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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蔚（1972- ），女，江苏扬中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摘 要：“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考察近20年国内执政党理论研究文献就会发现，执政党与民主关系是民主执政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早期的传统研究中已涉及执政党与民主问题，到探讨苏东国家执政党失败原因时才真正开始主动探索这一问题，在对中外政党制度及执政党的比较研究中逐步确立执政党民主执政的依法、科学的取向。正是在近20多年学界与政界的良性互动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关键词：民主执政；执政党与民主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5-04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民主执政”的新命题，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主动将“民主”与党执政方式联系起来，表现出充分的民主自觉、执政自信和理论成熟。而民主执政之所以被认为对于党的执政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意义，不仅因为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1］，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三个执政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考察的方式，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样本，以民主关系这一条与民主执政最近的线索，探索执政党“民主执政”这一概念之所以能提出的基本路径和理论脉络。
一、传统党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对执政党的研究，相对集中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党的建设学说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范式，却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典作家的《选集》与《全集》中相关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政党学说，是当时及以后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经典研究无疑有利于理论的正本清源，但其视野和路径侧重文献和理论，且理论又侧重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理论而忽略对执政问题的研究，更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忽略了对世界其他政党有效执政经验的规律性研究，导致理论与快速变化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在实践面前显得相对滞后，渐渐无法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需要，无法为执政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条件下长期、有效执政提供理论指导。正如张荣臣的《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2001年）指出的，马恩的政党理论最本质的内容在于它的革命性，而在现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主化的要求，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解决一个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执政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正是由于其“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失败”［3］，由于其没有能适应转型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而被人民抛弃。
二、苏东剧变后，对政党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政党民主化”概念框架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讨
早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吴江和牛旭光先生的《民主与政党》（1991）就敏锐地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当前民主政治的重要问题”“提到我们面前，”［4］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苏联政党制度放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大势中来比较分析的视角，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中执政党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和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总结执政党教训的书籍开始出现。20世纪九十年代的政党研究文献几乎无不涉及对苏东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分析。从最初的经济原因说、戈尔巴乔夫罪责说、苏联模式说，逐渐到执政党主因说，而执政党主因说中又有意识形态动摇说、指导思想僵化说、党民关系说等等。许多文献，如魏泽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振坤主编的《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都涉及对执政党缺乏民主导致被人民抛弃问题的探讨。
新世纪初始的200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应邀就苏联解体和苏联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中国演讲，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深为叹服、继而逐渐接受的观点——“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苏联的解体。就是说，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起到来的群众暴动”，也不是因为“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而是由于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精英分子，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转而支持叶利钦，……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5］。他与另一位长期驻苏的记者1992年写成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引发了国人，尤其是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执政党自身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忧虑。江泽民此间多次谈话开始强调要研究“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到“三个代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不仅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且将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到要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三大规律”的高度。黄韦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2002年4月成书），立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史为镜，开篇就是“辉煌与凄凉，全在人心向背”，在“谁是苏共的掘墓人”一章中不仅吸收了大卫的观点，更突出了中国独特的干群关系、改造监督、防止党内特权、执政党的“信念”和权力如何保持颜色问题。这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以其清醒的“实话实说”在广大干群中引起了共鸣。其后，王长江的《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200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则详细展示分析了苏共从建立到衰亡的过程，总结出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的创新能力和党自身现代化四条启示，内含对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建言，促进了国内对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十六大后不久，高新民、农华西写的《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比较中西政党执政方式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主与法制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最基本的途径、形式。此后对执政党如何执政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执政规律、执政体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执政环境和执政方式建设等方面，合法性、政治生态、制度变迁与政党转型等等非常有解释力的话语纷纷出现，为新世纪党的建设奠定了理性的科学的基调，为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原则和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2004年，王长江在其专著《政党现代化》中提出了“政党的民主化”这样一个比较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可以看做是前面10年对执政党与民主问题思考的一个小结，书中指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运作的政党，既有内部民主的问题，也有一个它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的问题”［6］，强调“政党的民主化”，涉及到政党的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也涉及到党执政后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即党与国家关系、党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执政体制的问题。同时国内大量成果对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运行机制，对人大制度、中国独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专门研究，也可以看做是执政党实施民主执政的政治行为、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的研究。
三、通过中外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探讨执政党执政普遍规律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改革的方向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政党研究成为制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在中国为了更好地总结政党执政的规律，大量的研究势必集中到中外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上。王长江的《世界政党比较研究》（1994）《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1996）和2002年推出的“执政党研究丛书”《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政党现代化》（2004），从更宏大的视野，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归入“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政党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动态进程中，意在强调党的变革是一个常态，民主执政是对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此后大量的中外政党比较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这些研究不仅涉及世界范围内政党执政的规律、方式和运行机制，还涉及其制度设计、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更有执政党执政的具体个案分析。
同时期，国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执政党建设研究的大量著作中也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如林尚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9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政党执政的规律，从执政党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执政基础、党政关系与执政水平、民主集中与领导制度、基层组织与党建资源、党员与社会整合等方面来构建执政党建设的系统工程，指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就是要发展、创新，在国家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方面加以突破，解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问题。
