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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人靠才华和青春写作、赛车，赢得了社会承认。但引人寻味的是，他的个人成长史，何以成为一种撩动年轻网民、媒体、大众文化互动回响的“韩寒现象”？
“一篇文章进大学”
在肖宇的作文实验进行到第三轮时，班主任坐不住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走火入魔。
青春文学和商业市场
《萌芽》杂志最近在新浪挂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当年的获奖者，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做什么。”赵长天说。
明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10周年。回顾这么多次比赛，赵长天觉得创造性最强的还是第一届。“那是真的一点框框都没有。现在呢，从文字、技巧看更好些，六七万份里可能有一万份可以达到发表标准的，但你要挑出非常非常拔尖的，就很难。”
“还是有雷同，比如一开始表达父母离异的小孩心理，当初看了很伤心啊，后来这样的东西很多，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模仿……”
2000年有韩寒，2003年出了个郭敬明，《萌芽》推出的两位80后出书即热卖，并在类似“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这样的评选中力压名家——媒体也乐于把这一点写进标题，尽管常常在后面装模作样地加上“引发争议”等字眼。
“新概念颁奖典礼，有编辑就在门口等着。你一得奖，就问有没有稿子，要和你签合同。特别是《幻城》出来了以后，”赵长天说，“可以理解商业出版的某些做法，但有的事做得有点过，比如说有些出版社答应这些年轻人，一字不改，通通给你发。要知道即使是《收获》，对来稿都会提出很多意见，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
“现在我觉得青春文学的市场已经有点做坏了，太滥了。”他说。
也有网友公开质疑：青春文学市场形成固定生产线，《萌芽》恰恰是始作俑者。“新概念炒作，《萌芽》力捧，出版社运作，媒介锦上添花。”他这般概括。
江西的一位诗歌爱好者，比90后稍大一些，虽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感觉诗歌在文坛上“出路不大”，便试着写了一部青春小说。
他联系了出版社编辑，编辑看罢初稿后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很多，就按《萌芽》的风格改，不然就不好卖。“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萌芽风’，很多人觉得这样写才叫性格。”他愤愤不平。
起初，“性格”是去挑战体制的，现在它成了一种体制，那些芽儿们，甫一跳出八股的桎梏，旋即跌入市场的漩涡。
作家陈村说，新概念作文迎合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和社会的其他变化是适应的。“我97年上网的，这十年间慢慢出现了民间写作。说起来我们以前也都可以写作，但是不能发表，就这么一点报纸杂志。我99年在‘榕树下’做过，那是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出现了无数作者，这种风潮慢慢走向全民写作，它有民主的一面。”
无谓的骂战？
但“全民写作”在更多的时候呈现为“全民开讲”或者“全民开骂”。2005年，23岁的韩寒在新浪開博。2006年，有了被陈村称为“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的“韩白之争”以及一系列“骂架”。
韩寒的好友、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嘉俊在2003年时曾这样描述韩寒的拥趸（那时，“粉丝”指的还只是一种食品）：
“有些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存了所有韩寒的新闻报道，从退学到《三重门》的出版。比平时做课堂笔记认真多了。”
现在，“韩粉”们离开了起居室，站在了“最前线”。解玺璋因为在“韩白之争”中对记者说了句“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绝对大嘴巴扇他”，博客遭到围攻，几乎在“骂帖”中沦陷。
在陈村眼中，超女是民众取得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韩寒也是一样吧，他说了小朋友们不敢说的话，小朋友们以韩寒为突破口，取得了一种话语权……”
“但韩寒是个聪明人，他骂作协，但你看他骂过《萌芽》没有？他不会把话说绝，把路走绝。”
作家李师江觉得，韩寒博客只是“捡软柿子捏，炮轰高考啊，抓住王蒙的几句话做文章啦，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以伪叛逆的形象去迎合大众的胃口。这未必是他有意为之，但他从不谈论真正的社会问题”。
百度韩寒吧的会员到现在也不过5600余人，尚不及一些二线超女，而在新浪博客的发言制度下，其实只需要几十个活跃的“韩粉”就可以制造出“万人齐吐痰”的景象。这种景象先是被追求眼球和点击率的市场化媒体怂恿并传播，接着又一度引起了官方媒体的某种特别兴趣。
洪晃曾在博客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在她写了一篇批评韩寒的文章后，不出意料地遭到了网络围攻，某电台编导来电，希望被骂的她就“净化网络语言”的必要性发表看法，她很不配合地说，“那我肯定还是宁愿挨骂吧。尤其不喜欢‘净化’两个字，直接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一个奥地利人要净化日尔曼民族，比挨骂要恐怖。”
