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间在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以及全球角色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沟通障碍、偏差乃至误解，常演化为“文明的冲突”。只有通过“对话”或“理性沟通”，不同民族国家或文化主体才能“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这不仅“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普遍遵守”，也应该是中国故事赢得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的路径选择：以全球化为背景，以社交化为场景，以沟通理性为桥梁，拓宽对话空间，在“双边-多边-全球”的不断升维中开阔境界，探索能够正确解释和解决世界性议题的中国答案。对话性是提升中国故事效能与境界的关键，是“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衔接“自我阐释”与“国际博弈”的中枢与支点。在全球化背景、社交化场景中，在“软实力”“观念政治”“对话新闻学”等理念和理论观照下，讲好中国故事更需要尊崇对话价值、善用对话策略。
　　一、从“自己的事”向“彼此的事”“共同的事”延伸
　　说“自己的事”，是为了获得他者的了解与合作，向他者展示符合其利益和兴趣的“中国机遇”“中国方案”。说“彼此的事”“共同的事”，却是在双边、多边乃至全球语境下的共同话题，例如双方、多方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纠纷调解等。说“自己的事”是基础，而“彼此的事”和“共同的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剧情，多线叙事”，天然地凝聚了共同的利益和旨趣，是拓展中国故事对话性的增量空间，可借此构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对话场景。
　　一方面，我们应该挖掘讲述全球故事的战略意义。通过全球故事的讲述，不仅可以实现“自我投射”——如将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道义感召力”融入全球新闻；亦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创造对话空间——“倘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问题，总能找到格局更为开阔的解释和解决方案”“纵然对话未必许诺精致完美的行动方案，但只要对话本身尚可持续，超越的可能性便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中国故事应着力讲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故事，无论是“亚洲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等立足地区和全球的新战略、新思想、新倡议，还是APEC北京会议、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会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及“中国梦与亚太梦、欧洲梦、非洲梦、拉美梦交相辉映”的新画卷、新愿景，都体现了新的中国价值；着力讲述在各种“对话场景”中，中国的角色担当，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亚投行“朋友圈”中的普惠和包容，应对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时的积极作为，皆彰显了中国主张、中国行动，以及“中国梦”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二、从传播力向“讨论力”延伸
　　全球化的深入，加上去中心化的话语权革命，使讲故事已由“议程设置”模式转向“议程构建”模式。传播仅仅是讲故事的起点，进入多元利益主体博弈、多元意见竞争的场域，在对话、讨论、协商中赢得哪怕最低限度的意义共享，才是故事的终点和重点。中国故事的丰富性，不应止步于形式的多样化，而应在意义的多维性和表达的对话性方面做更多努力。