正是在对西方政党与执政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与比较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是民主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政党在西方体制下的运作有其具体的模式与制度环境；与西方有很大差别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遵循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发挥民主政治建设的工具性作用，实现执政党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四、研究对执政党执政环境，为执政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党和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逐步松解，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从结构到运作逻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林尚立的《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指出“社会日益成为决定国家与政党的根本力量，而政党或国家如何依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平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保持相互之间的适应性，则成为政党或国家运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7］。而通过政党一般规律的研究发现，政党的出现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政党民主运作的方式也是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咸台灵的《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市场分析，该书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经济与政府的现实影响，市场经济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影响，揭示出一条规律：执政党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现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在中国，实现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
五、执政党对学界成果的吸纳大大激发了执政方式及民主问题的研究，正是在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中，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学界的研究加深了国人对民主与政党关系的理解和思考。学界对执政党研究的成果不仅被广大民众所逐步认同，也逐步被吸纳进执政党改革的思路中，政界与学界实现了一个良好的互动。也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才有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原则与目标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公开宣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中来自中央与地方层面的一些好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如向党的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问责制度、干部推选制度、监督制度等，也逐渐被推广甚至被写进修改的党章。就在执政党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使该范畴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能力”的研究成为热点，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成为学术研究重要课题。正如王长江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实实在在是一个贯通全局的问题。它一方面针对着党自身，另一方面连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属于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和党领导的事业紧密联系；一方面包含着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肩负着为社会民主提供动力的任务；一方面旨在增强党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落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世界政治文明的联系与接轨”，因而是“今后若干年贯通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主线”。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第一次提出“党的执政理论”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8月22日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系统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和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这些来自中央的研究信号，使得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涵盖性比较强的概念，大大拓展了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和执政理论研究的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正是建立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执政党才有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经验、原则与目标的提出认为，“在理论层面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干，一个建立在执政党基点上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成就，笔者认为，这是同执政党对学界观点的充分尊重与吸纳、对世界政党执政规律的尊重与吸纳、对民间实践经验的充分尊重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4.
［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大百科出版社，1995：470.
［3］张荣臣.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08.
［4］ 吴江，牛旭光.民主与政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
［5］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曹荣湘，孟鸣歧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9、10.
［6］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94、195.
［7］ 林尚立.国家成长与制度创新－中国的探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8.
［8］ 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黄 杰
摘 要：“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考察近20年国内执政党理论研究文献就会发现，执政党与民主关系是民主执政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早期的传统研究中已涉及执政党与民主问题，到探讨苏东国家执政党失败原因时才真正开始主动探索这一问题，在对中外政党制度及执政党的比较研究中逐步确立执政党民主执政的依法、科学的取向。正是在近20多年学界与政界的良性互动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关键词：民主执政；执政党与民主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5-04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民主执政”的新命题，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主动将“民主”与党执政方式联系起来，表现出充分的民主自觉、执政自信和理论成熟。而民主执政之所以被认为对于党的执政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意义，不仅因为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1］，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三个执政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考察的方式，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样本，以民主关系这一条与民主执政最近的线索，探索执政党“民主执政”这一概念之所以能提出的基本路径和理论脉络。
一、传统党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对执政党的研究，相对集中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党的建设学说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范式，却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典作家的《选集》与《全集》中相关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政党学说，是当时及以后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经典研究无疑有利于理论的正本清源，但其视野和路径侧重文献和理论，且理论又侧重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理论而忽略对执政问题的研究，更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忽略了对世界其他政党有效执政经验的规律性研究，导致理论与快速变化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在实践面前显得相对滞后，渐渐无法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需要，无法为执政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条件下长期、有效执政提供理论指导。正如张荣臣的《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2001年）指出的，马恩的政党理论最本质的内容在于它的革命性，而在现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主化的要求，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解决一个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执政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正是由于其“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失败”［3］，由于其没有能适应转型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而被人民抛弃。
二、苏东剧变后，对政党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政党民主化”概念框架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讨
早在苏东剧变过程中，吴江和牛旭光先生的《民主与政党》（1991）就敏锐地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当前民主政治的重要问题”“提到我们面前，”［4］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苏联政党制度放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大势中来比较分析的视角，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中执政党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和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总结执政党教训的书籍开始出现。20世纪九十年代的政党研究文献几乎无不涉及对苏东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分析。从最初的经济原因说、戈尔巴乔夫罪责说、苏联模式说，逐渐到执政党主因说，而执政党主因说中又有意识形态动摇说、指导思想僵化说、党民关系说等等。许多文献，如魏泽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振坤主编的《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都涉及对执政党缺乏民主导致被人民抛弃问题的探讨。