结果第二天该编导来电，说“访谈推迟了，以后再联系”。
2007年9月9日，另一位被韩寒“骂”过的人——女诗人赵丽华在自己的博客和关天茶社同时贴出了“‘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要“把倒霉的一章彻底翻过去！”
她这样描述事件发生后自己心理的变化，朋友请吃饭安慰她，“在饭桌上他们也经常拿‘国家一级’这个词乱用，给我照相，我不笑，他们就说‘给我们来个国家一级笑容！’我说我一笑怕有皱纹，他们马上说：‘那也是国家一级皱纹！’，时间久了我逐渐有了娱乐精神，脸皮也越来越厚，以前的羞辱感也逐渐变轻了一些。”
然而，娱乐精神归娱乐精神，她仍然不能认同这个娱乐时代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生活中的言论空间越狭窄，民主氛围越逼仄，网络的骂人事件就越多。”
“真正有文学天分的‘80后’不是那几个写畅销书的作家……这个时代的某些特性和我们的文学发现机制，决定了一些大才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广为人知的一定是哗众取宠的人。不单纯是‘80后’，‘70后’、‘60后’均如此。没有办法。”
当然，对于诗人的抱怨，韩寒会说，这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失败找理由……你自己的书卖不掉，你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你就是没有怪过自己。”
韩寒也承认自己有商业性，但他说那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只是写书，写完以后出版，书卖得好了，是我的幸运，卖得不好那是我倒霉。”
但一位文化记者并不完全这么看。“我觉得还是有利益在里面吧，你看，（他的话题）大部分还是在出书之前吧……没办法，这就是名人效应，比如在博客里又骂谁了，你就算知道他是炒作你也得做，而且说实话，他也很会骂人，骂得挺到位的。”
“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解玺璋说，“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撒撒娇骂骂人，你能说他叛逆？”
而陈村却说，“上帝是鼓励人另类的，因为鼓励物种的多样化，不然猴子就变不成人，但你死不死上帝是不管的。他有很多安全系数的，一条鱼产很多颗卵，没几颗最后变成大鱼，很多卵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损耗掉，上帝眼都不眨的。但我们是人，上帝不对我们负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找一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
“当然，这是很‘腐朽’的想法咯，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年轻人有时间，不必去和老头子PK。跟老头子PK就是自己不想长进。”他说。
“一篇文章进大学”
在肖宇的作文实验进行到第三轮时，班主任坐不住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走火入魔。
青春文学和商业市场
《萌芽》杂志最近在新浪挂出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那些当年的获奖者，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做什么。”赵长天说。
明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10周年。回顾这么多次比赛，赵长天觉得创造性最强的还是第一届。“那是真的一点框框都没有。现在呢，从文字、技巧看更好些，六七万份里可能有一万份可以达到发表标准的，但你要挑出非常非常拔尖的，就很难。”
“还是有雷同，比如一开始表达父母离异的小孩心理，当初看了很伤心啊，后来这样的东西很多，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模仿……”
2000年有韩寒，2003年出了个郭敬明，《萌芽》推出的两位80后出书即热卖，并在类似“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这样的评选中力压名家——媒体也乐于把这一点写进标题，尽管常常在后面装模作样地加上“引发争议”等字眼。
“新概念颁奖典礼，有编辑就在门口等着。你一得奖，就问有没有稿子，要和你签合同。特别是《幻城》出来了以后，”赵长天说，“可以理解商业出版的某些做法，但有的事做得有点过，比如说有些出版社答应这些年轻人，一字不改，通通给你发。要知道即使是《收获》，对来稿都会提出很多意见，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
“现在我觉得青春文学的市场已经有点做坏了，太滥了。”他说。
也有网友公开质疑：青春文学市场形成固定生产线，《萌芽》恰恰是始作俑者。“新概念炒作，《萌芽》力捧，出版社运作，媒介锦上添花。”他这般概括。
江西的一位诗歌爱好者，比90后稍大一些，虽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感觉诗歌在文坛上“出路不大”，便试着写了一部青春小说。
他联系了出版社编辑，编辑看罢初稿后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很多，就按《萌芽》的风格改，不然就不好卖。“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萌芽风’，很多人觉得这样写才叫性格。”他愤愤不平。
