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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本文根据近年来美国政府解密的一系列文件，较为完整、系统和深入地描述了美国政府高层围绕中国发展核武器进行对策研讨、情报收集及谋求与苏联共同对中国核武器研制设施进行打击等鲜为人知的决策过程和行动。
美国密切注视中国的核计划
1954至1955年,中美在台湾海峡的金门和马祖两岛对峙期间，毛泽东做出了发展核武器的重大决定。发展核武器需要科学和技术，需要巨大的工业投入，需要生产裂变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造核武器的方法已不再神秘莫测：一种是用浓缩铀制造原子弹，一种是用钚制造原子弹。然而，西方情报机构并不知道中国将选择何种方式制造核武器。
1958年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开始建造核武器研制设施。美国在台湾部署核武器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其决策的正确性。1958年，中国建立了北京核武器研究院，并着手建设包头核燃料合成厂和兰州气体扩散厂，分别生产铀和浓缩铀。1960年2月，中国在酒泉动工兴建生产反应堆。1960年底，中国开始在大西北罗布泊开辟核试验场。
起初，苏联人帮助中国人制定了建造钚生产设备的计划。但在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不仅停止援建工作，而且没有向中国的核设施发送一件关键部件，只是向中国展示了一件原子弹“样品”。现在中国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美国情报机构知道中国正在实施核武器战略，并给予高度关注，但对中国的核计划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刺穿神秘的面纱”
60年代初，美国高层对中国追求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越来越忧心忡忡。1959年9月，美国获得在兰州上空拍摄的照片。当时，情报人员仅仅能获得少得可怜的信息。因此，当肯尼迪政府上台时，美国对中国核进展的了解大都是推测性的。中国核武器计划的高度秘密性，对美国情报人员构成了巨大的障碍。中国没有公开宣布建立自己的核武器研究所，没有在包头或兰州举行剪彩仪式，也没有公开发布在西北寻找核试验场的消息，而且中国的核研究设施只用数字编码，如酒泉的研究所被称为404厂。
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情报的收集能力十分有限。只是到了1960年，美国才可以使用卫星对中国进行拍照，而且，一开始还是断断续续的。同时，由于美国U－2高空侦察机起飞基地远离中国大陆，很难侦察到位于中国腹地的罗布泊和兰州的关键性核设施。
1960年12月6日，美国“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反映了这些制约性因素。该报告称，“我们关于中共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正如我们对苏联帮助中国的性质和范围的了解一样，是不完整的”。“国家情报估计”主要探讨了中国核武器工程的组织、技术能力、铀矿和裂变材料生产的情况。该报告认为，“中国开发铀资源、建立铀矿和铀金属厂，明显地意味着中国将使用铀生产钚。”
中情局分析人员猜测，中国第一个生产反应堆在1961年后期将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到1962年可能获得第一批钚。中情局坚信不疑，中国将用钚而不是用铀来制造第一枚核武器，因为其他核国家都是用钚生产第一枚核武器的。将铀浓缩到武器级程度既费时又费力，而且制造第一代原子弹所需要的钚要少得多。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将该报告视作“近期最重要的情报成果”，因为该报告确认中国存在核武器计划，并且“将中国可能爆炸原子弹的日期大大提前。”
评估威胁和探讨选择
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工程未被列入肯尼迪政府的议事日程之首，但肯尼迪非常敌视中国，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肯尼迪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很可能是60年代最严重的恶性事件”。
肯尼迪在位的前两年，美国政府仅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研究。1961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称，中国“获得核能力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态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重要影响”。几个月后，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提出，一个有核能力的中国将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远远大于军事影响。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有助于创造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浪潮”的感觉，因此中国将能收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红利”。亚洲人将提升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估计，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国家将更多地包容中国，放松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个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干预该地区事务的能力。1961年初，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可能会步其后尘”，造成核扩散。