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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和小档案：
李太和，山西襄垣县人，1929年12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进入中央警卫团。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调入中央警卫局警卫队，1961年12月调到刘少奇身边当卫士，后任卫士长。1969年11月27日，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1977年11月调到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厅六处任政工科科长。1983年随公安六处并入合肥市武警支队，任干部管理处处长。1985年离休。
2007年2月，为了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和咨询相关文物信息，我和我们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其他几位同事前往安徽合肥，看望了因病住院、曾任刘少奇卫士长的李太和老人。李太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深情讲述了他在刘少奇身边的工作经历和他对这位伟人的深厚感情。
“刚到少奇身边当卫士，既高兴，又紧张”
“1961年12月，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找我谈话，说刘少奇身边需要人，想把我调到少奇同志身边当警卫。我听了很高兴，当时，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到他身边当贴身警卫是非常光荣的。但是我又想到我的能力低，不知能不能完成任务，思想上有顾虑，有点紧张。但我还是非常坚定地说：我去，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干好工作。”李太和深情地给我们讲起当年的往事。
这天，警卫局一位负责同志领李太和去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正在办公室工作，刘少奇取下老花镜说：“请坐，你们坐下。”警卫局负责同志介绍说，这位是警卫局派到你身边来工作的李太和同志。刘少奇说:“好，来我身边工作，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是协助我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帮我把革命工作干好。”然后，刘少奇问李太和是哪里人。李太和回答说是山西人。刘少奇说，山西是个好地方，你们太行山那里，总司令和彭德怀同志都在那里打过仗，打过很多胜仗，还消灭了阎锡山的部队，你们那个地方是个老区。刘少奇还对李太和说:“我这里工作比较简单，就是帮助我搞一下生活，我有时候工作忙，你们照顾我一下，实际上是帮助我多为人民、为党做工作。”
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要求工作人员不能相互串门，不能走亲访友。当时，李太和还不是刘少奇的卫士长。作为一名卫士，李太和既是刘少奇的警卫，又是刘少奇的内勤。他既要搞好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又要负责首长的起居生活，如倒茶、穿衣、吃饭、卫生等。
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外出时规定要有两个卫士跟随。一个是值班，还有一个副班。一切出去的活动都要报告警卫局，由警卫局统一安排。李太和等几名卫士就分为两人一组轮流值班，陪同出动时一般是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一个。后面的人主要是陪同保护，防止急刹车时出现意外。后来，李太和当上了卫士长，就主要负责警卫点的工作了。
少奇同志生活俭朴，喜欢晚上加班工作
“少奇同志爱好看电影、看球，就是没有时间。”李太和说。刘少奇喜欢晚上加班工作，白天一般上午10点左右起床。刘少奇起床后，卫士们把水、手帕、烟嘴和茶给他端进去，把旧的撤下来。刘少奇的早餐一般在上午10点以后，内容很简单：拿上两个鸡蛋，用开水一泡，搞上一点盐，用勺子搅和一下就可以了。午餐一般是下午1点左右，四菜一汤。刘少奇有时和家人一起吃，有时自己夹点菜单独吃。如果王光美不在，他就自己去餐厅吃。午休后，他就端着茶杯、拿着手绢回办公室。晚饭一般需要派人去叫，因为这个时候刘少奇已完全沉在工作中去了，有时候3次都叫不来，因此他的晚餐有时候得到晚上八九点钟，最晚到晚上10点。有时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这时候炊事员睡觉了，王光美就把中午剩下的饭熬熬，让刘少奇连饭带汤喝一点充饥。
刘少奇睡觉比较困难，有时一晚需吃3次安眠药。他吃第一次安眠药后，能睡上两个小时，之后就会醒来。醒来后他又看文件，再次入睡需第二次吃安眠药。当时，一种绍兴的米酒黏度很好，有人说这个酒可以促进睡眠，推荐给刘少奇。后来，刘少奇睡觉，往往是先吃安眠药，再喝一杯米酒才去睡。有时候，他刚吃完安眠药睡着了，毛泽东来一个电话说开会，这时可能是凌晨3点，也可能是凌晨4点，卫士们就给他泡一杯浓茶。他喝了茶，坐上车就走了。开完会后回来，又需要再吃一次安眠药才能入睡。
刘少奇进了卧房，李太和等卫士和其他身边工作人员才开始搞办公室的卫生，整理文件等，把地板、桌面擦干净，报纸收拾好，批过的文件处理妥当。搞好卫生，大家再去吃夜餐……晚上熬夜熬得厉害，李太和等开始很不习惯，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
