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代绘画史上，齐白石和徐悲鸿是需要大书特书的人物。他们差别很大，一个留过洋，学的是油画，年轻有为;一个则是木匠出身，画的是国画，愈老名声愈大。这样的差别，按说不可能有交集，可偏偏机缘让他们走到一起，成为至交好友。
　　齐白石长徐悲鸿32岁，他们相见之后，坐在一块儿聊绘画，越聊越投机。当时的徐悲鸿已经是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趁着热乎劲，他当时就向齐白石发出邀请：“你来学院教学生吧！”对于这样的邀约，已过古稀的齐白石只是呵呵一笑，觉得徐悲鸿不过是临时起意罢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徐悲鸿又接连3次邀请，无奈之下，他只得实话实说：“我不会教学生。”徐悲鸿回答说：“不会教没关系，画给学生们看就行了。”这可是最低的要求了，齐白石再也说不出别的了，只得点头应允。
　　齐白石到学院任教后，身为院长的徐悲鸿亲自为他站台，不但对他大加赞扬，还维持课堂纪律，使得学子们不敢小瞧一位留着长髯穿长衫布鞋的老叟。徐悲鸿给予了齐白石足够的尊重，甚至在考试评分时，徐悲鸿以他的意见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他认为“好”就给甲等，认为“还行”就给乙等。
　　美好的日子总是太短了些，由于徐悲鸿的改革太过激进，不少人开始反对他的种种主张，甚至处处排挤他，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辞职。没有了徐悲鸿的庇护，齐白石的教学生涯自然也就告一段落。
　　辞掉院长一职的徐悲鸿选择离开北京，去了南京，齐白石是无法跟过去的，只能待在北京，从此两个人南北相隔，平日里的联系只能靠书信。人虽然见不着面，但徐悲鸿始终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齐白石。有一回，中华书局打算给齐白石出一套作品集，这个结果当然是徐悲鸿争取得来的。当他接到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信息后，立刻找上门来，直言不讳地说：“齐白石的画真的是好啊，有性格，自成一家，你们能出版他的作品集，这可是选对了。”除了满满的溢美之词，徐悲鸿还亲自给齐白石的作品集写序言，动不动就跑到中华书局，跟编辑们探讨，版式怎么编排，摄影怎么调整，布局如何安排，介绍文字如何撰写，以至于编辑们都感到怀疑，这是不是他自个儿在出作品集。拿到新出版的作品集后，齐白石甚是激动，当他得知这背后徐悲鸿付出的努力后，心里油然而生出一股感动。这对于一位经历坎坷的老人来说，能有如此一位忘年交，真的是一件难得的事情。
　　徐悲鸿对齐白石的帮衬还不止出作品集。这一年，徐悲鸿被指定为中德展览会的委员，自己刚接到通知，他立即给齐白石写信，让他准备作品参加此次大型展览。除此以外，他还做了两手准备，竭力向组委会推荐他成为展览会的委员。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和力荐，齐白石最终拿到了展览会委员的聘书。这对于齐白石作品走向世界创造了机会，也为他成为艺术大师奠定了基础。
　　两个人的友谊在一封封书信中不断升温。而对于齐白石来说，徐悲鸿能够如此提携自己，真是感激不尽，他一直想着有机会能够再见面。机缘说来就来，随着徐悲鸿的名声日隆，他再次被任命为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他再次聘请齐白石担任教授。这段日子，相聚在一起的他们开始频繁走动，经常在一起谈画论文，有时候还会合作完成一幅画。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一次合作会是阴阳两隔。
　　这年除夕，他们的专用装裱师找到徐悲鸿，恳请他能给自己画一幅画。毕竟自己总是找对方装裱画作，于是徐悲鸿就答应下来，并当场铺开纸，挥毫作画，须臾之间，两只雄鸡就出现在纸上，正当他准备配景时，突然电灯一下子灭了。一问情况，竟然是停电了。他只得哈哈一笑说：“抱歉了，改天我再画一幅，至于这幅嘛，你就用来糊窗好了。”
　　可事情往往就是这么不凑巧，这一改天，竟然一直拖了下去，当然，装裱师也没有把这幅半拉子画作糊窗。1953年9月，徐悲鸿突发脑溢血离世，“再画一幅”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多年之后，齐白石在装裱师的家里看到了这幅未完成的画作，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是徐悲鸿未完成的作品，当时就对装裱师表示，要将这幅画完成。装裱师自然是求之不得，齐白石当场拿起画笔，就在上面画了一块石头、几株兰花，与两只雄鸡配合得天衣无缝，宛如出自一人。看着这幅完整的画作，齐白石不觉潸然泪下。
　　其实，徐悲鸿去世的时候，齐白石并不知晓，当时是家里人考虑他年事已高，隐瞒了消息。一年之后，他才知道此事，当时他就老泪纵横，让家人领着他亲自给徐悲鸿祭奠上香，在徐悲鸿的墓前，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执意要跪下磕头，以此来弥补自己未能及时吊唁的遗憾之情。
　　对于齐白石来说，老来成名，如果没有人提携，依然是默默无闻。而对于徐悲鸿来说，少年得志，但需要老辣的畫手帮着自己提升境界。两个人正好互补，彼此相携相助，一同在艺术道路上行走，打造了一份令人感动的互补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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