此外，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的增加，将增加非理性和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官员尽管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了解有限，但还是急切地考虑如何降低中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地位和影响。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减少中国原子弹造成的心理影响的一个方法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先试验核武器。麦吉对印度拥有核武器对亚洲造成的影响不感兴趣，但希望亚洲有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共抗衡。麦吉的方案在国务院获得不同的支持。副国务卿鲍尔斯支持这一建议，但却遭到国务卿腊斯克的否决。腊斯克称，如果美国唆使核扩散，将会“使我们走上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我看不到这条路的尽头。”
1962年9月，麦吉批准了一项公开和秘密的宣传攻势，旨在让亚洲人了解“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强大”，抵消对中国的“恐惧”。除强调美国战略核优势外，这一宣传攻势还强调中国的核武器进程落后于原定计划，以造成一种“中国核武器计划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对中国核试验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进行全面研究。约翰逊不仅要探讨中国核能力的影响，而且要提出美国的应对之策。
新的情报
在约翰逊进行研究的同时，美国情报系统也在提高侦察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能力。1961年，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中情局的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拍到了一些高清晰度的照片。这些侦察活动是断断续续的，但还是发现了大陆的许多目标。
同时，美国侦察卫星在监督苏联和中国的敏感地区的活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60年之前，侦察卫星对华活动仅取得两次成功，但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侦察卫星成功地进行了24次拍摄活动。而且，卫星的摄像清晰度得到改善，图像更多也更清晰。1961年12月的卫星拍摄活动，首次覆盖了罗布泊，不过当时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识到罗布泊将是未来的核试验场。
1962年4月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长达12页，反映了最新掌握的情报。虽然没有发现建设钚生产设施的证据，但该报告继续认为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的燃料仍是钚。分析人员称，中国如果自1960年开始生产钚，到1963年初就能爆炸一个钚装置。但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这一计划，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在1963年之后，或许要晚几年。但不论中国在什么时候进行核爆炸，第一个核装置很可能是钚弹。
1963年初，中情局感到白宫对中国核武器情报的需求与日俱增。1月10日，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在与国家安全助理邦迪见面时，邦迪对他说，古巴和中国的核计划是“最高当局最关心的两件事，因此中情局要高度重视”。然而，麦科恩不得不承认，中情局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的确切进展情况知之甚少，因此需要加倍努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台湾的U－2侦察机提供了更多的情报。1963年的一次侦察，发现了包头的核设施，但美国情报界错误地认为那是一个钚反应堆。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官员乔治·丹尼告诉腊斯克说，包头的核设施表明，中国“有能力为每年制造几枚核武器生产足够多的放射性材料”。
新的卫星图像为撰写1963年7月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即“《共产党中国先进武器计划》”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分析人员称，自1962年的估计至今，“我们已获得了相当多的情报，主要来自图像”。他们也提到，情报仍然很有限，无法准确判断中国核计划当前的发展情况和预见未来的发展。
分析人员认为，包头的设施包括一个小型的空气冷却钚生产反应堆，有相关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制造设施。这一设施明显像法国的钚反应堆，从而使这些情报人员得出该设施也是钚工厂的结论。U－2侦察机或卫星的图像在1964年发现了酒泉的钚反应堆，但分析人员认为，距离投入运营的时间还有几年时间。
1963年3月和6月的U－2侦察机拍摄的兰州气体扩散厂的图像表明，中国正在建设火电厂，还发现了气体扩散厂与热电厂之间的传送线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官员认为，气体扩散厂太小。但他们的分析错得离谱，实际上兰州的设施距离生产高浓缩铀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认为，兰州反应堆在1963年已经投入生产，但在华盛顿没有人相信这一判断。
除包头外，美国的情报机构还发现原子能研究院的几处设施。一个位于北京西南，其秘密代码是601，内部安装了苏联提供的研究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情局当时不知道601的重要作用，它实际上为兰州的气体扩散厂生产了10吨六氟化物。这是浓缩铀所需要的关键产品。
情报机构因缺乏中国生产裂变材料能力的线索，无法确定中国将在何时爆炸第一枚原子弹。情报机构依据对包头是钚生产设施的错误分析，做出中国的第一枚核武器将是钚弹的判断，分析人员猜测中国将可能在1964年初到1965年之间爆炸第一枚原子弹。
