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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人靠才华和青春写作、赛车,赢得了社会承认。但引人寻味的是,他的个人成长史,何以成为一种撩动年轻网民、媒体、大众文化互动回响的“韩寒现象”?
“一篇文章进大学”
在肖宇的作文实验进行到第三轮时,班主任坐不住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走火入魔。
青春文学和商业市场
《萌芽》杂志最近在新浪挂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当年的获奖者,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做什么。”赵长天说。
明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10周年。回顾这么多次比赛,赵长天觉得创造性最强的还是第一届。“那是真的一点框框都没有。现在呢,从文字、技巧看更好些,六七万份里可能有一万份可以达到发表标准的,但你要挑出非常非常拔尖的,就很难。”
“还是有雷同,比如一开始表达父母离异的小孩心理,当初看了很伤心啊,后来这样的东西很多,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模仿……”
2000年有韩寒,2003年出了个郭敬明,《萌芽》推出的两位80后出书即热卖,并在类似“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这样的评选中力压名家——媒体也乐于把这一点写进标题,尽管常常在后面装模作样地加上“引发争议”等字眼。
“新概念颁奖典礼,有编辑就在门口等着。你一得奖,就问有没有稿子,要和你签合同。特别是《幻城》出来了以后,”赵长天说,“可以理解商业出版的某些做法,但有的事做得有点过,比如说有些出版社答应这些年轻人,一字不改,通通给你发。要知道即使是《收获》,对来稿都会提出很多意见,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
“现在我觉得青春文学的市场已经有点做坏了,太滥了。”他说。
也有网友公开质疑:青春文学市场形成固定生产线,《萌芽》恰恰是始作俑者。“新概念炒作,《萌芽》力捧,出版社运作,媒介锦上添花。”他这般概括。
江西的一位诗歌爱好者,比90后稍大一些,虽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感觉诗歌在文坛上“出路不大”,便试着写了一部青春小说。
他联系了出版社编辑,编辑看罢初稿后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很多,就按《萌芽》的风格改,不然就不好卖。“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萌芽风’,很多人觉得这样写才叫性格。”他愤愤不平。
起初,“性格”是去挑战体制的,现在它成了一种体制,那些芽儿们,甫一跳出八股的桎梏,旋即跌入市场的漩涡。
作家陈村说,新概念作文迎合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和社会的其他变化是适应的。“我97年上网的,这十年间慢慢出现了民间写作。说起来我们以前也都可以写作,但是不能发表,就这么一点报纸杂志。我99年在‘榕树下’做过,那是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出现了无数作者,这种风潮慢慢走向全民写作,它有民主的一面。”
无谓的骂战?
但“全民写作”在更多的时候呈现为“全民开讲”或者“全民开骂”。2005年,23岁的韩寒在新浪開博。2006年,有了被陈村称为“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的“韩白之争”以及一系列“骂架”。
韩寒的好友、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嘉俊在2003年时曾这样描述韩寒的拥趸(那时,“粉丝”指的还只是一种食品):
“有些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存了所有韩寒的新闻报道,从退学到《三重门》的出版。比平时做课堂笔记认真多了。”
现在,“韩粉”们离开了起居室,站在了“最前线”。解玺璋因为在“韩白之争”中对记者说了句“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绝对大嘴巴扇他”,博客遭到围攻,几乎在“骂帖”中沦陷。
在陈村眼中,超女是民众取得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韩寒也是一样吧,他说了小朋友们不敢说的话,小朋友们以韩寒为突破口,取得了一种话语权……”
“但韩寒是个聪明人,他骂作协,但你看他骂过《萌芽》没有?他不会把话说绝,把路走绝。”
作家李师江觉得,韩寒博客只是“捡软柿子捏,炮轰高考啊,抓住王蒙的几句话做文章啦,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以伪叛逆的形象去迎合大众的胃口。这未必是他有意为之,但他从不谈论真正的社会问题”。
百度韩寒吧的会员到现在也不过5600余人,尚不及一些二线超女,而在新浪博客的发言制度下,其实只需要几十个活跃的“韩粉”就可以制造出“万人齐吐痰”的景象。这种景象先是被追求眼球和点击率的市场化媒体怂恿并传播,接着又一度引起了官方媒体的某种特别兴趣。
洪晃曾在博客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在她写了一篇批评韩寒的文章后,不出意料地遭到了网络围攻,某电台编导来电,希望被骂的她就“净化网络语言”的必要性发表看法,她很不配合地说,“那我肯定还是宁愿挨骂吧。尤其不喜欢‘净化’两个字,直接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一个奥地利人要净化日尔曼民族,比挨骂要恐怖。”
结果第二天该编导来电,说“访谈推迟了,以后再联系”。
2007年9月9日,另一位被韩寒“骂”过的人——女诗人赵丽华在自己的博客和关天茶社同时贴出了“‘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要“把倒霉的一章彻底翻过去!”
