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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28年，正值创作巅峰期的伍尔夫出版了一本诙谐戏谑的传记文学作品《奥兰多》，从动笔开始到出版只有一年时间，可以说是伍尔夫创作应该算得上是其别具一格的作品。她曾说这本书的写作于她而言更像是一次充满奇趣的“冒险”（escapade），而这次一冒险也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从十七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跨越四百年。本文认为作品中奥兰多的塑造具有重叠的影像，而这里的重叠不仅仅是伍尔夫和维塔身份的交织，更是英国现代女性小说虚构书写与十七世纪女性自传纪实书写之间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本文将伍尔夫的传记小说《奥兰多》切入，回溯小说横跨的四百年历史，连接维塔和她的女祖先克利福德夫人，形成文本与历史的的对照和结合，勾勒出女性在历史书写中的轮廓。
关键词：女性自传书写 克利福德夫人 奥兰多 虚构与真实
关于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学界普遍都认为是伍尔夫的挚友和同性恋人维塔（Vita Sackville-
West）。因为这一点似乎再明显不过了，伍尔夫本人对此也毫不掩饰，《奥兰多》初次出版时的扉页上就赫然写着“献给维塔”。而随着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不少学者也倾向于认为奥兰多是伍尔夫与维塔的双重结合。的确，从作品的构思到完成，伍尔夫和维塔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就伍尔夫以往的作品来看，这位作家也素来不吝于在作品中吐露自己的心声。这两种说法都有理有据，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部作品的历史纵深，因而局限了这部作品的解读空间。伍尔夫和维塔都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现代女性，传记主人公奥兰多却一路从十七世纪初走来，生命延续了四百年。这样的设定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生命永恒的畅想和爱情浪漫的狂欢。奥兰多没有走向未来，而是回望了历史，这恰恰是为了与十七世纪初步兴起的女性写作形成前后的遥相呼应。十七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内战，政治上的动荡和思想上的激变使得国家对于出版的控制有所放松，这也使得女性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克利福德夫人。这一时期自传文学包括日记，回忆录，沉思录等，女性的自我书写促进了后来英国女性作家的崛起，这些女性对于自我的塑造也为后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奠定了基础，而对此国内学界却鲜有研究。
经历从“他”到“她”的幻变，奥兰多跨越四百年的生命旅程是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的结合。将个体记忆融于历史记忆，奥兰多这一传记主人公“自我”的建构是真实和虚构在传记小说与自传书写中的交织。
书中伍尔夫煞有介事却含糊不清地叙述了一场“被记载进英国气象史”的英国大霜冻，而这正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泰晤士河霜冻经过文学加工后的变体。1623年诺尔庄园真实发生的那场大火以及1666年伦敦大火共同与书中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大火相辉映;少年奥兰多终止了三次婚约，而克利福德夫人一生经历三次婚姻。而现实中，克利福德夫人终身为自己父亲的遗产抗争，捍卫自己作为女性继承权，为此不惜和包括自己的丈夫，兄弟甚至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二世所代表的整个男权体制在法庭上对峙。最后，她成为家族里最长寿的人，活过了家族所有男性继承人，才最终等来了自己的继承权。这也为她赢来了一个带来争议的同时也使得她青史留命的称号——克利福德男爵夫人。而这位英国历史上的传奇女性正是维塔贵族家族的祖辈。四百年后，在家族遗产的继承问题上，维塔和她这位女祖先有了相同的遭遇。她们都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被默认剥夺继承权，被迫離开自己的土地。而在书中，我们的主人公奥兰多在大火后则被认为已经死了而不具备继承权，而即使她坚持以女性的身份站出来力证自己仍然活着，也不会改变什么，因为在当时父权制的法律中，女性就和死者一样，都没有继承权。个人的叙事被历史的大背景裹挟，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在此形成呼应。
奥兰多在沉睡七天后醒来，性别发生了改变，但是她还是他，这一身份的同一性源自延续的记忆。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个人同一性的理论，认为是记忆的延续也使得身份得以得到同一性的确认而得以延续。因此在经历性别的剧变后，奥兰多依然还是奥兰多。她还是他，至少在在自我的认知里是这样的。因为她还记得，记得庄园里的那个大橡树，记得与伊丽莎白女王初次会面时的种种细节，记得俄罗斯公主的舞姿他带来的心动和伴随着十二点钟声响起的心碎，记得他内心那首永远不会结束的诗歌。然而个体记忆却是有限而单一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迁移，当个体记忆不足以支撑，我们就需要在家族集体的记忆中找到对自我定位的凭借。而在奥兰多身上，个人记忆与家族记忆的交织从十七世纪初延续到伍尔夫所处的二十世纪末，与其说伍尔夫迷上的是维塔的贵族身份，不如说伍尔夫对贵族身份的迷恋，不在于对高贵血统，而在于完整记载“具有史料价值”的家族史。而这里伍尔夫要关注的家族史却不是传统男性的著史，而是家族女性书写的集合，是母系的传承。维塔以家族里的这位伟大女性为骄傲，维塔曾多次与伍尔夫在通信中谈及这段家族史，并为1923年出版的《安妮·克利福德夫人日记》作序。而维塔所著《诺尔庄园》记录的正是以她未能继承的祖宅为中心展开的家族史。
