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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刘永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
1995年刘氏兄弟分家后，刘永行组建东方希望集团，继续以发展饲料为主业，并将总部搬到上海。1996年发起组建民生银行，2001年进军被国企垄断的铝业、石化等重工业领域，刘永行建立起一个年产值超过320亿元的企业集团，并在2008年，以个人资产204亿元人民币再次成为《福布斯》中国首富。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刘永行，是老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不上市，不碰旁地产，小心谨慎，紧跟政策，稳健发展。
就“国进民退”、民企生存环境、新36条等当前热点问题，刘永行在东方希望集团上海总部办公室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采访。
危机之下不抱怨
《瞭望东方周刊》：2004宏观调控，东方希望没有受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在很多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你反而成为《福布斯》中国首富，你总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刘永行：我们是从自筹的1000元发展起来的，本来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元，都没有获得批准。我们用了7年时间将1000元变成1000万元，然后又把它变大，进入饲料业。由于没有贷款，所以我们非常注重资金的效益、非常注重劳动的效益、非常注重建设的收益、非常注重资金的周转，形成了我们投资好、快、省的理念。
国内铝业、电力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做；如果没有机会，我们准备向上游产业发展，投资石油化工、煤化工、水泥。如果机会很少。我们决定走出去，国家鼓励走出去，而且国外没有宏观调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非洲都有发展机会
金融危机对我们没有影响，与我们的投资理念有很大关系。比如河南建成的250万吨产能的氧化铝厂，外国专家评估认为，我们在全世界现金成本中属于4等级(0最低，10最高)，但最终送到客户端的成本却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是我们管理理念的成果，其他的项目也是如此。
金融危机中，重工业在全世界受到重创，而铝业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金融危机中，我们东方希望铝业在全世界表现最好。
民营企业一定要做到最好，才能有好的生存空间。2007年重庆市政府邀请我们去接手60万吨石油化VPTA项目。这是国家发改委2007年西部十个重大项目之一。
我们对这个PTA项目进行国产化，原来国有企业做，90万吨预计要投入40亿元，现在我们来做，仅投入20亿元。同时，我们与中石油设计换合作，降低了成本，中石油依托这个项目把它变成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这个项目由于做得比较好，得到政府的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给重庆市政府安排的3000万元奖励基金给了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装备办石油化工重大设备国产化的依托项目之一，根据相关规定，目前，我们正在申请1.2亿元的奖励。
《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国家出台有色金属产业振兴计划，对东方希望集团的业绩提升是否产生一些积极效应?
刘永行：去年年初，铝价从每吨2.2万元下跌到1.1萬的时候，九成多的铝厂亏损。这时国家出台了收储政策，以每吨1.3万的价格将产品收购，给企业一定的利润。但这一政策多数是给国企，我们拿不到。
我们清清楚楚地了解大形势，但并不抱怨。我们锻炼自己的能力，反而使得自己成为行业里面最强的。环境不好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整理柜台、练兵的时候。
国家应“多做无本生利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去年以来“国进民退”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刘永行：从宏观上来看，国家仍然要保持开放。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收税，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来说，不投资就收税，国家是无本生利的，而国有企业是投资生利。国家应该选择多做无本生利，把资金投入到公共产品、改善民生、教育、扶贫等方面。
2009年是特殊情况，国家巨额贷款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这些企业拿到贷款后，必然会对民营企业造成一定的排挤。这是个现象，并不是中央的政策。现在即将出台‘增听36条’’，说明政府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想法。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务院鼓励民资发展4条意见来看，东方希望集团面临什么样的新发展机会?
