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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作者进入福州市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对其中的办学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进行访谈,此外通过对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来弥补个案的不足,并针对得到的资料,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尤其是AGIL方法进行细致分析。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行动系统中,农民工、办学者、政府、媒体分别承担适应、达鹄、整合、维模的功能,以维持整个行动系统的运行。
关键词农民工子弟学校 结构功能主义 AGIL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15-02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群体。现在,在城市、小城镇大约有2亿农民工。与早期只身一人来到城市不同,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把子女带在身边,甚至举家迁移。农民工子女大多数都处在适龄教育阶段,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如何接受教育的问题日益凸显。许多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在缓解教育资源紧张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了AGIL模型,他认为行动系统功能的完成需要经过这样的流程:AGIL,分别为适应、达鹄、维模、整合。
行动系统可以分为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它们分别履行上述的A、G、I、L的功能。而各个子系统又可以再分,其内部也会分化出相互区别又相对独立的更低层次的子系统。
文章中,笔者将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下,对福州市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相信这不仅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对于结构功能主义这一理论的阐发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笔者从福州市教育局了解到,截至2009年秋季,全市共有112883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其中小学88316人,初中24567人,全市有36所民办学校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7970人。这些学校中,就包括福州市区目前正式批准设立的六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仓山区的博林小学和三山学校,晋安的山越小学、站北小学、春晖小学,马尾区的福美农民工子弟学校;及闽侯县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星光小学。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于2009年12月期间,进入5所学校(马尾区的福美农民工子弟学校位置偏远,所以未进入),对学校的创办者、任课教师、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并利用雪球抽样法,找到原福州市教育局局长赵女士、福州市仓山区教育局初教处林处长、学生家长王女士等相关人士进行访谈。由于受访者数量有限,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利用问卷法进行辅助调查。问卷的对象为农民工父母,利用随机原则选出,由学生带回,填写后再于次日回收。问卷回收率超过70%,符合回收率标准。
对个案访谈的资料,笔者与合作者根据相应内容进行了文字整理和归纳。
三、AGIL分析
行动系统可以分为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行动系统包括农民工、办学者、政府、媒体,他们分别承担适应、达鹄、整合、维模的功能。
A: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农民工子女失去了旧有的、农村的教育资源。作为父母的农民工就要为子女争取更多的城市教育资源。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当地的公立小学,而且不用缴纳借读费。但事实情况是:一是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决定了居住地的流动性,在居住地点频繁迁移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有时甚至不能在同一所学校完整的上完一学期。公立小学并不喜欢招收这样的学生,不仅打乱了学校的教学规划,而且影响班级、学校的总体成绩。二是公立教育资源相对紧张。恰如原福州市教育局局长赵女士所说:“这几年城市化进城加快,农民工很多到福州市来,原来学校的规模只适应本地人。学校都有一定的容量,外面的农民工涌入进来以后,就造成学校现有的容量不足。”(访谈记录:赵200904)福州市整个的教育容量可以容纳这些农民工子女,但在农民工密集的五区,公立小学的数量和容纳能力明显不够。更多的小学分散在位置偏远的八县,那里小学的教育质量并不优于农村小学,而且位置偏远,接送孩子困难。三是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公立小学,需要办理暂住证等一系列证件,但这些证件的办理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金钱甚至尊严为代价。王女士在访谈中告诉笔者,她在办理暂住证的时候就曾受到刁难,结果拖了很久,暂住证也有办下来。笔者相信王女士的遭遇并非特殊,而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也反映了行政人员对农民工的歧视。
由于上述的三种原因,农民工子女(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进入公立学校学习比较困难。要为子女争取教育资源的农民工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收费且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G:有需求必然有供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根据农民工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做,创立农民工子弟学校。首先,这些学校每学期会收取400-500元不等的学费,虽然不是免费的教育,但收费标准在农民工的承受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子女有学可上。其次,这些学校大多提供午餐,并安排校车接送学生。调查中对农民工父母的问卷结果显示,这些农民工父母有78.9%在建筑业、家政业、服务业、运输业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辛苦,而且工作时间长,所以农民工父母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接送子女上学、放学,更别说提供午餐了。办学者提供午餐和校车接送的举措,就为农民工父母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们不用再担心孩子的安全,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再次,笔者从访谈中得知,这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流动性很大,办学者、老师对于学生中途转学、退学已经司空见惯。农民工子弟学校对于教学质量的要求较公立学校为低,在教学规划上也不似公立小学那般完善。所以,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学生在入学、退学上享有很大的自由,有的学校还专门设立退学协议。
