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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江冬秀都是安徽人，两家相距大概有四十多里。胡适定亲之后，就走出家乡，开始寻求接受新教育的生活方式。1910年，胡适有了出洋的机会，考取了留美官费生。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国外的生活使他大开眼界，他也以极高的热情融入到新的环境中，逐渐成为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胡适经常与家中通信，将他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母亲，让她老人家也分享他的喜悦。在他与母亲的通信中，经常提到江冬秀，他寄希望于未婚妻的，一是多读书识字，二是尽快放小脚，他还多方面培养他们之间的感情，以利于婚后的生活。十年书信往返
1911年4月22日，胡适写给江冬秀的第一封信，就问她：“现尚有功夫读书否？”还说：“甚愿有功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后来胡适还向母亲提出，希望转告江冬秀能给他写封信，哪怕几行字都行。过了大概一年多，江冬秀才给胡适回了信，说她只读了二三年私塾，“程度低微，稍识几字，实系不能作书信。”胡适明知她的来信是别人代写，后来给母亲说：“其实自己家人写信，有话说话，正不必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请人起稿，亦不必请人改削也。”江冬秀写给胡适的信，开始确属别人代笔，后来自己起稿，再经别人删削，最后能达到完全由自己写信了。她亲笔写的信，尽管错别字很多，胡适还是感到很高兴，并在回信中一一予以纠正，希望她“下回改正了”。
至于让江冬秀放小脚，这也是胡适极为关心的事，希望她能做乡里表率。他给母亲的信说：“又知放足之事，吾母已令冬秀实行，此极好事，儿从今可以放心矣。”后来他还直接写信给江冬秀：“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姊已肯将两脚放大，闻之甚喜。望逐渐放大，不可再裹小……贤姊为胡适之之妇，正宜为一乡首倡。”江冬秀几年前就放了小脚，怎奈从小缠了脚，要真恢复到天脚谈何容易。
自从他们订了婚，但从未见过面，胡适很在意培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江冬秀很懂事，在农闲时经常到胡适家陪伴胡母，也帮家里做点农活。胡适知道此事，就写信向江冬秀表示感谢：“屡得吾母信，具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也。”后来还说：“适去家日久，幸贤姊肯时时往来吾家，少慰家慈思子之怀，寂寞之况。此适所感谢不尽者也。”对此，江冬秀觉得这是她应尽之责，她回信说：“秀本意欲代君侍奉高堂，并申妇职，乃母病未克久离，两地心悬，只抱谴仄（责）而已。”
胡适与家中虽两地隔离，但他们经常互寄照片。1913年，家中照了一张全家福（包括江冬秀）寄给胡适，胡适看后喜之不尽，并作诗以记其兴。其中说及江冬秀：“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累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胡适常给家中寄送自己的照片，也送给江冬秀，他曾在一张照片背后题诗曰：“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图入图画，凭汝寄相思。”江冬秀对此非常珍惜，就将胡适的照片放在梳妆台上。后来胡母寄去江冬秀的照片，胡适写给江冬秀说：“夏间得家慈寄来小影一幅，得之如唔对一室，欢喜感谢之至。”江冬秀也回信说：“捧读欣悉秀小影已达左右，而郎君玉照亦久在秀之妆台，吾两人虽万里阻隔，然有书函以抒情悃，有影片以当晤对，心心相印，乐也何如。”看来，他们之间虽相隔万里，但有鸿雁传信，照片相唔，确也是心心相印，乐在其中了。
1915年，胡适的婚事已定了十年，为了自己的学业，他一再推迟回国时间延误婚期。即使很能理解胡适的老母亲，有时也在信中难免表露一些怨气。胡适对此深感内疚，他在信中一再表白：“盖儿深知吾母对于儿之婚事，实已尽心竭力，为儿谋一美满婚姻。儿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则真成不明事势，不通人情，不识好歹之妄人也。”
