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鸡娃VS小镇做题家，他们的人生差别有多大？6月29日，B站更新的一条视频中，UP主梁永安发出了“每期一问”：“如果你觉得差别大，请扣1;如果觉得差别不大，请扣2。”
　　这位“50后”的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在2020年10月注册了自己的B站账号。“如何成为精致的打工人？”“为什么我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一代？”“为什么我爱丧系青年利路修？”一条条短视频，直击年轻人的神经末梢，许多金句流传于微博、豆瓣和朋友圈中。
　　满屏的数字里，1的比例远大于2。这是一个看上去就焦头烂额的问题，草根与精英讨论了三五回合，最后以一句“万物皆内卷”无奈打发。
　　梁永安没在被动的“内卷”上打转，他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次主动的进击。父母能不能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比考试大？一个人能不能在拼题目之外，发现内心的真正需求？“有人一过30岁就怕思想，因为一思想就觉得沮丧，发现自己活得那么苍白，所以故意不想，顺大流没压力，别人这样我也这样。”他在结尾说，“这就是弱者，弱者最怕发现自己生活得很糟糕。”
　　当弹幕上飘过“懂了”“泪目”“哭了”时，梁永安正在川西的旅途中。这是一个绝缘于“城市鸡娃”“小镇做题家”“打工人”“大龄未婚青年”的世界。现代生活滚滚向前，他喜欢做“文明的逆旅”，从海拔4米的“魔都”奔赴中西部的辽阔河山，钻进那些尚未被全球化扫净的“犄角旮旯”。“在这里，你会得到许多启示，生活到底是什么？人和自然是什么关系？人和社会是什么关系？人可以和什么人相爱？”

劳动的香甜

　　在宗塔草原，梁永安遇到一个藏族小伙儿，马骑得飞快，粗犷帅气。他走进小伙儿的帐篷，问：“你羡不羡慕火起来的丁真？”“不羡慕，”小伙儿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已经失去了自由。”“这是他的原话，真让人感慨呀。”梁永安回忆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他又想起3年前在云南的高黎貢山里，骑马3小时才能到一处温泉。路是野路，泥巴里长满草。傈僳族的赶马人问：“你从上海来，城市挣钱多，一个月能挣多少？”他算了算：“平均差不多1万，也有两三万的，10万都不稀奇。”赶马人笑了：“你们城里人钱虽然多，但没有我们快乐。”
　　“我真的很感慨呀。”梁永安又一次轻轻叹气。遮天蔽日的欲望奔腾里，云南大山里的人们有自己的日月星辰，“天天唱着歌，高兴得不得了”。
　　高黎贡山下的芒合，是他当年插队的傣族村寨。1973年秋天，梁永安高中毕业，来到这里插秧、割稻、砍柴、打猎、种菜、养猪，做了两年实实在在的山民。
　　劳动也是原始的。政府发了脱粒机，傣族人不用，男人捆起一大捧刚割下的水稻，使劲往地下摔，摔得差不多了，再甩开一长溜，由女人拿木棍使劲打。城市来的知青们不一会儿就摔得腰酸背痛，还得咬牙坚持，“盼着太阳像动画片一样，咣当咣当落到西边去”。又热又累，脖子上生了毒疮，只能靠村医拿手玩命挤，“疼得要死”，“关羽刮骨疗毒，大概就是这么难受”。
　　知青分到3亩地，全用来种了菜。太阳毒辣，白天不敢浇水，怕把秧苗“热”死，都是晚上乘着月光去灌溉，水是雪山上的，特别清，浇到秧苗上，晶莹闪光。“吃到自己种的番茄，特别香甜，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劳动的果实最美丽。”梁永安说。

