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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古城子的电车
我是姥姥姥爷一手带大的。我想我从记事开始，记得的应该是电车站天桥下的那排小平房。现在它们模模糊糊的样子，好像是在梦中。前些时候偶然认识一个朋友，听说是古城子的，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的许多事。
我说，我和姥姥姥爷就住在电车站天桥下的那排小平房。向南边走过几趟房，有一个合作社，再不远是个电影院，然后在東面会看到一个上坡的长楼梯。从那里走过去，就是矿大楼了——在我模模糊糊的记忆里，一切都像移轴镜头拍下的景物，其实是不可能那么清晰的，还辨得出方位。长大后，我不止一次到过那里，还特意到那个合作社看了看。它只是一个小商店，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敞，商品也没那么丰富，更没有了充满诱惑力的梦幻感。
我也从没有在那个电影院看过电影，哪怕一场。我们住过的电车站天桥下的那几趟小平房，在我们还没有搬走的时候就拆迁为三四层的外走廊红砖楼了。和我姥姥很要好的八姥一家，一直住在那里。她是山东人，做得很好的一手针线，好像还开过裁缝铺。八姥爷喜欢喝酒，端起银圆大小的白瓷酒盅，手一直在抖。邻家的孩子们就会在外走廊里喊：老八哈酒啦。
他们家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叫小静的孙女，长着双像猫那样的大眼睛，也像猫那样喜欢挠人，和她玩的时候没少被抓破脸。长大后，我发现她竟然和我在一个工厂工作，当起了子弟小学的教师，斯斯文文的。我没好意思问过她，小时候怎么那么厉害。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和姥姥姥爷搬到了海城街的黄房子。那里离父母上班的地方很近，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晚上，他们抱着妹妹去西头几百步远的红楼去住，那里有一个顶楼的小单间。我和姐姐住在姥姥姥爷这个大单间里，那里有个占了半间屋的大通铺，有时邻居家的孩子也挤过来住。
有时也去古城子。要坐几站电铁。这对于我，就像很长的旅行。电铁站就像一个很长的廊桥，四周有很多的门窗，人在其中进进出出，都像一些影子一样。电铁道没有火车道那样很高的路基，旁的都一样。像邮筒那样绿色的电铁伸着两个“大辫子”进站的时候，常让我想起那种叫“树猫猫”的绿虫子。
姥爷拉着我的手，走进这个庞大“树猫猫”的腰部。它爬起来也不紧不慢的，咣当咣当，所有的树木、房屋、电线杆和路上骑自行车的人，都会晃动起来。我们也会摇晃，风也会吹得更快，阳光被树枝切得很碎，在车厢里忽左忽右地撒落。我总会被其中的一些颗粒，晃得睁不开眼，好像眼前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钻石。
其实，与电铁有关的记忆，不都是美好的。妈妈有个好朋友，我们叫她范姨。她家住在古城子的西面山坡上，我记得我们全家去她家吃过饭，气氛很活跃。她家只有一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长得像范姨一样好看。大人们就开玩笑，说要我们结娃娃亲，我们两个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却不好意思起来，不再一起玩了。大人们就笑得更欢。现在想，那时虽然小，但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小女孩的。后来，我们搬到海城街，两家交往就少了。再后来，听说范姨去世了。
那是个雨天。范姨骑车过一个电铁的道口，杆已经放下了，道口的工作人员不让她过去，她说这不过来了吗？的确，她人已经过去了，但车子被驶来的电铁刮了进去，人也被车把带进了车轮底下。或许是雨披遮掩了视线，影响了她的判断。不然，有什么要紧事去赶呢？
在煤矿当了一辈子矿工的姥爷，那时候已经退休了，每个月要去古城子领退休金，他都会带上我。我看他把手戳儿夹在一个小红本子里面，揣进上衣左上方的兜里，扣紧扣子，我就知道要去古城子了。去那里不仅可以坐电铁，姥爷还会给我买个糖和镬面——它比普通的烧饼大一圈，棕黄色的一个圆饼，口感异常柔软。在古城子电车站天桥上走过，望着我们曾经住过的那排小平房改建的外走廊红砖楼，笼罩在上午淡金的阳光之下，在略带煤烟味儿的空气里，我也能闻到糖和面的甜香。
窑地的花房
