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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届乌镇戏剧节上，话剧《大鸡》开创了开票首日五分钟售罄全部场次的“票房神话”——要知道，这届戏剧节除了主委会从国外邀请来的高水平剧目外，国内观众熟知的孟京辉、赖声川甚至林兆华都有剧目上演，《大鸡》能在这种情况下杀出重围着实令人瞩目。而这部一票难求的话剧正是实力派演员张鲁一与青年戏剧导演陈明昊的合作，灵感来源于迪伦马特的《罗慕路斯大帝》。虽然很多人都说这次“抢票事件”是粉丝动作，但是讲真，即使不追剧不追星如我，看到这两个名字的组合也是立马就把这部戏列入了本届必看的名单——毕竟张鲁一在《红色》中扮演的谨小慎微又脑力爆棚的上海男徐天简直深入人心，那个穿着长布衫拎着小菜往家赶的小会计一度成为上海暖男的代言人，让人几乎忘了他是枚纯北京爷们；而跟着孟京辉一路演而优则导的陈明昊则向来走“先锋实验”路线，风格十分豪放不羁，去年乌镇戏剧节的作品《公牛》开场就用酒精、摇滚和拳击吓得一众穿长裙的文艺女青年花容失色、纷纷半途退场。因此，这样两个气质迥异风格冲突的人在一起合作演话剧，想想都让人好奇呢。
结果在开幕仪式上孟京辉果然就点名了《大鸡》，他是用“脏、乱、差”来形容的——但显然我们都知道他这是在夸人。为此我在西栅景区深处的水剧场看完第一场戏后，为了不错过只相差15分钟的《大鸡》，几乎是一路冲刺奔到景区入口处的大剧院序厅的，然而踩着钟点到达时，场内仿佛已经在暖场了，灯光昏暗镭射光闪烁重金属大作，很有点群魔乱舞的意思。正当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沿着一小段影影绰绰的下沉式楼梯轻手轻脚往演出厅摸索时，忽然有人从我身后走路带风地大步向前超过，披挂一身金灿灿的浴袍，操一口京腔一路嚷嚷“小鸡们，人呢？开始了开始了！”——张鲁一饰演的罗慕路斯大帝就这么不走寻常路地登台了。
“话剧让我积攒能量”
《大鸡》这部戏如何，实在是让人很难评说：演出前神秘莫测，对剧场提出的要求千奇百怪（比如能不能下雨能不能砸生鸡蛋能不能带活鸡进场），唯一流出的排练照是演员在空地上“遛鸡”；演出后剧评圈一半失语，一半给出的打分两极分化，被说的最多的观戏感受就是“尴尬”二字——毕竟陈明昊那种“重金属+崩坏+宣泄”的风格不是人人都能忍。比如我前面坐第一排的大姐在陈明昊脱了裤子拖着酒瓶爬上餐桌之后就吓得一直往后缩，因为剧场里的长条木凳（是的，就是你在路边摊吃馄饨时坐的那种）靠得太紧，后半场她几乎坐在我腿上；而餐桌另一边的一个小姑娘被演员们咀嚼后吐出来的胡萝卜喷一头后，居然怔怔地哭了起来，演员只好赶紧送她几个鸡蛋以示安慰……但，这一切的喧嚣荒诞之后，当张鲁一念完最后一句独白靠着餐桌长久沉默、流下罗马帝国崩塌后的最后一滴眼泪时，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话剧演员的舞台表演。
事实上之前《大鸡》票房太好，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个戏是在借张鲁一的“明星光环”卖粉丝票——毕竟一部《红色》已经让张鲁一红成了一线“男神”，而戏剧节期间他的另一部《麻雀》也正在上档热映，正是人气爆棚的档口，难免不被质疑玩票。但对于这个说法，张鲁一首先就给予了否认，“事实上，《大鸡》这个戏还是我求着陈明昊让我来演的，陈明昊最开始不用我，他宁可用一唱摇滚的人，都不用我，他说我不适合这戏”。而陈明昊之所以这么“不留情面”，完全是因为大家太熟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张鲁一作为影视演员出名之前，他和陈明昊早就搭档演出过孟京辉的话剧《琥珀》，两人更是同门——在中戏时就是同学，后来又一同被林兆华招入了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艺术研修班。巧的是，今年乌镇戏剧节刚好请到林兆华担任荣誉主席，并带来了一部同样另类特别的演出《戈多医生或者六个人寻找第十八只骆驼》。得知老师也在乌镇，张鲁一和陈明昊到乌镇的第一天，就一起去看望林兆华：“我们说老师在这儿呢，怎么也得去拜会一下老师啊。我还真挺激动的。看见老爷子身体还挺不错，还有创作热情，我真挺开心的。”
事实上，张鲁一199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和话剧舞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那段时间也正是中国当代戏剧的一段短暂、旺盛的“苏醒期”，林兆华和孟京辉的创作状态都处在一个相对的高峰期，张鲁一参与了他们的多部戏剧作品。2006年，他还自己执导了一部戏。所以说，张鲁一在成为屏霸男神之前，就已经既演过孟京辉的戏，又演过林兆华的戏了——论先锋话剧，人家可是专业的。“《大鸡》这个戏我和陈明昊很多年前就聊起过，”张鲁一说起自己这次之所以会来乌镇戏剧节演话剧，既不是像有些明星那样人红了就想到话剧舞台上“跨个界”打打文艺牌，更不是像别人想的那样被陈明昊“蹭名气”，其实就是和老搭档干回老本行，“和陈明昊那次喝酒聊天时咱们就谈起这个戏，这戏在他心里想做很久了，一直没契机，那次聊高兴了，我俩就说，那就干吧！一拍脑门子的事儿。他们问我要不要商演？我说，真不用。因为这不是一个为了挣钱的事儿。既然有乌镇戏剧节，又正好我这段时间没拍戏，那么择日不如撞日，赶上了，咱就玩儿了！”