少奇对自己和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因自己是国家主席而搞半点特殊
“少奇同志廉洁奉公，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对家属、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专车，但他不准家中其他人用那辆车。我刚去的时候，奇怪王光美同志怎么骑着自行车出入。因为她是刘少奇的夫人，又是他的秘书，是可以用车的。但少奇同志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跟我说，少奇同志规定，王光美需要用车，得跟警卫局单独要，而孩子绝对不能用公车。我去的时候，少奇同志的孩子中还有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为方便孩子上学，他家就雇了一个骑三轮车的人，每天用三轮车接送这两个孩子。他从来不准子女们进他的办公室，子女们也不敢进他的办公室。”李太和说起这些，话语中充满了对刘少奇的敬意。
大约是1960年，组织上研究后，决定改善刘少奇、王光美身边工作人员待遇——每天各补助1元钱夜餐费。3年后，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个事，就找李太和问：“这个补助是谁决定的？”李太和回答说：“组织决定的，都是为党工作，我们有补助，你也应该补一顿夜餐。”他说：“那不对，我为党工作，人民已经给了我不少，我不能特殊，这个钱一定要退。”当时，补助款一共发了900多块钱，他坚决要求从工资中每月扣100元，李太和等卫士说什么也不管用。
刘少奇到印尼访问的时候，做了几套衣服，三套厚一点的，两套薄一点的，平常会见外宾时穿。还做了一双棉鞋，两双皮鞋。平常他在家很节俭，有时鞋的布底子磨薄了、衣服破了，就让赵阿姨给他补一袜再穿。
刘少奇戴的手表，是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批上海牌手表。由于时间太久，手表坏了多次，每次他都叫人带到上海去修理一下。后来又坏了，正好这时达赖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一块金表。李太和见刘少奇派他去修那块修了多次的旧表，就对他说：“旧表就不要戴了，用新的吧！”刘少奇依然坚持要修。李太和看他态度坚决，就没有再说什么，把表送到上海修好了。表送回来后，刘少奇又戴上了，而达赖送的那块金表，刘少奇则上交给了国家。这块上海表，刘少奇一直用到他去世。
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既要求严格，又非常关心
“少奇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几年，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学到了少奇同志、光美同志的许多高贵品质，获益匪浅。他从政治、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李太和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流露出一种对往昔岁月的留恋。
有一次出访巴基斯坦，在出席总统宴会时，刘少奇和总统坐一辆车去宴会厅。宴会完毕后，他和总统还是坐这辆车回。车上有刘少奇、总统、王光美、总统夫人、翻译，坐了五六个人。就在李太和准备上车时，巴基斯坦总统的卫士长见他因感冒吃了药犯困，把他拦下了。后来是驻巴基斯坦大使送他回去的。
回去后，刘少奇见到李太和就问：“你怎么丢了？”李太和回答说：“那个总统卫士长不让我上去，把我推出来了。”刘少奇说:你跟汪东兴说说，都互相通通气。汪东兴第二天跟那个卫士长讲了。后来，那个总统卫士长转变了态度，见到李太和后相当热情。一上车就把他拉上去，还亲热地摸摸李太和的佩枪，李太和也摸摸他的佩枪。
还有一次，李太和随刘少奇出访阿富汗，总统设宴招待刘少奇。在总统的宴会上，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就餐。刘少奇注意到了这一点。回来后，刘少奇对李太和说：“你没有吃饭呀，抓紧时间吃一点，要吃上饭才好。”
“文革”中少奇曾提出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突然发表这些东西，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李太和说。我们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惋惜、痛苦和无奈。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责问他们为什么怕群众。刘少奇回答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北京专政，刘少奇不服地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刘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但锋芒之所向已是不言而喻了。