我一直觉得姥姥姥爷那代人，身上充满了不为人知的传奇。像我姥姥没读过一天书，却深明大义，异常有见识。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待人接物和言语谈吐，都像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那样朴素大方。最让我惊异的是，她还有两个拜把子的干姐妹。
她们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我叫她们姨姥。她们都住在古城子，我对住在窑地的大姨姥最亲。她家的大院子里，到处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就像评书说的：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刺儿的，应有尽有。都插在成排的兵器架上。卧房的墙上，还挂一对儿锃亮的双钩，系着红灯笼顺儿，还有一把宝剑和一挂白钢的七节鞭。这些都是姨姥爷的东西。
在这些真家伙的旁边，还挂着一些姨姥爷带着徒弟们参加武术表演的照片，都像我有段时间见了就买的《武林》杂志上的图片一样威武。姨姥爷不仅武功盖世，还写一手苍劲的毛笔字。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演示给我什么叫叉笔。我那时候对他写字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是他的武功。但他一直不肯教我，他的徒弟都很有出息。我见过他的一个大徒弟，当时就是一个外市武术协会的秘书长，平时也穿一条黑绸子练功裤，看到姨姥爷，他圆圆的脸上堆满了笑。我在院子里等了很久，也没见他们用那些威风的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聊到兴头上，两个人却在那里推手，满院子转悠，像跳舞一样。可转了几圈，那个大汉子出了一身汗，精瘦的姨姥爷却汗不出，气不喘。
等我长大些，看了很多《武林》杂志之后，我才真正知道姨姥爷的厉害。他的形意拳是从郭云深那枝儿传下来的（郭云深曾半步崩拳打遍天下），各种兵器都会，还擅长醉八仙拳，晚年喜练杨氏太极和齐眉棍。所谓，拳怕少年，棍怕老郎。
而我姥姥更敬重大姨姥。她说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家里断粮了，三个孩子都浮肿了。大姨姥知道后，就用自己的金镏子换了袋粮食送来了。后来，我生磨硬泡，姨姥爷才答应教我两手。我从海城骑自行车去他家学拳，姨姥总让我用菜筐给姥姥带些自家种的豆角，姥姥在家摘菜的时候，时常发现姨姥偷偷埋在菜里的几张钞票。
姨姥家其实也不富裕，姨姥爷晚年就不怎么带徒弟了，主要收入一个是磨豆腐，一个是来自院子里的花房。 那个花房就像一个塑料大棚。五颜六色的各种花卉，竞相绽放，一进去就香气扑鼻。冬天也像春天一样温暖。腊月的时候，姨姥爷就在卧室南窗外加一层宽敞的飘窗，把那些名贵的花放到里面，房里的采光也会更好，更养眼。姨姥炖的水库鱼，我也吃得更多。
姨姥爷最先教我的是长拳，讲究“手是两扇门，全靠腿打人。”我入道太晚，胳膊腿都有些硬了，压腿有些困难，像我的大个子，站桩也是考验。他就改教形意拳，这个没有花架子的功夫还真适合我，很快找到了感觉，练了一段时间，姨姥爷觉得我比一个打飞脚像觉远那么利落的师兄还对劲。那个师兄比我大五六岁，经常帮姨姥爷卖花。我们在矿大楼操场练功后，去过他家一次，在那个小平房吃过一顿早饭，他爸特意给我炒了盘鸡蛋。
后来，姨姥病危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都赶了过去，陪这个侠肝义胆的老太太度过了最后时刻。但她过世的消息，我们一直瞒着姥姥，直到姥姥过世也没说，但她好像感觉到了，那么心意相通的老姐妹，几年没有音讯，梦里也会捎个话吧？
姨姥过世后，我没再去窑地学拳。拳诀上讲：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算起来，我刚好和姨姥爷学了一年形意拳。
再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在远航桥下散步，刚好看到姨姥爷在那里练拳，他说现在搬到了这边，并问我还练拳吗？我说还在练，就打了一趟。他又校正了一些问题，我们才告别。那几个同学都很惊讶我还学过拳脚，还有师傅。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又娶了一个老伴儿，那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二十多年来，我再没有过他的音讯，也很少练拳了。
我反倒时常想起姨姥和窑地的那个花房。
你到底去哪儿啦
我从记事起，她的头发就都是白的。不是花白，也不是灰白，是雪白——满头的雪白。那时候她还不到六十岁。
