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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8日，北京前门西河沿220号，有300年历史的正乙祠戏台上，80岁高龄的京剧名旦李鸣岩高亢激昂地唱着《赤桑镇》。
这是叶云川新唱片《生旦净末》的录制现场。录音间隙，叶云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座戏楼见证了很多艺术形式的交织，他在乎的，是从这座纯木质戏楼出来的那种“特别松”的声音；他要做的，是把那些美好的东西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次日，在中国唱片总公司老录音棚，叶云川为青年演员李玉刚录制了主题为“民国旧梦”的新专辑。
4月底，录音还在准备阶段时，为了找到“民国情怀”，李玉刚去上海，叶云川建议他去百乐门舞厅、和平饭店、朱家角的水乡，住一百年前建造的酒店。
“每一首音乐，我都会赋予这个时代的理解，但是它又源于古典美。”叶云川说。
11年来只做一张唱片
叶云川喜欢称呼每一个人为“老师”，虽然他已是圈内的大咖。进入唱片行业11年来，他赢得了国内外大小奖项97个，其中包括美国第十届“独立音乐大奖”、世界音乐最佳专辑奖以及多次获得的中国金唱片奖。
这11年，他称之为“熬制”，熬制自己，熬制音乐。
“为了自己有个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他引用黑泽明的话说。
虽然从小喜欢音乐，弹吉他，也尝试过填词作曲，但他感觉自己不可能在演奏、作曲或表演上有什么成绩。
“你会不断地找，当有契机让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东西之时，你就会把整个自己放到那个状态中去了。”他说。
2003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叶云川找到了音乐制作人张春一，合计一起做唱片。他从一开始就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瑞鸣唱片，定了唱片制作的方向：有思想、有人文情怀，把中国音乐推出去。
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480平方米的录音棚里，他制作完成了第一张唱片作品《竹宴》，懵懵懂懂地闯进了音乐圈、录音圈。
叶云川记得一个法国导演说过，一个导演其实一生只拍了一部电影。他很有同感，他认为11年来他只是在做一张唱片——一张基于对生活的理解、思考的唱片。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
疲惫的时候，叶云川需要赞美。他会去国内外参加各种唱片推荐会，与听众见面。他说听众的支持和赞美比多少奖项都重要。
与叶云川聊天，他不断重复一个说法，“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就是用国际化视野做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你不能用‘方言’，否则你没法和别人交流，你需要体现你的共性，体现音乐的通用价值。”
不管《粉墨是梦》、《伶歌》、《天人合一》、《杏花天影》，还是正在制作的《民国旧梦》，都运用了中国戏剧、诗歌、民乐与西方乐曲融合的形式，这种形式背后，叶云川最想表达的，还是中国音乐、中国文化之美。
叶云川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是他把悲观都转化为对完美的追求。“录音就是反复、反复、反复，然后听到的就是完美的。”
录制唱片《一路莲花》的时候，一连三个月，他都躲在录音棚里，录音棚里写着“叶云川录怪东西”。三个月之后，他才发微博说，这事终于成了，“之前的三个月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录什么。”
叶云川说自己是一个孤独感很强的人，只有在工作中，他才幻想自己是呼风唤雨具有超能量的人。这种幻想部分源于中央电视台总录音师李小沛说过的一句话——“你做传统文化，老祖宗会帮你。”
格莱美奖是他一直努力追求的承认之一。2008年叶云川发行了《藏·密》，这部藏族民间音乐的专辑进入了格莱美评委的视线，但最终止步于前20名。
那天晚上，叶云川失眠了，不是失望，而是他没能让“很多学音乐、做音乐的人看到，做中国传统音乐依然可以活得很好，可以站在格莱美的舞台上”。
“中国的堂·吉诃德要出发了”
叶云川曾与作曲家孟庆华、表演艺术家关栋天、录音师李小沛共同制作了《短歌行》——一部他认为足以和意大利歌剧相媲美的唱片，唱片获得了金唱片奖，但市场传播很不理想。
他自嘲，这部耗资巨大、调动上百位优秀艺术家的唱片，其影响“还不如高晓松酒驾”。
对于国外市场，他执行过一个“肉包子”计划——给很多国外的客户写电邮寄样片，如果他们愿意做瑞鸣唱片的推广，他就免费提供唱片。花费不少，结果很多“肉包子”都没有听见响动。
他曾经在唐人街看到了自己的唱片，边上的牌子写着中文：皮鞋15元一双——他的唱片和皮鞋放在一起。“这是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现状。”他说。
2012年5月17日，慕尼黑HI-END博览会——世界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音乐音响展会——开展，叶云川带了1000张唱片，一个一个展位送，并用蹩脚的英文说：“这是中国人的音乐，请你们听一听。”
去慕尼黑之前，他在微博上写道：“中国的堂·吉诃德要出发了，带着满箱瑞鸣音乐，带着明知道没有结果，还幻想征服欧洲的快乐心情。”
做传统音乐跟这个时代有些距离
《瞭望东方周刊》：谈谈你在国外推广唱片的遭遇。
叶云川：我参加过几届戛纳音乐节，整个中国区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许多人见了中国区就绕着走，但是加勒比有节奏的黑人乐队却非常火。
