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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颇受公众欢迎的社会学家项飙为年度热词贡献不少，最知名的莫过于“内卷”，用以描述消耗性内部竞争。我还注意到他的另一个说法：附近的消失。
项飙试图用这个概念说明一个现象：我们越来越少去关注生活周边的事物场景，而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到公共事件的宏大叙述上。在他看来，附近意味着人与世界的真实连接，进而他认为“市场是附近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过度的交易钝化了我们对附近的感知。
年末，紧随蚂蚁金服IPO被叫停，互联网上开始了一轮对互联网巨头入局社区团购的声讨。也难怪，拼多多、滴滴、京东、美团、阿里巴巴、腾讯几乎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附近”—确切地说，是我们生活的小区的附近。2021年元旦，在新疆负责多多买菜业务的23岁员工猝死，再次将舆论推向高潮。
焦点不断在转移，从巨头的责任与边界，很快转到对“附近”的关注：家门口的菜市场、街边小店、小业主、邻里—这一切组合而成的微型生态，会不会被强硬的巨头摧毁？
就这样，在编辑部会议上，我们从社区团购一直聊到了“社区商业”，我们深信包括买菜在内，社区商业结构被重塑了。但究竟如何定义社区，我们又花了3个多小时讨论，那个上午我远程连线，直到手机快没电了，也没讨论出明确的结果。
一个核心困惑是，我们生活的小区算是社区吗？中国现代城市的小区是在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常态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2019年攀升至60.6%。我们对此都有些个体记忆：封闭的、高密度的居住空间，取代了我们曾经熟悉的传统院落与单位“大院”，后者所具备的从食堂、学校到医院的基础配置，乃至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也一并消失了。街区、胡同，沦为片片废墟，一座座高层建筑拔地而起。
几乎是同时，互联网创业者对于社区消费潜力的探查从2010年便开始了，从外卖、社区O2O、到家服务、前置仓、新零售，到疫情后加速的社区团购……小区的界限被打破，小区与周遭街道和店铺的关系以线上社群的形式被重构—我们才意识到，消失的附近可能以新的形态复苏了。
中文语境下的社区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课堂上。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提到“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费孝通把“community”翻译了出来：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即“区”;也要有人与人直接的互动，即“社”—合起来便是“社区”的概念。
小区构成了空间上的接近，但人与人的联系如何建立，如何让社区成为我们的“附近”？
为探寻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来到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型社区里深入了解中产家庭典型样态，及周围各类社区服务;我们也找到位于上海虹口区的瑞虹新城，这是一项历时25年，从棚户区逐步升级为大型社区的案例。作为参照，驻东京的记者还介绍了日本社区商业的发展历程：以市民为主体，解决该地域存在的问题，以商业手法作为解决方案。
我们的目的越来越清晰起来，想去探寻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社区的形态，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意义。
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社区形态一直伴随城市发展而改变。1950年代，柯布西耶提倡现代主义，强调空间的功能性和效率，希望消灭街道、社区与社交。这种想法在1990年遭到新城市主义的批判，后者主张恢复人性化的街道与社区互动。可以说，中国是在20年间快速完成了类似的演变过程。
当然，中国城市社区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本期杂志收尾之际，2020年中国经济数据出炉，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其中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3.9%，但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0.9%。中国的社区商业，极有可能成为线上及线下双轮驅动的独特案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社区是经由基层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居民、线下商业经营者、互联网巨头等角色互相交织和互动之后形成的产物，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氛围与精神上的—其商业肌理的复杂程度也将是空前的。
项飙试图用这个概念说明一个现象：我们越来越少去关注生活周边的事物场景，而更多地将注意力转到公共事件的宏大叙述上。在他看来，附近意味着人与世界的真实连接，进而他认为“市场是附近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过度的交易钝化了我们对附近的感知。
年末，紧随蚂蚁金服IPO被叫停，互联网上开始了一轮对互联网巨头入局社区团购的声讨。也难怪，拼多多、滴滴、京东、美团、阿里巴巴、腾讯几乎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附近”—确切地说，是我们生活的小区的附近。2021年元旦，在新疆负责多多买菜业务的23岁员工猝死，再次将舆论推向高潮。
焦点不断在转移，从巨头的责任与边界，很快转到对“附近”的关注：家门口的菜市场、街边小店、小业主、邻里—这一切组合而成的微型生态，会不会被强硬的巨头摧毁？
就这样，在编辑部会议上，我们从社区团购一直聊到了“社区商业”，我们深信包括买菜在内，社区商业结构被重塑了。但究竟如何定义社区，我们又花了3个多小时讨论，那个上午我远程连线，直到手机快没电了，也没讨论出明确的结果。
一个核心困惑是，我们生活的小区算是社区吗？中国现代城市的小区是在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成为常态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2019年攀升至60.6%。我们对此都有些个体记忆：封闭的、高密度的居住空间，取代了我们曾经熟悉的传统院落与单位“大院”，后者所具备的从食堂、学校到医院的基础配置，乃至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也一并消失了。街区、胡同，沦为片片废墟，一座座高层建筑拔地而起。
几乎是同时，互联网创业者对于社区消费潜力的探查从2010年便开始了，从外卖、社区O2O、到家服务、前置仓、新零售，到疫情后加速的社区团购……小区的界限被打破，小区与周遭街道和店铺的关系以线上社群的形式被重构—我们才意识到，消失的附近可能以新的形态复苏了。
中文语境下的社区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课堂上。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提到“community is not society”，费孝通把“community”翻译了出来：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即“区”;也要有人与人直接的互动，即“社”—合起来便是“社区”的概念。
小区构成了空间上的接近，但人与人的联系如何建立，如何让社区成为我们的“附近”？
为探寻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来到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型社区里深入了解中产家庭典型样态，及周围各类社区服务;我们也找到位于上海虹口区的瑞虹新城，这是一项历时25年，从棚户区逐步升级为大型社区的案例。作为参照，驻东京的记者还介绍了日本社区商业的发展历程：以市民为主体，解决该地域存在的问题，以商业手法作为解决方案。
我们的目的越来越清晰起来，想去探寻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社区的形态，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意义。
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社区形态一直伴随城市发展而改变。1950年代，柯布西耶提倡现代主义，强调空间的功能性和效率，希望消灭街道、社区与社交。这种想法在1990年遭到新城市主义的批判，后者主张恢复人性化的街道与社区互动。可以说，中国是在20年间快速完成了类似的演变过程。
当然，中国城市社区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本期杂志收尾之际，2020年中国经济数据出炉，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其中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降3.9%，但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0.9%。中国的社区商业，极有可能成为线上及线下双轮驅动的独特案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社区是经由基层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居民、线下商业经营者、互联网巨头等角色互相交织和互动之后形成的产物，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氛围与精神上的—其商业肌理的复杂程度也将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