现在我还记得她摊煎饼的样子。用一个深勺子，把玉米糊盛到中间略鼓、四周带圆弧的平板铁灶上，再用一个镶竹板儿的物件，圆圆地摊平，薄得像纸。只一会儿工夫，水分就蒸干了，脆生生的一张煎饼就焦黄焦黄地熟透了。轻轻一铲，就码到了盖帘儿上，摞起老高，都和盖帘儿一样大，比我都高。
绗被、做棉袄、缝袜子和洗洗涮涮，更是她常做的事。我在鋪炕席的大炕上经常把她缝袜子用的袜底板儿当船使，一嘟嘟就老半天，然后在她的针线笸箩里找新的玩具，或是在炕上靠西墙的炕琴柜儿抽屉里翻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她在地上大洗衣盆里用搓衣板洗衣服还带在手指上的那种大顶针。上面有一个挨一个的小坑儿，银白的。
她一说起我小时候的事，就喜欢说我钻床底下那回，把油瓶子碰倒了，爬出来还不住地对她说：咚咚咚。
她人缘很好。左邻右舍的大姑大妈，抽空就过来找她聊天儿，经常带着自己的针线活过来，有时还把家里要摘的菜拿来，边聊边忙手头的活儿。小孩子们也喜欢过来高姥姥长高姥姥短地叫她。这里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我和姥姥姥爷住的这个大单间，在黄房子北面的最深处，出门就是十几家共用的大厨房。一个个炉灶紧挨着，形成一个方阵，中间是一个像大石碑一样的烟囱，伸向屋顶。屋顶举架很高，五六米的样子，有一排很小的气窗，挂满黑灰，只有很暗的光线透进来。炉台的东墙有一个长条大水池子，举着一排水龙头。在炉台和水池子之间的过道，南面是一个门洞。从那里向左拐，走过四户人家，再从这个木地板长走廊左拐，左面是一个公共厕所，右面五六米处就是大门口。这里的光线，明亮了起来，能看清两旁水泥黑板上的粉笔字。
好像我通往外面世界的路径，从童年起就是曲曲折折的。
但小的时候，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一直和有满头雪白发丝的姥姥生活在一起，宽容和慈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我从没记得她高声和我说过一句话，我在她那里看到的永远是慈眉善目。在外边玩累了，跑乏了，回到家里，就能看见她在忙手里的活计，要吃的有新出锅的馒头，要喝的有凉凉的开水，要穿的有她早就做好的布衣裳。进门喊声：姥——就什么都有了。
据姥姥讲，她是姥爷家里的童养媳。她一再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不识字，也没工作过。但在后来半生的际遇里，我很少能遇见姥姥那样有见识和心地善良的女人。如果所有家庭妇女，都像她那样有涵养，待人恳切，又干净利索，也没什么不好。
她有妈妈和大姨两个女儿。舅舅是从三姥爷家过继来的，但她像对舅舅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后来，舅舅去部队打篮球，落户到廊坊，后来又搬去了任丘。她和姥爷就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还记得她难过的样子。哭得像泪人儿一样，妈妈也在哭。家里所有人都很多天没有笑脸。后来我才知道，是大姨过世了。心脏病，突然就不行了。据妈妈讲，大姨一直很要强，什么事都拔尖儿，就是脾气不好。大姨在我的印象里，很模糊，我已经不记得她说话的声音和样子了。唯一的记忆是，她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我把手指放到了针头下，然后扳动了轮盘。
姥姥姥爷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有她在，我一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真不记得这世上还有谁像她那样对我好过，甚至父母也不能比。处女朋友时，都去征求她的意见，她不说好，我就不处了。有一回我，兴高采烈地带一个漂亮女生去见她，她迟疑了很久，什么都没说，好像想起了很多心事。我便和那个女生断了。
姥姥是八十五岁过世的，几个月后，姥爷也走了，享年九十二岁。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么难过——长大后，我们全家和他们二老一起搬过两次家，条件越来越好，可在我的感受里，他们始终和我一起生活在童年的黄房子里面，从没有离开。也正因为有他们，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盼望老年的来临，可以像他们一样幸福地老去。如果哪天我可以对一个女人说：你像我姥。我想，这将是我最动心的情话。
现在我还记得有一回姥姥出远门（应该是去舅舅家了），去了好多天，我整天闷闷不乐。有天傍晚，我远远看见姥姥笑盈盈地向黄房子这边走来，穿着一身崭新的黑衣裳，雪白头发盘在脑后。我跑过去，扑在她的怀里，哭着说：你到底去哪儿啦？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责任编辑：刘羿群