我意识到这种情况不仅是音乐推广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推广，这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能改变，文化艺术呈现出来的是国家的形象。
节奏时代中国音乐为什么推广很困难？从音乐本身来讲，我们的传统音乐擅长呈现的旋律是线条形的，非洲、加勒比这些地区的节奏音乐带有很强的时代感，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你说的音乐节奏性，我们在音乐理念上有哪些不同？
叶云川：对我们来说，文化更像是一种奢侈品。
我在2012年慕尼黑国际音响展上看到一个黑胶唱片播放机器，旁边放着的是辣椒、黄瓜、梨、葱……欧洲人是想告诉我们一个理念：音乐是生活必需品，和水果、蔬菜一样不能缺少。
我们与这一观念的差距是巨大的，可能国家要发展几十年、上百年才有这样一种可能，让你觉得艺术和文化是生活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奢侈品。
《瞭望东方周刊》：做音乐十多年，你觉着最大困难是什么？
叶云川：这个行业面临的困难，一个是创作上的，一个是生存。
创作的困难，是你要在你的想法上跟别的艺术家达成共识，同时人家也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参与你给钱少而要求高的录音创作中，在这个比较浮躁的时代，找到这样的合作者是有困难的。
另外一个困难是生存，我们面临着两座大山：一个是盗版、互联网全面免费下载；还有就是欧美日韩流行文化的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海外“流行文化的冲击”能不能多说一点儿？
叶云川：任何流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没有形成个性化时代的时候，主流文化永远是占主导位置的。一个成熟的国家没有太绝对的主流和非主流，因为存在个性化、个体差异，人以群分得很明显。现在我们的审美还处于“一边倒”的阶段，这和整个国家艺术欣赏能力有很大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传统音乐会走向怎样的样态呢？
叶云川：暂时看不到规模化的改变和引导，以后也许只会更加边缘。从社会角度来看，阻力还是很多，当下社会风气是如何用最快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利益。做传统音乐跟这个时代有些距离。如果政府、社会不去真正鼓励支持，只是喊口号，又怎么可能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呢？
现在很多“中国风民族风”的音乐，传统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没有体现出来。骨子里的东西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揣摩，不只是拿几个符号来用用的事情。
这是叶云川新唱片《生旦净末》的录制现场。录音间隙，叶云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座戏楼见证了很多艺术形式的交织，他在乎的，是从这座纯木质戏楼出来的那种“特别松”的声音；他要做的，是把那些美好的东西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次日，在中国唱片总公司老录音棚，叶云川为青年演员李玉刚录制了主题为“民国旧梦”的新专辑。
4月底，录音还在准备阶段时，为了找到“民国情怀”，李玉刚去上海，叶云川建议他去百乐门舞厅、和平饭店、朱家角的水乡，住一百年前建造的酒店。
“每一首音乐，我都会赋予这个时代的理解，但是它又源于古典美。”叶云川说。
11年来只做一张唱片
叶云川喜欢称呼每一个人为“老师”，虽然他已是圈内的大咖。进入唱片行业11年来，他赢得了国内外大小奖项97个，其中包括美国第十届“独立音乐大奖”、世界音乐最佳专辑奖以及多次获得的中国金唱片奖。
这11年，他称之为“熬制”，熬制自己，熬制音乐。
“为了自己有个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他引用黑泽明的话说。
虽然从小喜欢音乐，弹吉他，也尝试过填词作曲，但他感觉自己不可能在演奏、作曲或表演上有什么成绩。
“你会不断地找，当有契机让你可以去做你想要的东西之时，你就会把整个自己放到那个状态中去了。”他说。
2003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叶云川找到了音乐制作人张春一，合计一起做唱片。他从一开始就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品牌——瑞鸣唱片，定了唱片制作的方向：有思想、有人文情怀，把中国音乐推出去。
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480平方米的录音棚里，他制作完成了第一张唱片作品《竹宴》，懵懵懂懂地闯进了音乐圈、录音圈。
叶云川记得一个法国导演说过，一个导演其实一生只拍了一部电影。他很有同感，他认为11年来他只是在做一张唱片——一张基于对生活的理解、思考的唱片。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
疲惫的时候，叶云川需要赞美。他会去国内外参加各种唱片推荐会，与听众见面。他说听众的支持和赞美比多少奖项都重要。
与叶云川聊天，他不断重复一个说法，“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就是用国际化视野做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你不能用‘方言’，否则你没法和别人交流，你需要体现你的共性，体现音乐的通用价值。”