她这样描述事件发生后自己心理的变化,朋友请吃饭安慰她,“在饭桌上他们也经常拿‘国家一级’这个词乱用,给我照相,我不笑,他们就说‘给我们来个国家一级笑容!’我说我一笑怕有皱纹,他们马上说:‘那也是国家一级皱纹!’,时间久了我逐渐有了娱乐精神,脸皮也越来越厚,以前的羞辱感也逐渐变轻了一些。”
然而,娱乐精神归娱乐精神,她仍然不能认同这个娱乐时代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生活中的言论空间越狭窄,民主氛围越逼仄,网络的骂人事件就越多。”
“真正有文学天分的‘80后’不是那几个写畅销书的作家……这个时代的某些特性和我们的文学发现机制,决定了一些大才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广为人知的一定是哗众取宠的人。不单纯是‘80后’,‘70后’、‘60后’均如此。没有办法。”
当然,对于诗人的抱怨,韩寒会说,这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失败找理由……你自己的书卖不掉,你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你就是没有怪过自己。”
韩寒也承认自己有商业性,但他说那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只是写书,写完以后出版,书卖得好了,是我的幸运,卖得不好那是我倒霉。”
但一位文化记者并不完全这么看。“我觉得还是有利益在里面吧,你看,(他的话题)大部分还是在出书之前吧……没办法,这就是名人效应,比如在博客里又骂谁了,你就算知道他是炒作你也得做,而且说实话,他也很会骂人,骂得挺到位的。”
“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解玺璋说,“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撒撒娇骂骂人,你能说他叛逆?”
而陈村却说,“上帝是鼓励人另类的,因为鼓励物种的多样化,不然猴子就变不成人,但你死不死上帝是不管的。他有很多安全系数的,一条鱼产很多颗卵,没几颗最后变成大鱼,很多卵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损耗掉,上帝眼都不眨的。但我们是人,上帝不对我们负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找一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
“当然,这是很‘腐朽’的想法咯,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年轻人有时间,不必去和老头子PK。跟老头子PK就是自己不想长进。”他说。
“一篇文章进大学”
在肖宇的作文实验进行到第三轮时,班主任坐不住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走火入魔。
![](/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frw/nfrw200728/nfrw20072802-2-l.jpg)
青春文学和商业市场
《萌芽》杂志最近在新浪挂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当年的获奖者,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做什么。”赵长天说。
明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10周年。回顾这么多次比赛,赵长天觉得创造性最强的还是第一届。“那是真的一点框框都没有。现在呢,从文字、技巧看更好些,六七万份里可能有一万份可以达到发表标准的,但你要挑出非常非常拔尖的,就很难。”
“还是有雷同,比如一开始表达父母离异的小孩心理,当初看了很伤心啊,后来这样的东西很多,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模仿……”
2000年有韩寒,2003年出了个郭敬明,《萌芽》推出的两位80后出书即热卖,并在类似“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这样的评选中力压名家——媒体也乐于把这一点写进标题,尽管常常在后面装模作样地加上“引发争议”等字眼。
“新概念颁奖典礼,有编辑就在门口等着。你一得奖,就问有没有稿子,要和你签合同。特别是《幻城》出来了以后,”赵长天说,“可以理解商业出版的某些做法,但有的事做得有点过,比如说有些出版社答应这些年轻人,一字不改,通通给你发。要知道即使是《收获》,对来稿都会提出很多意见,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
“现在我觉得青春文学的市场已经有点做坏了,太滥了。”他说。
也有网友公开质疑:青春文学市场形成固定生产线,《萌芽》恰恰是始作俑者。“新概念炒作,《萌芽》力捧,出版社运作,媒介锦上添花。”他这般概括。
江西的一位诗歌爱好者,比90后稍大一些,虽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感觉诗歌在文坛上“出路不大”,便试着写了一部青春小说。
他联系了出版社编辑,编辑看罢初稿后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很多,就按《萌芽》的风格改,不然就不好卖。“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萌芽风’,很多人觉得这样写才叫性格。”他愤愤不平。
起初,“性格”是去挑战体制的,现在它成了一种体制,那些芽儿们,甫一跳出八股的桎梏,旋即跌入市场的漩涡。
作家陈村说,新概念作文迎合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和社会的其他变化是适应的。“我97年上网的,这十年间慢慢出现了民间写作。说起来我们以前也都可以写作,但是不能发表,就这么一点报纸杂志。我99年在‘榕树下’做过,那是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出现了无数作者,这种风潮慢慢走向全民写作,它有民主的一面。”
无谓的骂战?