办学者从三个方面迎合了农民工的预期,或者帮助农民工达到目标。与此同时,办学者也有自己的目标,一是获得经济收益。笔者为山越小学算了一笔账,按2009年秋学期计算,学校1200人,每名学生该学期缴纳460元学费,学期总收入55.2万元,扣除半年房租7.5万元,书本费6.6万元(每名学生55元),该学期教师工资总额21万(人均每月1200元,35个教师一个月总额4.2万,一学期五个月总额21万),该学期盈余20.1万元。可见,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不是如办学者所言的,收益极其微薄。在某种程度上,开办学校是一个暴利行业,正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许多的办学者冒着被查禁的风险,非法办学。二是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得到更高的声望。
I:政府把农民工的要求、办学者的预期以及自身的行为逻辑加以整合,形成短期的均衡状态。
农民工作为理性人,总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要求在现有的基础上,不仅减少学费,而且子女得到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改善。
办学者则预期能将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经济收益。福州市仓山区教育局初教处林处长的一番话为我们揭开了谜底:“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没有七百人以上的学生数,学校就要处于亏本状态,负债经营。只有学生数多了,才会盈利。”(访谈记录:林200909)李校长是博林小学、三山小学、山越小学三所小学的创办者,在访谈中,他多次提到希望政府能够给予资金支持,最好直接收编他所办的小学。而林处长的一番话表达了政府的顾虑:“你想,还没招到学生,是否能够维持正常的学校的情况下,他(指办学者)不想投太多的钱进去,把这个学校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抱着这种试试看的态度。我今天收学生,能不能收到学生,能收到学生了,学费收进来了,觉得有前景了、有前途了,才去规范,大部分都是抱着这种心理的。没办法就是按照先具备条件,再去举办,他们怕投资过大的話,收不到学生,那就要面临倒闭。”(访谈记录:林200909)
办学者希望政府能够分担办学的风险,他们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校舍为筹码,以所办学校为政府起到的分流受教育者的积极作用为资本,与政府进行博弈,以其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能够成功跻身体制内。
在当前阶段,福州正处于城市加速建设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这也促成了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但是,当前教育资源的紧张,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首先反映在空间上。如赵女士所言:“福州公办学校在总体是可以容纳的下,但是在农民工集中的地点却是无法完全容纳的”。(访谈记录:赵200904)其次反映在时间上。当福州城市建设基本完成,届时农民工便似游牧民族一般,逐新的“水草”而去。这时候,教育资源的紧张状态便不复存在。所以,政府在现阶段增添新的公立学校,或者盲目扩张,都会造成日后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也标志着办学者等待收编的希望定要落空了。
相比于农民工父母、办学者个人,政府无疑有着更加长远,也更兼顾全局的眼光。
“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孩子学籍啊、日常监管方面啊,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学了、毕业了,没有毕业证书,没地方念书、升学有困难,等等。这几所呢,我们平时也都在不断的对他们进行一些帮助,日常的监管、检查,还有帮助,让他们逐步的去提高他们的这个办学条件,逐步的去完善他们的一些办学的东西,让他们能够尽快的达到我们办学的要求。”(访谈记录:林200909)
政府一方面对办学者在分流受教育者、减轻公立教育负担方面的贡献予以承认,并尽可能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与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不断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来提高其教学质量,满足农民工的要求。同时,也容许办学者扩大学校规模,提高经济收益,但必须是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
L:办学者作为行动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其缺失将使农民工的教育资源无从获取,也使行动系统难以实现目标。而办学者的积极性取决于其从行动系统中获得的两种收益:经济收益、声望提升。媒体作为文化系统——维模的主要力量,力图把办学者塑造为“希望小学”式的爱心奉献者。通过媒体的努力,一方面学校获得了较好的宣传,学校生源有所保障,而生源又是办学者经济收益的保证;另一方面,办学者个人的影响力得以扩大,获得了良好的声望。而凭借个人与学校的巨大影响力,办学者还可以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捐助,获得意外的经济收益。
得力于媒体的正向宣传,办学者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收益、良好的声望。他们定会继续致力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与维持。通过媒体的维模功能,行动系统的均衡得以维持,行动系统也仍做为一个整体发挥效力。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行动系统中,农民工的流动性成为了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随着福州城市进程的加快,当城市建设基本完成时,该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大,农民工也就失去了市场。这时他们就迁移到新的城市,寻找新的据点,当然有的农民工会定居下来,但他们只占这一群体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农民工会不断流动。就福州范围来说,届时农民工子弟学校极有可能就此消失,该行动系统也将土崩瓦解。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农民工子弟学校仍将长期存在,行动系统也仍将维持。
