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悲壮的《祈雨调》中，“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随着路遥陕北口音的朗诵，拉开了热播剧《平凡的世界》的序幕。听到路遥熟悉的声音，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溢满眼眶，倏地被时光拽回到二十多年前。
　　1992年的八九月份，我正在上班，接到医教部的电话，通知我路遥因肝病从延安医学院附属医院要转到我们科接受治疗，让我负责安排病房，做好接诊准备。
　　“路遥？是平凡世界的路遥吗？”
　　“是的，省上通知的，作家路遥，肝硬化腹水，病情很严重……”
　　一时间，我惶惶然。他可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我都稔熟于心，是激励着我奋发向上的作品。记得当时《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不久，每天中午电台有小说连续广播，路遥热还未散尽。这么了不起的作家本来离我的生活很远，远得不可触及，一个突然的电话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名人的距离。我黯然神伤，慨叹疾病是如此的绝情与残酷。接着，主任也从院里带回指示，要科里集中最优质力量对路遥实施救治。
　　接到命令的几天后，路遥从延安转到我们科，住进当时惟一一个外宾病房（7床）。科里安排退休的已不管病人的老主任阎教授作为他的上级医生，段教授做他的主治医生，正在读研的康医生是主管路遥的住院医生。阎主任是西北传染病专家，在传染病救治方面有卓越建树，他经常穿梭在西安各大医院进行会诊，当时正负责写解放军金盾出版社的《新医疗护理常规》传染病部分。康医生出身高干家庭，没有任何的势利与虚伪，聪明、业务好、敬业，待病人非常和气。我们护理组也安排了技术最好、责任心最强、具有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的护士给路遥当责任护士。大家把对路遥的崇敬全部投到了对他的救治中。
　　已经忘记什么原因，路遥被转进来时，我并没有在科里，等见到他时，已经住院几天了。初见路遥，典型的肝病面容：灰黑的脸色，黄染的巩膜，紫红色的肝掌。他用低沉的陕北口音、憔悴低迷的神情和我做了第一次交流，看上去比照片明显要瘦些。那个与命运抗争、与苦难搏斗的“少平”，那个对贫困有着深切认识、对生活有着深邃理解、对精神世界有着执着追求的路遥，和面前这位病人丝毫搭不上调儿。

　　从病历看，路遥的各项化验指标不是很好，有黄疸、腹水。最要命的是，听说他从延安来西安，他的读者（用现在的话说是他的粉丝）送他的场景非常热烈悲壮，他的情绪被刺激得异常激动。肝病很忌讳感情上潮起潮落的大波动，好在他有着对大医院的信任以及对生命的渴望，所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情绪，非常积极地配合着治疗护理。他的弟弟小九（我们都这样称呼他）陪护他，感情上是病中路遥的依附。
　　很快，我们又把他从外宾病房搬到了紧邻的5、6床，因为那个病房只有一张床，小九没法睡觉。好像作协也有人陪，但由于对传染病的惧怕，他们多少都有些微词（作协有一个笔名叫航宇的挺好，他经常来和小九替换着照顾病中的路遥），包括被路遥一路扶植带上文学路的人，来的也不是很积极。
　　经常是小九在他哥身旁。如果病情稍有变化，小九更是连轴转。每天早上，我和责任护士必会去他的病房，晨间护理要待好久，帮他收拾乱糟糟的病房，归置七零八落的东西，再东拉西扯一会儿，主要讲科里痊愈病人的病例，帮他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如果护士反映路遥情绪有波动，我还会叫上其他人一起找他聊天，目的是帮助他分散注意力，消弭他心中不利于疾病恢复的因素。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个挺悲剧的人物，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郁闷、痛苦和煎熬。病中的路遥，我见证了他许多的不如意，包括仕途、婚姻、人情冷暖。
　　路遥生长在陕北的穷山僻壤，他从社会最底层努力奋争。他向往城市，憧憬城里人的生活，想挣脱出农村，抹除掉命运给他镌刻上的农村人的烙印。在他的书中，他借用孙少平的口吻道出“我迟早要扒火车去外面的世界”;他用刻画孙少安隐忍、忠诚、可靠、善良，像擎天柱一样撑着孙家的不屈精神，来表现他自己的那股直面现实、向命运挑战、自强不息的坚忍。
　　路遥成功了，成了城里人，一个住在省城作协大院的城里人。但是，在成为城里人的路上，他想将自己改造得彻底些、完美些。表面形式上的城里人，还不能满足他的精神追求，他想来个全然的脱胎换骨。所以他奢望有人能从灵魂深处改造他，使他能来个凤凰涅槃式的精神投胎，这就使他在选择婚姻时，找了北京来陕插队的知青做自己的妻子。他想让妻子做他生命中的催化剂，加速他成为城里人的蜕变。
