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为聘”

　　从古至今，婚姻都是一件人生大事，婚嫁礼俗往往被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礼记》里详细记载了中国传统的婚姻程序“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礼记》大约成书于西周时期，彼时的岭南地区尚是百越先民所居住的荒服之地。直到东汉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岭南居民才算是“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又经过1000多年的演进，到了清代，岭南居民的婚姻习俗大体已与中原地区雷同。虽然如此，就像俗语所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岭南一带传统的婚俗，依然别具特色。
　　《大清律》规定：“婚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故而旧时广州男女到了婚嫁年龄，要由双方家长请媒人代为物色对象。媒人按门当户对、龙凤相配的要求选取对象，向双方家长介绍男女方的年龄、品行、家庭状况。如果家长同意，就开始“问名”，即男家托媒人询问女方名字和生辰八字，若遇到双方年庚八字生肖相冲，婚事就合不成。当然也有变通办法，就是女方隐瞒岁数，所以民间俗语有个说法：“男命无假，女命无真。”
　　接下来就是“小聘”，男方家庭把“双造八字”写在龙凤礼书上，和聘礼一起交由媒人送给女家决定婚约，这就是订婚凭据，称为立了。“小聘”之后是“大聘”，即结婚前送聘礼的仪式。按说《礼记·曲礼》早有“非受币，不交不亲”之说，故而聘礼在全国各地传统婚俗中并不稀奇，但岭南的聘礼自有其特别之处。周代中原人以“雁”为礼，即“奠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雁为候鸟，总是奔向朝阳暖和的地方，即取其象征两性结好之义;也因为大雁对爱情忠贞，失偶后不另配，表示男女结合后将矢志不改，地久天长。汉朝以后，因为雁少难捉，聘礼通常改用鸡、鸭、鹅之类的家禽代替，不过仍有“奠雁”或“委禽”的说法。清代岭南地区依旧保留这一上古遗风，譬如当时的南海县（今属广州市）就是“娶者以鹅二馈妇家”。
　　不过，最具岭南特色的聘礼当属槟榔。广东人曾嗜食槟榔，所谓“食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食槟榔”。由于槟榔的果实色泽赤红，象征喜庆，又由于槟榔子实繁盛，象征“多子多福”“子孙满堂”，因此，槟榔就成为了岭南地区婚娶聘物的首选。《广东新语》就说，“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娉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
　　送了聘礼后，男方选定婚娶日期并取得女方同意后，便各自向亲友发出婚宴请柬。迎亲礼自然成为整个结婚仪式中最惹人瞩目的礼仪。迎亲花轿和仪仗队按预定时辰到达女方家，花轿停在大门外，吹鼓手起劲高奏，迎亲者们在大门外叫门。新娘更加大声地哭叹。伴娘女友们则紧闭闺房，向男方迎亲的人们大出难题，大索“利市”，最后由女方家长出面“调解”放人，皆大欢喜。
　　清代广州一带婚礼的最后一项流程便是三朝回门。“回门”又称“归宁”，即新娘三日之后回娘家。新娘回门那天，除了一般礼品之外，还有“全猪”（即烧猪）。俞溥臣在《荷廊笔记》中说，“其猪数之多寡，视夫家之丰瘠……”一场繁琐的婚礼，到此才告结束。