该报告研究了中国拥有核武器后造成的政策影响，这是美国决策者最为关切的。另一方面，分析人员不相信中国爆炸第一枚核装置或拥有有限的核能力后，将会促使中国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即中国会采取军事侵略政策或愿意冒重大的军事风险。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将会认识到其能力的有限性。
赴莫斯科的使命
在情报官员致力于加强了解中国核武器计划之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高级政策官员正在考虑如何除掉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希望能获得赫鲁晓夫的支持。肯尼迪在1963年1月10日与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对话时说，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颠覆世界政治，而这是不能容忍的。肯尼迪认为，“我们应当采取某种行动，除非中国人同意停止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努力。”
肯尼迪很快更直接地向更多的人表达了他的看法。在1963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称“我们与苏联谈判条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终止或迟滞中共发展原子弹的能力。”肯尼迪认为，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条约将“没有太大的意义”，相信俄罗斯人同他一样对利用条约压中国放弃核能力感兴趣。对肯尼迪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人将是“我们60年代后半期和未来”的主要敌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肯尼迪认为，苏联领导层主张与美国和平共处，深知核武器战争升级的危险，这样苏联比中国更负责任，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危险也小。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无所任大使哈里曼向肯尼迪写信称，苏联反对德国拥有核武器，他建议美苏对德国和中国达成谅解。正在与苏联外交官进行磋商的哈里曼认为，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将会把矛头对准中国，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就能共同迫使中国停止核开发，如果必要可威胁除掉中国的核设施”。
肯尼迪和哈里曼认为，美苏双方都对中国核问题十分关切。他们已从中情局的报告中了解到，苏联人已经终止了对中国核计划的一切援助。更重要的是，莫斯科支持核禁试和核不扩散协议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压力。国务卿腊斯克将中国视作这一协议针对的目标，中国对该协议旨在反华的方面看得一清二楚，强烈抗议莫斯科参与这一谈判。
1963年2月，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用“劝说、施压和武力恫吓”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1963年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报告，出台了一系列可能的外交和宣传措施，及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的直接措施。这些措施可由盟国共同实施，也可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或可以得到苏联的积极支持。直接措施包括：国民党渗透、颠覆或入侵；海上封锁；让韩国入侵朝鲜，以对中国边境施加压力；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空袭；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共的目标。
参联会执行主席勒梅对这一文件写的结论是，“公开对中国使用武力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使中国在武力恫吓之下签署核禁试协议，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中国遵守该协议。而且，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论是对中国进行封锁还是军事打击，决策者不得不考虑中国报复和军事行动升级的严重后果，更不用说这种行动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如果美国与苏联联合采取行动，或至少获得苏联的同意，那么对中国的封锁或常规军事措施将能“更有效”地促使中国遵守核禁试协议。这样，如果美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空中打击，苏联的合作将必不可少。
参联会怀疑苏联对与美国合作打击中国感兴趣，但文官们仍对这一可能抱有希望。国家安全助理邦迪是美国第一个就此事与苏联人直接讨论的高官。5月中旬，邦迪在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谈时建议，美苏对中国的核武器问题进行“私下和严肃地交流看法”。但是，多勃雷宁对此议题不感兴趣，提起了美国建立多边力量计划。美国的多边力量计划，一直是美苏关于核不扩散谈判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多勃雷宁称，多边力量计划“不会使苏联政府在处理中国核雄心问题时变得更容易”。虽然邦迪称多边力量计划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它将把西德与北约牢固地捆绑在一起，有助于遏制西德的民族主义及其冒险行动，但多勃雷宁拒绝谈论中国核问题。