新世纪初始的200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应邀就苏联解体和苏联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中国演讲，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深为叹服、继而逐渐接受的观点——“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苏联的解体。就是说，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起到来的群众暴动”，也不是因为“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而是由于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精英分子，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转而支持叶利钦，……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5］。他与另一位长期驻苏的记者1992年写成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引发了国人，尤其是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执政党自身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忧虑。江泽民此间多次谈话开始强调要研究“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到“三个代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不仅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且将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到要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三大规律”的高度。黄韦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2002年4月成书），立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史为镜，开篇就是“辉煌与凄凉，全在人心向背”，在“谁是苏共的掘墓人”一章中不仅吸收了大卫的观点，更突出了中国独特的干群关系、改造监督、防止党内特权、执政党的“信念”和权力如何保持颜色问题。这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以其清醒的“实话实说”在广大干群中引起了共鸣。其后，王长江的《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200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则详细展示分析了苏共从建立到衰亡的过程，总结出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的创新能力和党自身现代化四条启示，内含对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建言，促进了国内对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十六大后不久，高新民、农华西写的《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比较中西政党执政方式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主与法制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最基本的途径、形式。此后对执政党如何执政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执政规律、执政体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执政环境和执政方式建设等方面，合法性、政治生态、制度变迁与政党转型等等非常有解释力的话语纷纷出现，为新世纪党的建设奠定了理性的科学的基调，为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原则和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2004年，王长江在其专著《政党现代化》中提出了“政党的民主化”这样一个比较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可以看做是前面10年对执政党与民主问题思考的一个小结，书中指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运作的政党，既有内部民主的问题，也有一个它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的问题”［6］，强调“政党的民主化”，涉及到政党的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也涉及到党执政后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即党与国家关系、党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执政体制的问题。同时国内大量成果对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运行机制，对人大制度、中国独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专门研究，也可以看做是执政党实施民主执政的政治行为、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的研究。
三、通过中外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探讨执政党执政普遍规律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改革的方向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政党研究成为制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在中国为了更好地总结政党执政的规律，大量的研究势必集中到中外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上。王长江的《世界政党比较研究》（1994）《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1996）和2002年推出的“执政党研究丛书”《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政党现代化》（2004），从更宏大的视野，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归入“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政党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动态进程中，意在强调党的变革是一个常态，民主执政是对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此后大量的中外政党比较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这些研究不仅涉及世界范围内政党执政的规律、方式和运行机制，还涉及其制度设计、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更有执政党执政的具体个案分析。
同时期，国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执政党建设研究的大量著作中也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如林尚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9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政党执政的规律，从执政党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执政基础、党政关系与执政水平、民主集中与领导制度、基层组织与党建资源、党员与社会整合等方面来构建执政党建设的系统工程，指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就是要发展、创新，在国家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方面加以突破，解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问题。
正是在对西方政党与执政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与比较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是民主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政党在西方体制下的运作有其具体的模式与制度环境；与西方有很大差别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遵循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发挥民主政治建设的工具性作用，实现执政党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四、研究对执政党执政环境，为执政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党和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逐步松解，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从结构到运作逻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林尚立的《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指出“社会日益成为决定国家与政党的根本力量，而政党或国家如何依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平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保持相互之间的适应性，则成为政党或国家运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7］。而通过政党一般规律的研究发现，政党的出现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政党民主运作的方式也是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咸台灵的《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市场分析，该书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经济与政府的现实影响，市场经济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影响，揭示出一条规律：执政党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现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在中国，实现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
五、执政党对学界成果的吸纳大大激发了执政方式及民主问题的研究，正是在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中，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学界的研究加深了国人对民主与政党关系的理解和思考。学界对执政党研究的成果不仅被广大民众所逐步认同，也逐步被吸纳进执政党改革的思路中，政界与学界实现了一个良好的互动。也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才有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原则与目标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公开宣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中来自中央与地方层面的一些好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如向党的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问责制度、干部推选制度、监督制度等，也逐渐被推广甚至被写进修改的党章。就在执政党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使该范畴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能力”的研究成为热点，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成为学术研究重要课题。正如王长江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实实在在是一个贯通全局的问题。它一方面针对着党自身，另一方面连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属于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和党领导的事业紧密联系；一方面包含着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肩负着为社会民主提供动力的任务；一方面旨在增强党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落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世界政治文明的联系与接轨”，因而是“今后若干年贯通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主线”。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第一次提出“党的执政理论”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8月22日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系统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和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这些来自中央的研究信号，使得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涵盖性比较强的概念，大大拓展了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和执政理论研究的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正是建立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执政党才有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经验、原则与目标的提出认为，“在理论层面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干，一个建立在执政党基点上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成就，笔者认为，这是同执政党对学界观点的充分尊重与吸纳、对世界政党执政规律的尊重与吸纳、对民间实践经验的充分尊重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4.
［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大百科出版社，1995：470.
［3］张荣臣.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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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