不久之后，街上开始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王光美开始受到冲击。1967年1月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造反派打来电话，说刘平平被汽车轧伤了，让家长签字动手术。那天李太和值副班，大家让李太和去看看。李太和就骑着自行车去了。李太和到医院一看，全是造反派。造反派不让李太和往门里走。让他把王光美调出来。李太和说这个事情他不能做，因为周恩来有交代。造反派又给刘少奇家里打电话。结果把王光美和刘少奇骗出了中南海。值班人员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警卫局，警卫局去了人，北京市公安局也去了人。不久，刘少奇的车到了。李太和看见王光美从车上下来，赶紧对她说：“光美同志，他们调你出来到清华批斗。”王光美说：“好，我去，少奇同志赶快回去！”当时，刘少奇还未下车。造反派看见王光美后立即围了过来。王光美关好车门，让刘少奇赶紧回去。造反派把王光美留下，押到清华大学斗她。周恩来闻讯，连夜派秘书到清华大学去交涉，这样才把王光美接了回来。
1月12日晚，中南海造反派强行冲进福禄居，围斗刘少奇、王光美。造反派将刘少奇押到福禄居南门口开批斗会。他们要刘少奇低头认罪，背语录，回答问题。批斗会开了2个多小时，他们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强行要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他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都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在批斗中，刘少奇的鞋子掉了，李太和偷偷地把他的鞋子踢到他脚边，示意刘少奇穿上。王光美则被造反派带到另外的地方批斗。批斗时，造反派要王光美站在一张下面小、上面大的四方桌子上。警卫局的人不同意，说摔了怎么办？造反派只好作罢。批斗时，造反派问了王光美不少问题，比如她出国访问时穿的旗袍哪里去了等。但王光美没有回答。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被带回已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一家人被隔离在三处，夫妻、子女咫尺天涯。此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他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严密监视下，并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13日晚上8点多钟，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面谈，李太和随行。李太和把刘少奇送进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后，就在门口等着。
在北京厅，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所提的要求，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不到1个小时，毛泽东就把刘少奇送出来了。两人在门口握手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要好好学习。”回去的路上，李太和见到刘少奇很高兴。
然而，这种高兴没有持续多久，刘少奇很快又陷入了痛苦、气愤之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火线”，数以万计的人围困中南海，造反派几次三番“勒令”刘少奇作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令”原封不动转送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随着斗、批的升级，福禄居本来相通的前后院，被砌了面砖墙，硬生生将前后院给分开了。刘少奇过不去，也不让他过去。李太和跟他说过一次王光美在后院，刘少奇每次上食堂吃饭经过通往后院的那个门时，他总要往那里看上几眼。其实王光美只在那里关押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押走了。
刘少奇身体不好，有时候打饭的事就由李太和他们代劳。李太和他们到食堂打饭，人家就用白眼看他们，说他们是“保皇派”。刘少奇牙齿不行，咬不动，李太和他们就将买回来的饭菜加工，多煮会儿。这时候他还能吃。大概与王光美分开半个月后，刘少奇就病倒了，不仅饭不能吃，人也站不起来了，而且也不说话了。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和肉体上严重摧残，使他百病缠身，心力交瘁。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彻夜不眠，而发给他的安眠药又不足，因此常常精神恍惚。手臂上的伤、双腿上的伤、糖尿病……日夜折磨着他。李太和见状给警卫局写了个报告。
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赶快从北京医院调来专家给刘少奇会诊、治疗，又从医院调来2名护士护理刘少奇。但大夫、护士每次治疗、护理前，都要奉命先开一阵批斗会，数落一阵“中国的赫鲁晓夫”。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其中气管炎转为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此后，他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5次。很明显，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