　　尽管他已出了名，有了不平凡的世界，但他还是一个陕北的农村人，身上有抹不掉的习惯。怎么改造，深深的烙印都无法褪去，这和在大北京生长的女知青怎能合得上拍？在潜意識里，也许只有《人生》中的高巧珍才是他最好的婆姨，但北京知青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让她放弃自己的事业而附庸于他人，那是万万不能的。再加上他对写作的执着，经常通宵达旦，又长期自我“封闭”在小说情节中，让妻子难以适应、无法容忍。他们积怨渐深，矛盾加剧，婚姻终归走到了尽头。
　　同事们眼睁睁看着北京知青扶起病床上的路遥，让他用颤抖的双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结束了他们苦涩的婚恋。这一场景令人心酸。那时的路遥，我无法看到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但人之常情，对他肯定是个致命打击，这对疾病的恢复相当不利。 　　作为见证路遥婚姻终结的局外人，我们同情病中的路遥，鄙视他的妻子。但现在，我也能理解她。作为妻子，她也是痛苦的，长期得不到丈夫的感情共鸣与抚爱，还要承担来自路遥庞大家族对路遥精神、经济上的攀援。她也是不幸的，并非她非要亲手扼杀掉他们的家庭，他们最初的感情也是炽热的，只是事态的发展已无法挽回了。
　　其实不管路遥是多么想做一个城里人，但他骨子里已被彻彻底底遗传上了陕北人的生命密码，包括他的卫生、生活、饮食习惯，都保持着地地道道的传统陕北人的烙印。天天只活动在病床上，依懒别人帮他打理个人卫生，不管何时见他，病床上都邋邋遢遢。但他又很讲究生活品质，他是我见过最早用洗面奶洗脸的男人。我至今清晰记得他永远用一种叫“青瓜素”的洗面奶，当时我问他为什么只用这个牌子，他说这个有黄瓜的清香，一闻这个味，就会想起母亲种的黄瓜。

　　医院给他做的治疗饮食，他怎么都吃不习惯，固执地坚持要吃陕北饭。为此，科里还给他开了绿灯，允许在病房用电炉子做饭。随后，天天见憨厚的小九撅着屁股忙碌，又是做饭，又是看护哥哥。做得最多的，其实就是用多种豆子煮成的钱钱饭，简单朴素的家常饭他才吃得可口爽心。但钱钱饭怎么能治疗他的低蛋白血症？他天天输液补蛋白，手背被扎得满是瘀血，已经很难一针见血了，经常得一针一针来回戳着他的血管。长达几个月的输液，他的血管千疮百孔，输液到中途液体会自行渗出。手立马肿得像面包似的，然后再重复着翻来覆去地戳、扎。这些折磨都考验着他的忍耐力与意志力。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一度得到很好的控制，路遥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还拿出几套《平凡的世界》认认真真地签上名字，分别写上不同的话语送给阎主任、刘主任、康医生……他给护理组的签名是“愿生命之树常青”。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路遥虽得了茅盾文学奖，但日子并不富裕，曾困窘到无钱买自己的书的地步。不知道这几套书，是不是使他当时很为难？
　　治疗过程中，经常有其他事情影响到路遥的心情。听说照顾女儿饮食起居的保姆因与女儿合不来而辞别，他忧心忡忡，几天闷闷不乐。一个为女儿能吃顿西餐而跑遍西安市的父亲，当听到这个消息时，可想而知心情是多么焦灼。我们也很着急，帮他到处打听找保姆，给作协来看望他的同事反复交代赶快帮忙，好消除他的担心，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路遥作为作家是成功的，但他的生活我不敢说是幸福快乐的。其实从他写完《平凡的世界》后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就可看出端倪：长期的生活无常态、饮食无规律、高频率的吸烟、情绪压抑苦闷，这些都加速了他的家族性肝硬化的恶化。
　　路遥是敏感的，同时也是脆弱的，他把对生命的希望完全托付给了他信任的阎主任与康医生。在他看来，阎主任、康医生是他的保护神，是挽救他生命的天使，是妙手回春的华佗。一天不见，他就急躁、惶恐，不踏实。在心理上，他已完全离不开阎主任、康医生的庇护。但是，阎主任因写书的事要和所有的作者一起到北京开会，康医生还是正在上学的研究生，按教学进度得去做课题。尽管科里给他安排了其他医术与责任心都没得说的医生，但路遥表现得有点过激与不可思议，他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万丈深渊，整天默默无语、消极。没几天，病情就急转急下，各项化验指标，像洪水决堤般朝恶化的方向奔涌。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家庭变故、作协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以及路遥对医生个人的过分迷信，诸如此类因素，都可能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切都加速了他肝脏的衰竭，大家不管如何努力，都回天乏术了。
　　1992年11月17日早晨，我們正在交班，突然听说路遥不好了。主任、主管医生、值班医生、我和责任护士一同奔到他的病房，拉开急救车，开始了与死神最后的搏斗。路遥消化道出血，意识也已经不是很清楚了，但我分明听到他嘴里断断续续的“救…….救……我”、“救……救……我”。这是他对人生的眷恋，是对生命最后的呼唤。就这样，路遥在孤苦、压抑、愤懑中走完了他43岁（病历记录一直是这个年龄）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