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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育有三女一子，跟着父亲一起，他们都在动乱中成长成才。受父亲的影响，几个孩子均乐观待人，豁达处事，坦然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前不久，笔者采访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她说父亲留给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写作起来无比严肃，可只要一笑，所有人都能感到快乐。”
风雨漂泊中的小乐趣
上世纪20年代末，老舍从英国伦敦回国，居住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那时，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胡絜青。到了济南之后，他开始给胡絜青写信，一连写了一百多封信，终于追到了心仪的女孩。别人谈恋爱都是说一些嘘寒问暖的话，老舍倒好，他在给胡絜青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我们恋爱后，能约法三章：第一、彼此都要能吃苦；第二、你要刻苦学习，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收到信，胡絜青哭笑不得，不过她从中看到了老舍的耿直和善良。1931年，胡絜青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便和老舍成了婚，暂居济南。
婚后不久，老舍夫妻俩有了大女儿舒济和儿子舒乙。母亲给他们定了规矩，父亲创作时，谁也不能打搅。有时创作完，见两个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敢吵闹，老舍总是于心不忍，主动逗他们笑，有时把女儿举起来，咯吱她，或是陪儿子画幅画。总之，不创作的时候，老舍绝对是个慈父。
那时，一家几口全靠老舍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艰难。即使这样，老舍也从不让孩子们觉得苦闷。舒济虽是女孩子，但活泼爱动，和男孩子一样。老舍在散文《有了小孩以后》中写道：“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若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
日子很苦，有孩子也很闹腾，但即使没有什么使自己感到快乐，老舍也能从孩子们身上找到一丝甜蜜和幸福。他曾说：“小孩子的确是位小活神仙，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父亲的这种幽默开朗，让年幼的舒济和弟弟在一种完全无压力的状态下长大，以至于后来，不管面临多么大的困境，他们忆起的总是父亲一脸慈爱的笑容。
凡事看开点总不为过
几年后，老舍的二女儿舒雨出生。这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老舍接到了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全家搬到了齐大校内。看着身边的百姓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老舍总想做些什么。那时三个孩子都小，最大的舒济也才4岁，最小的才满三个月。老舍曾想过把一家老小带在身边，可上有敌机的轰炸，下有乱军包抄，想要安全到达目的地，不太现实。最终，他选择一个人外出。胡絜青带着舒济、舒乙、舒雨在济南待了一年之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便回到北京。而此时，老舍辗转于武汉、重庆两地，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
老舍在前线用文字作战，胡絜青则在后方养活着一家老小，几年间，彼此往来的只有书信。1943年，几个孩子渐渐大了，胡絜青才带着他们投奔重庆的丈夫。日子虽然苦，但对孩子的教育，老舍一点也没有忽视，他对几个孩子都采取“无为而治”，主张发展孩子的天性，孩子喜欢什么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七八岁的时候，舒乙爱上了画画，经常在家写写画画。为了鼓励孩子画画，只要有客人来，老舍都会拿出小儿的画给客人看，变着法子鼓励孩子。一次，舒乙在山头上写生，老舍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指点道：“这里的线条浅了些，那里的颜色应该亮些。”舒乙笑着问：“爸爸，你懂画吗？你不是说你是‘画痴’，一点也不懂吗？”老舍坦白地承认了：“我不会画，可我知道怎么画好看，文学和画画的道理都是相通的。”父子俩坐在山头上，看着远处的风景，聊了一下午。正是因为年幼时打下的基础，舒乙退休后又开始学习绘画，虽然没有师从任何画派，但却有自己的风格，曾先后举办了12次画展。
重庆的家很破旧，冬冷夏热，最大的问题就是老鼠多。朋友来后，劝他们：“想办法治一治，这样下去，老鼠多了，书稿都被咬坏了，多可惜。”老舍听后笑了笑：“这些小东西，住在我们家也不容易，只能吃些简陋的东西，如果再把它们赶走，也许它们连家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老舍还为书房取名“多鼠斋”，幽默待之，一笑待之。