注释:
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参考文献:
[1]T.帕森斯著.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社会行动的结.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关键词农民工子弟学校 结构功能主义 AGIL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315-02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群体。现在,在城市、小城镇大约有2亿农民工。与早期只身一人来到城市不同,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把子女带在身边,甚至举家迁移。农民工子女大多数都处在适龄教育阶段,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如何接受教育的问题日益凸显。许多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在缓解教育资源紧张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了AGIL模型,他认为行动系统功能的完成需要经过这样的流程:AGIL,分别为适应、达鹄、维模、整合。
行动系统可以分为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它们分别履行上述的A、G、I、L的功能。而各个子系统又可以再分,其内部也会分化出相互区别又相对独立的更低层次的子系统。
文章中,笔者将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下,对福州市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相信这不仅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对于结构功能主义这一理论的阐发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笔者从福州市教育局了解到,截至2009年秋季,全市共有112883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其中小学88316人,初中24567人,全市有36所民办学校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7970人。这些学校中,就包括福州市区目前正式批准设立的六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仓山区的博林小学和三山学校,晋安的山越小学、站北小学、春晖小学,马尾区的福美农民工子弟学校;及闽侯县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星光小学。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于2009年12月期间,进入5所学校(马尾区的福美农民工子弟学校位置偏远,所以未进入),对学校的创办者、任课教师、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并利用雪球抽样法,找到原福州市教育局局长赵女士、福州市仓山区教育局初教处林处长、学生家长王女士等相关人士进行访谈。由于受访者数量有限,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利用问卷法进行辅助调查。问卷的对象为农民工父母,利用随机原则选出,由学生带回,填写后再于次日回收。问卷回收率超过70%,符合回收率标准。
对个案访谈的资料,笔者与合作者根据相应内容进行了文字整理和归纳。
三、AGIL分析
行动系统可以分为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行动系统包括农民工、办学者、政府、媒体,他们分别承担适应、达鹄、整合、维模的功能。
A: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农民工子女失去了旧有的、农村的教育资源。作为父母的农民工就要为子女争取更多的城市教育资源。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当地的公立小学,而且不用缴纳借读费。但事实情况是:一是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决定了居住地的流动性,在居住地点频繁迁移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有时甚至不能在同一所学校完整的上完一学期。公立小学并不喜欢招收这样的学生,不仅打乱了学校的教学规划,而且影响班级、学校的总体成绩。二是公立教育资源相对紧张。恰如原福州市教育局局长赵女士所说:“这几年城市化进城加快,农民工很多到福州市来,原来学校的规模只适应本地人。学校都有一定的容量,外面的农民工涌入进来以后,就造成学校现有的容量不足。”(访谈记录:赵200904)福州市整个的教育容量可以容纳这些农民工子女,但在农民工密集的五区,公立小学的数量和容纳能力明显不够。更多的小学分散在位置偏远的八县,那里小学的教育质量并不优于农村小学,而且位置偏远,接送孩子困难。三是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公立小学,需要办理暂住证等一系列证件,但这些证件的办理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金钱甚至尊严为代价。王女士在访谈中告诉笔者,她在办理暂住证的时候就曾受到刁难,结果拖了很久,暂住证也有办下来。笔者相信王女士的遭遇并非特殊,而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也反映了行政人员对农民工的歧视。
由于上述的三种原因,农民工子女(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进入公立学校学习比较困难。要为子女争取教育资源的农民工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收费且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G:有需求必然有供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根据农民工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做,创立农民工子弟学校。首先,这些学校每学期会收取400-500元不等的学费,虽然不是免费的教育,但收费标准在农民工的承受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子女有学可上。其次,这些学校大多提供午餐,并安排校车接送学生。调查中对农民工父母的问卷结果显示,这些农民工父母有78.9%在建筑业、家政业、服务业、运输业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辛苦,而且工作时间长,所以农民工父母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接送子女上学、放学,更别说提供午餐了。办学者提供午餐和校车接送的举措,就为农民工父母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们不用再担心孩子的安全,就可以安心工作了。再次,笔者从访谈中得知,这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流动性很大,办学者、老师对于学生中途转学、退学已经司空见惯。农民工子弟学校对于教学质量的要求较公立学校为低,在教学规划上也不似公立小学那般完善。所以,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学生在入学、退学上享有很大的自由,有的学校还专门设立退学协议。