多勃雷宁的断然拒绝，暂时终止了美国对与苏联联合打击中国的探讨。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总统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同意与美国讨论核禁试条约后，又重新引发了美国官员关于美国与苏联联合打击中国的兴趣。肯尼迪任命无所任大使哈里曼作为其特使访苏。尼采的助手亚瑟·巴伯说，哈里曼应当向赫鲁晓夫提出讨论不扩散核武器协议的可能性，但要把中国作为中心议题，探讨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并准备了一份题为《使中共核能力夭折》的详细文件。该文件包括美苏在一系列动作上的合作，比如对中国进行“政治劝说（苏联发挥主导作用）”，“美苏联合对中国一些核设施进行空中袭击”等。巴伯认识到，多边力量计划是阻碍苏联参加核不扩散协议谈判的绊脚石，因此认为牺牲多边力量计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战略。在哈里曼赴莫斯科之前的几个星期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将“放弃多边力量计划”作为不扩散协议的一部分。但国务卿腊斯克当即表示反对，称盟国已深入参与多边力量计划，此时放弃该计划不是明智之举。
肯尼迪没有继续探讨多边力量计划，但对美苏联合对付中国的核设施仍抱有幻想。他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6月下旬会谈时，着重讨论了如何才能将中国绑到核禁试协议上，甚至探讨了阻止核扩散的方法。肯尼迪称，一旦中国试验核武器，美国将不得不恢复核试验，这意味着核试验协议将成一纸空文。
哈里曼在7月14日刚抵达莫斯科，就收到了肯尼迪的指示。肯尼迪命令他向赫鲁晓夫强调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发展和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上的想法。虽然哈里曼最终与苏联达成《部分禁试条约》，但他没能使赫鲁晓夫采取措施反对中国核计划。只要法国坚持反对禁试条约，赫鲁晓夫就不会同意孤立中国。而且，赫鲁晓夫还淡化中苏分裂，并拒绝哈里曼认为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克制”，“没有核武器的人常常呼声很高”。
赫鲁晓夫不愿意与美国特使探讨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了一轮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禁试条约。一些苏联领导人对与中国的争论感到沮丧，赫鲁晓夫可能发现讨论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中苏关系的紧张，使美国决策层开始考虑公开反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肯尼迪已经命令国防部高级官员研究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8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成为羽毛丰满的核武器国家，我们愿采取一些措施，以减轻这一威胁”。在这一天之前，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秘密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常规打击的紧急计划，旨在“严重影响和迟滞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一命令可能得到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
（本文责任编辑： 季仰舒）
美国密切注视中国的核计划
1954至1955年,中美在台湾海峡的金门和马祖两岛对峙期间，毛泽东做出了发展核武器的重大决定。发展核武器需要科学和技术，需要巨大的工业投入，需要生产裂变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造核武器的方法已不再神秘莫测：一种是用浓缩铀制造原子弹，一种是用钚制造原子弹。然而，西方情报机构并不知道中国将选择何种方式制造核武器。
1958年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开始建造核武器研制设施。美国在台湾部署核武器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其决策的正确性。1958年，中国建立了北京核武器研究院，并着手建设包头核燃料合成厂和兰州气体扩散厂，分别生产铀和浓缩铀。1960年2月，中国在酒泉动工兴建生产反应堆。1960年底，中国开始在大西北罗布泊开辟核试验场。
起初，苏联人帮助中国人制定了建造钚生产设备的计划。但在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不仅停止援建工作，而且没有向中国的核设施发送一件关键部件，只是向中国展示了一件原子弹“样品”。现在中国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美国情报机构知道中国正在实施核武器战略，并给予高度关注，但对中国的核计划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刺穿神秘的面纱”
60年代初，美国高层对中国追求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越来越忧心忡忡。1959年9月，美国获得在兰州上空拍摄的照片。当时，情报人员仅仅能获得少得可怜的信息。因此，当肯尼迪政府上台时，美国对中国核进展的了解大都是推测性的。中国核武器计划的高度秘密性，对美国情报人员构成了巨大的障碍。中国没有公开宣布建立自己的核武器研究所，没有在包头或兰州举行剪彩仪式，也没有公开发布在西北寻找核试验场的消息，而且中国的核研究设施只用数字编码，如酒泉的研究所被称为404厂。
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情报的收集能力十分有限。只是到了1960年，美国才可以使用卫星对中国进行拍照，而且，一开始还是断断续续的。同时，由于美国U－2高空侦察机起飞基地远离中国大陆，很难侦察到位于中国腹地的罗布泊和兰州的关键性核设施。
1960年12月6日，美国“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反映了这些制约性因素。该报告称，“我们关于中共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正如我们对苏联帮助中国的性质和范围的了解一样，是不完整的”。“国家情报估计”主要探讨了中国核武器工程的组织、技术能力、铀矿和裂变材料生产的情况。该报告认为，“中国开发铀资源、建立铀矿和铀金属厂，明显地意味着中国将使用铀生产钚。”