　　劳动后的夜晚，他会在茅草房里读带去的两大箱子书。山坡下有红糖厂，榨糖季节，甘蔗在榨机中进进出出，电压也随之起起伏伏，波浪般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他反复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听说有个印尼华侨想卖掉自己的曼陀林，他搭上卡车前往，一手抓住车厢上部的钢架，一脚踩在最后面的挡板上，“挂”了5个钟头。回程时，怀抱曼陀林，眼望怒江水，满心幸福。
　　“怒江水绿油油的，江岸的沙滩银光闪闪，一棵一棵的木棉，像一条火红的燃烧带。满山的橄榄树，地上开着野草莓。”梁永安罗列着高黎贡山的错杂斑斓。在这里，每个人不过是地球表面一道浅浅的铅笔痕，地球悄悄一转，就没了踪影。他学会了做一个“自然的人”，看一棵树、一条鱼，都有各自的美好。“把世界资源化，万事万物都为我所用，人也是我的利用对象，这就特别糟糕。”他总和学生说，脑子里得装一把螺丝刀，看到金碧辉煌的东西，拿刀往里使劲转转，里面其实还是水泥，“别被世界的表面迷惑了”。
　　1975年10月，当梁永安坐在解放牌卡车的大车厢里，回头远眺高黎贡山时，他没有想到这个原始的傣族村寨，连同那些与大地相连的劳动记忆，将成为他日后人生中测量世界、时代与文明的标尺。

从电工到“77级”

　　离开怒江峡谷，梁永安到了一家拖拉机厂学电工，不久又去了两公里外的动力厂，拜师学艺。
　　这是一家劳改工厂，师傅姓魏，河南人，曾在军统里负责无线电。魏师傅是个闲不住的劳碌命，订购各种杂志，有什么新发明就动手来做，默默革新技术。受师傅感染，梁永安也一本本地看书，从汽车电路、半导体线路到自动控制。底层的芜杂生存里，师徒俩越来越亲近，一起手捧大碗，蹲在食堂外面吃饭。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至西南边陲，梁永安把几个中文系名校盘了一遍，只有复旦在云南招生，毫不犹豫地填为第一志愿。一天早上，他和两位工友站在食堂外，手里的馒头刚咬一口，一团鸟粪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打在馒头被咬的缺口上。工友大笑，说是吉兆，一定被录取了。第二天，他正在干活，外面有人喊“电报”，冲出工厂，邮递员把电报送到手上：“已录复旦，做好准备，接到通知就出发。” 　　从云南到上海，梁永安坐了60多个小时的绿皮车，随身带着一本清华的教材《半导体线路》。1979年夏天，他回去看望魏师傅。彼时，魏师傅已从“反革命”平反为“起义人员”，因为喜悦，他在儿子的婚礼上多喝了几杯，脑溢血去世。

　　定格在中国当代史中的“77级”大学生，大多携带着一段相似的“劳动前史”，天南海北地走向学院的象牙塔。1978年2月，梁永安住进了复旦中文系宿舍的4号楼。不久，墙报“百花”的头条位置贴出了同学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一连几天，围观者不断，有人拿笔来抄，泪水不断掉在本子上。那一年8月11日，《伤痕》发表于《文汇报》，一个改革时代的大幕初启。
　　那年的复旦，东门出去是一片菜地，卷心菜、大白菜生机勃勃。菜地北面，越过一条黑水幽幽的河浜，是火车的货场。梁永安每天傍晚在田埂上背外语，冷不防一只小青蛙就跳到脚上。走在梧桐道上，有时会遇到苏步青校长，轻声问好，彼此笑笑，不言不语地走过。朱东润、郭绍虞、张世禄、贾植芳……当年的“八大教授”渡尽劫波，精神矍铄地坐镇中文系。
　　梁永安最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余冠英注释的《诗经选》，拿来以后不看注释，自己翻成白话，再一一对照;尤其偏爱唐以前的文章，“大气粗犷，有一种胸怀，把生命赋予天地之间，男的像男的，女的像女的”。《世说新语》里，美男子大大方方地乘车出街，女性站在大路上，肆无忌惮地丢花传情;山涛的夫人会在墙上挖洞，偷看丈夫和嵇康、阮籍两位“帅哥”聊天，“非常直率，不像今天的人，过分矜持”。
　　考研时，他想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还专门拜访了王运熙先生。结果那一年，这个专业全国停招，顿时一片茫然，琢磨换专业时，想到了潘旭澜先生。大二那年，潘旭澜给中文系上《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一年潘先生47岁，一米八的个头，瘦得像张纸，一口福建普通话，慢条斯理地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
　　突擊复习了3个月，梁永安上了考场。考完最后一门，出来碰到同学李辉等一行，准备去海宁观潮。他放下东西，加入队伍，先坐火车到长安镇，又沿着运河走了两个钟头，到了盐官镇，在月光下看夜潮涌来。旅店全部客满，他们索性走进电影院看夜场，一部部熬到午夜，直到趴着睡去。
　　第二天，他们寻访王国维故居，到处走、到处问，当地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口袋里插着钢笔的人过来，上前打听，那人摸着脑门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前两天出门了。”

