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白纸上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
　　1949年以后的一场浪漫、纯粹的产权革命起到了这种漂白的目的，然而那心目中美丽的蓝图画到农村“人民公社”这一笔时就画不下去了。在城市，国有企业为主、集体企业为辅成了天经地义的格局。然而，老百姓心目中最美的图画并不是虚幻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而是实实在在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图画普遍地成为现实是在30多年以后，此时的画卷中已有了许多漂白者所不愿见到的成分—私有经济的代表，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像顽强的草根，在每一个适合的季节都努力地展现自己的生机。自1978年以来，从当初的“个体户”到如今的集团公司，民营企业已登堂入室，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到2001年底，全国个体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已达203万户；从业人员7474万人，注册资金2万多亿元，共创产值2万亿元，民营企业对GDP贡献率达21％。其中，民营科技企业超过20万家，员工560多万人，技工贸总收入1.5万亿元，实现利润1005亿元，上缴税金780亿元，目前总收入超过亿元的民营企业达2214家。
　　2002年是民营企业的一个多事之秋。
　　先是自称亿万富姐的刘晓庆因税案入狱，接着是欧亚农业的总裁杨斌和华晨“帝国”的仰融遭厄，而后两位是在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分列二、三位的顶级富豪，加之前些年也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而今身在囹圄的牟其中，这或许不仅仅是《福布斯》杂志的尴尬，更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
　　舆论对民营企业的诟病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打“姓社姓资”这面大旗了，如今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社会心理基础一是贫富的两极分化，二是民营企业在财富聚敛过程中的合法与否。而这两点也正是出事的富豪们所共同具备的，出事的都是冒尖的，冒尖的都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更多地表现在他们的暴富和神秘上。
　　杨斌资产的主要构成是荷兰村的土地，正是这片土地使杨斌一夜之间变成了坐拥70多亿资产的中国第二富豪。但有媒体披露，荷兰村土地大部分是划拨。所谓划拨，不过是无偿赠送的一种委婉说法。这种现在已经极少使用的土地出让形式，却被杨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更让人称奇的是，杨斌居然一次性拿到了3000亩划拨土地。
　　而在仰融的华晨帝国，人们能清楚地发现“权力”在华晨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是行政权力所赋予仰融这种特殊的产权身份，华晨是断然不可能在1992年就在美国上市的。而没有这关键的一步，华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在华晨的发展中，仰融个人经营能力和努力究竟占多少股份，特殊权力的助力究竟占多少，恐怕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如果是以正常的财富积累方式，民营企业及其所有者第一不可能过早地冒尖，第二不可能太过神秘。
　　在2002年12月21日闭幕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与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搜狐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一起，痛说过往原罪，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则充当了他们的“牧师”。
　　“曾经跟我同台领奖的著名企业家们，现在大部分都已销声匿迹了。”这是历尽沧桑的感慨，能有这个机会在觥筹交错间抒发这种感怀，至少说明了他们是过了私营经济所面临的这一轮淘汰。报道这条消息的媒体用题：《众商界名家说“原罪” 企业家反思赚干净钱好》，说的是大白话，但是说到点子上了。这使我们联想起另外一家著名媒体在评论杨斌事件时的标题“欧亚农业只代表它自己”！
　　当代经济学家斯蒂夫·汉克则根据“官僚机构双倍法则”阐明，生产同样的产品或服务，公有企业需要支出两倍于私营企业的成本。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规律，一个公有企业出售给私人之后，大体可以节约一半成本。为这一论据佐证的是这样一些数据：我国私营经济使用了20％的国家资源，创造了60％左右的产出。国有经济使用了80％左右的国家资源，只创造了40％左右的产出。
　　大量的健康、守法的民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商人的信条是“无利不起早”，而对这种利益冲动的制约和引导则是法律和道德的职责，民企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对民企抱有太高的希冀是不现实的，对民企的弊病做过多的指责也是借题发挥，民企只不过是较之于国企来说较有效率的企业形式。
　　民企是以自身的生命力为自己赢得生存之地，相对于占尽政策之光的国企来说，民企能有目前的地位已经说明了它的活力，国企已有了近50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如果是在较诸目前更加宽松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中，民企必然会获得空前蓬勃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