有次母亲写信，说她听到闲言碎语，又提出早日归国完婚的事。胡适回答说：“儿所以不归者，第一只为学业起见，其次即为学位……而决不为儿女婚姻之私，而误我学问之大；亦不为此邦友朋之乐，起居之适，而忘祖国与故乡。此二语可告吾母，亦可以告冬秀，亦可以告江氏岳母。”在这封信中，对外间流传“另行娶妻”一事，确实令他动怒，从多方面予以驳斥。他说：“凡若别娶，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的终身乎？”又说：“今江氏之婚，已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而将来的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对于自己和江冬秀的婚约，他坚定地说：“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
但胡适归国之期一拖再拖，确实让两家老人倚门而常叹息。他的岳母最终抱憾以殁，没有等到他们结婚的这一天。而他的母亲每听到他不能归国的消息，“陡觉遍身冷水浇灌，不知所措”，她写信说：“尔何不善体予志，令予望眼几穿耶？”胡适立即写信劝解母亲说：“儿子婚事件件都已由母亲安排定当，所未完者，不过迎娶一节耳。望母不必远虑，更不必以此一节未完遂生烦恼。”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归期，总算给了母亲一个确切的回答，决定1917年夏季归国，这无疑给盼望已久的母亲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胡适不同意母亲说的暑期立即办婚事，希望放在第二年寒假，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不愿意遵行家乡毫无道理的迷信仪礼，他想借此改良婚礼，为家乡开一开风气。
胡适还向母亲提出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就是在他回家后，想先见江冬秀一面。胡适的这一要求，江家各方面都同意。于是，胡适按照约期到江村去见江冬秀，但他却没有见上面。原来，江家的长辈虽然同意，但并没有告诉江冬秀，直到胡适到了江家才给她说了，还暗示不愿她见面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在江家提出要见江冬秀后，他哥哥先进到她的房中去说，出来后面有难色，又让一位年长的姑婆进去，并招呼胡适也跟着进去。这时冬秀躲在床上，拉下床帐，姑婆要强拉床帐，胡适见状摇了摇手，便退了出来。第二天，胡适给江冬秀写了封信，说：“适以为吾与姊二十七八岁人，又尝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故昨夜请姊一见，不意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决不怪姊也。”三年后，胡适给老友高梦旦说过此事，他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的确是危机一发之时。”胡适能宽厚待人，处处为江冬秀考虑，很理智地处理了这“危机一发”之事。据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曾看过江冬秀晚年写的自传，“尤其是她叙述民国六年（1917年），她未婚夫自美返国到她家中去看她，而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躺在床上哭泣、装病。我读来，真如见其人。” 1917年9月，胡适到北大任教。第二年暑假，他经与母亲和江家商议，将婚期大致定于这年年末。至于具体日期，他在信中说：“适素来不信捡日子之事，正不须请算命先生择吉日，但求两家均无不便之日足矣。”最后，胡适选择了他的生日，即阳历12月30日（阴历十一月十七）举行婚礼。这可能一是正在寒假，不用专门请假；二是好记吧。母亲对不请阴阳家择日虽不乐意，但江家没有提出异议，也就只好顺从其意了。
1918年12月30日，胡适在绩溪故里，按照新式婚礼，与江冬秀举行了结婚仪式。他事前就声明，亲友送的贺礼一律不收，只收贺联之类。他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九万里”；另一幅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婚礼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主持，族中长者胡昭甫为证婚人。婚礼的具体情况，据胡适的远房表弟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中说：胡适穿的是黑呢西装礼服，头戴黑呢礼帽，脚穿黑皮鞋。江冬秀身穿的是黑花缎棉袄，花缎裙子，绣花大红缎子鞋。两人相对，行了三个鞠躬礼。胡适在婚礼时演说，主要内容是破除旧式的礼节。在结婚证书上盖了章，交换了金戒指。
胡母端端正正地坐在太师椅上，新夫妇对她行了三个鞠躬礼，代替了叩头。在这时，胡母喜笑颜开，乐得几乎流下了热泪。
这样别开生面的结婚，闹得看热闹的人非常之多。