与此同时，对刘少奇的批斗也愈加激烈。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操纵、组织的所谓“刘少奇专案组”，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清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由于他们的阴谋策划，刘少奇终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并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为了达到精神上摧残的目的，他们残酷地选择刘少奇70寿辰之日广播了这一消息。平日谦恭温和的刘少奇收听到这一消息后，忍无可忍，把收音机给摔烂了。从此，他缄默了，以无言代替抗议。
重病中的少奇同志被押往河南开封，过完了他生命中最后27天。
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刘少奇是“第一号令”最早受害人之一。
1969年11月的一天晚上，汪东兴召集李太和等开会。在会议室，汪东兴跟他们讲，刘少奇明天晚上要到开封去，要李太和等跟着。
第二天下午，李太和等就把钱、粮票等准备好了。晚上8点多，北京医院来了辆救护车。为了将这次转移行动告诉病中的刘少奇，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几个大字，给刘少奇看。刘少奇无言，他知道转移意味着什么。他把脸转了过去。于是，护士跟着把报纸移到他的脸那边。刘少奇再次把脸扭开，无声地作最后的抗议！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刘少奇，长期卧床，没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走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将他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缎面被里，外面蒙了床白色床单。晚上7时，刘少奇被放在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的监 护下，送上救护车。李太和和专案组成员、医生、护士一起到了西郊机场。随后，刘少奇在李太和等的陪同下，被送上了一架小飞机。
小飞机到开封时，已是晚上9点多。开封方面用一辆救护车，直接把刘少奇送到了原市人委大院西楼的一个院内。
这里是一个四面楼房环抱，中间不到50平方米的天井院落。解放前原是一家国民党的银行，建筑异常坚固、森严，阳光很难绕过高高的墙壁照进房来。整个院落只有过道上有一个小门，此外别无通路。刘少奇被特意囚禁在这栋房子最南端的一间14平方米大的斗室里。室内放置一张单人床，东西窗前有一张小桌。刘少奇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伟大一生中的最后27天。
生命垂危的刘少奇，在这里仍受到室内、室外的严密监视。室内的监护小组除一个医生外，其余全是武装监视人员，为了方便他们的“工作”，还专门为他们安装了电话，规定如果同外面联系，不准呼出刘少奇的名字，只准使用“17号”（因少奇同志是10月17日到的开封）的代号。在室外，配备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排日夜看守。
到开封后，专案组决定让李太和和护士在那里留几天，待当地护士熟悉后再一起回去。开始，刘少奇的病情没有反复，北京来的2名护士对他的情况比较熟，照顾得比较好。后来，专案组让他们回去。李太和走的时候，去看了一下刘少奇。当时，他头发和胡子很长，全白了。
李太和回北京后，向汪东兴的秘书汇报了送刘少奇到开封的情况。第二天，汪东兴秘书打电话要李太和到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那里具体汇报一下。汇报完后，王良恩要李太和再去开封。这天是11月13日。李太和回答说：“我14日去吧，还得买票。”
13日晚上，办公厅派人打电话告诉李太和，刘少奇已经去世，让他第二天早晨8点到昌平机场坐飞机到开封。到了昌平，李太和和专案组成员老邢一同坐上了飞往开封的飞机。9点多，飞机抵达河南开封。下飞机后，两人立即换乘驻军吉普车赶往刘少奇羁押地。走进小院天井，李太和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揭开白床单，刘少奇的遗体赫然在目：稀疏的白发长而乱，高大的身躯变得瘦骨嶙峋，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颔有一块瘀血痕迹。刘少奇全身留下了与病魔顽强搏斗过的痛苦伤痕。李太和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头发、刮胡子。而后，李太和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遵照专案组的命令:刘少奇的遗体就地秘密火化。14日凌晨1时，特派员指挥几名军人将刘少奇遗体抬出小院天井，塞进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由于吉普车太短，刘少奇的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面。去火葬场是晚上8点多，他们跟火化工人讲是严重传染病，只能留一个开炉的。9点多，开始火化刘少奇遗体。火化的时候，李太和在场，他买了一个当时那里最好的骨灰盒装刘少奇的骨灰。
专案组在刘少奇的火化单上是这样填的：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刘源。