在父亲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几个孩子过得都很快乐。老舍觉得这种快乐还不够，他不希望因为贫穷，影响孩子们的童年，他能做的就是让几个孩子快乐一些，再快乐一些。
最小的石头也有用处
1945年，小女儿舒立出生。家有四个孩子，热闹更翻了一倍。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老舍赴美讲学，计划一年后回国，后来却因为手头上的《四世同堂》没有创作完成，继续留在了美国。这段时间，胡絜青带着几个孩子依然留在重庆，等待丈夫归来。1949年，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老舍回到中国，才和家人团聚。
幾年未见，孩子都长大了，怕孩子和自己生疏，老舍极力想让家里的气氛快乐起来。每每创作之余，他总要设置一些谜语让几个孩子去猜，猜到的人，有时奖励一颗糖果；猜错的人，惩罚大多是轻打一下屁股，或者罚扫一下地。这样的小游戏，让几个孩子都很喜欢。父亲书房的门紧闭的时候，他们不敢吭声，可一旦父亲从书房出来，几个孩子便知道，他们玩耍的时间到了，缠着父亲要做游戏。
渐渐地，几个孩子大了，均从事着和文学不同的专业。舒济曾问父亲：“我们都没有继承你的衣钵，你遗憾吗？”老舍摇摇头：“从事文字工作是辛苦的，这份苦累，常人难以体会，你们有各自的生活，不受我的影响，实现自我，我很欣慰，何来遗憾？即使最小的石头，也有它的用处。”有了父亲的这句话，舒济选择了物理，舒乙选择了化学，舒雨选择了研究德国文学和德国文化，舒立之后成了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老师。
对于老舍来说，最开心的就是几个孩子回家，每个人聊着各自的工作和学业。很多东西，老舍不懂，便追问着孩子，从老师变成了学生。舒乙曾对父亲说：“爸爸，你比我们好学。”老舍笑了笑：“不懂就要问，不懂装懂是呆子。”从孩子们身上，老舍看到一种创新的精神，一个个新词从年轻一辈嘴里蹦出来，他看到了希望，所以感到欣喜。
老舍去世后，他住了16年的北京丰富胡同19号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老舍故居。老舍的孙辈们没有从事文字工作，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生活的快乐，后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性格开朗，凡事都看得很开，从不计较一点得失。
2017年3月底，天气晴好，舒济步行前往位于北京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院的老舍纪念馆。自从担任老舍纪念馆馆长以来，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会过去看看，有时遇到一些前来参观的孩子，她会主动上前讲解父亲的作品，和他生前的故事。舒济想，如果父亲活着，知道大家如此尊重和想念他，他一定会很开心。而有生之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护好这里的一切，让老舍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钟健 12497681@qq.com
风雨漂泊中的小乐趣
上世纪20年代末，老舍从英国伦敦回国，居住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那时，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胡絜青。到了济南之后，他开始给胡絜青写信，一连写了一百多封信，终于追到了心仪的女孩。别人谈恋爱都是说一些嘘寒问暖的话，老舍倒好，他在给胡絜青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我们恋爱后，能约法三章：第一、彼此都要能吃苦；第二、你要刻苦学习，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收到信，胡絜青哭笑不得，不过她从中看到了老舍的耿直和善良。1931年，胡絜青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便和老舍成了婚，暂居济南。
婚后不久，老舍夫妻俩有了大女儿舒济和儿子舒乙。母亲给他们定了规矩，父亲创作时，谁也不能打搅。有时创作完，见两个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敢吵闹，老舍总是于心不忍，主动逗他们笑，有时把女儿举起来，咯吱她，或是陪儿子画幅画。总之，不创作的时候，老舍绝对是个慈父。
那时，一家几口全靠老舍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艰难。即使这样，老舍也从不让孩子们觉得苦闷。舒济虽是女孩子，但活泼爱动，和男孩子一样。老舍在散文《有了小孩以后》中写道：“小女三岁，专会等我不在屋中，在我的稿子上画圈拉杠，且美其名曰‘小济会写字’。把人要气没了脉，她到底还是有理。再不然，我刚想起一句好的，在脑中盘旋，自信足以愧死莎士比亚，假若能写出来的话。当是时也，小济拉拉我的肘，低声说：‘上公园看猴。’于是我至今还未成莎士比亚。”
日子很苦，有孩子也很闹腾，但即使没有什么使自己感到快乐，老舍也能从孩子们身上找到一丝甜蜜和幸福。他曾说：“小孩子的确是位小活神仙，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在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父亲的这种幽默开朗，让年幼的舒济和弟弟在一种完全无压力的状态下长大，以至于后来，不管面临多么大的困境，他们忆起的总是父亲一脸慈爱的笑容。
凡事看开点总不为过