伍尔夫惯用的“宇宙时间”“心理时间”相结合的叙事结构在克利福德的日记中也有所体现。
后者的日记书写常常会将此刻与过往由自己对一个空间的记忆点相连接。从个人心理体验出发，在时间长河里的一个个独立事件中寻找关联，编织成记忆的网络，然后将自己置身其中，以此更好地定位自我。在巧合和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她的过往伴随着她自我的进程。在日记中克利福德夫人常常回忆起的“去年此时”（this time last year），在时间流逝中找到影像的重叠。那年此时，克利福德夫人在日记中写道：“我和母亲正是在这个礼堂得知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死讯，而此后，又是在这个礼堂，我得以婚配。”克利福德夫人最后在布鲁厄姆的城堡中去世，享年86岁，她去世的房间正是她父亲当年诞生的房间。
早期女性传记的男性整理编辑者将关于女性生平的技术打上“家务”的标签，将女性定位于狭窄的家庭范围，圈养在时代历史进程之外。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女性自传中对生活琐事的记载正是在挑战父权传统下传记的权威性。在克利福德夫人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贵族女性的生活细节：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关心洗衣房的妇女有没有去教堂礼拜;作为贵妇名媛，今天有没有给她的信，又或是今天她有没有洗脚和腿...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在它的日记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占有描写其他历史事件时一样的篇幅，带着相同的近乎史料的精确度。加拿大学者波德尼克斯（Elizabeth Podnieks）在她关于伍尔夫日记的评述中说：“许多女性在写日记的时候虽然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能被发表，却还是会假装这是完全私密的。”也正由此，我们得以窥探到那一时代背景下女性真实的生活细节。而这其中表演的自我又是对傳统束缚的反抗，在自传中呈现的自我，更多的是作者想要呈现的自我。因此，当十七世纪的女性为自己著书立传反映自己的生活细节，并且清楚地知道这些琐碎的细节将会被他人阅读，即使这与男权社会崇尚的史诗书写格格不入。
性别的改变，时代的变迁，历经编辑，重写，真实的历史影像无从可寻，只有幻影。然而此时叙述者和主人公却异口同声，一致认为：“一切都没有变。”伍尔夫在《奥兰多》的尾声处写道：“月光下，大地耸起一座幻影般的古堡。那大宅巍然屹立......一切均为幻影。一切归于沉寂。沐浴在光亮之中的万物似乎都在等待一位逝去的女王的驾临。奥兰多俯视脚下，看到暗色的羽毛在庭院飞舞，火炬闪烁着点点光亮，人影跪在地上，一位女王再度跨出銮舆。”奥兰多鞠躬迎驾：“一切都没有变。我的父亲，逝去的勋爵，将为您引路。”这里的“女王”不是别人，正是诺尔庄园曾经的主人克利福德夫人。“伊丽莎白时期的奥兰多和爱德华时期的奥兰多是同一人。”
四百年前，克利福德夫人在自己的日记中那个希望被聆听，甚至被理解的自我几经编辑，丢失原貌，只能任人投向审视的目光，加以一厢情愿的解读。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因为故人不在，更多是是来自二十世纪的审视：“那是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我们大不相同。他们的诗人，他们的气候，甚至他们的菜蔬都与我们不同。一切都与我们不同。”在这里，伍尔夫作为叙述者就突然冒出来，向她正在描述的那个久远的时代投出了现代女性审视的目光，有意直接将历史与现在并置，比较了一番。然而在她不断强调的“不同”，却发现最终“一切都没有改变”。
从《奥兰多》出发一部完整的家族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克利福德夫人到维塔，通过女性的书写得以传承的是对财产继承权的捍卫，对父权体系的挑战，对传统女性角色的突破从而对女性自我主体性的确认。女性的自传写作是女性对自我的审视，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影像。最后，通过记忆的连接，文学的书写，跨越四百年，这些影像重叠合一。伍尔夫曾说：“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单独地无缘无故地诞生，它是成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晶。”而本文对《奥兰多》原型的新解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著，林燕译.奥兰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贾辉丰译.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Clifford， Anne.The Diary of the Lady Anne Clifford. New York： G.H.Doran， 1923.
[4]Greaves， R. "Review： Daily Modernism：The Literary Diaries of Virginia Woolf， Antonia White， Elizabeth Smart， and Anais Nin."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53.210 （2002）： 287-89.