西俗东渐

　　这样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特征的广东传统婚俗，历经千百年之后，在清代后期终于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冲击。19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潮大量登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知识分子借用西方“自由”“平等”等观念，率先对传统婚姻习俗进行了批驳。这位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要求婚姻自由，呼吁男女双方可以自主结婚或离婚，也即他在《大同书》里所说的“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情志相合，乃立合约，名曰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他的女儿康同薇更是在1898年7月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刊登
　　宣扬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的文章，要求在婚配问题上，妇女“凡事皆可自主，父母之权，即不能抑制”;男女择偶只要“两厢契合”即可“永结爱心”。
　　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婚俗的坚冰开始融化。西风东渐，尤以粤地为速。这也不难理解，毕竟香港当时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广东自然因为“近水楼台”而得风气之先。譬如1904年，顺德女子梁保屏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就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梁保屏年幼之时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一周姓人家的亡子，成为“死人妇”，从14岁起守寡8年。年事渐长后，她开始懂得男女情爱，后来与一家照相馆的店主相识相爱。谁知，她的爱情竟受到各方责难。梁保屏遂毅然与情郎奔赴香港，循英国法律登记结婚，获准注册。
　　此举在当时无疑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由于家乡士绅的激烈反对，梁保屏专门投书香港华民政务司，申诉结婚理由，寻求法律保护。其果敢行为得到了香港开明媒体的赞赏与拥护。在《广东日报》（香港报纸）上，就有人撰文为梁保屏摇旗助威曰：“喜吾粤有此奇女，能牺牲其富贵家之势利，犯天下之大不韪，以为女界自由结婚之破天荒……吾惊、吾喜、吾敬、吾爱。”广东本地民意也逐渐站在了梁保屏一边。1912年8月13日广州《民生日报》登载了一篇《戏拟自由神通告男女自由结婚示》的文章，可谓道出自由恋爱男女的心声，“须知自由二字，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万勿轻视放弃……尔等男女结婚，务守自由宗旨，各尽爱情，各父母亦不得以无媒苟合为词，强行禁止”。当时粤地甚至出现了一首民谣，唱道：“今个世界唔比先，两人恋爱唔系奸。遵循民国行新历，男女实行自由权。”歌词中虽然掺杂了粤地俚语，但赞成“自由恋爱”的意涵仍旧一望即知。
　　清末民初时期，自由婚嫁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已蔚然成风。1910年9月16日上海《时报》登载了一则题为《粤绅请禁自由婚嫁之恶习》的奇文，文章作者不但将省城广州的自由嫁娶现象大肆批判了一番，进而惊呼：“邻近各乡女子皆染有自由习气。”这就说明连邻近广州的佛山、新会、东莞、中山等地的传统婚俗也已发生动摇。民国初期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掀起复古逆流。听命北洋政府的军阀龙济光主政广东，大开历史倒车。1914年8月，广东省警察厅居然发出一则严禁男女同行的告示，“迩来青年士女往往醉心于欧俗，侈多自由，溃决礼仪之堤防，破坏男女之界限……若如果男女同行，状态猥亵。小之则惹路人非笑，将因是而立酿风潮。大之则为社会隐忧，必不免日流与放荡……饬警遇有次等不规则之男女即应严厉干涉”。尽管该告示措辞严厉，却也不得不承认“醉心欧俗”已成青年男女之大势。 　　大势既然如此，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也不得不妥协。也就是《时事画报》所说的“吾国未能遽至结婚自由，亦当改良婚礼，以俗间通行者，多舛忤不经，大失古人情意，况世界既开明，有决不能墨守古昔者”。于是，在广州男女青年中逐渐出现了一种类似公开相亲的“相睇”。男女双方按照旧礼“年庚撮合”“八字相配”，然后在家长带领下在约定场所如茶楼、旅馆之类的地方“相睇”。“相睇”由早期男女双方分别在不同房内窥探，慢慢发展为在尊长或亲戚的陪同下面对面交谈。这种新的媒介形式，便于男女当事人互相了解，比起传统婚礼中迎亲之前男女绝不相见，当事人没有半点婚姻自主权的旧俗，无疑提高了婚姻的自由度。

“文明”之风

　　清末民初之际，岭南一带自由结婚的呼声日涨，而奉行者也益众。这种自由结婚在当时被称为“文明结婚”，这里的“文明”，就有取法欧美日，进行社会改革的价值取向。
　　“文明结婚”的仪式要比传统仪式简化得多。这是因为作为“模板”的西式婚礼本来就以“殊为简略”著称：“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在其影响下，广东婚礼中将传统之“六礼”变为“三礼”“四礼”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大抵从议婚到成婚只需三个阶段：订婚、纳聘即交换聘礼、成婚。民国18年（1929）10月15日广州社会局对市民采用新婚礼仪进行规定：结婚前后，旧俗中的送饼果、过礼、送妆、送烧猪等例一概废除;结婚时喜酌，改为茶会，如必须餐会时，须以节俭为主，其媒酌应即废除。当时的舆论就称赞“文明结婚”里的“礼俗进化”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行聘简便，“一切物品可以撙节，既免争论，又不伤财”;第二、嫁妆“但取其轻便适用者，随意供给，而不必有一定之限额”;第三、迎亲时“省一切仪仗之繁，又限以一定之时刻，可免诸多俟候”;第四、只以茶会宴客，应酬减少;第五、免闹洞房;第六、来宾演说，“使参观者于以油然生其敬慕，由敬慕而模仿，由模仿而改良”，有助于移风易俗。
　　广东的文明婚礼具体是如何举行的呢？1906年，台山何某之子与新会李某之女在侨居地香港结婚，两位均穿西式服装，脱帽行礼，新郎父亲致颂词，新娘父亲演说，接着来宾演说。此形式就被广州《时事画报》赞为“文明结婚”，报道还称何某曾游学欧美，“李固港中富商，素颇开通，女亦少习英文，醉心欧化”。
　　至于省城广州，题为“最新之新迎礼”的报道也记载了“黄君与吴女士文明结婚”。其大体流程是，新郎到女家时，先入招待室稍憩;新郎入礼堂，同主婚新娘来宾行相见礼：新郎新娘，彼此行三鞠躬，新郎新娘向女方父母行三鞠躬，新郎新娘向来宾行三鞠躬;然后是父母训词、来宾颂词、来宾演说、新郎答词、茶会，最后是辞行礼。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极富地方特色的广州旧时婚俗“开叹情”到此已荡然无存。所谓“开叹情”即“哭嫁”，既然“文明结婚”是两个人自由、幸福地结合而非父母和媒妁的强行逼迫，理所当然应是幸福而不是悲惨，痛哭流涕自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清稗类钞》里说：“……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因此不但广州如此，地处珠三角的中山、新会、佛山、东莞等地的“文明结婚”也时有所闻。近代广东出国谋生者甚多，此类华侨经过西方社会熏陶，从国外回乡结婚时，更不遵照乡间婚俗。1932年，侨乡台山某青年由悉尼回家结婚，极大删减了订婚结婚仪节，一切从简。订婚时只做几套男女款新衣服，“凡礼银饼食三牲三代帖及女家之嫁妆等项，均行豁免”。甚至结婚之日“所有一切礼仪，一概豁免”。