我是姥姥姥爷一手带大的。我想我从记事开始，记得的应该是电车站天桥下的那排小平房。现在它们模模糊糊的样子，好像是在梦中。前些时候偶然认识一个朋友，听说是古城子的，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的许多事。
我说，我和姥姥姥爷就住在电车站天桥下的那排小平房。向南边走过几趟房，有一个合作社，再不远是个电影院，然后在東面会看到一个上坡的长楼梯。从那里走过去，就是矿大楼了——在我模模糊糊的记忆里，一切都像移轴镜头拍下的景物，其实是不可能那么清晰的，还辨得出方位。长大后，我不止一次到过那里，还特意到那个合作社看了看。它只是一个小商店，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敞，商品也没那么丰富，更没有了充满诱惑力的梦幻感。
我也从没有在那个电影院看过电影，哪怕一场。我们住过的电车站天桥下的那几趟小平房，在我们还没有搬走的时候就拆迁为三四层的外走廊红砖楼了。和我姥姥很要好的八姥一家，一直住在那里。她是山东人，做得很好的一手针线，好像还开过裁缝铺。八姥爷喜欢喝酒，端起银圆大小的白瓷酒盅，手一直在抖。邻家的孩子们就会在外走廊里喊：老八哈酒啦。
他们家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叫小静的孙女，长着双像猫那样的大眼睛，也像猫那样喜欢挠人，和她玩的时候没少被抓破脸。长大后，我发现她竟然和我在一个工厂工作，当起了子弟小学的教师，斯斯文文的。我没好意思问过她，小时候怎么那么厉害。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和姥姥姥爷搬到了海城街的黄房子。那里离父母上班的地方很近，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晚上，他们抱着妹妹去西头几百步远的红楼去住，那里有一个顶楼的小单间。我和姐姐住在姥姥姥爷这个大单间里，那里有个占了半间屋的大通铺，有时邻居家的孩子也挤过来住。
有时也去古城子。要坐几站电铁。这对于我，就像很长的旅行。电铁站就像一个很长的廊桥，四周有很多的门窗，人在其中进进出出，都像一些影子一样。电铁道没有火车道那样很高的路基，旁的都一样。像邮筒那样绿色的电铁伸着两个“大辫子”进站的时候，常让我想起那种叫“树猫猫”的绿虫子。
姥爷拉着我的手，走进这个庞大“树猫猫”的腰部。它爬起来也不紧不慢的，咣当咣当，所有的树木、房屋、电线杆和路上骑自行车的人，都会晃动起来。我们也会摇晃，风也会吹得更快，阳光被树枝切得很碎，在车厢里忽左忽右地撒落。我总会被其中的一些颗粒，晃得睁不开眼，好像眼前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钻石。
其实，与电铁有关的记忆，不都是美好的。妈妈有个好朋友，我们叫她范姨。她家住在古城子的西面山坡上，我记得我们全家去她家吃过饭，气氛很活跃。她家只有一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长得像范姨一样好看。大人们就开玩笑，说要我们结娃娃亲，我们两个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却不好意思起来，不再一起玩了。大人们就笑得更欢。现在想，那时虽然小，但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小女孩的。后来，我们搬到海城街，两家交往就少了。再后来，听说范姨去世了。
那是个雨天。范姨骑车过一个电铁的道口，杆已经放下了，道口的工作人员不让她过去，她说这不过来了吗？的确，她人已经过去了，但车子被驶来的电铁刮了进去，人也被车把带进了车轮底下。或许是雨披遮掩了视线，影响了她的判断。不然，有什么要紧事去赶呢？
在煤矿当了一辈子矿工的姥爷，那时候已经退休了，每个月要去古城子领退休金，他都会带上我。我看他把手戳儿夹在一个小红本子里面，揣进上衣左上方的兜里，扣紧扣子，我就知道要去古城子了。去那里不仅可以坐电铁，姥爷还会给我买个糖和镬面——它比普通的烧饼大一圈，棕黄色的一个圆饼，口感异常柔软。在古城子电车站天桥上走过，望着我们曾经住过的那排小平房改建的外走廊红砖楼，笼罩在上午淡金的阳光之下，在略带煤烟味儿的空气里，我也能闻到糖和面的甜香。
窑地的花房
我一直觉得姥姥姥爷那代人，身上充满了不为人知的传奇。像我姥姥没读过一天书，却深明大义，异常有见识。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待人接物和言语谈吐，都像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那样朴素大方。最让我惊异的是，她还有两个拜把子的干姐妹。