办学者从三个方面迎合了农民工的预期,或者帮助农民工达到目标。与此同时,办学者也有自己的目标,一是获得经济收益。笔者为山越小学算了一笔账,按2009年秋学期计算,学校1200人,每名学生该学期缴纳460元学费,学期总收入55.2万元,扣除半年房租7.5万元,书本费6.6万元(每名学生55元),该学期教师工资总额21万(人均每月1200元,35个教师一个月总额4.2万,一学期五个月总额21万),该学期盈余20.1万元。可见,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不是如办学者所言的,收益极其微薄。在某种程度上,开办学校是一个暴利行业,正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许多的办学者冒着被查禁的风险,非法办学。二是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得到更高的声望。
I:政府把农民工的要求、办学者的预期以及自身的行为逻辑加以整合,形成短期的均衡状态。
农民工作为理性人,总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要求在现有的基础上,不仅减少学费,而且子女得到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改善。
办学者则预期能将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经济收益。福州市仓山区教育局初教处林处长的一番话为我们揭开了谜底:“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没有七百人以上的学生数,学校就要处于亏本状态,负债经营。只有学生数多了,才会盈利。”(访谈记录:林200909)李校长是博林小学、三山小学、山越小学三所小学的创办者,在访谈中,他多次提到希望政府能够给予资金支持,最好直接收编他所办的小学。而林处长的一番话表达了政府的顾虑:“你想,还没招到学生,是否能够维持正常的学校的情况下,他(指办学者)不想投太多的钱进去,把这个学校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抱着这种试试看的态度。我今天收学生,能不能收到学生,能收到学生了,学费收进来了,觉得有前景了、有前途了,才去规范,大部分都是抱着这种心理的。没办法就是按照先具备条件,再去举办,他们怕投资过大的話,收不到学生,那就要面临倒闭。”(访谈记录:林200909)
办学者希望政府能够分担办学的风险,他们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校舍为筹码,以所办学校为政府起到的分流受教育者的积极作用为资本,与政府进行博弈,以其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能够成功跻身体制内。
在当前阶段,福州正处于城市加速建设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这也促成了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但是,当前教育资源的紧张,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首先反映在空间上。如赵女士所言:“福州公办学校在总体是可以容纳的下,但是在农民工集中的地点却是无法完全容纳的”。(访谈记录:赵200904)其次反映在时间上。当福州城市建设基本完成,届时农民工便似游牧民族一般,逐新的“水草”而去。这时候,教育资源的紧张状态便不复存在。所以,政府在现阶段增添新的公立学校,或者盲目扩张,都会造成日后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也标志着办学者等待收编的希望定要落空了。
相比于农民工父母、办学者个人,政府无疑有着更加长远,也更兼顾全局的眼光。
“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孩子学籍啊、日常监管方面啊,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学了、毕业了,没有毕业证书,没地方念书、升学有困难,等等。这几所呢,我们平时也都在不断的对他们进行一些帮助,日常的监管、检查,还有帮助,让他们逐步的去提高他们的这个办学条件,逐步的去完善他们的一些办学的东西,让他们能够尽快的达到我们办学的要求。”(访谈记录:林200909)
政府一方面对办学者在分流受教育者、减轻公立教育负担方面的贡献予以承认,并尽可能提供政策上的优惠与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不断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来提高其教学质量,满足农民工的要求。同时,也容许办学者扩大学校规模,提高经济收益,但必须是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
L:办学者作为行动系统中的关键一环,其缺失将使农民工的教育资源无从获取,也使行动系统难以实现目标。而办学者的积极性取决于其从行动系统中获得的两种收益:经济收益、声望提升。媒体作为文化系统——维模的主要力量,力图把办学者塑造为“希望小学”式的爱心奉献者。通过媒体的努力,一方面学校获得了较好的宣传,学校生源有所保障,而生源又是办学者经济收益的保证;另一方面,办学者个人的影响力得以扩大,获得了良好的声望。而凭借个人与学校的巨大影响力,办学者还可以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捐助,获得意外的经济收益。
得力于媒体的正向宣传,办学者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收益、良好的声望。他们定会继续致力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与维持。通过媒体的维模功能,行动系统的均衡得以维持,行动系统也仍做为一个整体发挥效力。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行动系统中,农民工的流动性成为了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随着福州城市进程的加快,当城市建设基本完成时,该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大,农民工也就失去了市场。这时他们就迁移到新的城市,寻找新的据点,当然有的农民工会定居下来,但他们只占这一群体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农民工会不断流动。就福州范围来说,届时农民工子弟学校极有可能就此消失,该行动系统也将土崩瓦解。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农民工子弟学校仍将长期存在,行动系统也仍将维持。
注释:
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参考文献:
[1]T.帕森斯著.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社会行动的结.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