火化后，李太和把刘少奇的骨灰寄存在开封市专门存放骨灰的地方后，带上刘少奇的遗物，当天就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回北京后，李太和把刘少奇的遗物交给了汪东兴的秘书。10多天后，李太和全家被下放到了江西“五七”干校。
李太和，山西襄垣县人，1929年12月生。1947年2月参加革命，进入中央警卫团。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调入中央警卫局警卫队，1961年12月调到刘少奇身边当卫士，后任卫士长。1969年11月27日，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1977年11月调到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厅六处任政工科科长。1983年随公安六处并入合肥市武警支队，任干部管理处处长。1985年离休。
2007年2月，为了搜集相关历史资料和咨询相关文物信息，我和我们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其他几位同事前往安徽合肥，看望了因病住院、曾任刘少奇卫士长的李太和老人。李太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深情讲述了他在刘少奇身边的工作经历和他对这位伟人的深厚感情。
“刚到少奇身边当卫士，既高兴，又紧张”
“1961年12月，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找我谈话，说刘少奇身边需要人，想把我调到少奇同志身边当警卫。我听了很高兴，当时，少奇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到他身边当贴身警卫是非常光荣的。但是我又想到我的能力低，不知能不能完成任务，思想上有顾虑，有点紧张。但我还是非常坚定地说：我去，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干好工作。”李太和深情地给我们讲起当年的往事。
这天，警卫局一位负责同志领李太和去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正在办公室工作，刘少奇取下老花镜说：“请坐，你们坐下。”警卫局负责同志介绍说，这位是警卫局派到你身边来工作的李太和同志。刘少奇说:“好，来我身边工作，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是协助我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帮我把革命工作干好。”然后，刘少奇问李太和是哪里人。李太和回答说是山西人。刘少奇说，山西是个好地方，你们太行山那里，总司令和彭德怀同志都在那里打过仗，打过很多胜仗，还消灭了阎锡山的部队，你们那个地方是个老区。刘少奇还对李太和说:“我这里工作比较简单，就是帮助我搞一下生活，我有时候工作忙，你们照顾我一下，实际上是帮助我多为人民、为党做工作。”
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要求工作人员不能相互串门，不能走亲访友。当时，李太和还不是刘少奇的卫士长。作为一名卫士，李太和既是刘少奇的警卫，又是刘少奇的内勤。他既要搞好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又要负责首长的起居生活，如倒茶、穿衣、吃饭、卫生等。
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外出时规定要有两个卫士跟随。一个是值班，还有一个副班。一切出去的活动都要报告警卫局，由警卫局统一安排。李太和等几名卫士就分为两人一组轮流值班，陪同出动时一般是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一个。后面的人主要是陪同保护，防止急刹车时出现意外。后来，李太和当上了卫士长，就主要负责警卫点的工作了。
少奇同志生活俭朴，喜欢晚上加班工作
“少奇同志爱好看电影、看球，就是没有时间。”李太和说。刘少奇喜欢晚上加班工作，白天一般上午10点左右起床。刘少奇起床后，卫士们把水、手帕、烟嘴和茶给他端进去，把旧的撤下来。刘少奇的早餐一般在上午10点以后，内容很简单：拿上两个鸡蛋，用开水一泡，搞上一点盐，用勺子搅和一下就可以了。午餐一般是下午1点左右，四菜一汤。刘少奇有时和家人一起吃，有时自己夹点菜单独吃。如果王光美不在，他就自己去餐厅吃。午休后，他就端着茶杯、拿着手绢回办公室。晚饭一般需要派人去叫，因为这个时候刘少奇已完全沉在工作中去了，有时候3次都叫不来，因此他的晚餐有时候得到晚上八九点钟，最晚到晚上10点。有时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这时候炊事员睡觉了，王光美就把中午剩下的饭熬熬，让刘少奇连饭带汤喝一点充饥。
刘少奇睡觉比较困难，有时一晚需吃3次安眠药。他吃第一次安眠药后，能睡上两个小时，之后就会醒来。醒来后他又看文件，再次入睡需第二次吃安眠药。当时，一种绍兴的米酒黏度很好，有人说这个酒可以促进睡眠，推荐给刘少奇。后来，刘少奇睡觉，往往是先吃安眠药，再喝一杯米酒才去睡。有时候，他刚吃完安眠药睡着了，毛泽东来一个电话说开会，这时可能是凌晨3点，也可能是凌晨4点，卫士们就给他泡一杯浓茶。他喝了茶，坐上车就走了。开完会后回来，又需要再吃一次安眠药才能入睡。
刘少奇进了卧房，李太和等卫士和其他身边工作人员才开始搞办公室的卫生，整理文件等，把地板、桌面擦干净，报纸收拾好，批过的文件处理妥当。搞好卫生，大家再去吃夜餐……晚上熬夜熬得厉害，李太和等开始很不习惯，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