她们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我叫她们姨姥。她们都住在古城子，我对住在窑地的大姨姥最亲。她家的大院子里，到处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就像评书说的：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刺儿的，应有尽有。都插在成排的兵器架上。卧房的墙上，还挂一对儿锃亮的双钩，系着红灯笼顺儿，还有一把宝剑和一挂白钢的七节鞭。这些都是姨姥爷的东西。
在这些真家伙的旁边，还挂着一些姨姥爷带着徒弟们参加武术表演的照片，都像我有段时间见了就买的《武林》杂志上的图片一样威武。姨姥爷不仅武功盖世，还写一手苍劲的毛笔字。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演示给我什么叫叉笔。我那时候对他写字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是他的武功。但他一直不肯教我，他的徒弟都很有出息。我见过他的一个大徒弟，当时就是一个外市武术协会的秘书长，平时也穿一条黑绸子练功裤，看到姨姥爷，他圆圆的脸上堆满了笑。我在院子里等了很久，也没见他们用那些威风的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聊到兴头上，两个人却在那里推手，满院子转悠，像跳舞一样。可转了几圈，那个大汉子出了一身汗，精瘦的姨姥爷却汗不出，气不喘。
等我长大些，看了很多《武林》杂志之后，我才真正知道姨姥爷的厉害。他的形意拳是从郭云深那枝儿传下来的（郭云深曾半步崩拳打遍天下），各种兵器都会，还擅长醉八仙拳，晚年喜练杨氏太极和齐眉棍。所谓，拳怕少年，棍怕老郎。
而我姥姥更敬重大姨姥。她说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家里断粮了，三个孩子都浮肿了。大姨姥知道后，就用自己的金镏子换了袋粮食送来了。后来，我生磨硬泡，姨姥爷才答应教我两手。我从海城骑自行车去他家学拳，姨姥总让我用菜筐给姥姥带些自家种的豆角，姥姥在家摘菜的时候，时常发现姨姥偷偷埋在菜里的几张钞票。
姨姥家其实也不富裕，姨姥爷晚年就不怎么带徒弟了，主要收入一个是磨豆腐，一个是来自院子里的花房。 那个花房就像一个塑料大棚。五颜六色的各种花卉，竞相绽放，一进去就香气扑鼻。冬天也像春天一样温暖。腊月的时候，姨姥爷就在卧室南窗外加一层宽敞的飘窗，把那些名贵的花放到里面，房里的采光也会更好，更养眼。姨姥炖的水库鱼，我也吃得更多。
姨姥爷最先教我的是长拳，讲究“手是两扇门，全靠腿打人。”我入道太晚，胳膊腿都有些硬了，压腿有些困难，像我的大个子，站桩也是考验。他就改教形意拳，这个没有花架子的功夫还真适合我，很快找到了感觉，练了一段时间，姨姥爷觉得我比一个打飞脚像觉远那么利落的师兄还对劲。那个师兄比我大五六岁，经常帮姨姥爷卖花。我们在矿大楼操场练功后，去过他家一次，在那个小平房吃过一顿早饭，他爸特意给我炒了盘鸡蛋。
后来，姨姥病危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都赶了过去，陪这个侠肝义胆的老太太度过了最后时刻。但她过世的消息，我们一直瞒着姥姥，直到姥姥过世也没说，但她好像感觉到了，那么心意相通的老姐妹，几年没有音讯，梦里也会捎个话吧？
姨姥过世后，我没再去窑地学拳。拳诀上讲：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算起来，我刚好和姨姥爷学了一年形意拳。
再后来，我和几个同学在远航桥下散步，刚好看到姨姥爷在那里练拳，他说现在搬到了这边，并问我还练拳吗？我说还在练，就打了一趟。他又校正了一些问题，我们才告别。那几个同学都很惊讶我还学过拳脚，还有师傅。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又娶了一个老伴儿，那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二十多年来，我再没有过他的音讯，也很少练拳了。
我反倒时常想起姨姥和窑地的那个花房。
你到底去哪儿啦
我从记事起，她的头发就都是白的。不是花白，也不是灰白，是雪白——满头的雪白。那时候她还不到六十岁。
现在我还记得她摊煎饼的样子。用一个深勺子，把玉米糊盛到中间略鼓、四周带圆弧的平板铁灶上，再用一个镶竹板儿的物件，圆圆地摊平，薄得像纸。只一会儿工夫，水分就蒸干了，脆生生的一张煎饼就焦黄焦黄地熟透了。轻轻一铲，就码到了盖帘儿上，摞起老高，都和盖帘儿一样大，比我都高。