至于明年会不会再来参加戏剧节，或者说这次“过戏瘾”之后会不会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话剧舞台，张鲁一的回答都是“不确定”。这种回答难免有“太极”之嫌，但是当张鲁一用那种缓慢的、然而认真的语气说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能体会到那是一种认真考虑之后的“不确定”，而不是敷衍了事的“不想说”——这时代人人说看脸，但一个演员最后是成为流星还是恒星，有时候还得看心。虽说不确定会否重登话剧舞台，但张鲁一表示，话剧对于他永远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那些珍贵的话剧表演及导演经验，更是为自己在影视剧里的演技爆发积攒了丰厚的能量。“话剧是往身体里积攒能量的过程，话剧的排练时间很长，不停的尝试会让自己更了解身体的每一个细节和更多的可能性，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到演出的那一天，这些积攒的能量会全部释放出来。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戏红人不红？我喜欢这样。”
每个男神都有一部成名作，对于张鲁一而言，这部作品必须是《红色》。《红色》以淞沪会战后沦为孤岛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身怀绝技却隐居做小会计的徐天，因帮共产党运送物资和保护恋人田丹而身不由己卷入了腥风血雨的厮杀，最终与日本人展开生死对决的故事。这剧情听起来无限主旋律，但谁也没想到，它最后火成了一部推理偶像剧，这一切显然与剧中的男主角“徐天”息息相关——徐天表面上是个蜗居在上海的小会计，其实他身手了得，而且推理能力超强。 谈及对徐天的塑造，张鲁一坦言那是一个“从纠结到享受、把神还原成人的过程”。为此，他还向张嘉译取经，最后将角色的性格界定为“大智若愚”，并对人物从衣服到头型进行了一番设计。事实上一直有观众吐槽徐天的“锅盖头”有点傻气，影响了张鲁一的颜值，对此张鲁一笑得羞涩又略带小开心，他表示这个发型恰恰就是自己与发型师沟通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那么利索或精神，其实就想让他看上去傻一点、笨一点，避免外形中透着精明。我觉得徐天这个人物就像芸芸众生一样不起眼，但是他做的事情却是超乎常人的事情。”徐天是“红色色盲”的设定也得到了张鲁一的认可，在他看来有了弱点，一个平铺在纸上的人物才能变得立体，才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相信这个人的真实，“一个角色需要缺点，能不能找到角色的缺点就决定了你塑造的这个角色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
其实，《红色》是张鲁一首次担当男一号，为了能演绎出《红色》中徐天这个上海男人独有的南方气质，这个北京爷们儿特意花了一个月时间在上海弄堂里体验生活。此前制片方曾在张嘉译、吴秀波等大腕中考虑徐天的扮演人选，正是因为张鲁一所付出的这番努力打动了导演，最终他获得了这一角色。而张鲁一最终也没有让导演失望，他为观众奉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抗战英雄——徐天，让这个高智商、高能力、高人气的男主角成为全剧的最大亮点。其实，在剧集之外，生活中的张鲁一和徐天也有几分相似——善于隐藏锋芒。这个拥有北京大学艺术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演员虽然参演了多部热播作品，有着让人过目难忘的演技，但提到张鲁一这个名字，在《红色》之前，恐怕绝大多数观众还是比较陌生的。“戏红人不红”对于大多数演员是个悲剧，但对于这一点，张鲁一表示喜闻乐见：“其实我真的是个很容易紧张、害羞的人，我更喜欢不太被人关注到的状态。”因此，出道数年，看着一个个老同学走红，张鲁一说自己从来没着急过，“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把它当做工作在做。我心里边的目标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作品，我演戏的初衷并不是出名，所以也不在乎红不红——其实我并不想自己太红。”
讲真，演艺圈从来就是名利场，所以这种话很少演员会说，因为听起来太假。但是张鲁一敢说，而说出来大家也会信，因为说起这位中戏导演系出身、又兼有北大艺术硕士学位的男演员，“低调、文艺、不张扬”是演艺圈同行中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可以说，每个演员在演艺圈里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和定位，安静演戏就是张鲁一的座右铭。当初拍摄《红色》时为了演好上海男人，这位北京人二话不说先来上海住了一个月，从穿着打扮到说话行事，一点一点模仿细节，塑造形象。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积累最终在剧中反馈出来，一句“小菜不新鲜了呀”让多少上海的阿姨妈妈拍案叫绝，以至于演完《红色》以后找上门的角色都是南方男人，几乎没人找他演北方汉子了。而在拍摄《火线三兄弟》时，为了演好日本军官高木，他默默请了日语老师来教自己，最后剧中高木所有的日文台词都由他本人完成，很多不明真相的观众都以为这个角色真的是请了日本籍演员的。在影视行业快餐化的今天，在鲜肉男神们几天拍一部戏、一人同期拍几部戏的当下，这些做派几乎是让人感动的，但张鲁一却一脸坦然的表示这一切都是作为演员的本分：“体验生活是一个演员很重要的功课，它可以让我和这个角色更好地融在一起，这是演艺工作者最基本的事情。”