少奇对自己和家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因自己是国家主席而搞半点特殊
“少奇同志廉洁奉公，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对家属、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专车，但他不准家中其他人用那辆车。我刚去的时候，奇怪王光美同志怎么骑着自行车出入。因为她是刘少奇的夫人，又是他的秘书，是可以用车的。但少奇同志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跟我说，少奇同志规定，王光美需要用车，得跟警卫局单独要，而孩子绝对不能用公车。我去的时候，少奇同志的孩子中还有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为方便孩子上学，他家就雇了一个骑三轮车的人，每天用三轮车接送这两个孩子。他从来不准子女们进他的办公室，子女们也不敢进他的办公室。”李太和说起这些，话语中充满了对刘少奇的敬意。
大约是1960年，组织上研究后，决定改善刘少奇、王光美身边工作人员待遇——每天各补助1元钱夜餐费。3年后，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个事，就找李太和问：“这个补助是谁决定的？”李太和回答说：“组织决定的，都是为党工作，我们有补助，你也应该补一顿夜餐。”他说：“那不对，我为党工作，人民已经给了我不少，我不能特殊，这个钱一定要退。”当时，补助款一共发了900多块钱，他坚决要求从工资中每月扣100元，李太和等卫士说什么也不管用。
刘少奇到印尼访问的时候，做了几套衣服，三套厚一点的，两套薄一点的，平常会见外宾时穿。还做了一双棉鞋，两双皮鞋。平常他在家很节俭，有时鞋的布底子磨薄了、衣服破了，就让赵阿姨给他补一袜再穿。
刘少奇戴的手表，是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批上海牌手表。由于时间太久，手表坏了多次，每次他都叫人带到上海去修理一下。后来又坏了，正好这时达赖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一块金表。李太和见刘少奇派他去修那块修了多次的旧表，就对他说：“旧表就不要戴了，用新的吧！”刘少奇依然坚持要修。李太和看他态度坚决，就没有再说什么，把表送到上海修好了。表送回来后，刘少奇又戴上了，而达赖送的那块金表，刘少奇则上交给了国家。这块上海表，刘少奇一直用到他去世。
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既要求严格，又非常关心
“少奇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几年，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学到了少奇同志、光美同志的许多高贵品质，获益匪浅。他从政治、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李太和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流露出一种对往昔岁月的留恋。
有一次出访巴基斯坦，在出席总统宴会时，刘少奇和总统坐一辆车去宴会厅。宴会完毕后，他和总统还是坐这辆车回。车上有刘少奇、总统、王光美、总统夫人、翻译，坐了五六个人。就在李太和准备上车时，巴基斯坦总统的卫士长见他因感冒吃了药犯困，把他拦下了。后来是驻巴基斯坦大使送他回去的。
回去后，刘少奇见到李太和就问：“你怎么丢了？”李太和回答说：“那个总统卫士长不让我上去，把我推出来了。”刘少奇说:你跟汪东兴说说，都互相通通气。汪东兴第二天跟那个卫士长讲了。后来，那个总统卫士长转变了态度，见到李太和后相当热情。一上车就把他拉上去，还亲热地摸摸李太和的佩枪，李太和也摸摸他的佩枪。
还有一次，李太和随刘少奇出访阿富汗，总统设宴招待刘少奇。在总统的宴会上，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就餐。刘少奇注意到了这一点。回来后，刘少奇对李太和说：“你没有吃饭呀，抓紧时间吃一点，要吃上饭才好。”
“文革”中少奇曾提出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突然发表这些东西，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李太和说。我们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惋惜、痛苦和无奈。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责问他们为什么怕群众。刘少奇回答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北京专政，刘少奇不服地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刘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但锋芒之所向已是不言而喻了。