中情局分析人员猜测，中国第一个生产反应堆在1961年后期将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到1962年可能获得第一批钚。中情局坚信不疑，中国将用钚而不是用铀来制造第一枚核武器，因为其他核国家都是用钚生产第一枚核武器的。将铀浓缩到武器级程度既费时又费力，而且制造第一代原子弹所需要的钚要少得多。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将该报告视作“近期最重要的情报成果”，因为该报告确认中国存在核武器计划，并且“将中国可能爆炸原子弹的日期大大提前。”
评估威胁和探讨选择
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工程未被列入肯尼迪政府的议事日程之首，但肯尼迪非常敌视中国，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肯尼迪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很可能是60年代最严重的恶性事件”。
肯尼迪在位的前两年，美国政府仅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研究。1961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称，中国“获得核能力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态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重要影响”。几个月后，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提出，一个有核能力的中国将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远远大于军事影响。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有助于创造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浪潮”的感觉，因此中国将能收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红利”。亚洲人将提升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估计，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国家将更多地包容中国，放松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个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干预该地区事务的能力。1961年初，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可能会步其后尘”，造成核扩散。此外，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的增加，将增加非理性和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官员尽管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了解有限，但还是急切地考虑如何降低中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地位和影响。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减少中国原子弹造成的心理影响的一个方法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先试验核武器。麦吉对印度拥有核武器对亚洲造成的影响不感兴趣，但希望亚洲有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共抗衡。麦吉的方案在国务院获得不同的支持。副国务卿鲍尔斯支持这一建议，但却遭到国务卿腊斯克的否决。腊斯克称，如果美国唆使核扩散，将会“使我们走上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我看不到这条路的尽头。”
1962年9月，麦吉批准了一项公开和秘密的宣传攻势，旨在让亚洲人了解“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强大”，抵消对中国的“恐惧”。除强调美国战略核优势外，这一宣传攻势还强调中国的核武器进程落后于原定计划，以造成一种“中国核武器计划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对中国核试验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进行全面研究。约翰逊不仅要探讨中国核能力的影响，而且要提出美国的应对之策。
新的情报
在约翰逊进行研究的同时，美国情报系统也在提高侦察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能力。1961年，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中情局的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拍到了一些高清晰度的照片。这些侦察活动是断断续续的，但还是发现了大陆的许多目标。
同时，美国侦察卫星在监督苏联和中国的敏感地区的活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60年之前，侦察卫星对华活动仅取得两次成功，但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侦察卫星成功地进行了24次拍摄活动。而且，卫星的摄像清晰度得到改善，图像更多也更清晰。1961年12月的卫星拍摄活动，首次覆盖了罗布泊，不过当时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识到罗布泊将是未来的核试验场。
1962年4月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长达12页，反映了最新掌握的情报。虽然没有发现建设钚生产设施的证据，但该报告继续认为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的燃料仍是钚。分析人员称，中国如果自1960年开始生产钚，到1963年初就能爆炸一个钚装置。但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这一计划，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在1963年之后，或许要晚几年。但不论中国在什么时候进行核爆炸，第一个核装置很可能是钚弹。