少有人知的是，张鲁一还拉得一手动听的小提琴，说到这里他笑道：“小提琴是家里人让我从小去学的，他们希望我有一点音乐方面的修养。当时买不起钢琴，所以就选择了小提琴，从5岁学到了16岁，都是父母每周风雨无阻地陪着我去学琴。”工作之余，张鲁一则把很多时间花在和朋友聊天上，“尤其是和比我优秀、比我年长的朋友聊天。有的时候在旁边听他们聊天，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受益匪浅。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文化、有修养、有素质，所以我会一直追求的，当然这种追求也并不是说非要去北大或者学校学习。”
“不适应就离开，撞上了就接受”
《红色》之后，大隐隐于市的爱国大神“徐天”摇身一变，成了《麻雀》里的汪伪特工总部首领“毕忠良”，这个同样出彩的角色为张鲁一带来了新的人气和关注，而问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坏人”来演，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表演履历或者证明自己的角色塑造能力？张鲁一笑着说没有那么复杂，接演这个角色，完全是被人物大纲上的一句话“戳中”了。张鲁一说，开始自己在没有读过小说和看到全部剧本的情况下，首先看到故事大纲和人物简介，其中毕忠良是一个工于心计、心狠手辣、做事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物，但在大纲的最后有一句话，“这个人物很有家庭责任感，十分爱妻子，为了妻子可以付出所有甚至生命”。“因为这一句话，我看到了这个人或许会有很多不同面的人生。”张鲁一说，看过剧本和小说后对这个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毕忠良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唯一的信仰就是他老婆，他觉得在乱世老婆能过上好日子就很满足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他不论是杀人还是抓共产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于是剧中的毕忠良在工作状态上是明确、实际并且不择手段的。“当时他选择汪伪76号这艘船，上了这艘船，就要让这艘船平稳地行驶，只有这艘船一直平稳行驶，他才能过上好日子，保护好自己的家人……有朝一日这艘船沉了，他就再找其他的船。”张鲁一说，毕忠良的家庭责任感是其行为的核心动力，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观众对毕忠良不会是简单的善恶对错的评判，而是扎根于这个人物的出发点，不会完全将他理解为一个单纯的反派。而为了更精确地扮演毕忠良，张鲁一在《麻雀》开拍前增肥近20斤，但其实剧本并没有明确要求人物的外形。对此，张鲁一的解释是，这个角色与同时代的人比起来，有能力和有条件做到“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和住得好”，一向清瘦的张鲁一加上近20斤的体重，可以更恰如其分体现这个角色当时社会生活优渥的状态。增肥似乎显得牺牲过大，但张鲁一却表示：“这对我来讲会有帮助，当演员看到镜子里自己的造型之后，你的外在会给你的内在带来信心。”
事实上，在张鲁一看来，“毕忠良”“徐天”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如果再加上他自己，他认为三人内心深处都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因为他自己就“不是一个那么有个性的人”，他2005年出道，中途离开演艺圈，2011年再回归，每一步都是“不适应了就离开，撞上了就接受”。网上曾经有人盘点“大器晚成”的男明星，张鲁一赫然在列，因为根据他的公开资料，他2005年正式出道，如果再算上他接触这一行的时间——1999年就考上了中戏导演系，那么到今天已经17年了，别说在鲜肉迭出的演艺圈，在任何行业都算“老员工”了。可是再看得精细点你会发现，从2005年到2008年，张鲁一的成绩单只有三部电视剧，两部话剧，而后即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段经历反映了张鲁一刚入行时的心态：不适应。那是在他2006年执导了自己的话剧之后，“突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然后他就买了一张机票去了英伦三岛，整整一个月，从南走到北，看了六、七十场戏。没有攻略、没有计划，走到一个城市，就扎到剧院里看戏，人家演什么他看什么，散场了自己走路回酒店睡觉，不与人谈论，甚至不刻意思考。他本以为回来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结果回来了，就再也没排话剧。离开的时候他也想过，“此刻的离开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来”，但是真当到了“回来”这一天，发现当初那些想法都没了。没有什么所谓“更好”或“不好”，艺术这条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也不是曲折的。 “不适应就离开，撞上了就接受。”