乡的市声（《故乡的市声》）;易代之际突然不知所踪的大龄同学（《分手》）;只见过几面，“连我自己都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却一直深深埋藏在我的记忆里”，花季弃生的年轻老师，划过夜空，闪着亮光，似乎还砰然有声的那颗流星（《一颗闪亮的流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都德《最后一课》的沦陷区课堂，那位其貌不扬，甚至“有点滑稽”，“腐儒模样”，却胆大包天，带着孩子们到荒山坟地教唱救亡歌曲的老塾师;还有叔父那场不被人们理解也不为少年的“我”理解，甚至感到被伤害，后来却深感歉意的婚恋……所有这些童年记忆，是一坛陈年老酒，经过几十年窖藏、发酵，如此醇香绵厚，凸显其人初天性。“我”本善良，有底层情结、赤子之心，也有天地正气。发而为文，白有一种含蓄的张力。这些是张恩和生命的底色，也是他所有写作的三原色。 家国情，还是要赋《黍离》吧。“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家国忧思是贯穿张恩和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条主线，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作为传统文人，进忧退忧是其本质特征。不幸，他又是铁杆“鲁党”。鲁迅永不满于现实的批判性，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情怀，对他影响甚巨。他的随笔、言论，那些偏于杂文的散文白不用说，都是对丑恶世相的直接抨击。即便是游历散文，本来应该是怡情悦性的吧，在他笔下，也并不轻快放松。一如他记维也纳之游的文题，寻寻觅觅，就差凄凄惨惨戚戚了。身在国门之外，心系国门之内。小别归来，乍见国门，即便是那么简陋的国门，“只见几根捆扎一起的木柱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给我的印象就是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但是，“刹那间我心中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国门》）。无论何时，每到一地，每逢一人一事一情一景，无不充满与吾国吾民的对比观照。美丽的莱芒湖畔，对乞食天鹅的歉疚，欧洲的城市“真是鸟类天堂”（《洛桑风情》）的感叹，不是无感而发吧。读了《说一只天鹅十八斤肉》便知，那是反感于国人“一路吃下来”的野蛮愚昧。洛桑大学的一顿简单的午饭，为什么使他感叹不已？他禁不住问道：“这一切，在我们国内能够做到，能够想象吗？”（《洛桑风情》）圣诞之夜，在彼得大教堂，“突然扩音器里传出我极为熟悉、倍感亲切的话语，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是在梦境，然而那确确实实是我们炎黄子孙日常用的语言”，“这时的我，真希望人类，首先是说汉语的炎黄子孙真能做到教皇所说的。我想，那时的中国，那时的世界，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啊！”而在布加勒斯特，因为罗马尼亚人民有别于“欧洲有些国家的人”，“男女老幼对我们中国人都十分友好”，“当时着实让我们感动”。但是，“前不久听刚从罗马尼亚回来的朋友说，因为近年去那里做生意的中国人特别多，而一些人的素质又太差，使当地人有些不能忍受”。“一家大银行门口专门用汉字写了一块‘禁止随地吐痰’的告示，让许多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感到难堪。我虽未亲见，听后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大抵，张恩和的心从来都难于平静。
张恩和的文学创作，最令我动容的是怀人的那些文字。若赋诗的话，当为《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毋庸赘言，只说一点吧：我看很多人写此类文章，不是怀人，而是怀己;不是留恋，而是白恋;不是为人立传，而是为己贴金，字里行问，满满都是“我”。张恩和没有，他只有真情，只有哀悼，只有沉郁。看似平平淡淡的叙述，却有无语凝噎的效果。无他，心而已。不能说没有我吧，但我只是哀者，或者说只是一种折射，折射逝去的师友的光辉，却没有一己私情。说起来，张恩和的人生遭际，其实很坎坷。但在他的文字里，从不涉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如果要论写作技巧，我以为，张恩和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不讲技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發之于情，情动于衷，衷求乎表。”（《书文专辑·我的文学梦》）一个字：朴。止于朴。或有人以为，我这个止字，下得不亦过乎？止，在儒学的语境，可是一种大境界。我觉得，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于文，也是一种大境界。说到底，写文章就是说话，好好地说话。但有很多人作起文来连话都不会说了。语不惊人死不休，浓得化不开，酽得倒胃口。张恩和的文，贵在真，在实，在情，在朴。话说回来，我亦觉得，先生有时候也太不讲究了。
（作者单位：江西省进贤县政协）
张恩和从小怀揣文学梦，后来果如所愿又不尽如愿地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说不尽如愿，是因为他后来的专业，并非梦想的文学创作，而是研究和教学。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方面的成就，是有公论的。他的编与著，可以列一个很长的书单。他的散文虽如他自己所说是业余创作，却也相当出色，令人刮目相看。