不久之后，街上开始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王光美开始受到冲击。1967年1月初，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造反派打来电话，说刘平平被汽车轧伤了，让家长签字动手术。那天李太和值副班，大家让李太和去看看。李太和就骑着自行车去了。李太和到医院一看，全是造反派。造反派不让李太和往门里走。让他把王光美调出来。李太和说这个事情他不能做，因为周恩来有交代。造反派又给刘少奇家里打电话。结果把王光美和刘少奇骗出了中南海。值班人员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警卫局，警卫局去了人，北京市公安局也去了人。不久，刘少奇的车到了。李太和看见王光美从车上下来，赶紧对她说：“光美同志，他们调你出来到清华批斗。”王光美说：“好，我去，少奇同志赶快回去！”当时，刘少奇还未下车。造反派看见王光美后立即围了过来。王光美关好车门，让刘少奇赶紧回去。造反派把王光美留下，押到清华大学斗她。周恩来闻讯，连夜派秘书到清华大学去交涉，这样才把王光美接了回来。
1月12日晚，中南海造反派强行冲进福禄居，围斗刘少奇、王光美。造反派将刘少奇押到福禄居南门口开批斗会。他们要刘少奇低头认罪，背语录，回答问题。批斗会开了2个多小时，他们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强行要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他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都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在批斗中，刘少奇的鞋子掉了，李太和偷偷地把他的鞋子踢到他脚边，示意刘少奇穿上。王光美则被造反派带到另外的地方批斗。批斗时，造反派要王光美站在一张下面小、上面大的四方桌子上。警卫局的人不同意，说摔了怎么办？造反派只好作罢。批斗时，造反派问了王光美不少问题，比如她出国访问时穿的旗袍哪里去了等。但王光美没有回答。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被带回已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一家人被隔离在三处，夫妻、子女咫尺天涯。此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他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严密监视下，并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13日晚上8点多钟，毛泽东派秘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面谈，李太和随行。李太和把刘少奇送进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后，就在门口等着。
在北京厅，刘少奇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所提的要求，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不到1个小时，毛泽东就把刘少奇送出来了。两人在门口握手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要好好学习。”回去的路上，李太和见到刘少奇很高兴。
然而，这种高兴没有持续多久，刘少奇很快又陷入了痛苦、气愤之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火线”，数以万计的人围困中南海，造反派几次三番“勒令”刘少奇作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令”原封不动转送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随着斗、批的升级，福禄居本来相通的前后院，被砌了面砖墙，硬生生将前后院给分开了。刘少奇过不去，也不让他过去。李太和跟他说过一次王光美在后院，刘少奇每次上食堂吃饭经过通往后院的那个门时，他总要往那里看上几眼。其实王光美只在那里关押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押走了。
刘少奇身体不好，有时候打饭的事就由李太和他们代劳。李太和他们到食堂打饭，人家就用白眼看他们，说他们是“保皇派”。刘少奇牙齿不行，咬不动，李太和他们就将买回来的饭菜加工，多煮会儿。这时候他还能吃。大概与王光美分开半个月后，刘少奇就病倒了，不仅饭不能吃，人也站不起来了，而且也不说话了。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和肉体上严重摧残，使他百病缠身，心力交瘁。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彻夜不眠，而发给他的安眠药又不足，因此常常精神恍惚。手臂上的伤、双腿上的伤、糖尿病……日夜折磨着他。李太和见状给警卫局写了个报告。
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赶快从北京医院调来专家给刘少奇会诊、治疗，又从医院调来2名护士护理刘少奇。但大夫、护士每次治疗、护理前，都要奉命先开一阵批斗会，数落一阵“中国的赫鲁晓夫”。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其中气管炎转为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此后，他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5次。很明显，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