在张鲁一看来，自己当初的“出走”不是偶然，如今的“当红”也不是必然，盘点这短短几年内遇到的好作品和好角色，张鲁一云淡风轻的说这每一步自己“就是撞上了”。比如有观众觉得他回归后密集的接演谍战片是不是刻意为之，但其实自己并没有太刻意地去寻找或者也没有刻意地去拒绝。而如果不做演员，张鲁一可能是一名律师。1999年，他的高考填报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因为律师可以“惩恶扬善”。他改考中戏，是因为朋友觉得他合适。“可是我不会唱戏啊”。后来打动他决定报考的原因，是因为“不考数学”。就连他目前的学历，北京大学的艺术硕士，也是导师林兆华主动“让他去考”的产物。“所以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不管是考中戏还是考北大，其实我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和梦想的一个人，都是撞上了，那我就接受，然后接着往下走，然后又突然撞上，OK，我接受，再接着往下走。”
记者：虽然你这么说，但大家都知道你的“徐天”明明是有去争取的呀。
张鲁一：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一开始导演对我没有信心，我也就没有争取这个角色了。但后来编剧徐兵和张嘉译都比较推荐我，然而导演还是有些犹豫，这时候我就觉得，这角色也算“碰上了”，就应该走下去。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演杨磊说，我说杨磊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从明天开始我直接买飞机票，搬到上海去住，一个月之后，咱俩再见，那个时候你如果还跟我说不合适的话，我什么话都不会说的。一个月之后，导演就定了我演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现在不会再羞于表达，也不会害怕去表达我想演某个角色的冲动了。
记者：所以你这一个月在上海到底做了什么？
张鲁一：就过过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子，跟他们一块儿身上会多有一点油烟气，多有一点市井气，让自己走出来的时候仿佛身上还带着葱油拌面的味儿。
记者：《红色》在豆瓣评分非常高，徐天已经成为剧迷心中经典的角色，它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鲁一：一个演员在演艺生涯当中如果能够接到两三部自己特别喜欢、拍出来效果也很好的戏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演员会遇到一次，有的可能演了一辈子都没遇上。《红色》就是我演艺生涯的一次，所以我已经很庆幸了。在饰演徐天时，我把自己身体里面像徐天的一面调动出来，我本人缺少的部分就需要扎根到生活中去寻找，所以那时候就去上海住了一个月，就想去找一些本身自己没有的东西。
记者：那毕忠良这个角色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张鲁一：不同的演员在塑造同一个角色的时候，一定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我眼中看到的、心里可以理解到的毕忠良，可能就是今天《麻雀》里呈现出来的毕忠良。这一次的表演更多是一种自然的表达，我希望这个人物可以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来，不用太多刻意的设计。
记者：说到这个，有些演员演一千个人就有一千张面孔，有些演员的所有角色里都有自己的影子，看起来你属于后者，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鲁一：我希望自己身上的特点与角色身上的特点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塑造角色。我没有办法脱离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我长相变不了，不可能为了一部戏去整个容，看起来完全不像张鲁一，我做不到；但是全演自己我也觉得无趣，所以两者结合的好，是我以后要做的一个功课。
比如《红色》里大隐隐于市的徐天和《麻雀》里锋芒毕露的毕忠良，都带着我本人的一些价值观，他们都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和抱负，就想当个小市民，过点平平淡淡、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日子，只要日子过得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毕忠良和徐天相似的也是这一点，在一个乱世当中，有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家人、兄弟安稳地活下去，必须去找一条路。但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路，所以这两个人物就必然会是不同的。
记者：其实你最初是导演专业出身的，现在做了演员却被所有人夸赞“演技派”，这两者之间的完美转换是怎么做到的？