[5]Lamb， Mary Ellen.Ashgate Critical Essays on Women Writers in England，1550-1700.Farnham，England;Burli
ngton，Vt.：Ashgate，2009.
（作者介绍：雷婕，深圳大学研究生在读）
关键词：女性自传书写 克利福德夫人 奥兰多 虚构与真实
关于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学界普遍都认为是伍尔夫的挚友和同性恋人维塔（Vita Sackville-
West）。因为这一点似乎再明显不过了，伍尔夫本人对此也毫不掩饰，《奥兰多》初次出版时的扉页上就赫然写着“献给维塔”。而随着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不少学者也倾向于认为奥兰多是伍尔夫与维塔的双重结合。的确，从作品的构思到完成，伍尔夫和维塔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就伍尔夫以往的作品来看，这位作家也素来不吝于在作品中吐露自己的心声。这两种说法都有理有据，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这部作品的历史纵深，因而局限了这部作品的解读空间。伍尔夫和维塔都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现代女性，传记主人公奥兰多却一路从十七世纪初走来，生命延续了四百年。这样的设定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生命永恒的畅想和爱情浪漫的狂欢。奥兰多没有走向未来，而是回望了历史，这恰恰是为了与十七世纪初步兴起的女性写作形成前后的遥相呼应。十七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内战，政治上的动荡和思想上的激变使得国家对于出版的控制有所放松，这也使得女性有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克利福德夫人。这一时期自传文学包括日记，回忆录，沉思录等，女性的自我书写促进了后来英国女性作家的崛起，这些女性对于自我的塑造也为后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奠定了基础，而对此国内学界却鲜有研究。
一.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
经历从“他”到“她”的幻变，奥兰多跨越四百年的生命旅程是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的结合。将个体记忆融于历史记忆，奥兰多这一传记主人公“自我”的建构是真实和虚构在传记小说与自传书写中的交织。
书中伍尔夫煞有介事却含糊不清地叙述了一场“被记载进英国气象史”的英国大霜冻，而这正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泰晤士河霜冻经过文学加工后的变体。1623年诺尔庄园真实发生的那场大火以及1666年伦敦大火共同与书中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大火相辉映;少年奥兰多终止了三次婚约，而克利福德夫人一生经历三次婚姻。而现实中，克利福德夫人终身为自己父亲的遗产抗争，捍卫自己作为女性继承权，为此不惜和包括自己的丈夫，兄弟甚至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二世所代表的整个男权体制在法庭上对峙。最后，她成为家族里最长寿的人，活过了家族所有男性继承人，才最终等来了自己的继承权。这也为她赢来了一个带来争议的同时也使得她青史留命的称号——克利福德男爵夫人。而这位英国历史上的传奇女性正是维塔贵族家族的祖辈。四百年后，在家族遗产的继承问题上，维塔和她这位女祖先有了相同的遭遇。她们都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被默认剥夺继承权，被迫離开自己的土地。而在书中，我们的主人公奥兰多在大火后则被认为已经死了而不具备继承权，而即使她坚持以女性的身份站出来力证自己仍然活着，也不会改变什么，因为在当时父权制的法律中，女性就和死者一样，都没有继承权。个人的叙事被历史的大背景裹挟，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在此形成呼应。
二.个人记忆与家族历史的交织
奥兰多在沉睡七天后醒来，性别发生了改变，但是她还是他，这一身份的同一性源自延续的记忆。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个人同一性的理论，认为是记忆的延续也使得身份得以得到同一性的确认而得以延续。因此在经历性别的剧变后，奥兰多依然还是奥兰多。她还是他，至少在在自我的认知里是这样的。因为她还记得，记得庄园里的那个大橡树，记得与伊丽莎白女王初次会面时的种种细节，记得俄罗斯公主的舞姿他带来的心动和伴随着十二点钟声响起的心碎，记得他内心那首永远不会结束的诗歌。然而个体记忆却是有限而单一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迁移，当个体记忆不足以支撑，我们就需要在家族集体的记忆中找到对自我定位的凭借。而在奥兰多身上，个人记忆与家族记忆的交织从十七世纪初延续到伍尔夫所处的二十世纪末，与其说伍尔夫迷上的是维塔的贵族身份，不如说伍尔夫对贵族身份的迷恋，不在于对高贵血统，而在于完整记载“具有史料价值”的家族史。而这里伍尔夫要关注的家族史却不是传统男性的著史，而是家族女性书写的集合，是母系的传承。维塔以家族里的这位伟大女性为骄傲，维塔曾多次与伍尔夫在通信中谈及这段家族史，并为1923年出版的《安妮·克利福德夫人日记》作序。而维塔所著《诺尔庄园》记录的正是以她未能继承的祖宅为中心展开的家族史。
三.“宇宙时间”与“心理时间”
伍尔夫惯用的“宇宙时间”“心理时间”相结合的叙事结构在克利福德的日记中也有所体现。
