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简介

　　2018年7月1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为期两个月。展览策展人黄一介绍，此次展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活起来”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内交流系列展览的开篇之作。
　　展览分为自然造物、伴月三星：三星堆文化时期;金沙光芒：十二桥文化时期;马家风尚：青羊宫文化时期;水润天府五个部分。共展出210件（套）展品，其中包括132件一级品，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囊括了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展览从三星堆惊艳世人的亮相到青羊宫气势恢宏的落幕，为观众铺陈开整个古蜀文明发展的浩大图景，通过追溯文明与文明之间勾连的气脉，勾勒出这支瑰丽的古蜀文明在华夏文明生成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独特视角感受古蜀文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星堆两个埋藏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的人像、神坛、神树等一系列造型奇诡的青铜器，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风格大相径庭，震惊世界。三星堆文化是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层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三星堆遗址是三星堆文化的中心，是古蜀国早期的都城。
　　本世纪初金沙遗址发现后，太阳神鸟金箔片、金面具、金冠带、青铜立人、石虎、石人等珍贵文物陆续现世，加之发现大量礼仪性器物和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遗迹，表明金沙遗址应是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古蜀文明又一段历史钩沉浮现于世人面前。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十二桥文化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
　　
　　有学者推测，这些国之重器湮没于尘埃是因为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發生了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随着最高权力在不同族群间的更迭，三星堆文化式微，十二桥文化兴起，古蜀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金沙遗址地区。
　　黄一介绍说，本次展览从陈述角度大胆吸纳了一些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例如从发型、发饰角度解析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人头像、金面具等，力图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解读这些展品的深层历史信息。又由于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发展早期的两个阶段，同时两个阶段又具有显著的传承特征，因此本次展览还采用了结构对称的方式进行陈述，表现两个时期互相遥望的历史景观。
　　三星堆埋藏坑面世以来，话题的焦点集中在大量颇为写实的青铜人像、头像上。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因为其发型、发饰携带着族群信息。
　　
　　以发型来看，三星堆青铜头像包含两大族群：一群以脑后梳一条下垂的麻花长辫、平头顶为基本特征，可称为辫发族群;另一群则以脑后发际线较高为基本特征，其头顶、鬓角、脑后有发型变化，应当是对长发向上盘挽并以发笄固定的艺术表现，可称为笄发族群。若仅以头像观察，辫发族群占有数量优势。因此推测，三星堆时期上层社会的主要构成，为笄发族群和辫发族群。笄发者应是神职人员，而辫发族群则可能执掌社会中政治、经济、军事等世俗事务。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辫发族群取代了笄发族群成为宗教的“代言人”，在上流社会一家独大。
　　从权力更迭的象征器物也发现了两种文化传承的秘密。三星堆文化时期，权力的重要象征之_是金面具。展品中有一尊戴金面具的辫发青铜人头像，颇引人注目。黄一介绍说，金面具的双眉、双眼部位镂空，与头像浑然一体，须经历蹭试、剔除、黏合等繁复工艺。制作金面具绝不仅是为了美观，更可能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和文化意义。
　　这样的金面具在十二桥文化也有所发现。展览展出了金沙遗址发掘的两件金面具中较小的一件。面具表面光彩熠熠，很可能作为神职人员祭祀作法和神灵沟通的法器使用，这在同一时期中国其他文化中未曾发现，足以说明金箔覆面的用法和文化内涵是承袭自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的面具眼廓呈菱形不同，这件面具呈椭圆状，事实上也暗示了权力中心族群的变化。
　　除了金面具，“权杖”是三星堆时期另一重要的权力象征。黄一介绍说，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权力道具是一根残长143厘米、包覆金箔的权杖，杖上饰有带头冠与耳饰的人头像以及箭射穿鱼、鸟的纹饰。但这根业“金杖”没有来到本次展览现场。展厅展出了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冠带，它是十二桥文化时期权力具象的新形态。冠带表面采用錾刻手法，中间是简化的人头像，两侧刻有箭射穿鱼、鸟纹样。这鱼、鸟、箭的组合图案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纹样几乎一模一样。这种权力表现形式直接承袭自三星堆文化。