张鲁一：千万别说我是“演技派”，真的。说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觉得这条路太长，是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慢慢走的。看你和谁比，比起以前、现在、国内外这么多优秀的演员，我觉得自己的差距实在太大，要走的路还太远。
至于导演和演员的角色，我觉得没转换啊，一直都在身体里面，两个都在。导演系的教学要求你会导演，也需要你会表演。导演的思维可以让你看到宏观的世界，是横向的；演员是纵向的思维，它可以在一个角色上面扎根发芽，把根扎到泥土的最深处去。导演的思维帮助我横向，演员的经验帮助我对角色有纵向思考。这两个挺好的，对于我来讲都是好的经历。
结果在开幕仪式上孟京辉果然就点名了《大鸡》，他是用“脏、乱、差”来形容的——但显然我们都知道他这是在夸人。为此我在西栅景区深处的水剧场看完第一场戏后，为了不错过只相差15分钟的《大鸡》，几乎是一路冲刺奔到景区入口处的大剧院序厅的，然而踩着钟点到达时，场内仿佛已经在暖场了，灯光昏暗镭射光闪烁重金属大作，很有点群魔乱舞的意思。正当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沿着一小段影影绰绰的下沉式楼梯轻手轻脚往演出厅摸索时，忽然有人从我身后走路带风地大步向前超过，披挂一身金灿灿的浴袍，操一口京腔一路嚷嚷“小鸡们，人呢？开始了开始了！”——张鲁一饰演的罗慕路斯大帝就这么不走寻常路地登台了。
“话剧让我积攒能量”
《大鸡》这部戏如何，实在是让人很难评说：演出前神秘莫测，对剧场提出的要求千奇百怪（比如能不能下雨能不能砸生鸡蛋能不能带活鸡进场），唯一流出的排练照是演员在空地上“遛鸡”；演出后剧评圈一半失语，一半给出的打分两极分化，被说的最多的观戏感受就是“尴尬”二字——毕竟陈明昊那种“重金属+崩坏+宣泄”的风格不是人人都能忍。比如我前面坐第一排的大姐在陈明昊脱了裤子拖着酒瓶爬上餐桌之后就吓得一直往后缩，因为剧场里的长条木凳（是的，就是你在路边摊吃馄饨时坐的那种）靠得太紧，后半场她几乎坐在我腿上；而餐桌另一边的一个小姑娘被演员们咀嚼后吐出来的胡萝卜喷一头后，居然怔怔地哭了起来，演员只好赶紧送她几个鸡蛋以示安慰……但，这一切的喧嚣荒诞之后，当张鲁一念完最后一句独白靠着餐桌长久沉默、流下罗马帝国崩塌后的最后一滴眼泪时，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话剧演员的舞台表演。
事实上之前《大鸡》票房太好，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个戏是在借张鲁一的“明星光环”卖粉丝票——毕竟一部《红色》已经让张鲁一红成了一线“男神”，而戏剧节期间他的另一部《麻雀》也正在上档热映，正是人气爆棚的档口，难免不被质疑玩票。但对于这个说法，张鲁一首先就给予了否认，“事实上，《大鸡》这个戏还是我求着陈明昊让我来演的，陈明昊最开始不用我，他宁可用一唱摇滚的人，都不用我，他说我不适合这戏”。而陈明昊之所以这么“不留情面”，完全是因为大家太熟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张鲁一作为影视演员出名之前，他和陈明昊早就搭档演出过孟京辉的话剧《琥珀》，两人更是同门——在中戏时就是同学，后来又一同被林兆华招入了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艺术研修班。巧的是，今年乌镇戏剧节刚好请到林兆华担任荣誉主席，并带来了一部同样另类特别的演出《戈多医生或者六个人寻找第十八只骆驼》。得知老师也在乌镇，张鲁一和陈明昊到乌镇的第一天，就一起去看望林兆华：“我们说老师在这儿呢，怎么也得去拜会一下老师啊。我还真挺激动的。看见老爷子身体还挺不错，还有创作热情，我真挺开心的。”
事实上，张鲁一199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和话剧舞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那段时间也正是中国当代戏剧的一段短暂、旺盛的“苏醒期”，林兆华和孟京辉的创作状态都处在一个相对的高峰期，张鲁一参与了他们的多部戏剧作品。2006年，他还自己执导了一部戏。所以说，张鲁一在成为屏霸男神之前，就已经既演过孟京辉的戏，又演过林兆华的戏了——论先锋话剧，人家可是专业的。“《大鸡》这个戏我和陈明昊很多年前就聊起过，”张鲁一说起自己这次之所以会来乌镇戏剧节演话剧，既不是像有些明星那样人红了就想到话剧舞台上“跨个界”打打文艺牌，更不是像别人想的那样被陈明昊“蹭名气”，其实就是和老搭档干回老本行，“和陈明昊那次喝酒聊天时咱们就谈起这个戏，这戏在他心里想做很久了，一直没契机，那次聊高兴了，我俩就说，那就干吧！一拍脑门子的事儿。他们问我要不要商演？我说，真不用。因为这不是一个为了挣钱的事儿。既然有乌镇戏剧节，又正好我这段时间没拍戏，那么择日不如撞日，赶上了，咱就玩儿了！”
至于明年会不会再来参加戏剧节，或者说这次“过戏瘾”之后会不会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话剧舞台，张鲁一的回答都是“不确定”。这种回答难免有“太极”之嫌，但是当张鲁一用那种缓慢的、然而认真的语气说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能体会到那是一种认真考虑之后的“不确定”，而不是敷衍了事的“不想说”——这时代人人说看脸，但一个演员最后是成为流星还是恒星，有时候还得看心。虽说不确定会否重登话剧舞台，但张鲁一表示，话剧对于他永远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那些珍贵的话剧表演及导演经验，更是为自己在影视剧里的演技爆发积攒了丰厚的能量。“话剧是往身体里积攒能量的过程，话剧的排练时间很长，不停的尝试会让自己更了解身体的每一个细节和更多的可能性，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到演出的那一天，这些积攒的能量会全部释放出来。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戏红人不红？我喜欢这样。”