后者的日记书写常常会将此刻与过往由自己对一个空间的记忆点相连接。从个人心理体验出发，在时间长河里的一个个独立事件中寻找关联，编织成记忆的网络，然后将自己置身其中，以此更好地定位自我。在巧合和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她的过往伴随着她自我的进程。在日记中克利福德夫人常常回忆起的“去年此时”（this time last year），在时间流逝中找到影像的重叠。那年此时，克利福德夫人在日记中写道：“我和母亲正是在这个礼堂得知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死讯，而此后，又是在这个礼堂，我得以婚配。”克利福德夫人最后在布鲁厄姆的城堡中去世，享年86岁，她去世的房间正是她父亲当年诞生的房间。
四.个人生活细节与历史书写
早期女性传记的男性整理编辑者将关于女性生平的技术打上“家务”的标签，将女性定位于狭窄的家庭范围，圈养在时代历史进程之外。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女性自传中对生活琐事的记载正是在挑战父权传统下传记的权威性。在克利福德夫人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贵族女性的生活细节：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关心洗衣房的妇女有没有去教堂礼拜;作为贵妇名媛，今天有没有给她的信，又或是今天她有没有洗脚和腿...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在它的日记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占有描写其他历史事件时一样的篇幅，带着相同的近乎史料的精确度。加拿大学者波德尼克斯（Elizabeth Podnieks）在她关于伍尔夫日记的评述中说：“许多女性在写日记的时候虽然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能被发表，却还是会假装这是完全私密的。”也正由此，我们得以窥探到那一时代背景下女性真实的生活细节。而这其中表演的自我又是对傳统束缚的反抗，在自传中呈现的自我，更多的是作者想要呈现的自我。因此，当十七世纪的女性为自己著书立传反映自己的生活细节，并且清楚地知道这些琐碎的细节将会被他人阅读，即使这与男权社会崇尚的史诗书写格格不入。
性别的改变，时代的变迁，历经编辑，重写，真实的历史影像无从可寻，只有幻影。然而此时叙述者和主人公却异口同声，一致认为：“一切都没有变。”伍尔夫在《奥兰多》的尾声处写道：“月光下，大地耸起一座幻影般的古堡。那大宅巍然屹立......一切均为幻影。一切归于沉寂。沐浴在光亮之中的万物似乎都在等待一位逝去的女王的驾临。奥兰多俯视脚下，看到暗色的羽毛在庭院飞舞，火炬闪烁着点点光亮，人影跪在地上，一位女王再度跨出銮舆。”奥兰多鞠躬迎驾：“一切都没有变。我的父亲，逝去的勋爵，将为您引路。”这里的“女王”不是别人，正是诺尔庄园曾经的主人克利福德夫人。“伊丽莎白时期的奥兰多和爱德华时期的奥兰多是同一人。”
四百年前，克利福德夫人在自己的日记中那个希望被聆听，甚至被理解的自我几经编辑，丢失原貌，只能任人投向审视的目光，加以一厢情愿的解读。在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因为故人不在，更多是是来自二十世纪的审视：“那是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我们大不相同。他们的诗人，他们的气候，甚至他们的菜蔬都与我们不同。一切都与我们不同。”在这里，伍尔夫作为叙述者就突然冒出来，向她正在描述的那个久远的时代投出了现代女性审视的目光，有意直接将历史与现在并置，比较了一番。然而在她不断强调的“不同”，却发现最终“一切都没有改变”。
五.结语
从《奥兰多》出发一部完整的家族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克利福德夫人到维塔，通过女性的书写得以传承的是对财产继承权的捍卫，对父权体系的挑战，对传统女性角色的突破从而对女性自我主体性的确认。女性的自传写作是女性对自我的审视，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不同的影像。最后，通过记忆的连接，文学的书写，跨越四百年，这些影像重叠合一。伍尔夫曾说：“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单独地无缘无故地诞生，它是成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晶。”而本文对《奥兰多》原型的新解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著，林燕译.奥兰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贾辉丰译.一间自己的房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Clifford， Anne.The Diary of the Lady Anne Clifford. New York： G.H.Doran， 1923.
[4]Greaves， R. "Review： Daily Modernism：The Literary Diaries of Virginia Woolf， Antonia White， Elizabeth Smart， and Anais Nin."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53.210 （2002）： 287-89.
[5]Lamb， Mary Ellen.Ashgate Critical Essays on Women Writers in England，1550-1700.Farnham，England;Burli
ngton，Vt.：Ashgate，2009.
（作者介绍：雷婕，深圳大学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