“因为我专门的工作是文学教学和研究，业余写点随笔和散文也是半路出家，就像老百姓说的‘搂草打兔子’，是不误功夫的额外收入……”（《我的文学梦》，见《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文学创作诚然是业余吧，一如他的书法也是业余，却达到了专业水准，业余文学创作同样有所成就。就我个人而言，较之于他的书法，更喜欢他的散文。
张恩和的散文，最可宝贵的是一个“真”字——本真。只说由衷的话，自己想说的话，必须说的话。在罗马，游真言口，“我也不想免俗，凑热闹地让朋友为我照了一张手放在真言口中的照片，神态极为自信。倒不是因为我明知石刻的真言口不可能咬住我的手，而是实实在在地平生不说谎话……”（《罗马游踪》，见《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
。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说的话，说了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信。张恩和说这话，我信。他的文，无论是文学研究彰显的学术人格还是散文随笔写作表现的心迹，都是最好的注脚。平生不打诳语，何况属文！“此时我早过了轻狂浮躁的年龄，不能说完全看破了名利，至少已看得很淡，但体内的文学细胞时不时还会引发冲动和激情，就像戒不掉的烟酒瘾，总是挠得人心痒手痒，终于按捺不住，动笔写起了散文随笔。那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发之于情，情动于衷，衷求乎表。”（《书文专辑·我的文学梦》）因为是业余写作，是客串，便无文名所累，也无文债要还，更无上命须遵。列子乘风啊，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心境，说什么假话，说什么废话，说什么不由衷的话？发乎衷者何？情也。情动于衷。是性情。性者，天性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于天道天性之情，真情也，纯情也，至情也。
张恩和的文学梦，肇于童真时代。童年，是每一个人成为这一个人的基点，是生命长河中每一滴水最初的汇入点。童年的记忆，沉淀为潜意识，是人之思想、心灵生成的底色。某种程度上，童年与原乡，同属伊甸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因此，童年、原乡是绝大多数作家文学创作、意象生成不竭的源泉。
张恩和于193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生于南昌，它“是南方的一个省会，却是小城市”（《我的文学梦》，见《灰羽随风——张恩和散文》）。在原乡，他生活了18年，过了成人节。本已参加工作，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昌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起点不可谓不高。在一般人眼里，那是命运为他铺上了红地毯。但是，为了逐梦——文学梦，他毅然去職从学，北上进京，此后一直生活工作在京城。
白先勇先生在《台北人》的扉页题日：“纪念先父母和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很简短的一句话，不知为什么，却深深地击中了已不年少的我。白崇禧他们的时代，无疑是忧患重重的时代。神州板荡，山河破碎，血雨腥风，惨绝人寰。但是，如果单从精神层面看，张恩和、白先勇他们（白比张晚生一年）的时代，恐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解构，价值颠覆，尤其是十年浩劫这个体内生长的巨瘤的扭曲和毒化（这一点，白先勇们虽然远在海外或海峡彼岸，但若从汉文化嬗变的整体来考量，同样身在其中），也是敲骨吸髓、天翻地覆啊。所幸，生命体验，只有一次，幸与不幸，一体两面，他们虽然生长于战乱，赖于扎根的还是传统的土壤。新文化已然奠基但传统尚未彻底解构，旧学（儒释道融合）的价值观尚未完全颠覆，十年浩劫的毒瘤还在体内酝酿。以大陆的语境，张恩和们受的是民国和所谓“十七年教育”，因而植入了传统的基因。上文说过，说他传统，他肯定是不认可的，但我还是要这样定位他。他当然不是儒家，也不是所谓新儒家，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王治、礼教、理学，总之是道统吧，是持彻底的批判态度的。但早期教育濡染的底色，至少是儒家所谓内圣的那些东西，他是摆脱不了的。而且我还要说，就是鲁迅，反传统那么决绝，也没有摆脱，这就是他自所谓“内心的毒气和鬼气”。时下，论及20世纪汉文化的嬗变，人们好用“最后”的概念：最后的五四学人、最后的民国学人、最后的儒家、最后的背影……我倒以为，论到传统，眼前的张恩和们，将来的背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后的背影。