1963年初，中情局感到白宫对中国核武器情报的需求与日俱增。1月10日，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在与国家安全助理邦迪见面时，邦迪对他说，古巴和中国的核计划是“最高当局最关心的两件事，因此中情局要高度重视”。然而，麦科恩不得不承认，中情局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的确切进展情况知之甚少，因此需要加倍努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台湾的U－2侦察机提供了更多的情报。1963年的一次侦察，发现了包头的核设施，但美国情报界错误地认为那是一个钚反应堆。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官员乔治·丹尼告诉腊斯克说，包头的核设施表明，中国“有能力为每年制造几枚核武器生产足够多的放射性材料”。
新的卫星图像为撰写1963年7月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即“《共产党中国先进武器计划》”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分析人员称，自1962年的估计至今，“我们已获得了相当多的情报，主要来自图像”。他们也提到，情报仍然很有限，无法准确判断中国核计划当前的发展情况和预见未来的发展。
分析人员认为，包头的设施包括一个小型的空气冷却钚生产反应堆，有相关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制造设施。这一设施明显像法国的钚反应堆，从而使这些情报人员得出该设施也是钚工厂的结论。U－2侦察机或卫星的图像在1964年发现了酒泉的钚反应堆，但分析人员认为，距离投入运营的时间还有几年时间。
1963年3月和6月的U－2侦察机拍摄的兰州气体扩散厂的图像表明，中国正在建设火电厂，还发现了气体扩散厂与热电厂之间的传送线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官员认为，气体扩散厂太小。但他们的分析错得离谱，实际上兰州的设施距离生产高浓缩铀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认为，兰州反应堆在1963年已经投入生产，但在华盛顿没有人相信这一判断。
除包头外，美国的情报机构还发现原子能研究院的几处设施。一个位于北京西南，其秘密代码是601，内部安装了苏联提供的研究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情局当时不知道601的重要作用，它实际上为兰州的气体扩散厂生产了10吨六氟化物。这是浓缩铀所需要的关键产品。
情报机构因缺乏中国生产裂变材料能力的线索，无法确定中国将在何时爆炸第一枚原子弹。情报机构依据对包头是钚生产设施的错误分析，做出中国的第一枚核武器将是钚弹的判断，分析人员猜测中国将可能在1964年初到1965年之间爆炸第一枚原子弹。
该报告研究了中国拥有核武器后造成的政策影响，这是美国决策者最为关切的。另一方面，分析人员不相信中国爆炸第一枚核装置或拥有有限的核能力后，将会促使中国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即中国会采取军事侵略政策或愿意冒重大的军事风险。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将会认识到其能力的有限性。
赴莫斯科的使命
在情报官员致力于加强了解中国核武器计划之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高级政策官员正在考虑如何除掉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希望能获得赫鲁晓夫的支持。肯尼迪在1963年1月10日与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对话时说，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颠覆世界政治，而这是不能容忍的。肯尼迪认为，“我们应当采取某种行动，除非中国人同意停止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努力。”
肯尼迪很快更直接地向更多的人表达了他的看法。在1963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称“我们与苏联谈判条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终止或迟滞中共发展原子弹的能力。”肯尼迪认为，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条约将“没有太大的意义”，相信俄罗斯人同他一样对利用条约压中国放弃核能力感兴趣。对肯尼迪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人将是“我们60年代后半期和未来”的主要敌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肯尼迪认为，苏联领导层主张与美国和平共处，深知核武器战争升级的危险，这样苏联比中国更负责任，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危险也小。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无所任大使哈里曼向肯尼迪写信称，苏联反对德国拥有核武器，他建议美苏对德国和中国达成谅解。正在与苏联外交官进行磋商的哈里曼认为，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将会把矛头对准中国，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就能共同迫使中国停止核开发，如果必要可威胁除掉中国的核设施”。
肯尼迪和哈里曼认为，美苏双方都对中国核问题十分关切。他们已从中情局的报告中了解到，苏联人已经终止了对中国核计划的一切援助。更重要的是，莫斯科支持核禁试和核不扩散协议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压力。国务卿腊斯克将中国视作这一协议针对的目标，中国对该协议旨在反华的方面看得一清二楚，强烈抗议莫斯科参与这一谈判。