每个男神都有一部成名作，对于张鲁一而言，这部作品必须是《红色》。《红色》以淞沪会战后沦为孤岛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身怀绝技却隐居做小会计的徐天，因帮共产党运送物资和保护恋人田丹而身不由己卷入了腥风血雨的厮杀，最终与日本人展开生死对决的故事。这剧情听起来无限主旋律，但谁也没想到，它最后火成了一部推理偶像剧，这一切显然与剧中的男主角“徐天”息息相关——徐天表面上是个蜗居在上海的小会计，其实他身手了得，而且推理能力超强。 谈及对徐天的塑造，张鲁一坦言那是一个“从纠结到享受、把神还原成人的过程”。为此，他还向张嘉译取经，最后将角色的性格界定为“大智若愚”，并对人物从衣服到头型进行了一番设计。事实上一直有观众吐槽徐天的“锅盖头”有点傻气，影响了张鲁一的颜值，对此张鲁一笑得羞涩又略带小开心，他表示这个发型恰恰就是自己与发型师沟通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那么利索或精神，其实就想让他看上去傻一点、笨一点，避免外形中透着精明。我觉得徐天这个人物就像芸芸众生一样不起眼，但是他做的事情却是超乎常人的事情。”徐天是“红色色盲”的设定也得到了张鲁一的认可，在他看来有了弱点，一个平铺在纸上的人物才能变得立体，才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相信这个人的真实，“一个角色需要缺点，能不能找到角色的缺点就决定了你塑造的这个角色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
其实，《红色》是张鲁一首次担当男一号，为了能演绎出《红色》中徐天这个上海男人独有的南方气质，这个北京爷们儿特意花了一个月时间在上海弄堂里体验生活。此前制片方曾在张嘉译、吴秀波等大腕中考虑徐天的扮演人选，正是因为张鲁一所付出的这番努力打动了导演，最终他获得了这一角色。而张鲁一最终也没有让导演失望，他为观众奉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抗战英雄——徐天，让这个高智商、高能力、高人气的男主角成为全剧的最大亮点。其实，在剧集之外，生活中的张鲁一和徐天也有几分相似——善于隐藏锋芒。这个拥有北京大学艺术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演员虽然参演了多部热播作品，有着让人过目难忘的演技，但提到张鲁一这个名字，在《红色》之前，恐怕绝大多数观众还是比较陌生的。“戏红人不红”对于大多数演员是个悲剧，但对于这一点，张鲁一表示喜闻乐见：“其实我真的是个很容易紧张、害羞的人，我更喜欢不太被人关注到的状态。”因此，出道数年，看着一个个老同学走红，张鲁一说自己从来没着急过，“因为我热爱这个行业，把它当做工作在做。我心里边的目标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作品，我演戏的初衷并不是出名，所以也不在乎红不红——其实我并不想自己太红。”
讲真，演艺圈从来就是名利场，所以这种话很少演员会说，因为听起来太假。但是张鲁一敢说，而说出来大家也会信，因为说起这位中戏导演系出身、又兼有北大艺术硕士学位的男演员，“低调、文艺、不张扬”是演艺圈同行中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可以说，每个演员在演艺圈里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和定位，安静演戏就是张鲁一的座右铭。当初拍摄《红色》时为了演好上海男人，这位北京人二话不说先来上海住了一个月，从穿着打扮到说话行事，一点一点模仿细节，塑造形象。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积累最终在剧中反馈出来，一句“小菜不新鲜了呀”让多少上海的阿姨妈妈拍案叫绝，以至于演完《红色》以后找上门的角色都是南方男人，几乎没人找他演北方汉子了。而在拍摄《火线三兄弟》时，为了演好日本军官高木，他默默请了日语老师来教自己，最后剧中高木所有的日文台词都由他本人完成，很多不明真相的观众都以为这个角色真的是请了日本籍演员的。在影视行业快餐化的今天，在鲜肉男神们几天拍一部戏、一人同期拍几部戏的当下，这些做派几乎是让人感动的，但张鲁一却一脸坦然的表示这一切都是作为演员的本分：“体验生活是一个演员很重要的功课，它可以让我和这个角色更好地融在一起，这是演艺工作者最基本的事情。”
少有人知的是，张鲁一还拉得一手动听的小提琴，说到这里他笑道：“小提琴是家里人让我从小去学的，他们希望我有一点音乐方面的修养。当时买不起钢琴，所以就选择了小提琴，从5岁学到了16岁，都是父母每周风雨无阻地陪着我去学琴。”工作之余，张鲁一则把很多时间花在和朋友聊天上，“尤其是和比我优秀、比我年长的朋友聊天。有的时候在旁边听他们聊天，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受益匪浅。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文化、有修养、有素质，所以我会一直追求的，当然这种追求也并不是说非要去北大或者学校学习。”