从课堂到B站

　　“那次观潮还是很难忘的。”梁永安回忆道。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天各一方。
　　1984年11月，梁永安留校工作，同时在现当代文学专业读博士。导师贾植芳是复旦的传奇，一生经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新中国，“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老师的话，这句他记忆最深。
　　那一年，三教一楼的小教室，成为梁永安的第一个讲台。上课前，他坐在教师休息室里，心情庄重，静默中听得到心跳。
　　从学生到老师，梁永安看着东门外的菜地盖起了宿舍，废弃的货场变身餐馆林立的大学路。“80后”“90后”“00后”相继来到他的课堂，备受启发，以至“供不应求”，选课要拼手速和人品，上课要提早占位子，教室后排总是站着旁听的人。
　　11年前，他开设了一门课《经典小说细读》。最后一节课后，一位女同学告诉他，因为在经典小说中看到了丰富、深刻的爱情，她认为自己的男友观念太单一，不够“现代”，听了一半课后就和他分手了。但在最后一节课上，听到梁永安说“对待爱情要像信仰一样虔诚，对待信仰要像爱情一样深情”，她深受触动，又决定与男友复合。
　　这个故事令梁永安对爱情这一课题产生了兴趣，“青年一代的爱情困境，是时代症候最集中的体现”。2017年，他在“一席”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引发网友热议，之后他又开设线上“爱情课”，从爱情的细枝末节深入青年的精神世界。

　　2020年10月，梁永安在B站发布了第一条视频《当代后浪苦死的六大困境，你中了几枪？》，正式成为一名UP主。他谈年轻人的“躺平”，是因为“心之所向”与“身之所往”的分离，需要停下来思考人生的价值，所以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他谈催婚，说看到上海郊区登记结婚平均年龄是35岁，心里“蛮高兴”，因为“爱情是人类生活中最不能催的事情”;他谈教育的意义不是让人在偏狭的道路上出人头地，而是学会“毕生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他谈单身与恋爱的辩证法：最有资格谈恋爱的人，是那些有能力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人，他们可以辐射温暖，给别人信心和快乐，而不是匮乏、焦虑着，把对方当成资源或工具。他甚至为男团选手利路修“打call”，因为这个俄罗斯小伙儿身上，有当下中国人最稀缺的“放得下”的从容……
　　这些视频里，没有“玩梗”，没有“爹味儿”，也没有“媚青”，只是平等地互相交流。在梁永安看来，青年面对一个空前复杂的世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彼此裹挟，全球化、中产化、996、打工人、佛系、丧系……乱花渐欲迷人眼。“逼婚的讲不清什么是幸福，督学的说不明学术独立是为什么，催人奋进却不知道思想自由的远方在哪里，一边给孩子讲哥伦布的故事一边期盼他未来生活在保险箱……太多的‘前浪’不是浪，是原地打转的大漩涡。”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后浪’们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行为方式、游戏规则、价值观念全部都要新建，那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前浪’能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