刘永行：我们现在主要做两块，一个是饲料，在总部搬到上海之后，我们就停止了饲料的发展布局，一个就是重工业。东方希望这些年可以说是靠“农民的母鸡下的蛋哺育出了重工业。”
现在饲料已经完成了对重工业哺育的使命，其自身也需要发展，我们前年提出在中国南部发展50个饲料厂，在海外发展50个饲料厂，总共100个饲料厂，5～7年完成新建100个饲料厂的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在重工业方面投入。国内铝业、电力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做，如果没有机会，我们准备向上游产业发展，投资石油化工、煤化工、水泥。如果机会很少，我们决定走出去，国家鼓励走出去，而且国外没有宏观调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非洲都有发展机会。
改不了大的环境，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个创业28年的企业家，你对目前的民营企业碰到的一些体制困境，以及年轻的创业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刘永行：改革开放不应该让民营企业来承担政策风险。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个大趋势。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实践推动政策，实践在前，政策在后。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国家在持续地推动国家开放，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些是大环境，不可能快速改变，所以民营企业应该眼光看得远一些，不要为了一时的反复、暂时的倒退而迷惑，而不敢去做。
改不了大的环境，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毕竟国家是整体，我们是细节；国家是战略，我们是战术；国家是宏观，我们是微观。细节服从整体，战术服从战略，微观服从宏观，这样对于发展会好一点。
现在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拐点，在这时期，民营企业自身要尽全力做好准备，在拐点中沉淀。
1995年刘氏兄弟分家后，刘永行组建东方希望集团，继续以发展饲料为主业，并将总部搬到上海。1996年发起组建民生银行，2001年进军被国企垄断的铝业、石化等重工业领域，刘永行建立起一个年产值超过320亿元的企业集团，并在2008年，以个人资产204亿元人民币再次成为《福布斯》中国首富。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刘永行，是老派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不上市，不碰旁地产，小心谨慎，紧跟政策，稳健发展。
就“国进民退”、民企生存环境、新36条等当前热点问题，刘永行在东方希望集团上海总部办公室里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采访。
危机之下不抱怨
《瞭望东方周刊》：2004宏观调控，东方希望没有受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在很多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你反而成为《福布斯》中国首富，你总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刘永行：我们是从自筹的1000元发展起来的，本来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1000元，都没有获得批准。我们用了7年时间将1000元变成1000万元，然后又把它变大，进入饲料业。由于没有贷款，所以我们非常注重资金的效益、非常注重劳动的效益、非常注重建设的收益、非常注重资金的周转，形成了我们投资好、快、省的理念。
国内铝业、电力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做；如果没有机会，我们准备向上游产业发展，投资石油化工、煤化工、水泥。如果机会很少。我们决定走出去，国家鼓励走出去，而且国外没有宏观调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非洲都有发展机会
金融危机对我们没有影响，与我们的投资理念有很大关系。比如河南建成的250万吨产能的氧化铝厂，外国专家评估认为，我们在全世界现金成本中属于4等级(0最低，10最高)，但最终送到客户端的成本却是全世界最低的。这是我们管理理念的成果，其他的项目也是如此。
金融危机中，重工业在全世界受到重创，而铝业又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金融危机中，我们东方希望铝业在全世界表现最好。
民营企业一定要做到最好，才能有好的生存空间。2007年重庆市政府邀请我们去接手60万吨石油化VPTA项目。这是国家发改委2007年西部十个重大项目之一。
我们对这个PTA项目进行国产化，原来国有企业做，90万吨预计要投入40亿元，现在我们来做，仅投入20亿元。同时，我们与中石油设计换合作，降低了成本，中石油依托这个项目把它变成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这个项目由于做得比较好，得到政府的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给重庆市政府安排的3000万元奖励基金给了我们。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装备办石油化工重大设备国产化的依托项目之一，根据相关规定，目前，我们正在申请1.2亿元的奖励。
《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国家出台有色金属产业振兴计划，对东方希望集团的业绩提升是否产生一些积极效应?
刘永行：去年年初，铝价从每吨2.2万元下跌到1.1萬的时候，九成多的铝厂亏损。这时国家出台了收储政策，以每吨1.3万的价格将产品收购，给企业一定的利润。但这一政策多数是给国企，我们拿不到。
我们清清楚楚地了解大形势，但并不抱怨。我们锻炼自己的能力，反而使得自己成为行业里面最强的。环境不好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整理柜台、练兵的时候。
国家应“多做无本生利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去年以来“国进民退”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刘永行：从宏观上来看，国家仍然要保持开放。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收税，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来说，不投资就收税，国家是无本生利的，而国有企业是投资生利。国家应该选择多做无本生利，把资金投入到公共产品、改善民生、教育、扶贫等方面。
2009年是特殊情况，国家巨额贷款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这些企业拿到贷款后，必然会对民营企业造成一定的排挤。这是个现象，并不是中央的政策。现在即将出台‘增听36条’’，说明政府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想法。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务院鼓励民资发展4条意见来看，东方希望集团面临什么样的新发展机会?
刘永行：我们现在主要做两块，一个是饲料，在总部搬到上海之后，我们就停止了饲料的发展布局，一个就是重工业。东方希望这些年可以说是靠“农民的母鸡下的蛋哺育出了重工业。”
现在饲料已经完成了对重工业哺育的使命，其自身也需要发展，我们前年提出在中国南部发展50个饲料厂，在海外发展50个饲料厂，总共100个饲料厂，5～7年完成新建100个饲料厂的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在重工业方面投入。国内铝业、电力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做，如果没有机会，我们准备向上游产业发展，投资石油化工、煤化工、水泥。如果机会很少，我们决定走出去，国家鼓励走出去，而且国外没有宏观调控。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非洲都有发展机会。
改不了大的环境，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个创业28年的企业家，你对目前的民营企业碰到的一些体制困境，以及年轻的创业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刘永行：改革开放不应该让民营企业来承担政策风险。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个大趋势。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实践推动政策，实践在前，政策在后。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国家在持续地推动国家开放，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些是大环境，不可能快速改变，所以民营企业应该眼光看得远一些，不要为了一时的反复、暂时的倒退而迷惑，而不敢去做。
改不了大的环境，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毕竟国家是整体，我们是细节；国家是战略，我们是战术；国家是宏观，我们是微观。细节服从整体，战术服从战略，微观服从宏观，这样对于发展会好一点。
现在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拐点，在这时期，民营企业自身要尽全力做好准备，在拐点中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