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理科学习多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相比于诸多其它大学的宽口径培养，这所顶尖大学的很多理科学院培养模式其实非常单一——定位于培养未来的一流科学家，而相对不那么鼓励就业。同样的情况似乎也发生在隔壁的清华，
　　比如副校长施一公曾发表过观点：研究型大学，不以就业为导向，不应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大学的这种培养定位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的自信，普通院校则很难有这种“以学术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魄力。
　　事实上，北清的理科本科毕业生也确实遵循这样的发展模式：三分之一出国深造，三分之一本校保研，三分之一就业。不管承认与否，直接就业的往往属于在校期间“混”得最不好，成绩不够读研的。而读硕、读博之后呢？就业性导向依然不很强，因为定位仍然是培养科学家。
　　我一直赞同施一公教授的观点，一流大学确实不应以就业为导向。以就业为导向的功利性，背离了大学育人、求知的本质。然而我却也难以理解理科学院“致力于培养科学家”的单一定位。作为占据顶端的高校，为何不是去培养全领域人才呢？数理化生专业的毕业生，为何将来不可以跨领域成为政治家、商人？华尔街亦有大批投行高手来自理论物理。
　　诚然，理科不同于商科、工科、医科，后者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直接创造社会效益为定位的，而前者可能更注重于探求真理。就如同MIT与普林斯顿的定位会有些许差别一样，后者更倾向于进行最基础的科学研究，更体现出对纯粹知识的追求。但这类学校并不占据社会主体，也并非代表尖端理学专业都要脱离社会实际。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地的南方科技大学，其第一届学生其实也有过这样的纠结。因创校校长朱清时对学校的定位是学术与研究，所以一开始学校甚至没有就业办，对创业就业也不鼓励。有毕业生回忆，当时学校有一名学生创业被朱清时提醒“这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出国留学才是正道，是主流，我们这些就业的，是野路子，别人认为不入流的。”一名学生说，“我大二的时候进实验室，发现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感觉自己不适合走学术这条路，但这所学校没有我喜欢的专业，转学也不可能。”直到第二任校长陈十一提出学校不但要培养科学家，还要培养社会精英、商界领袖，未来要办一所全面开花的斯坦福式复合型大学。那名曾向朱校长提出在学校创业的学生现在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公司员工已近百人。
　　同样，如北大等国家重点支持的综合性大学若只以单一型人才为培养为目标，确实会造成人才的浪费：一个拥有化学天赋的年轻人最佳选择可能是北大，但他的理想未必是成为化学家，经过几年学习他也许发现自己更适合从事别的领域。而在一个致力于培养科学家的院系，他的能力可能会被埋没。
　　同样的情况在博士培养中也存在。极强的学术性无疑是这个群体的显著特点，然而从社会角度看，博士生的未来去向一定是从事学术研究吗？从大略统计来看，一流大学（包括国内与国外）的学术成才率大致也只有四分之一，即他们中只有四分之一将来会成为大学教授，其余更多人则是进入工业界或其它领域来直接服务社会。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年也曾是物理化学博士并在顶级期刊发表过文章；当前很多地方政府也吸纳博士选调生，他们中很多人毕业于理工科专业，但可能要走上副县长岗位去解决几十万人口的民生问题。
　　一流研究性大学往往不支持博士生从事科研以外的活动（甚或从本科生开始即如此），比如实习。因为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导师的课题进展。禁止这种活动诚然促进了导师的学术研究，然而又何尝不是浪费了更多社会资源呢？一个博士生毕业因缺少实习而缺乏适应工作的能力，走上岗位后需要单位提供相当一部分时间去另行培训、适应；有些人甚至很难找到工作。这些成本最终要由社会、政府埋单。政府投入资金培养一个博士的隐形成本很高，这样的人才浪费实在可惜！
　　让适合成为科学家的人努力成为科学家，让不适合成为科学家的人也可顺利找到自己的兴趣，这可能是更好的做法，为这些人留有向其它领域流动的通道更能提高人才利用率。
　　大学的确应引导学生以追求知识而非就业为导向，但也不宜过分堵塞通往就业的通道。
　　（作者系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后，北京大学理学博士）
　　责任编辑：孙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