新旧杂糅

　　尽管西式的“文明结婚”较之传统婚礼已节俭很多;但总的来说，其花费还是颇丰，“有大规模的仪式，有大规模的宴會，在男家固然要费去许多金钱。在女家就不得在妆奁上着意，以免客太多，不好看……因此，男女两家，都感觉婚嫁的不容易”。据1934年日本家庭科学社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人的结婚费用占家庭全年收入的30%，而英国仅占1%，相差之悬殊令人瞠目。这就使得进一步变革婚俗成了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的题中之义。
　　“新生活运动”源自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创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亲任会长）。其宗旨在于“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规定以礼义廉耻为基准，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入手，使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以实现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
　　这就要求婚俗还要朝着更简洁、节俭的方向演变。1934年4月，上海市长吴铁城鉴于婚礼之浪费时间，虚糜金钱，命令社会局再拟改良结婚仪式。社会局派人考研各国婚礼，最后决定仿效意大利，在上海倡行“集团结婚”。“集团结婚”就是现在的“集体婚礼”。1935年4月，上海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了中国第一次“集团结婚”。
　　上海既开“集团结婚”先河，作为“省城地方，则殆与欧美相仿佛，较上海且倍之”的大商埠，广州自亦不甘人后。广州市政府将“集团结婚”作为当时政治生活的大事来抓，不仅市长亲自担任证婚人，政府机要也都前往观礼，政府还主动为结婚人埋单：“结婚人除自身衣饰及手持花球等物外，所有礼堂布置用品由市政府备办，不收费用。”不过几个月后的1935年12月1日，广州市首届“集团结婚”也在市合署大礼堂隆重举行。79对新人“分由招待室步出礼堂门首，排列挽手步入礼堂……银乐大奏，由证婚人社会局长领导向党国旗及总理像行三鞠躬礼，结婚人相向行三鞠躬礼，继由证婚人按次呼名发给证书，受证人向授证人行一鞠躬礼而退，约历半小时之久始毕”。整个“集团结婚”的过程仅历时不到两小时，可谓再简短不过了，取得的效果却不错：“市府门前及第一公园附近，市民围观如堵，时万头攒动，情形颇为热闹。”此外，“集团结婚”的费用也非常节省，广州市社会局长张远峰在训词中直截了当地说，“所以今日之第一届集团结婚典礼，更希望推行于各县市，使到有用的金钱，来造有用的消费”。
　　截至1949年，广州市社会局前后共组织举办了11届“集团结婚”。遗憾的是，“集团结婚”虽热闹一时，却又如浮萍一般并未在社会的汪洋大海中真正扎根。这一“舶来品”在思想较为开放的城市拥趸尚多，但到了乡村就很少有人问津了，即便是广州，民国“大多数市民仍沿用旧习俗办婚事”，而对“集团结婚”敬而远之。至于珠三角之外的广大乡村地区，虽“受新文化鼓荡，风气渐开，文明结婚者，间亦有之”，但更多地方还是沿用古制。譬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粤东北和平县（今属河源）的婚嫁，“完全由男女双方之父母同意，将年庚配合后，男家择日将定仪定银酒肉鸡油诒饼食等等列贴抬往女家，女家以布匹花帕鞋帽笔墨书籍四色礼等回答，婚约因而成立，俗谓行定或选定”，此后，还要经过迎娶女子、女家回礼、谢媒等程序才算最终完成婚姻的仪式，几乎与19世纪的情况没什么分别。从这个角度而言，用“新旧杂糅”来形容民国时期广东各地的婚俗，似乎再贴切不过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