与此同时，对刘少奇的批斗也愈加激烈。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操纵、组织的所谓“刘少奇专案组”，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清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由于他们的阴谋策划，刘少奇终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并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为了达到精神上摧残的目的，他们残酷地选择刘少奇70寿辰之日广播了这一消息。平日谦恭温和的刘少奇收听到这一消息后，忍无可忍，把收音机给摔烂了。从此，他缄默了，以无言代替抗议。
重病中的少奇同志被押往河南开封，过完了他生命中最后27天。
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刘少奇是“第一号令”最早受害人之一。
1969年11月的一天晚上，汪东兴召集李太和等开会。在会议室，汪东兴跟他们讲，刘少奇明天晚上要到开封去，要李太和等跟着。
第二天下午，李太和等就把钱、粮票等准备好了。晚上8点多，北京医院来了辆救护车。为了将这次转移行动告诉病中的刘少奇，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几个大字，给刘少奇看。刘少奇无言，他知道转移意味着什么。他把脸转了过去。于是，护士跟着把报纸移到他的脸那边。刘少奇再次把脸扭开，无声地作最后的抗议！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刘少奇，长期卧床，没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走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将他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缎面被里，外面蒙了床白色床单。晚上7时，刘少奇被放在担架上，在专案组人员的监 护下，送上救护车。李太和和专案组成员、医生、护士一起到了西郊机场。随后，刘少奇在李太和等的陪同下，被送上了一架小飞机。
小飞机到开封时，已是晚上9点多。开封方面用一辆救护车，直接把刘少奇送到了原市人委大院西楼的一个院内。
这里是一个四面楼房环抱，中间不到50平方米的天井院落。解放前原是一家国民党的银行，建筑异常坚固、森严，阳光很难绕过高高的墙壁照进房来。整个院落只有过道上有一个小门，此外别无通路。刘少奇被特意囚禁在这栋房子最南端的一间14平方米大的斗室里。室内放置一张单人床，东西窗前有一张小桌。刘少奇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伟大一生中的最后27天。
生命垂危的刘少奇，在这里仍受到室内、室外的严密监视。室内的监护小组除一个医生外，其余全是武装监视人员，为了方便他们的“工作”，还专门为他们安装了电话，规定如果同外面联系，不准呼出刘少奇的名字，只准使用“17号”（因少奇同志是10月17日到的开封）的代号。在室外，配备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排日夜看守。
到开封后，专案组决定让李太和和护士在那里留几天，待当地护士熟悉后再一起回去。开始，刘少奇的病情没有反复，北京来的2名护士对他的情况比较熟，照顾得比较好。后来，专案组让他们回去。李太和走的时候，去看了一下刘少奇。当时，他头发和胡子很长，全白了。
李太和回北京后，向汪东兴的秘书汇报了送刘少奇到开封的情况。第二天，汪东兴秘书打电话要李太和到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那里具体汇报一下。汇报完后，王良恩要李太和再去开封。这天是11月13日。李太和回答说：“我14日去吧，还得买票。”
13日晚上，办公厅派人打电话告诉李太和，刘少奇已经去世，让他第二天早晨8点到昌平机场坐飞机到开封。到了昌平，李太和和专案组成员老邢一同坐上了飞往开封的飞机。9点多，飞机抵达河南开封。下飞机后，两人立即换乘驻军吉普车赶往刘少奇羁押地。走进小院天井，李太和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揭开白床单，刘少奇的遗体赫然在目：稀疏的白发长而乱，高大的身躯变得瘦骨嶙峋，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颔有一块瘀血痕迹。刘少奇全身留下了与病魔顽强搏斗过的痛苦伤痕。李太和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头发、刮胡子。而后，李太和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遵照专案组的命令:刘少奇的遗体就地秘密火化。14日凌晨1时，特派员指挥几名军人将刘少奇遗体抬出小院天井，塞进一辆“六九”型吉普车。由于吉普车太短，刘少奇的两只脚还露在车厢外面。去火葬场是晚上8点多，他们跟火化工人讲是严重传染病，只能留一个开炉的。9点多，开始火化刘少奇遗体。火化的时候，李太和在场，他买了一个当时那里最好的骨灰盒装刘少奇的骨灰。
专案组在刘少奇的火化单上是这样填的：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刘源。
火化后，李太和把刘少奇的骨灰寄存在开封市专门存放骨灰的地方后，带上刘少奇的遗物，当天就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回北京后，李太和把刘少奇的遗物交给了汪东兴的秘书。10多天后，李太和全家被下放到了江西“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