落幕晚期蜀文化

　　成都平原出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相继繁荣，此后又一延续便是青羊宫文化。
　　
　　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青羊宫文化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青羊宫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衔接并不十分紧密。目前考古发掘的青羊宫文化遗址较少，仅有成都青羊宫遗址和上汪家拐街遗址，但发现的蜀墓数量众多。这批蜀墓中，最著名的当属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 　　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一座大型木椁墓，是迄今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椁室虽多次被盗，但椁室底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特别的是腰坑内出土的器物多以两件和五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根据古蜀国的文献记载，该墓正好处在一个古蜀国传说的开明王朝时期。传说，有荆（今湖北、湖南）人鳖灵溺死，尸体逆流而上来到成都，竟然复活了。当时的蜀王杜宇拜其为相。因鳖灵识水陛，成功地治理了一场洪水，最终杜字禅位于鳖灵。鳖灵及其子孙皆号称开明帝。
　　展厅中的“邵之飤鼎”铭青铜鼎正来自开明王朝时期的蜀王墓。青铜鼎铭文中的“邵”字，恰是楚国三大姓氏“屈、景、昭”之一“昭”，更有趣的是，这件青铜鼎是一件带有浓郁楚国风格的青铜器。而剩下的四件战国凤鸟纹铜鼎则是蜀地仿制“邵之飤鼎”铭青铜鼎所制造，一组五件共同构成了“列鼎”现象。以九、七、五之数成组列鼎是周王朝的礼器制度，出现在四川地区还是首次发现。
　　另外在青羊宫文化时期，“巴蜀”一词出现频率远远超过“蜀”与“古蜀”，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是“巴蜀图语”。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曾武断地评价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此古蜀文明没有文字一度成为考古界的共识。黄一介绍说，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学界意识到，将一些在容器、兵器、印章、漆器等器物上频繁出现的纹样认定为装饰，其实是低估了它们的文化价值——这些符号很可能是當时巴蜀地区通行的独立文字，在秦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政策下销声匿迹。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蜀墓中发现的文物依旧表现出古蜀文明的文化气质，并与巴文化产生了难分你我的文化面貌，且与盆地之外的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产生了愈加密切的交流。

相融多元一体的文明

　　古蜀国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至开明十二世已经成为富庶广袤的大国，并成为秦国统一天下首先攻取的对象。
　　约秦惠王时（公元前337年
　　公元前311年），蜀王开明十二世封其弟为苴侯，蜀、苴两国成为同姓宗属国。但后来苴侯图谋政变，逐渐与蜀国结怨，并与巴、秦两国交好。事情泄露后，蜀王大怒，征伐苴侯，苴侯奔巴，向秦国求救。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军在大将司马错和张仪的率领下，沿“秦蜀栈道”即金牛道入蜀。秦国一举灭蜀吞苴、兼并巴国。这一连串的列国战争史称“秦并巴蜀”。秦国由此将汉中平原以及四川盆地两片富饶之地纳入疆域。
　　秦并巴蜀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古蜀文明的谢幕之章，而在整个中华文明即将最终融汇一体这个历史图景前，却又成为揭幕之章。秦并巴蜀后，秦在成都设立了蜀郡，“移秦民万家实之”，并且秦国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大力开发农田、兴修水利，将古蜀改造成为天府之国，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直至西汉早期，汉武帝以蜀地为南下据点开发西南夷后，蜀文化最终融入汉文化之中。正是这样的层层积淀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TIPS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蜀华章一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北9展厅
　　时间：2018年7月19日-2018年明19日
　　票价：免费

历史的将错就错燕京八景之一蓟门烟树

　　在蓟门桥北、学院路西侧的元大都遗址城墙上，一块石碑高高耸立，周边修造的亭台楼廊古朴典雅，四周花木繁茂，一派“芳树重重拥蓟门，苍茫烟翠满郊原”的景致。这块石碑上刻有乾隆皇帝御书的“蓟门烟树”四个大字，但其实它并非是原乾
　　

从“蓟门飞雨”到“蓟门烟树”