1963年2月，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用“劝说、施压和武力恫吓”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1963年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报告，出台了一系列可能的外交和宣传措施，及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的直接措施。这些措施可由盟国共同实施，也可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或可以得到苏联的积极支持。直接措施包括：国民党渗透、颠覆或入侵；海上封锁；让韩国入侵朝鲜，以对中国边境施加压力；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空袭；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共的目标。
参联会执行主席勒梅对这一文件写的结论是，“公开对中国使用武力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使中国在武力恫吓之下签署核禁试协议，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中国遵守该协议。而且，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论是对中国进行封锁还是军事打击，决策者不得不考虑中国报复和军事行动升级的严重后果，更不用说这种行动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如果美国与苏联联合采取行动，或至少获得苏联的同意，那么对中国的封锁或常规军事措施将能“更有效”地促使中国遵守核禁试协议。这样，如果美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空中打击，苏联的合作将必不可少。
参联会怀疑苏联对与美国合作打击中国感兴趣，但文官们仍对这一可能抱有希望。国家安全助理邦迪是美国第一个就此事与苏联人直接讨论的高官。5月中旬，邦迪在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谈时建议，美苏对中国的核武器问题进行“私下和严肃地交流看法”。但是，多勃雷宁对此议题不感兴趣，提起了美国建立多边力量计划。美国的多边力量计划，一直是美苏关于核不扩散谈判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多勃雷宁称，多边力量计划“不会使苏联政府在处理中国核雄心问题时变得更容易”。虽然邦迪称多边力量计划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它将把西德与北约牢固地捆绑在一起，有助于遏制西德的民族主义及其冒险行动，但多勃雷宁拒绝谈论中国核问题。
多勃雷宁的断然拒绝，暂时终止了美国对与苏联联合打击中国的探讨。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总统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同意与美国讨论核禁试条约后，又重新引发了美国官员关于美国与苏联联合打击中国的兴趣。肯尼迪任命无所任大使哈里曼作为其特使访苏。尼采的助手亚瑟·巴伯说，哈里曼应当向赫鲁晓夫提出讨论不扩散核武器协议的可能性，但要把中国作为中心议题，探讨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并准备了一份题为《使中共核能力夭折》的详细文件。该文件包括美苏在一系列动作上的合作，比如对中国进行“政治劝说（苏联发挥主导作用）”，“美苏联合对中国一些核设施进行空中袭击”等。巴伯认识到，多边力量计划是阻碍苏联参加核不扩散协议谈判的绊脚石，因此认为牺牲多边力量计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战略。在哈里曼赴莫斯科之前的几个星期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将“放弃多边力量计划”作为不扩散协议的一部分。但国务卿腊斯克当即表示反对，称盟国已深入参与多边力量计划，此时放弃该计划不是明智之举。
肯尼迪没有继续探讨多边力量计划，但对美苏联合对付中国的核设施仍抱有幻想。他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6月下旬会谈时，着重讨论了如何才能将中国绑到核禁试协议上，甚至探讨了阻止核扩散的方法。肯尼迪称，一旦中国试验核武器，美国将不得不恢复核试验，这意味着核试验协议将成一纸空文。
哈里曼在7月14日刚抵达莫斯科，就收到了肯尼迪的指示。肯尼迪命令他向赫鲁晓夫强调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发展和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上的想法。虽然哈里曼最终与苏联达成《部分禁试条约》，但他没能使赫鲁晓夫采取措施反对中国核计划。只要法国坚持反对禁试条约，赫鲁晓夫就不会同意孤立中国。而且，赫鲁晓夫还淡化中苏分裂，并拒绝哈里曼认为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克制”，“没有核武器的人常常呼声很高”。
赫鲁晓夫不愿意与美国特使探讨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了一轮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禁试条约。一些苏联领导人对与中国的争论感到沮丧，赫鲁晓夫可能发现讨论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中苏关系的紧张，使美国决策层开始考虑公开反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肯尼迪已经命令国防部高级官员研究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8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成为羽毛丰满的核武器国家，我们愿采取一些措施，以减轻这一威胁”。在这一天之前，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秘密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常规打击的紧急计划，旨在“严重影响和迟滞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一命令可能得到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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