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开幕那天，北京社工委的一位处长趁着听十八大报告的间隙，用手机发送一条仅8个字的微博：“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很快，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转发了这位系统内同僚的微博，他还补充道：“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彻底清除社会体制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是十八大报告的关键词，这让两位专司社会工作的官员意识到，他们的工作领域内将出现更多的新变化。
　　政社分离
　　一个国家的完整形态，包括政府、市场、社会。将市场从政府中分离出来，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自19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政企分开入手，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推动形成了一个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将社会从政府中分离出来，被寄予更多的希望，因为这将是继经济起飞后中国改革的又一重大成果。
　　“我们今天的社会领域改革，就是要把所有跟计划经济相匹配的东西、痕迹，铲除掉，构建一个跟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以推进政社分开为抓手，厘清政府跟社会以及政府跟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一个成熟的社会。”刘润华曾对媒体表示，他以理念先进颇得坊间称许。
　　所谓政社分开，就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相分离。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扮演全能角色，什么都管，采用行政的办法管。但市场经济的形成瓦解了政府大包大揽、无微不至的一元格局，转变为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二元格局，但社会、社会组织仍处在绝对弱势。
　　刘润华的预判准确无误。11月8日发布的十八大报告两次提及“政社分开”，这是“政社分开”原则首次被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
　　政社分开被视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在有关“社会建设”的章节，十八大报告如此表述。
　　此外，它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十八大报告要求，“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刘润华阐释说，“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从政社分开入手，政府要从微观和具体的社会领域退出，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
　　这意味着，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今后30年，改革主要在社会领域进行。党的一些高层官员认识到，当下最能考验执政能力的，可能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并重
　　在刘润华看来，十八大报告明确了社会建设是一个大概念，民生和社会管理都是其中的范畴，前者为重点。
　　与党的十七大报告相比照，十八大报告增加了两个段落阐释社会建设的重点和目标：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十年来，政府加大了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改善民生”2007年首次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直至十八大召开时，“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四个加快”：1、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3、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4、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其中，法治保障、社会管理体制、依法自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皆为新的话语。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认为，“依法自治”是中央下决心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现状、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信号。
　　废除双重管理的试点已在广东等地展开。2012年5月1日起，广州在全国率先实施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不用再找主管单位当“婆婆”。从7月1日起，广东省全面铺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一批长期无法“转正”的社会组织获得了正式的注册身份。
　　两年前，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曾接受美国国务院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邀请去美国访问，当他发现这个政府项目其实是由社会机构来执行的，这令他大为感慨：“你可以想象一个政府官员，怎么也不可能像专业的陪同服务机构那样做得专业、有亲和力。”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甚至把所有的政府研究机构民营化，政策研究几乎全部向这些社会机构购买。
　　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中国已取得一定成效。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多年前就在浙江一些地区出现；西安市浐灞区把未来十年的城市发展计划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湖南邵东县甚至把夜间治安巡逻承包给保安公司，引起一段争议。
　　不久前，深圳市出台文件明确提出，对于满足市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凡是能由市场和社会组织提供的，政府不再设立新的事业单位，而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组织还有望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深圳市提出，在涉及不同行业和群体利益的重大决策出台前，应吸收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政策咨询、论证和决策旁听。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需要政府舍得放权，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组织接得住，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应加强自我能力建设，规范行为。
　　数据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首次动用2亿元专项资金，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进行扶植支持。
　　难点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意味着今后社会组织要像现代企业一样，拥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高效运作、公开透明。如果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是依附关系，权责不明，自治谈何容易。
　　上述难题集中出现于官办团体和事业单位。它们的职能也是提供公共服务，前者由民政部门登记，后者由编办负责，皆参照公务员管理，官僚化色彩浓郁。虽然改革的口号提出已久，但既得利益难以破除，阻力重重。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去年被“郭美美炫富事件”卷入舆论漩涡的中国红十字会。去年10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原副主任赵白鸽，当选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她一上任就表示要推动红会改革，增加透明度，重塑形象。红会列入国家社会领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单位。但一年后，具体的改革步骤仍不明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地方红会、地方政府与国家发改委之间还在反复博弈。
　　此外，是否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仍存不同的看法。2011年5月，时任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当前，一些人对国外社会管理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小政府、大社会’，似乎大量的社会管理应该由社会负责。实际上，发达国家并非都是‘小政府、大社会’，不少大国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二是社会组织属于‘第三部门’，似乎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实际上，国外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有政府背景，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
　　周本顺告诫说，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一定要制定好行为规范，事先设好“安全阀”，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组织繁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