　　走出地铁十号线的西土城站，迎面就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这座公园建于上世纪80年代，蓟门烟树碑是园中著名古迹。“蓟门烟树”为“燕京八景”之一。金始定燕京八景之时，定名“蓟门飞雨”，元代相延之，明代改为“蓟门烟树”，沿用至今。
　　北京西城区牛街长椿寺南面有一块叫“长椿苑”三角形绿地，这里是初建于唐代贞观19年（645年）的大悲阁故址。2006年12月，原宣武区政府在这里立了一个石碑，石碑上书：“大悲阁始建于唐，辽开泰年间重修，赐名圣恩寺。故址在今下斜街南口外偏东。其附近为辽金时期重要街市，几经兴废，至二十世纪初，已全部无存。”
　　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此立寺纪念。阁内有一座大悲观音菩萨像，因此称为大悲阁。大悲阁菩萨像在当时享有盛名。据元末熊梦祥撰《析津志》记载：辽开泰年间（1012-1021年），辽圣宗曾在大悲阁中避过雨，看见电闪雷鸣、风疾雨骤的景色顿生感慨，遂赐名圣恩寺，并重修寺庙。辽圣宗避雨大悲阁这一雅事，成为“蓟门飞雨”的来源。
　　“蓟门烟树”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大历年间诗人李益，他在客游燕赵期间，曾有题为《秦城》的七绝一首。诗曰：“惆怅秦城送独归，蓟门烟树远依依。秋空莫射南来雁，纵遗乘风更北飞。”明代《燕台八景图》根据这首诗明确地将“蓟门烟树”的地点指定在现今德胜门外元大都遗址上。据说这源于明朝永乐皇帝的一个梦。
　　传说六百多年前，燕王朱棣以其父朱元璋设计杀害开国元勋一事为由，戴孝伐南成功后继位，定都北京，年号永乐。可是当了皇上，却天天做噩梦。于是皇帝把梦中之事告诉军师姚广孝。朱棣说：每晚梦中城西北有一条大龙向他吐着信子，不知是否是不祥之兆。姚广孝掐着手指算到：破解的法子是，您要亲自在城西北建一个保天下太平的寺庙，压住西北的这条龙，不让他兴风作浪。后来朱棣下令，在城西北建了大钟寺。建成以后朱棣真的不做噩梦了。可是不久却出现了另一件怪事。一天黄昏的时候，朱棣站在紫禁城往西北方向望过去，看到数棵参天大树，烟雾缭绕，煞是壮观好看，但随着夕阳西下烟雾逐渐消失，便问这是哪里？陪驾的姚广孝赶紧回答道：这是废弃的元朝旧城，天降吉兆，预示天下太平。朱棣心中大喜，下召就叫它“蓟门烟树”。 　　
　　
　　

北京城的历史密码

　　在如今西城区白云观西侧的绿化带中，有一座纪念碑石，这里是古蓟丘旧址所在。根据北魏大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城邑“因丘以名”。蓟丘，因其上长满一种名叫“蓟”的野草而得，它也许是这方土地上最古老的植物品种。蓟草修长高大，开紫色球状花，叶子可以入菜，在洪荒年代是人们重要的食材之一。花和根还是解毒止血消肿的药材。关键是它耐寒暑和旱涝，再生能力极强。北宋时期的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他奉命出使到达契丹地界，看到蓟草的叶片支撑开来与车盖相似，这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很少见到。也许就是它为最初的北京人充饥医病，所以蓟丘不仅是古代北京定名的参照物，同时也承载了古都北京诞生的历史密码。
　　蓟城，始建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根据《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的“武王封蓟”，被史学界认为是北京城的“肇始”之年。
　　根据史料，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伐商灭纣”，建立了周王朝。为加强对北方的统治，分封了先圣王（一说黄帝，一说尧帝）的后裔于蓟，在现今的广安门附近。名字就来自长满大蓟草的蓟丘。蓟国成立后开始修建蓟城，这是北京城区最早出现的一座城池。到了周成王时，又封王室贵族召公于燕。燕即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一带。蓟在北，燕在南，两国各自建有都城，所知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即由此二城开始。
　　
　　
　　后来渐渐地“蓟微燕盛”，蓟被燕所灭。当时因蓟城的位置在华北平原的北端，是中原与塞上往来的交通枢纽，燕遂将国都都城迁到了蓟城，并逐渐发展壮大。蓟城建立后一直延续了千年之久。据专家考证，大约从战国到秦汉，又经过魏晋南北朝隋，蓟城名称未变。从唐开始叫幽州，到辽代作为陪都改称南京、析津府，后叫燕京。金朝把国都迁到燕京，名字改为中都。到元，成大都。到明、清，成北京。蓟城是严格意义上如今北京城的前身。
　　1995年，为纪念念北京建城3040年，原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侧的滨河公园建立了“蓟城纪念柱”和刻有《北京建城记》、《北京建都记》碑文的两块石碑，撰文作者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他在“北京建城记”碑文的结语如此写道：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纪念柱的北边，有一个半地球状的北京湾地势图雕塑，标示出当年的蓟城。站在这里向“西北隅”望去，即今天的白云观方向，那里正是史载的蓟丘所在。