绗被、做棉袄、缝袜子和洗洗涮涮，更是她常做的事。我在鋪炕席的大炕上经常把她缝袜子用的袜底板儿当船使，一嘟嘟就老半天，然后在她的针线笸箩里找新的玩具，或是在炕上靠西墙的炕琴柜儿抽屉里翻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她在地上大洗衣盆里用搓衣板洗衣服还带在手指上的那种大顶针。上面有一个挨一个的小坑儿，银白的。
她一说起我小时候的事，就喜欢说我钻床底下那回，把油瓶子碰倒了，爬出来还不住地对她说：咚咚咚。
她人缘很好。左邻右舍的大姑大妈，抽空就过来找她聊天儿，经常带着自己的针线活过来，有时还把家里要摘的菜拿来，边聊边忙手头的活儿。小孩子们也喜欢过来高姥姥长高姥姥短地叫她。这里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我和姥姥姥爷住的这个大单间，在黄房子北面的最深处，出门就是十几家共用的大厨房。一个个炉灶紧挨着，形成一个方阵，中间是一个像大石碑一样的烟囱，伸向屋顶。屋顶举架很高，五六米的样子，有一排很小的气窗，挂满黑灰，只有很暗的光线透进来。炉台的东墙有一个长条大水池子，举着一排水龙头。在炉台和水池子之间的过道，南面是一个门洞。从那里向左拐，走过四户人家，再从这个木地板长走廊左拐，左面是一个公共厕所，右面五六米处就是大门口。这里的光线，明亮了起来，能看清两旁水泥黑板上的粉笔字。
好像我通往外面世界的路径，从童年起就是曲曲折折的。
但小的时候，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一直和有满头雪白发丝的姥姥生活在一起，宽容和慈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我从没记得她高声和我说过一句话，我在她那里看到的永远是慈眉善目。在外边玩累了，跑乏了，回到家里，就能看见她在忙手里的活计，要吃的有新出锅的馒头，要喝的有凉凉的开水，要穿的有她早就做好的布衣裳。进门喊声：姥——就什么都有了。
据姥姥讲，她是姥爷家里的童养媳。她一再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不识字，也没工作过。但在后来半生的际遇里，我很少能遇见姥姥那样有见识和心地善良的女人。如果所有家庭妇女，都像她那样有涵养，待人恳切，又干净利索，也没什么不好。
她有妈妈和大姨两个女儿。舅舅是从三姥爷家过继来的，但她像对舅舅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后来，舅舅去部队打篮球，落户到廊坊，后来又搬去了任丘。她和姥爷就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还记得她难过的样子。哭得像泪人儿一样，妈妈也在哭。家里所有人都很多天没有笑脸。后来我才知道，是大姨过世了。心脏病，突然就不行了。据妈妈讲，大姨一直很要强，什么事都拔尖儿，就是脾气不好。大姨在我的印象里，很模糊，我已经不记得她说话的声音和样子了。唯一的记忆是，她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我把手指放到了针头下，然后扳动了轮盘。
姥姥姥爷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有她在，我一直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真不记得这世上还有谁像她那样对我好过，甚至父母也不能比。处女朋友时，都去征求她的意见，她不说好，我就不处了。有一回我，兴高采烈地带一个漂亮女生去见她，她迟疑了很久，什么都没说，好像想起了很多心事。我便和那个女生断了。
姥姥是八十五岁过世的，几个月后，姥爷也走了，享年九十二岁。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么难过——长大后，我们全家和他们二老一起搬过两次家，条件越来越好，可在我的感受里，他们始终和我一起生活在童年的黄房子里面，从没有离开。也正因为有他们，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盼望老年的来临，可以像他们一样幸福地老去。如果哪天我可以对一个女人说：你像我姥。我想，这将是我最动心的情话。
现在我还记得有一回姥姥出远门（应该是去舅舅家了），去了好多天，我整天闷闷不乐。有天傍晚，我远远看见姥姥笑盈盈地向黄房子这边走来，穿着一身崭新的黑衣裳，雪白头发盘在脑后。我跑过去，扑在她的怀里，哭着说：你到底去哪儿啦？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
责任编辑：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