但“全民写作”在更多的时候呈现为“全民开讲”或者“全民开骂”。2005年,23岁的韩寒在新浪開博。2006年,有了被陈村称为“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的“韩白之争”以及一系列“骂架”。
韩寒的好友、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嘉俊在2003年时曾这样描述韩寒的拥趸(那时,“粉丝”指的还只是一种食品):
“有些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存了所有韩寒的新闻报道,从退学到《三重门》的出版。比平时做课堂笔记认真多了。”
现在,“韩粉”们离开了起居室,站在了“最前线”。解玺璋因为在“韩白之争”中对记者说了句“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绝对大嘴巴扇他”,博客遭到围攻,几乎在“骂帖”中沦陷。
在陈村眼中,超女是民众取得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韩寒也是一样吧,他说了小朋友们不敢说的话,小朋友们以韩寒为突破口,取得了一种话语权……”
“但韩寒是个聪明人,他骂作协,但你看他骂过《萌芽》没有?他不会把话说绝,把路走绝。”
作家李师江觉得,韩寒博客只是“捡软柿子捏,炮轰高考啊,抓住王蒙的几句话做文章啦,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以伪叛逆的形象去迎合大众的胃口。这未必是他有意为之,但他从不谈论真正的社会问题”。
百度韩寒吧的会员到现在也不过5600余人,尚不及一些二线超女,而在新浪博客的发言制度下,其实只需要几十个活跃的“韩粉”就可以制造出“万人齐吐痰”的景象。这种景象先是被追求眼球和点击率的市场化媒体怂恿并传播,接着又一度引起了官方媒体的某种特别兴趣。
洪晃曾在博客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在她写了一篇批评韩寒的文章后,不出意料地遭到了网络围攻,某电台编导来电,希望被骂的她就“净化网络语言”的必要性发表看法,她很不配合地说,“那我肯定还是宁愿挨骂吧。尤其不喜欢‘净化’两个字,直接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一个奥地利人要净化日尔曼民族,比挨骂要恐怖。”
结果第二天该编导来电,说“访谈推迟了,以后再联系”。
2007年9月9日,另一位被韩寒“骂”过的人——女诗人赵丽华在自己的博客和关天茶社同时贴出了“‘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要“把倒霉的一章彻底翻过去!”
她这样描述事件发生后自己心理的变化,朋友请吃饭安慰她,“在饭桌上他们也经常拿‘国家一级’这个词乱用,给我照相,我不笑,他们就说‘给我们来个国家一级笑容!’我说我一笑怕有皱纹,他们马上说:‘那也是国家一级皱纹!’,时间久了我逐渐有了娱乐精神,脸皮也越来越厚,以前的羞辱感也逐渐变轻了一些。”
然而,娱乐精神归娱乐精神,她仍然不能认同这个娱乐时代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生活中的言论空间越狭窄,民主氛围越逼仄,网络的骂人事件就越多。”
“真正有文学天分的‘80后’不是那几个写畅销书的作家……这个时代的某些特性和我们的文学发现机制,决定了一些大才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广为人知的一定是哗众取宠的人。不单纯是‘80后’,‘70后’、‘60后’均如此。没有办法。”
当然,对于诗人的抱怨,韩寒会说,这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失败找理由……你自己的书卖不掉,你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你就是没有怪过自己。”
韩寒也承认自己有商业性,但他说那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只是写书,写完以后出版,书卖得好了,是我的幸运,卖得不好那是我倒霉。”
但一位文化记者并不完全这么看。“我觉得还是有利益在里面吧,你看,(他的话题)大部分还是在出书之前吧……没办法,这就是名人效应,比如在博客里又骂谁了,你就算知道他是炒作你也得做,而且说实话,他也很会骂人,骂得挺到位的。”
“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解玺璋说,“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撒撒娇骂骂人,你能说他叛逆?”
而陈村却说,“上帝是鼓励人另类的,因为鼓励物种的多样化,不然猴子就变不成人,但你死不死上帝是不管的。他有很多安全系数的,一条鱼产很多颗卵,没几颗最后变成大鱼,很多卵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损耗掉,上帝眼都不眨的。但我们是人,上帝不对我们负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找一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
“当然,这是很‘腐朽’的想法咯,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年轻人有时间,不必去和老头子PK。跟老头子PK就是自己不想长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