“不适应就离开，撞上了就接受”
《红色》之后，大隐隐于市的爱国大神“徐天”摇身一变，成了《麻雀》里的汪伪特工总部首领“毕忠良”，这个同样出彩的角色为张鲁一带来了新的人气和关注，而问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坏人”来演，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表演履历或者证明自己的角色塑造能力？张鲁一笑着说没有那么复杂，接演这个角色，完全是被人物大纲上的一句话“戳中”了。张鲁一说，开始自己在没有读过小说和看到全部剧本的情况下，首先看到故事大纲和人物简介，其中毕忠良是一个工于心计、心狠手辣、做事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物，但在大纲的最后有一句话，“这个人物很有家庭责任感，十分爱妻子，为了妻子可以付出所有甚至生命”。“因为这一句话，我看到了这个人或许会有很多不同面的人生。”张鲁一说，看过剧本和小说后对这个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毕忠良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唯一的信仰就是他老婆，他觉得在乱世老婆能过上好日子就很满足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他不论是杀人还是抓共产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于是剧中的毕忠良在工作状态上是明确、实际并且不择手段的。“当时他选择汪伪76号这艘船，上了这艘船，就要让这艘船平稳地行驶，只有这艘船一直平稳行驶，他才能过上好日子，保护好自己的家人……有朝一日这艘船沉了，他就再找其他的船。”张鲁一说，毕忠良的家庭责任感是其行为的核心动力，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观众对毕忠良不会是简单的善恶对错的评判，而是扎根于这个人物的出发点，不会完全将他理解为一个单纯的反派。而为了更精确地扮演毕忠良，张鲁一在《麻雀》开拍前增肥近20斤，但其实剧本并没有明确要求人物的外形。对此，张鲁一的解释是，这个角色与同时代的人比起来，有能力和有条件做到“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和住得好”，一向清瘦的张鲁一加上近20斤的体重，可以更恰如其分体现这个角色当时社会生活优渥的状态。增肥似乎显得牺牲过大，但张鲁一却表示：“这对我来讲会有帮助，当演员看到镜子里自己的造型之后，你的外在会给你的内在带来信心。”
事实上，在张鲁一看来，“毕忠良”“徐天”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如果再加上他自己，他认为三人内心深处都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因为他自己就“不是一个那么有个性的人”，他2005年出道，中途离开演艺圈，2011年再回归，每一步都是“不适应了就离开，撞上了就接受”。网上曾经有人盘点“大器晚成”的男明星，张鲁一赫然在列，因为根据他的公开资料，他2005年正式出道，如果再算上他接触这一行的时间——1999年就考上了中戏导演系，那么到今天已经17年了，别说在鲜肉迭出的演艺圈，在任何行业都算“老员工”了。可是再看得精细点你会发现，从2005年到2008年，张鲁一的成绩单只有三部电视剧，两部话剧，而后即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段经历反映了张鲁一刚入行时的心态：不适应。那是在他2006年执导了自己的话剧之后，“突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然后他就买了一张机票去了英伦三岛，整整一个月，从南走到北，看了六、七十场戏。没有攻略、没有计划，走到一个城市，就扎到剧院里看戏，人家演什么他看什么，散场了自己走路回酒店睡觉，不与人谈论，甚至不刻意思考。他本以为回来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结果回来了，就再也没排话剧。离开的时候他也想过，“此刻的离开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来”，但是真当到了“回来”这一天，发现当初那些想法都没了。没有什么所谓“更好”或“不好”，艺术这条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也不是曲折的。 “不适应就离开，撞上了就接受。”在张鲁一看来，自己当初的“出走”不是偶然，如今的“当红”也不是必然，盘点这短短几年内遇到的好作品和好角色，张鲁一云淡风轻的说这每一步自己“就是撞上了”。比如有观众觉得他回归后密集的接演谍战片是不是刻意为之，但其实自己并没有太刻意地去寻找或者也没有刻意地去拒绝。而如果不做演员，张鲁一可能是一名律师。1999年，他的高考填报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因为律师可以“惩恶扬善”。他改考中戏，是因为朋友觉得他合适。“可是我不会唱戏啊”。后来打动他决定报考的原因，是因为“不考数学”。就连他目前的学历，北京大学的艺术硕士，也是导师林兆华主动“让他去考”的产物。“所以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不管是考中戏还是考北大，其实我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和梦想的一个人，都是撞上了，那我就接受，然后接着往下走，然后又突然撞上，OK，我接受，再接着往下走。”