起初，“性格”是去挑战体制的，现在它成了一种体制，那些芽儿们，甫一跳出八股的桎梏，旋即跌入市场的漩涡。
作家陈村说，新概念作文迎合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和社会的其他变化是适应的。“我97年上网的，这十年间慢慢出现了民间写作。说起来我们以前也都可以写作，但是不能发表，就这么一点报纸杂志。我99年在‘榕树下’做过，那是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出现了无数作者，这种风潮慢慢走向全民写作，它有民主的一面。”
无谓的骂战？
但“全民写作”在更多的时候呈现为“全民开讲”或者“全民开骂”。2005年，23岁的韩寒在新浪開博。2006年，有了被陈村称为“自有汉语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骂人”的“韩白之争”以及一系列“骂架”。
韩寒的好友、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刘嘉俊在2003年时曾这样描述韩寒的拥趸（那时，“粉丝”指的还只是一种食品）：
“有些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存了所有韩寒的新闻报道，从退学到《三重门》的出版。比平时做课堂笔记认真多了。”
现在，“韩粉”们离开了起居室，站在了“最前线”。解玺璋因为在“韩白之争”中对记者说了句“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绝对大嘴巴扇他”，博客遭到围攻，几乎在“骂帖”中沦陷。
在陈村眼中，超女是民众取得一种推举自己偶像的权利，“韩寒也是一样吧，他说了小朋友们不敢说的话，小朋友们以韩寒为突破口，取得了一种话语权……”
“但韩寒是个聪明人，他骂作协，但你看他骂过《萌芽》没有？他不会把话说绝，把路走绝。”
作家李师江觉得，韩寒博客只是“捡软柿子捏，炮轰高考啊，抓住王蒙的几句话做文章啦，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以伪叛逆的形象去迎合大众的胃口。这未必是他有意为之，但他从不谈论真正的社会问题”。
百度韩寒吧的会员到现在也不过5600余人，尚不及一些二线超女，而在新浪博客的发言制度下，其实只需要几十个活跃的“韩粉”就可以制造出“万人齐吐痰”的景象。这种景象先是被追求眼球和点击率的市场化媒体怂恿并传播，接着又一度引起了官方媒体的某种特别兴趣。
洪晃曾在博客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在她写了一篇批评韩寒的文章后，不出意料地遭到了网络围攻，某电台编导来电，希望被骂的她就“净化网络语言”的必要性发表看法，她很不配合地说，“那我肯定还是宁愿挨骂吧。尤其不喜欢‘净化’两个字，直接联想到半个世纪前，一个奥地利人要净化日尔曼民族，比挨骂要恐怖。”
结果第二天该编导来电，说“访谈推迟了，以后再联系”。
2007年9月9日，另一位被韩寒“骂”过的人——女诗人赵丽华在自己的博客和关天茶社同时贴出了“‘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要“把倒霉的一章彻底翻过去！”
她这样描述事件发生后自己心理的变化，朋友请吃饭安慰她，“在饭桌上他们也经常拿‘国家一级’这个词乱用，给我照相，我不笑，他们就说‘给我们来个国家一级笑容！’我说我一笑怕有皱纹，他们马上说：‘那也是国家一级皱纹！’，时间久了我逐渐有了娱乐精神，脸皮也越来越厚，以前的羞辱感也逐渐变轻了一些。”
然而，娱乐精神归娱乐精神，她仍然不能认同这个娱乐时代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生活中的言论空间越狭窄，民主氛围越逼仄，网络的骂人事件就越多。”
“真正有文学天分的‘80后’不是那几个写畅销书的作家……这个时代的某些特性和我们的文学发现机制，决定了一些大才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广为人知的一定是哗众取宠的人。不单纯是‘80后’，‘70后’、‘60后’均如此。没有办法。”
当然，对于诗人的抱怨，韩寒会说，这是“纯粹为自己商业上的失败找理由……你自己的书卖不掉，你怪谁去，怪市场，怪这个时代很浮躁，什么都怪，你就是没有怪过自己。”
韩寒也承认自己有商业性，但他说那属于“被迫的商业性”，“我只是写书，写完以后出版，书卖得好了，是我的幸运，卖得不好那是我倒霉。”
但一位文化记者并不完全这么看。“我觉得还是有利益在里面吧，你看，（他的话题）大部分还是在出书之前吧……没办法，这就是名人效应，比如在博客里又骂谁了，你就算知道他是炒作你也得做，而且说实话，他也很会骂人，骂得挺到位的。”
“他写《三重门》时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叛逆，现在他已经算不上叛逆青年的代表了，”解玺璋说，“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他是一种玩乐心理，不是批判，撒撒娇骂骂人，你能说他叛逆？”
而陈村却说，“上帝是鼓励人另类的，因为鼓励物种的多样化，不然猴子就变不成人，但你死不死上帝是不管的。他有很多安全系数的，一条鱼产很多颗卵，没几颗最后变成大鱼，很多卵在这个过程中死掉，损耗掉，上帝眼都不眨的。但我们是人，上帝不对我们负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找一条相对比较安全的路。”
“当然，这是很‘腐朽’的想法咯，年轻人会很讨厌的。年轻人有时间，不必去和老头子PK。跟老头子PK就是自己不想长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