历史的“玩笑”

　　如今人们熟知的“蓟门烟树”，指的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里蓟门烟树碑。早年这里还有一座碑亭，亭顶铺设黄色琉璃瓦，俗称黄亭子。如今黄亭子早已无存，只留下地名。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此处又建设了一座立交桥，命名为蓟门桥，建设了一片住宅区，命名为蓟门里，附近还有蓟门饭店等，好像给人一种感觉，此处就是古代蓟门。但是据文献考证，元大都没有一座城门叫“蓟门”，就连明清时的城门也没有一座是以“蓟门”命名的。
　　
　　在金代的中都城内，确实有个地方叫蓟门。据元朝编修的《金史》记载：“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乙巳（1181年3月15日），世宗皇帝对宰相说：朕前将诣兴庆宫，有司请由蓟门，朕恐妨市民生业，特从他道。”意思是因为当时的蓟门是个繁华的商业区，皇帝原来打算由这里路过，可是为了不影响百姓做生意，他绕道而行，没有走蓟门这条路。《析津志》里记载了这样一句话：“蓟门在古燕都城中，今大悲阁，南行约一里，基枕其街盖古迹尔”。按照其所瞄述的从“大悲阁南行一里”，则是牛街附近，这里应是蓟门故址。可惜在今牛街附近有清真寺、法源寺还算得上是古迹，至于古蓟门，早已消失了。由此可知，蓟门是一个地名，而非城门的名称。
　　明代的《长安客话》中说：‘冷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是古蓟门遗址，亦日蓟丘，’。明朝后期，有个叫沈榜的宛平县县令，在《宛署杂记·古迹》里所书：“蓟丘，在县西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蓟门也。旧有楼台并废，止存二土阜，旁多树木，翳郁苍翠，为京师八景之一，名曰蓟门烟树。”他写的东西，在没有官记史书的年代，地位跟地方志差不多。结果，明明在南边的蓟门，就这样到了北边。
　　清朝时，相传乾隆皇帝有一次在读李益的诗时，偶然对诗句中的“蓟门”一词产生了兴趣，一定要去寻找蓟门旧址一游。侍臣们被问及具体位置时，虽然一无所知，但又不敢说不知道，便将乾隆皇帝带到了距皇宫不过十多里的德胜门外的元代土城遗址。说来也巧，乾隆顺着土城北行，发现了一座荒废的古城门（即肃清门的遗址），便得意地指其为蓟门。登城远望，绿树成荫，犹如一片林海烟云，好一派幽静而自然的景色。他当即赋诗日：“苍茫树色望中浮，十里轻阴接蓟邱，垂柳依依村舍隐，新苗漠漠水田稠。青葱四合莺留语，空翠连天雁远游。南望帝京佳气绕，五云飞护凤凰楼。”就这样，蓟门被皇帝钦点，来到了元大都肃清门遗址。乾隆写了诗还觉不够，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御书“蓟门烟树”四字，立碑于此，并建碑亭。石碑和碑亭后均被毁，已无迹可寻。
　　1957年，北京市政府将蓟门烟树所在的“十城”定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可惜蓟门烟树原碑遗失。为了后人怀古之情，1985年北京市园林局在土城上修建了城墙，并仿制了一座石碑，立在城墙之上，正面书“蓟门烟树”四字，碑背面空白，定名为“蓟门烟树碑”。历史虽将错就错，但也使得燕京八景之_的“蓟门烟树”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