记者：虽然你这么说，但大家都知道你的“徐天”明明是有去争取的呀。
张鲁一：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一开始导演对我没有信心，我也就没有争取这个角色了。但后来编剧徐兵和张嘉译都比较推荐我，然而导演还是有些犹豫，这时候我就觉得，这角色也算“碰上了”，就应该走下去。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演杨磊说，我说杨磊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从明天开始我直接买飞机票，搬到上海去住，一个月之后，咱俩再见，那个时候你如果还跟我说不合适的话，我什么话都不会说的。一个月之后，导演就定了我演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现在不会再羞于表达，也不会害怕去表达我想演某个角色的冲动了。
记者：所以你这一个月在上海到底做了什么？
张鲁一：就过过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子，跟他们一块儿身上会多有一点油烟气，多有一点市井气，让自己走出来的时候仿佛身上还带着葱油拌面的味儿。
记者：《红色》在豆瓣评分非常高，徐天已经成为剧迷心中经典的角色，它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鲁一：一个演员在演艺生涯当中如果能够接到两三部自己特别喜欢、拍出来效果也很好的戏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演员会遇到一次，有的可能演了一辈子都没遇上。《红色》就是我演艺生涯的一次，所以我已经很庆幸了。在饰演徐天时，我把自己身体里面像徐天的一面调动出来，我本人缺少的部分就需要扎根到生活中去寻找，所以那时候就去上海住了一个月，就想去找一些本身自己没有的东西。
记者：那毕忠良这个角色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张鲁一：不同的演员在塑造同一个角色的时候，一定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我眼中看到的、心里可以理解到的毕忠良，可能就是今天《麻雀》里呈现出来的毕忠良。这一次的表演更多是一种自然的表达，我希望这个人物可以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来，不用太多刻意的设计。
记者：说到这个，有些演员演一千个人就有一千张面孔，有些演员的所有角色里都有自己的影子，看起来你属于后者，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鲁一：我希望自己身上的特点与角色身上的特点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塑造角色。我没有办法脱离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我长相变不了，不可能为了一部戏去整个容，看起来完全不像张鲁一，我做不到；但是全演自己我也觉得无趣，所以两者结合的好，是我以后要做的一个功课。
比如《红色》里大隐隐于市的徐天和《麻雀》里锋芒毕露的毕忠良，都带着我本人的一些价值观，他们都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和抱负，就想当个小市民，过点平平淡淡、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日子，只要日子过得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毕忠良和徐天相似的也是这一点，在一个乱世当中，有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家人、兄弟安稳地活下去，必须去找一条路。但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路，所以这两个人物就必然会是不同的。
记者：其实你最初是导演专业出身的，现在做了演员却被所有人夸赞“演技派”，这两者之间的完美转换是怎么做到的？
张鲁一：千万别说我是“演技派”，真的。说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觉得这条路太长，是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慢慢走的。看你和谁比，比起以前、现在、国内外这么多优秀的演员，我觉得自己的差距实在太大，要走的路还太远。
至于导演和演员的角色，我觉得没转换啊，一直都在身体里面，两个都在。导演系的教学要求你会导演，也需要你会表演。导演的思维可以让你看到宏观的世界，是横向的；演员是纵向的思维，它可以在一个角色上面扎根发芽，把根扎到泥土的最深处去。导演的思维帮助我横向，演员的经验帮助我对角色有纵向思考。这两个挺好的，对于我来讲都是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