不管《粉墨是梦》、《伶歌》、《天人合一》、《杏花天影》，还是正在制作的《民国旧梦》，都运用了中国戏剧、诗歌、民乐与西方乐曲融合的形式，这种形式背后，叶云川最想表达的，还是中国音乐、中国文化之美。
叶云川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是他把悲观都转化为对完美的追求。“录音就是反复、反复、反复，然后听到的就是完美的。”
录制唱片《一路莲花》的时候，一连三个月，他都躲在录音棚里，录音棚里写着“叶云川录怪东西”。三个月之后，他才发微博说，这事终于成了，“之前的三个月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录什么。”
叶云川说自己是一个孤独感很强的人，只有在工作中，他才幻想自己是呼风唤雨具有超能量的人。这种幻想部分源于中央电视台总录音师李小沛说过的一句话——“你做传统文化，老祖宗会帮你。”
格莱美奖是他一直努力追求的承认之一。2008年叶云川发行了《藏·密》，这部藏族民间音乐的专辑进入了格莱美评委的视线，但最终止步于前20名。
那天晚上，叶云川失眠了，不是失望，而是他没能让“很多学音乐、做音乐的人看到，做中国传统音乐依然可以活得很好，可以站在格莱美的舞台上”。
“中国的堂·吉诃德要出发了”
叶云川曾与作曲家孟庆华、表演艺术家关栋天、录音师李小沛共同制作了《短歌行》——一部他认为足以和意大利歌剧相媲美的唱片，唱片获得了金唱片奖，但市场传播很不理想。
他自嘲，这部耗资巨大、调动上百位优秀艺术家的唱片，其影响“还不如高晓松酒驾”。
对于国外市场，他执行过一个“肉包子”计划——给很多国外的客户写电邮寄样片，如果他们愿意做瑞鸣唱片的推广，他就免费提供唱片。花费不少，结果很多“肉包子”都没有听见响动。
他曾经在唐人街看到了自己的唱片，边上的牌子写着中文：皮鞋15元一双——他的唱片和皮鞋放在一起。“这是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现状。”他说。
2012年5月17日，慕尼黑HI-END博览会——世界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音乐音响展会——开展，叶云川带了1000张唱片，一个一个展位送，并用蹩脚的英文说：“这是中国人的音乐，请你们听一听。”
去慕尼黑之前，他在微博上写道：“中国的堂·吉诃德要出发了，带着满箱瑞鸣音乐，带着明知道没有结果，还幻想征服欧洲的快乐心情。”
做传统音乐跟这个时代有些距离
《瞭望东方周刊》：谈谈你在国外推广唱片的遭遇。
叶云川：我参加过几届戛纳音乐节，整个中国区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许多人见了中国区就绕着走，但是加勒比有节奏的黑人乐队却非常火。
我意识到这种情况不仅是音乐推广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推广，这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能改变，文化艺术呈现出来的是国家的形象。
节奏时代中国音乐为什么推广很困难？从音乐本身来讲，我们的传统音乐擅长呈现的旋律是线条形的，非洲、加勒比这些地区的节奏音乐带有很强的时代感，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你说的音乐节奏性，我们在音乐理念上有哪些不同？
叶云川：对我们来说，文化更像是一种奢侈品。
我在2012年慕尼黑国际音响展上看到一个黑胶唱片播放机器，旁边放着的是辣椒、黄瓜、梨、葱……欧洲人是想告诉我们一个理念：音乐是生活必需品，和水果、蔬菜一样不能缺少。
我们与这一观念的差距是巨大的，可能国家要发展几十年、上百年才有这样一种可能，让你觉得艺术和文化是生活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奢侈品。
《瞭望东方周刊》：做音乐十多年，你觉着最大困难是什么？
叶云川：这个行业面临的困难，一个是创作上的，一个是生存。
创作的困难，是你要在你的想法上跟别的艺术家达成共识，同时人家也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参与你给钱少而要求高的录音创作中，在这个比较浮躁的时代，找到这样的合作者是有困难的。
另外一个困难是生存，我们面临着两座大山：一个是盗版、互联网全面免费下载；还有就是欧美日韩流行文化的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海外“流行文化的冲击”能不能多说一点儿？
叶云川：任何流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没有形成个性化时代的时候，主流文化永远是占主导位置的。一个成熟的国家没有太绝对的主流和非主流，因为存在个性化、个体差异，人以群分得很明显。现在我们的审美还处于“一边倒”的阶段，这和整个国家艺术欣赏能力有很大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传统音乐会走向怎样的样态呢？
叶云川：暂时看不到规模化的改变和引导，以后也许只会更加边缘。从社会角度来看，阻力还是很多，当下社会风气是如何用最快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利益。做传统音乐跟这个时代有些距离。如果政府、社会不去真正鼓励支持，只是喊口号，又怎么可能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呢？
现在很多“中国风民族风”的音乐，传统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没有体现出来。骨子里的东西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揣摩，不只是拿几个符号来用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