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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中国民商》组织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产品”专题研讨会。与会嘉宾、学者和企业家，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梳理了这一议题的始末缘由与现实意义。
与会嘉宾认为，最终产品理论对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应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最终产品。与1979年生产的最终产品相比，现在的最终产品已经有天壤之别。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同体制下的最终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与生产过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产权结构，最终需求与人口关系，最终产品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问题。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秘书长鲁利玲，于光远秘书胡冀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人民日报计财部主任宋光茂，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王公义，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中国民商》编委会主任黄文夫，广州英吉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小文，北京华讯集团董事长戴焕忠，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原秘书长彭树堂，合力基金联盟主席陆海峰，辽宁清原红河峡谷漂流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德全，广西喷施宝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缉东，中国国际商业教育集团总裁罗寅豪等。
此次研讨也是《中国民商》杂志“胡耀邦富民思想系列读书会”的首期，主题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产品”，源于胡德平近日撰写的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产品》的署名文章，该文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一系列问题发表的独到见解，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文章重温了1979年的那场大讨论。上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发动的这场载入史册的大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错误，顺利进行经济调整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与会专家表示，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是胡耀邦富民思想的具体体现。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有民才有国，国为民存在。与会嘉宾回忆说，1984年初，胡耀邦进一步提出了“富民政策”的概念。后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讲话发表了《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的评论。胡耀邦还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论述富民政策。他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弄得很清楚。”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供给侧、需求侧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关系做了清晰明确的说明。他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在讨论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时，刘世定表示，需要从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个角度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避免将问题简单归结于中间产品的过剩，还需考虑最终产品的过剩问题。他同时提醒，企业贷款发放很少考虑最终产品和需求，这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当前急需把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最终产品结合起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宋光茂则建议，应该以最终产品为出发点，进一步理顺或重建产品链。根据最终产品的需求量控制中间产品的生产能力，再根据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来确定初端产品的产量。随着投资“快马”的放缓，下一步要更多倚重消费的“慢驴”，更加重视最终产品。
谈及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时，周天勇强调，当前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核心是减税、减费、减社保，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只有通过减税、减费等措施，企业才有利润去投资、去再生产，这是供给侧政策改革的关键。王公义表示，需要处理好政府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现在讲供给侧改革，是以市场的手段，还是国家政府的手段实现最终产品目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最终产品的生产和产权结构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探讨不衰的话题，刘世定在讨论中表示，哪些最终产品的提供，民营企业具有优势？哪些国有企业具有优势？哪些政府组织具有优势？哪些民非组织（即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具有优势？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以后，对于我们最终产品的供给会有所帮助。王公义则认为，除了涉及国家根本问题的一些产业需要国家不计成本的投入外，很多消费品领域的最终产品，谁有效益就应该让谁干。
老龄化问题的逐渐显现以及人力成本和养老成本上升，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就最终需求与人口关系进行了讨论。周天勇强调，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缩短了10-15年。最终将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下降对经济的下行影响，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宋光茂认为，我国人口绝对红利虽然在消失，但级差红利仍然存在。只要我们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我们的优势会越来越显现。
讨论会结束时，多位与会专家表示，在讨论“供给侧改革”以及“生产过剩”问题的今天，很有必要再次回顾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最终产品”思想的历史脉络，进一步厘清认识，面对未来。更为关键的是，急需结合当前的实际，用最终产品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我们遇到的很多经济问题。
与会嘉宾认为，最终产品理论对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应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最终产品。与1979年生产的最终产品相比，现在的最终产品已经有天壤之别。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同体制下的最终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与生产过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产权结构，最终需求与人口关系，最终产品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问题。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德平，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秘书长鲁利玲，于光远秘书胡冀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刘世定，人民日报计财部主任宋光茂，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王公义，联讯证券董事长徐刚，《中国民商》编委会主任黄文夫，广州英吉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小文，北京华讯集团董事长戴焕忠，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原秘书长彭树堂，合力基金联盟主席陆海峰，辽宁清原红河峡谷漂流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德全，广西喷施宝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缉东，中国国际商业教育集团总裁罗寅豪等。
此次研讨也是《中国民商》杂志“胡耀邦富民思想系列读书会”的首期，主题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产品”，源于胡德平近日撰写的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产品》的署名文章，该文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一系列问题发表的独到见解，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文章重温了1979年的那场大讨论。上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发动的这场载入史册的大讨论，解决了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对于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错误，顺利进行经济调整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与会专家表示，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摆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是胡耀邦富民思想的具体体现。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有民才有国，国为民存在。与会嘉宾回忆说，1984年初，胡耀邦进一步提出了“富民政策”的概念。后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讲话发表了《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的评论。胡耀邦还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论述富民政策。他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弄得很清楚。”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供给侧、需求侧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关系做了清晰明确的说明。他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在讨论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时，刘世定表示，需要从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个角度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避免将问题简单归结于中间产品的过剩，还需考虑最终产品的过剩问题。他同时提醒，企业贷款发放很少考虑最终产品和需求，这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当前急需把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最终产品结合起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宋光茂则建议，应该以最终产品为出发点，进一步理顺或重建产品链。根据最终产品的需求量控制中间产品的生产能力，再根据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来确定初端产品的产量。随着投资“快马”的放缓，下一步要更多倚重消费的“慢驴”，更加重视最终产品。
谈及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时，周天勇强调，当前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核心是减税、减费、减社保，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只有通过减税、减费等措施，企业才有利润去投资、去再生产，这是供给侧政策改革的关键。王公义表示，需要处理好政府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现在讲供给侧改革，是以市场的手段，还是国家政府的手段实现最终产品目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最终产品的生产和产权结构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探讨不衰的话题，刘世定在讨论中表示，哪些最终产品的提供，民营企业具有优势？哪些国有企业具有优势？哪些政府组织具有优势？哪些民非组织（即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具有优势？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以后，对于我们最终产品的供给会有所帮助。王公义则认为，除了涉及国家根本问题的一些产业需要国家不计成本的投入外，很多消费品领域的最终产品，谁有效益就应该让谁干。
老龄化问题的逐渐显现以及人力成本和养老成本上升，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就最终需求与人口关系进行了讨论。周天勇强调，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使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缩短了10-15年。最终将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下降对经济的下行影响，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宋光茂认为，我国人口绝对红利虽然在消失，但级差红利仍然存在。只要我们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我们的优势会越来越显现。
讨论会结束时，多位与会专家表示，在讨论“供给侧改革”以及“生产过剩”问题的今天，很有必要再次回顾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最终产品”思想的历史脉络，进一步厘清认识，面对未来。更为关键的是，急需结合当前的实际，用最终产品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我们遇到的很多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