几年后，老舍的二女儿舒雨出生。这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老舍接到了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全家搬到了齐大校内。看着身边的百姓在战火中颠沛流离，老舍总想做些什么。那时三个孩子都小，最大的舒济也才4岁，最小的才满三个月。老舍曾想过把一家老小带在身边，可上有敌机的轰炸，下有乱军包抄，想要安全到达目的地，不太现实。最终，他选择一个人外出。胡絜青带着舒济、舒乙、舒雨在济南待了一年之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便回到北京。而此时，老舍辗转于武汉、重庆两地，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
老舍在前线用文字作战，胡絜青则在后方养活着一家老小，几年间，彼此往来的只有书信。1943年，几个孩子渐渐大了，胡絜青才带着他们投奔重庆的丈夫。日子虽然苦，但对孩子的教育，老舍一点也没有忽视，他对几个孩子都采取“无为而治”，主张发展孩子的天性，孩子喜欢什么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七八岁的时候，舒乙爱上了画画，经常在家写写画画。为了鼓励孩子画画，只要有客人来，老舍都会拿出小儿的画给客人看，变着法子鼓励孩子。一次，舒乙在山头上写生，老舍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指点道：“这里的线条浅了些，那里的颜色应该亮些。”舒乙笑着问：“爸爸，你懂画吗？你不是说你是‘画痴’，一点也不懂吗？”老舍坦白地承认了：“我不会画，可我知道怎么画好看，文学和画画的道理都是相通的。”父子俩坐在山头上，看着远处的风景，聊了一下午。正是因为年幼时打下的基础，舒乙退休后又开始学习绘画，虽然没有师从任何画派，但却有自己的风格，曾先后举办了12次画展。
重庆的家很破旧，冬冷夏热，最大的问题就是老鼠多。朋友来后，劝他们：“想办法治一治，这样下去，老鼠多了，书稿都被咬坏了，多可惜。”老舍听后笑了笑：“这些小东西，住在我们家也不容易，只能吃些简陋的东西，如果再把它们赶走，也许它们连家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老舍还为书房取名“多鼠斋”，幽默待之，一笑待之。
在父亲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几个孩子过得都很快乐。老舍觉得这种快乐还不够，他不希望因为贫穷，影响孩子们的童年，他能做的就是让几个孩子快乐一些，再快乐一些。
最小的石头也有用处
1945年，小女儿舒立出生。家有四个孩子，热闹更翻了一倍。1946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老舍赴美讲学，计划一年后回国，后来却因为手头上的《四世同堂》没有创作完成，继续留在了美国。这段时间，胡絜青带着几个孩子依然留在重庆，等待丈夫归来。1949年，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老舍回到中国，才和家人团聚。
幾年未见，孩子都长大了，怕孩子和自己生疏，老舍极力想让家里的气氛快乐起来。每每创作之余，他总要设置一些谜语让几个孩子去猜，猜到的人，有时奖励一颗糖果；猜错的人，惩罚大多是轻打一下屁股，或者罚扫一下地。这样的小游戏，让几个孩子都很喜欢。父亲书房的门紧闭的时候，他们不敢吭声，可一旦父亲从书房出来，几个孩子便知道，他们玩耍的时间到了，缠着父亲要做游戏。
渐渐地，几个孩子大了，均从事着和文学不同的专业。舒济曾问父亲：“我们都没有继承你的衣钵，你遗憾吗？”老舍摇摇头：“从事文字工作是辛苦的，这份苦累，常人难以体会，你们有各自的生活，不受我的影响，实现自我，我很欣慰，何来遗憾？即使最小的石头，也有它的用处。”有了父亲的这句话，舒济选择了物理，舒乙选择了化学，舒雨选择了研究德国文学和德国文化，舒立之后成了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老师。
对于老舍来说，最开心的就是几个孩子回家，每个人聊着各自的工作和学业。很多东西，老舍不懂，便追问着孩子，从老师变成了学生。舒乙曾对父亲说：“爸爸，你比我们好学。”老舍笑了笑：“不懂就要问，不懂装懂是呆子。”从孩子们身上，老舍看到一种创新的精神，一个个新词从年轻一辈嘴里蹦出来，他看到了希望，所以感到欣喜。
老舍去世后，他住了16年的北京丰富胡同19号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老舍故居。老舍的孙辈们没有从事文字工作，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生活的快乐，后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性格开朗，凡事都看得很开，从不计较一点得失。
2017年3月底，天气晴好，舒济步行前往位于北京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院的老舍纪念馆。自从担任老舍纪念馆馆长以来，只要身体允许，她就会过去看看，有时遇到一些前来参观的孩子，她会主动上前讲解父亲的作品，和他生前的故事。舒济想，如果父亲活着，知道大家如此尊重和想念他，他一定会很开心。而有生之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护好这里的一切，让老舍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钟健 12497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