胡适与江冬秀，从订婚到结婚，整整十三个年头，时间不可谓不长。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胡适与江冬秀结婚后，虽然没有想象的举案齐眉，也没有才子佳人般的罗曼蒂克，但俩人之间能互相尊重，彼此慢慢磨合，相处得还是比较和谐的。
胡适住在北京期间，除了给家乡的亲戚不时寄点钱，他的侄子思永和思聪也来北京读书，就吃住在他的家中。胡适的朋友多，经常有人住在家中，如徐志摩、徐悲鸿等。这既需要时间招呼，还要增加经济负担，作为家庭的女主人，江冬秀都能妥善安排，从没让客人感到为难。
江冬秀书读得少，但办事能力很强，比胡适干练得多。她给胡适办的两件大事，让他感念终生。第一件，1928年初，江冬秀回到胡适家乡，用了五个多月时间，亲自上山督工造料，为他建造了其祖父母及父母亲的合葬墓。胡适说：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心中只有感激。他在墓碑上专门写下两行小字：“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妻冬秀。”另一件，抗战爆发后，北平将遭沦陷，江冬秀领着孩子避难，还将胡适的七十箱书，从北京带到天津，又带到上海，终于完好地保存下来。胡适写信给江冬秀：“北平出来的书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胡适年轻时学问大，声誉高，人也长得潇洒。他一生交往的异性很多，大都能保持正常的朋友关系，但也做过一件对不住江冬秀的事。1923年暑期，三十出头的胡适，因常年劳累过度，请长假到杭州休养。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远房表妹曹诚英，她曾是胡适结婚时的伴娘，后来的婚姻也不如意，此时正在杭州师范上学。在西子湖畔的烟霞洞，用胡适的话说，他们过了三个月“神仙般的生活”。这件事，可能由徐志摩传给了江冬秀，这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江冬秀从内心深处敬爱胡适，但决不能原谅他的越轨行为。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说：有一次大吵大闹，江冬秀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还是他把他俩拉开，才平息了风波。但为此事，却让江冬秀生气了好一阵子，胡适自知理亏，只能更好地善待她。
但江冬秀毕竟是个“明大体”的人，大事情上绝不糊涂。她始终劝告胡适教他的书，不要去干政治，不要做大官。抗战爆发后，政府让胡适去国外从事民间外交，她没有阻拦；但第二年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她却极力反对做这个正式的大官。胡适对她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上去，这是你帮助我”，“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还说“等战事完结，我一定回到学术生涯”。
胡适与江冬秀的晚年，基本上是在美国度过的。这时候的胡适，没有了往日头上的花环，他们大多时间都过着普通老夫妻的生活。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人交流，全靠胡适出外买日常生活用品，甚至信件也要亲自到邮局发出去。江冬秀依然爱打牌，找不到“搭子”时，最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胡适曾以夸奖的口吻，讲过江冬秀“开门送小偷”的事：他家住在五楼，有一天胡适不在，江冬秀突然发现从窗帘里爬进一个人来，她吓了一跳，没有做声，走过去打开房门。小偷不知道家里有多少人，就顺着她指的方向从房门走了。胡适说，她太太的镇定吓住了小偷，如果真喊出声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学家唐德刚给胡适写“口述自传”，经常到他家里去。在他眼里，江冬秀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相比之下，胡适反而显得“拘谨”。第一次见面，她就“直呼其名”，后来他就在厨房内随便烧咖啡，找饼干吃。他说：“这一对老夫妇相依为命，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伉俪之间有丝毫不调和或不寻常之处。”可能胡适家的书香气息，让江冬秀也受到感染吧，她晚年也在写自传。唐德刚看过她写的稿子，他说：江冬秀“不善著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字，也是一篇最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