张恩和的文学创作，先后于1996年和2001年被收录于《国门内外》（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深山鹧鸪声》（福建人民出版社）两本散文集。2015年，他对前两个集子进行筛选，并收入2001年以后的部分新作，选编成散文集《灰羽随风》（知识出版社）。关于童年、故乡的篇什不多，算上《饥饿的旅程》（张恩和将人生履历由南昌改写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望故乡）也只有七篇，比例很小，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排除同为老表，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因素吧。我以为，比例虽不大，但在他全部的创作中，却是不容忽视、极为重要的部分。烟波浩渺的母亲湖，不期而遇，仅此一瞥却终生难忘的江猪（《鄱阳湖遐思》）;仿佛天外回音壁上传来的故乡的市声（《故乡的市声》）;易代之际突然不知所踪的大龄同学（《分手》）;只见过几面，“连我自己都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却一直深深埋藏在我的记忆里”，花季弃生的年轻老师，划过夜空，闪着亮光，似乎还砰然有声的那颗流星（《一颗闪亮的流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都德《最后一课》的沦陷区课堂，那位其貌不扬，甚至“有点滑稽”，“腐儒模样”，却胆大包天，带着孩子们到荒山坟地教唱救亡歌曲的老塾师;还有叔父那场不被人们理解也不为少年的“我”理解，甚至感到被伤害，后来却深感歉意的婚恋……所有这些童年记忆，是一坛陈年老酒，经过几十年窖藏、发酵，如此醇香绵厚，凸显其人初天性。“我”本善良，有底层情结、赤子之心，也有天地正气。发而为文，白有一种含蓄的张力。这些是张恩和生命的底色，也是他所有写作的三原色。 家国情，还是要赋《黍离》吧。“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家国忧思是贯穿张恩和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条主线，这在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作为传统文人，进忧退忧是其本质特征。不幸，他又是铁杆“鲁党”。鲁迅永不满于现实的批判性，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情怀，对他影响甚巨。他的随笔、言论，那些偏于杂文的散文白不用说，都是对丑恶世相的直接抨击。即便是游历散文，本来应该是怡情悦性的吧，在他笔下，也并不轻快放松。一如他记维也纳之游的文题，寻寻觅觅，就差凄凄惨惨戚戚了。身在国门之外，心系国门之内。小别归来，乍见国门，即便是那么简陋的国门，“只见几根捆扎一起的木柱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给我的印象就是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但是，“刹那间我心中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国门》）。无论何时，每到一地，每逢一人一事一情一景，无不充满与吾国吾民的对比观照。美丽的莱芒湖畔，对乞食天鹅的歉疚，欧洲的城市“真是鸟类天堂”（《洛桑风情》）的感叹，不是无感而发吧。读了《说一只天鹅十八斤肉》便知，那是反感于国人“一路吃下来”的野蛮愚昧。洛桑大学的一顿简单的午饭，为什么使他感叹不已？他禁不住问道：“这一切，在我们国内能够做到，能够想象吗？”（《洛桑风情》）圣诞之夜，在彼得大教堂，“突然扩音器里传出我极为熟悉、倍感亲切的话语，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是在梦境，然而那确确实实是我们炎黄子孙日常用的语言”，“这时的我，真希望人类，首先是说汉语的炎黄子孙真能做到教皇所说的。我想，那时的中国，那时的世界，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啊！”而在布加勒斯特，因为罗马尼亚人民有别于“欧洲有些国家的人”，“男女老幼对我们中国人都十分友好”，“当时着实让我们感动”。但是，“前不久听刚从罗马尼亚回来的朋友说，因为近年去那里做生意的中国人特别多，而一些人的素质又太差，使当地人有些不能忍受”。“一家大银行门口专门用汉字写了一块‘禁止随地吐痰’的告示，让许多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感到难堪。我虽未亲见，听后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大抵，张恩和的心从来都难于平静。
张恩和的文学创作，最令我动容的是怀人的那些文字。若赋诗的话，当为《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毋庸赘言，只说一点吧：我看很多人写此类文章，不是怀人，而是怀己;不是留恋，而是白恋;不是为人立传，而是为己贴金，字里行问，满满都是“我”。张恩和没有，他只有真情，只有哀悼，只有沉郁。看似平平淡淡的叙述，却有无语凝噎的效果。无他，心而已。不能说没有我吧，但我只是哀者，或者说只是一种折射，折射逝去的师友的光辉，却没有一己私情。说起来，张恩和的人生遭际，其实很坎坷。但在他的文字里，从不涉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如果要论写作技巧，我以为，张恩和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不讲技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發之于情，情动于衷，衷求乎表。”（《书文专辑·我的文学梦》）一个字：朴。止于朴。或有人以为，我这个止字，下得不亦过乎？止，在儒学的语境，可是一种大境界。我觉得，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于文，也是一种大境界。说到底，写文章就是说话，好好地说话。但有很多人作起文来连话都不会说了。语不惊人死不休，浓得化不开，酽得倒胃口。张恩和的文，贵在真，在实，在情，在朴。话说回来，我亦觉得，先生有时候也太不讲究了。
（作者单位：江西省进贤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