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桑兵先生是研究晚清民国史的大家，这本新作收入了十余篇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与变动。本文关注1924年孙中山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此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4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在纷繁史料中，桑兵先生试图通过还原历史现场去接近孙中山的本意，鉴古而知今。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给予今人很多的历史启示。近数百年来，人类社会处于欧洲中心的笼罩之下，各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法则，主要和基本是按照欧洲发生演化的方式准则加以演绎。在欧洲中心的强势之下，其他多元性的文化，只能被动适应或主动求变，才能免于衰退灭亡。大凡经过所谓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及国家，其实只是欧洲文化的一种变异，很难保持其固有文化的本来形态和主旨。
　　诚如孙中山所说，近代欧洲文化是以霸道为基本内核，这体现于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其一，遵行丛林法则。动物性的丛林法则主张占地，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必须凭借武力强权来夺取和捍卫，与社会性的以文化化人截然相反。其二，根源于基督教的一元化思维。按其逻辑，必须将人类同一或同质化。二者相加，即使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也不可取。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趋缓甚至倒退。虽然欧洲自有其道德，虽然欧洲中心还未从巅峰跌落，但已显出疲态。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化格局，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但也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且至今非但无法解决世界动乱、平等和富裕的问题，甚至出现动荡和冲突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用多元文化重构世界格局，成为今日人类面临的巨大考验。而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是目前保存的文化物种当中少数可能的重要选项。国际秩序的重构越是加入多元要素，越有可能呈现与今不同的形态和趋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一度令欧洲科学功利文化永远美好的神话破灭，出现了一股崇尚东方文化的潮流。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与此合拍。很少宗教终极关怀的中国，道德成为最重要的精神和社会支柱。王道的基础是仁义道德，仁义道德的依据是伦理社会，承认人人并非一律，人与人的亲疏远近关系确定彼此的身份地位以及行事方式，并且由己及人地注重个体及其相互联系。只是晚清以来，中西文化乾坤颠倒，国人越来越缺乏文化自信，将传统与创新截然对立，一味强调不破不立，全盘西化实际上大行其道。经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道德的缺失，令全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近代侵华列强当中，地理接近的日、俄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最为强烈，因而历来被识者认定为心腹之患，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彼此之力相互制衡，成为重要选项，晚清以来的联日与联俄，本质上就是倚重一方以制约另一方。如果真的一面倒，势必造成严重侵害。孙中山借力平衡，试图与日、俄联盟打破列强的霸权，同时又让日、俄两国相互牵制，策略上确有可行性。只是前提必须争取日本政府的同意，至少在当时，难以奏效。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效法西洋，殖民东亚，所谓脱亚入欧，其实就是模仿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将东亚逐渐纳入自己的版图，进而与欧美列强争胜。所以非但不肯放弃东亚的既得利益，而且视为生命线和立国之本。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很难将彼此利害冲突的亚洲各国用同种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反而有可能模糊差异，掩盖矛盾。后来日本侵占中国和南洋，以及建立日伪政权，都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号，进一步强化了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负面判断。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近邻，近代以来，一大一强，合则两利，斗则两害。可惜中日始终未能找到和睦相处、互利共赢之道，反而近邻变成宿敌。近代欧洲历史上长期争斗不已的世仇，大都很难完全凭借武力征服对方，最终还是要回到妥协共存之道。况且，中日双方的冲突争斗，往往会有第三方渔翁得利，因而不仅为他方所乐见，而且背后总少不了挑拨离间和坐收渔利之人。
　　就此而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不仅大体不错，而且极具洞见和远见。问题是，孙中山寄希望于日本国民来影响日本政府，事实证明很少现实的可能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即使有过与政府不合的情形，也不占主流和主导。孙中山在演讲最后提出的日本民族“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的问题，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答案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寄望于民间，对日本而言非但不切实际，而且免不了产生负面作用。为了争取日本在野人士的支持，孙中山对于坚决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社会贤达有所妥协。11月25、26日，孙中山在神户与头山满长谈。后者问：“您所说的废除旧条约，是否可以解释为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具体说来是包括收回旅顺、大连的意思呢？”并且明确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国情有了大的变化，再不必担心受任何其他国家侵害的情况下，我国的大多数国民也不能例外地就轻易答应立即归还（满蒙）的要求。”对此孙中山声言，只希望日本带头帮助中国实现关税独立和废除治外法权的要求，而没有考虑收回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我所说的是废除一般的旧条约，没有考虑收回旅顺、大连。香港、澳门也是这样。……旅顺、大连问题，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扩大其势力的话，就会出问题;但像现在这样维持原有势力的话，还不至于发生问题。”
　　这样的考虑，固然基于现实的可能，但也的确容易令人误会孙中山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交易，只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像“二十一条”这样臭名昭著的条约，孙中山的态度仍然有些暧昧。12月1日，在门司登船采访的新闻记者提问：“先生要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日本所希望的是废除哪几种条约呢？”
　　孙中山的回答是：“如海关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些条约，只要是于中国有害的，便要废除，要来收回我们固有的权利。”
　　记者进而明确问道：“先生对于日本同中国所立的二十一条要求，是不是也要改良呢？” 　　孙中山答称：“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二十一条的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心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情愿的要求来加之于中国。你们日本便应该首先提倡改良。”又表示：“予第一目的，在欲废除十三国对华之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一统之国家。则治外法权及关税各节问题，均可一一解决。而所谓二十一条问题，此际日人宜反省之。”作为整顿内政的前提废约，如果都要等列强自我反省和改良，势必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然，孙中山并非对日本朝野的禀性毫无认识。12月20日，他在天津寓所病榻上接见负责联络冯玉祥并决心赴日的马伯援，嘱咐道：“你一定要去日本，可注意日本外交，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吾人未得政权……日本是帮助段祺瑞的。”并要其尽量办好对日外交。可以说，孙中山心知肚明日本朝野绝不肯放弃列强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权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多少也有些无可奈何。
　　其实，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胡汉民撰文论述《“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五条就是“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之所以特别揭出，是因为中日两国国际问题犹未解决。“日本所筹以对待中国者，其全体之意思不可具晓，而以吾人所知，则有二派：其一曰侵掠主义，二曰吸收主义。第一派主之者无几人，其政策亦过于武断，且贻外交之憎忌，无势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为占优势。然曰吸收，则显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间岂无自觉者？睹此主义之不诚，必以其不愿下人者，而深怀猜忌，如是两国国民将不可合。盖凡国交际，智取术驭，不可长也。中国人士对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亲日两派。排日非大势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犹日之不能排我;而亲日者徒企人之我保，而无实力以盾其后，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谓两国国民的结合，则为两方之交谊，为中国者，讲求实力，以保其对等之资格，使交际间自无所屈辱;而日本亦当泯厥雄心，推诚相与。盖非如我国亲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论，亦无所用之耳。”
　　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往昔的格局，但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仍然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政府和国民。中日两国如果不能找到互利共赢的生存之道，东亚的繁荣乃至世界和平，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是作为理想家的孙中山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主张，其实只是具有常人常态所不及的前瞻性，所以百年之后大都一一付诸现实的根本所在。跳出历史的枝节局限，把握人类社会前行的基本趋向，可以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作者：桑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