在唐德刚的眼中看来，在上个世纪里，胡适的“小脚女人”江冬秀，不过是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少有的“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一个例外。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国外的生活使他大开眼界，他也以极高的热情融入到新的环境中，逐渐成为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胡适经常与家中通信，将他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母亲，让她老人家也分享他的喜悦。在他与母亲的通信中，经常提到江冬秀，他寄希望于未婚妻的，一是多读书识字，二是尽快放小脚，他还多方面培养他们之间的感情，以利于婚后的生活。十年书信往返
1911年4月22日，胡适写给江冬秀的第一封信，就问她：“现尚有功夫读书否？”还说：“甚愿有功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后来胡适还向母亲提出，希望转告江冬秀能给他写封信，哪怕几行字都行。过了大概一年多，江冬秀才给胡适回了信，说她只读了二三年私塾，“程度低微，稍识几字，实系不能作书信。”胡适明知她的来信是别人代写，后来给母亲说：“其实自己家人写信，有话说话，正不必好，即用白字，亦有何妨？亦不必请人起稿，亦不必请人改削也。”江冬秀写给胡适的信，开始确属别人代笔，后来自己起稿，再经别人删削，最后能达到完全由自己写信了。她亲笔写的信，尽管错别字很多，胡适还是感到很高兴，并在回信中一一予以纠正，希望她“下回改正了”。
至于让江冬秀放小脚，这也是胡适极为关心的事，希望她能做乡里表率。他给母亲的信说：“又知放足之事，吾母已令冬秀实行，此极好事，儿从今可以放心矣。”后来他还直接写信给江冬秀：“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姊已肯将两脚放大，闻之甚喜。望逐渐放大，不可再裹小……贤姊为胡适之之妇，正宜为一乡首倡。”江冬秀几年前就放了小脚，怎奈从小缠了脚，要真恢复到天脚谈何容易。
自从他们订了婚，但从未见过面，胡适很在意培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江冬秀很懂事，在农闲时经常到胡适家陪伴胡母，也帮家里做点农活。胡适知道此事，就写信向江冬秀表示感谢：“屡得吾母信，具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也。”后来还说：“适去家日久，幸贤姊肯时时往来吾家，少慰家慈思子之怀，寂寞之况。此适所感谢不尽者也。”对此，江冬秀觉得这是她应尽之责，她回信说：“秀本意欲代君侍奉高堂，并申妇职，乃母病未克久离，两地心悬，只抱谴仄（责）而已。”
胡适与家中虽两地隔离，但他们经常互寄照片。1913年，家中照了一张全家福（包括江冬秀）寄给胡适，胡适看后喜之不尽，并作诗以记其兴。其中说及江冬秀：“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累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胡适常给家中寄送自己的照片，也送给江冬秀，他曾在一张照片背后题诗曰：“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图入图画，凭汝寄相思。”江冬秀对此非常珍惜，就将胡适的照片放在梳妆台上。后来胡母寄去江冬秀的照片，胡适写给江冬秀说：“夏间得家慈寄来小影一幅，得之如唔对一室，欢喜感谢之至。”江冬秀也回信说：“捧读欣悉秀小影已达左右，而郎君玉照亦久在秀之妆台，吾两人虽万里阻隔，然有书函以抒情悃，有影片以当晤对，心心相印，乐也何如。”看来，他们之间虽相隔万里，但有鸿雁传信，照片相唔，确也是心心相印，乐在其中了。
1915年，胡适的婚事已定了十年，为了自己的学业，他一再推迟回国时间延误婚期。即使很能理解胡适的老母亲，有时也在信中难免表露一些怨气。胡适对此深感内疚，他在信中一再表白：“盖儿深知吾母对于儿之婚事，实已尽心竭力，为儿谋一美满婚姻。儿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则真成不明事势，不通人情，不识好歹之妄人也。”