　　故事的意义，是双向建构的产物。“意义是一种对话——永远只能部分地被理解，永远是不平等的交换。”正如“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故事和角色的丰富性和传播力却正源于此。在对话性理论的关照下，中国故事应被看作是一种“多声性”的场所，意义不再是单纯说话者个体的权力，而是由说话者和受众共同建构的一个磋商空间，亦即中国故事的对话性空间，应努力形成与故事中的个体或是潜在的持各种立场的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正如传播学者胡百精所说：对话意味着“说”和“听”同等重要，甚至后者优先于前者；意味着找到真实的“他者”，得遇可感知、可互动的“受众”；意味着对话追求的不单是“传播力”而是“讨论力”，或者说今日的传播力应理解为引发和引领公共讨论的能力，而非“我”的“表达力”，这意味着“我”的表达应是平等、开放、潜蕴协商价值的，足以开辟多元主体介入的讨论空间。
　　故事的对话性空间大小与讲述者对潜在可能考虑的程度成正比。好的故事，应该是基于细分受众精细聆听的言说，是包容各种可能性异质性的“讨论”。“封闭性”“单向度”的故事并不能杜绝意义重构带来的不确定性，反而引起疏离、拒斥乃至对抗性解读；开放性和对话性的融入，却能以“讨论力”开辟故事传播的风口。实践中，“那些封闭的表达即使再稳妥周全——譬如某些政策解读、主题宣传和典型人物报道，也会因其不具备公共讨论的价值而难以唤起关注和参与”。而强调不给负面的、异质的声音提供传播渠道，或者淡化“另一种声音”，其实也是一种误区，在需要“对话”的时候，选择了“独白”，客观性和公信力受到损害。同时异质声音通过别的渠道继续发声，往往形成对冲效应。
　　其实，一则故事文本的客观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事实的客观，更取决于语篇中异质声音的多寡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通过引入尽可能多的异质声音，故事文本被构建为一个多方利益体协商斗争的场所，以突出讲述者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声音出现的方式和顺序并利用词汇语法等资源调节声音的语气，潜移默化地构建和传递意旨，进而撬动“说服力”的杠杆。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中国面临的挑战》系列纪录片直面中国崛起难以避免的挑战，以海外存疑的尖锐问题为导向，采用外籍友人深入一线采访发问的形式，以事实说话和雄辩论述来答疑解惑，可谓成功地应用对话性讲述中国故事的范例。其通过“追问现實生活的真相”的对话内容、“站在他者的视角”的对话思维、“实现‘意义的联合’”的对话结构，创造性地打破海外受众“报喜不报忧”“正面宣传”的“刻板印象”；通过带有反思性、多声性和问题意识的讲述，构建的是立体多元、自信自省而又充满魅力活力的中国形象。
　　三、从互动性向“情感性”延伸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故事则是人们交互作用的媒介、关系构建的桥梁。在互联网对个体话语赋权的时代，故事的生产、传播、效用都越来越依赖于互动——传受之间的、受众之间的互动。
　　社交媒体的勃兴，不仅是作为一个传播场域，更是作为一种对话方式：交互性、个性化、碎片化、冲突化表达，在多元中不断解构、建构、流变、迭代的新拟态现实。这种效应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而且对于现实的主流的话语方式和对话规则都是一种颠覆和重构的力量。以社交媒体作为切入点来谈，不是仅仅靠社交媒体来讲故事，而是要把对外传播理解成一个大的“社交媒体”场域，无论是否在社交媒体上，都应强化“社交”理念，通过互动仪式链向情感认同延伸，即凭借互动形式对受众存在感、参与感、仪式感需求的满足，激活其对故事情境的融入与情感体验。
　　例如，“月球车玉兔”微博讲述的“嫦娥三号”的故事，在海内外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引发强烈关注与积极评论，美国《外交政策》评价：“玉兔”航天计划个性化的成功尝试，为十多年来努力寻求公关之道的中国太空计划指明了一条道路。其根由在于：将月球车在月亮上的探测工作变成了一个男孩的探月历险故事，拟人化手法、对话式讲述将受众“带入”故事情境，受众在互动的仪式链中获得情感共振。
　　再如，“新华社特约记者太空日记”系列报道的成功，不仅是因为“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以“天宫二号”为电头的创新，更在于“互动仪式链”设计的成功：从“神舟十一号”发射开始，新华社征集问题，包括在推特和脸谱上发起话题标签“# 提问中国航天员（#AskTaikonaut）”，航天员在口述日记中予以解答，引发了受众参与热潮；景海鹏在太空过50岁生日，新华社在新媒体终端发起“为景海鹏叔叔画生日礼物”活动，仅两天就征集到上万份来自海内外小朋友的祝福。这些富有人情味、参与感和仪式感的设计，无疑增加了故事的连接性与感染力。
　　如果一个社交媒体账号不具有足够的“社交性”，不去努力建立、维护关系，将最终面临关注度降低、受众流失的局面。讲好中国故事，更应扩大题材领域，创新互动仪式链的设计，获得超越于“说服”的“情感能量”。
　　（限于版面，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