有次母亲写信，说她听到闲言碎语，又提出早日归国完婚的事。胡适回答说：“儿所以不归者，第一只为学业起见，其次即为学位……而决不为儿女婚姻之私，而误我学问之大；亦不为此邦友朋之乐，起居之适，而忘祖国与故乡。此二语可告吾母，亦可以告冬秀，亦可以告江氏岳母。”在这封信中，对外间流传“另行娶妻”一事，确实令他动怒，从多方面予以驳斥。他说：“凡若别娶，何必瞒人？以贻误冬秀的终身乎？”又说：“今江氏之婚，已久为儿所承认，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而将来的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对于自己和江冬秀的婚约，他坚定地说：“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
但胡适归国之期一拖再拖，确实让两家老人倚门而常叹息。他的岳母最终抱憾以殁，没有等到他们结婚的这一天。而他的母亲每听到他不能归国的消息，“陡觉遍身冷水浇灌，不知所措”，她写信说：“尔何不善体予志，令予望眼几穿耶？”胡适立即写信劝解母亲说：“儿子婚事件件都已由母亲安排定当，所未完者，不过迎娶一节耳。望母不必远虑，更不必以此一节未完遂生烦恼。”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归期，总算给了母亲一个确切的回答，决定1917年夏季归国，这无疑给盼望已久的母亲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胡适不同意母亲说的暑期立即办婚事，希望放在第二年寒假，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不愿意遵行家乡毫无道理的迷信仪礼，他想借此改良婚礼，为家乡开一开风气。
胡适还向母亲提出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就是在他回家后，想先见江冬秀一面。胡适的这一要求，江家各方面都同意。于是，胡适按照约期到江村去见江冬秀，但他却没有见上面。原来，江家的长辈虽然同意，但并没有告诉江冬秀，直到胡适到了江家才给她说了，还暗示不愿她见面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在江家提出要见江冬秀后，他哥哥先进到她的房中去说，出来后面有难色，又让一位年长的姑婆进去，并招呼胡适也跟着进去。这时冬秀躲在床上，拉下床帐，姑婆要强拉床帐，胡适见状摇了摇手，便退了出来。第二天，胡适给江冬秀写了封信，说：“适以为吾与姊二十七八岁人，又尝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故昨夜请姊一见，不意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决不怪姊也。”三年后，胡适给老友高梦旦说过此事，他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的确是危机一发之时。”胡适能宽厚待人，处处为江冬秀考虑，很理智地处理了这“危机一发”之事。据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曾看过江冬秀晚年写的自传，“尤其是她叙述民国六年（1917年），她未婚夫自美返国到她家中去看她，而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躺在床上哭泣、装病。我读来，真如见其人。” 1917年9月，胡适到北大任教。第二年暑假，他经与母亲和江家商议，将婚期大致定于这年年末。至于具体日期，他在信中说：“适素来不信捡日子之事，正不须请算命先生择吉日，但求两家均无不便之日足矣。”最后，胡适选择了他的生日，即阳历12月30日（阴历十一月十七）举行婚礼。这可能一是正在寒假，不用专门请假；二是好记吧。母亲对不请阴阳家择日虽不乐意，但江家没有提出异议，也就只好顺从其意了。
1918年12月30日，胡适在绩溪故里，按照新式婚礼，与江冬秀举行了结婚仪式。他事前就声明，亲友送的贺礼一律不收，只收贺联之类。他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九万里”；另一幅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婚礼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主持，族中长者胡昭甫为证婚人。婚礼的具体情况，据胡适的远房表弟石原皋在《闲话胡适》中说：胡适穿的是黑呢西装礼服，头戴黑呢礼帽，脚穿黑皮鞋。江冬秀身穿的是黑花缎棉袄，花缎裙子，绣花大红缎子鞋。两人相对，行了三个鞠躬礼。胡适在婚礼时演说，主要内容是破除旧式的礼节。在结婚证书上盖了章，交换了金戒指。
胡母端端正正地坐在太师椅上，新夫妇对她行了三个鞠躬礼，代替了叩头。在这时，胡母喜笑颜开，乐得几乎流下了热泪。
这样别开生面的结婚，闹得看热闹的人非常之多。
胡适与江冬秀，从订婚到结婚，整整十三个年头，时间不可谓不长。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胡适与江冬秀结婚后，虽然没有想象的举案齐眉，也没有才子佳人般的罗曼蒂克，但俩人之间能互相尊重，彼此慢慢磨合，相处得还是比较和谐的。
胡适住在北京期间，除了给家乡的亲戚不时寄点钱，他的侄子思永和思聪也来北京读书，就吃住在他的家中。胡适的朋友多，经常有人住在家中，如徐志摩、徐悲鸿等。这既需要时间招呼，还要增加经济负担，作为家庭的女主人，江冬秀都能妥善安排，从没让客人感到为难。
江冬秀书读得少，但办事能力很强，比胡适干练得多。她给胡适办的两件大事，让他感念终生。第一件，1928年初，江冬秀回到胡适家乡，用了五个多月时间，亲自上山督工造料，为他建造了其祖父母及父母亲的合葬墓。胡适说：这件事非你办不了，我心中只有感激。他在墓碑上专门写下两行小字：“两世先茔，于今始就。谁成此功，吾妻冬秀。”另一件，抗战爆发后，北平将遭沦陷，江冬秀领着孩子避难，还将胡适的七十箱书，从北京带到天津，又带到上海，终于完好地保存下来。胡适写信给江冬秀：“北平出来的书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胡适年轻时学问大，声誉高，人也长得潇洒。他一生交往的异性很多，大都能保持正常的朋友关系，但也做过一件对不住江冬秀的事。1923年暑期，三十出头的胡适，因常年劳累过度，请长假到杭州休养。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远房表妹曹诚英，她曾是胡适结婚时的伴娘，后来的婚姻也不如意，此时正在杭州师范上学。在西子湖畔的烟霞洞，用胡适的话说，他们过了三个月“神仙般的生活”。这件事，可能由徐志摩传给了江冬秀，这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江冬秀从内心深处敬爱胡适，但决不能原谅他的越轨行为。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说：有一次大吵大闹，江冬秀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还是他把他俩拉开，才平息了风波。但为此事，却让江冬秀生气了好一阵子，胡适自知理亏，只能更好地善待她。
但江冬秀毕竟是个“明大体”的人，大事情上绝不糊涂。她始终劝告胡适教他的书，不要去干政治，不要做大官。抗战爆发后，政府让胡适去国外从事民间外交，她没有阻拦；但第二年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她却极力反对做这个正式的大官。胡适对她说：“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上去，这是你帮助我”，“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还说“等战事完结，我一定回到学术生涯”。
胡适与江冬秀的晚年，基本上是在美国度过的。这时候的胡适，没有了往日头上的花环，他们大多时间都过着普通老夫妻的生活。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人交流，全靠胡适出外买日常生活用品，甚至信件也要亲自到邮局发出去。江冬秀依然爱打牌，找不到“搭子”时，最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熟悉到“如数家珍”的程度。胡适曾以夸奖的口吻，讲过江冬秀“开门送小偷”的事：他家住在五楼，有一天胡适不在，江冬秀突然发现从窗帘里爬进一个人来，她吓了一跳，没有做声，走过去打开房门。小偷不知道家里有多少人，就顺着她指的方向从房门走了。胡适说，她太太的镇定吓住了小偷，如果真喊出声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学家唐德刚给胡适写“口述自传”，经常到他家里去。在他眼里，江冬秀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相比之下，胡适反而显得“拘谨”。第一次见面，她就“直呼其名”，后来他就在厨房内随便烧咖啡，找饼干吃。他说：“这一对老夫妇相依为命，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伉俪之间有丝毫不调和或不寻常之处。”可能胡适家的书香气息，让江冬秀也受到感染吧，她晚年也在写自传。唐德刚看过她写的稿子，他说：江冬秀“不善著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字，也是一篇最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
在唐德刚的眼中看来，在上个世纪里，胡适的“小脚女人”江冬秀，不过是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少有的“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