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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里，熊猫和长城再次担当了中国象征的角色，成功演绎了一场新的“熊猫外交”和“长城外交”。
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里，熊猫和长城再次担当了中国象征的角色。不但在“冰屏”中显现了长城雄姿，而且24块“冰屏”按照长城城砖比例制作，在不断变换中构成动感的长城形象。
早在1957年，熊猫“平平”就作为特殊国礼，被送往苏联。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熊猫担当了中国“友谊大使”的重任，在西方国家引发了一股“熊猫热”。1972年4月，在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玲玲”和“兴兴”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入住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受到尼克松总统夫人和8000名美国观众的冒雨迎接。同年10月，在一个战斗机编队护航下，“兰兰”和“康康”乘专机进入日本，入住上野动物园。在随后几年里，“燕燕”和“黎黎”远赴巴黎，“佳佳”和“晶晶”入住伦敦，“迎迎”和“贝贝”前往墨西哥…… “熊猫外交”为我国开拓对外交往新格局做出特殊贡献，受到国际广泛赞誉。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1974年10月7日.中国政府送给联合国的两件礼品——《长城》大型艺术挂毯和牙雕《成昆铁路》赠送仪式在联合国总部休息厅隆重举行。《长城》挂毯雄伟壮丽、气势磅礴，至今高悬在联合国总部北休息大厅。
“长城外交”同样是中国外交实践中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但与“熊猫外交”相比却较少被人提及。长城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名片，应当在新时代的国家外交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
人们往往只把长城看做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现在看来，对长城仅做这样的理解和诠释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长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其建造和使用的跨度前后达两千多年。必须认识到，长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崇尚和平、以和为贵、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念和治国方略，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东方和平之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的今天，全面推进具有鲜明特色的“长城外交”，可以实现多重战略价值：弘扬长城蕴含的和平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诠释和平发展道路，助力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平大国形象，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营造国际友好环境。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不久，向联合国总部赠送的大型手工挂毯《万里长城》，至今悬挂在联合国总部休息大厅。
中华文明历来推崇“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德化人的和平理念，对于战争的态度和策略是努力化解、有效控制风险，追求“不战而胜”，或以文武并用手段实现和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历代王朝坚持不断地修建长城，以求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化解冲突。因此，只有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本体基因，把握好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才能真正理解长城文化，特别是长城文化的和平意蕴。
长城与墨子的和平思想具有密切联系。长城与墨子和平思想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都是源于對战争的防御需求。墨子谴责对弱小国家的不义之战并尽力制止，他的“非攻”军事思想的目的是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和平社会。同时，墨子思想对长城的修筑也有突出贡献，例如选址和筑城都遵循“难攻而易守”、“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的原则，长城长期防御的目标也符合墨子“城厚以高，壕深以广”原则。长城作为永备军事防御工程，体现了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墨子也是世界和平主义的理论先祖之一，他的思想也是当代国际和平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参考。
长城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和平治国理念。中国早期典籍《尚书》中就表达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此后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这种理念始终贯穿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实践，使中华文化持续积淀和平文化意蕴，从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文化基因。
面对北方游牧部族的威胁和侵掠，古代中原农耕政权都采取“弭兵”“怀柔”“和亲”“互市”“朝贡”等和平策略，这种策略直接影响了修筑长城、利用长城防御的国家决策。很多王朝对是否修筑长城有过激烈论争，但最终决策都是选择修筑。虽然这样的决策考虑了战争能效比以及国家的财力情况，但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和平治国理念。其中，儒家的和平论倡导秩序，道家和平论取法自然，墨家则是行动的和平论，都具有鲜明的反战内涵。儒道墨三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和平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战争，但中国人天生是爱好和平的。”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和平之盾”。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明朝，长城的根本作用始终是抵御北方外敌的侵扰，保护中原农耕地区的安宁。西汉晁错曾清晰论述修长城的目的是“保境安民”。在漫长的历史中，长城确实发挥了对冲突和战争的威慑与遏制作用，化解了无数次的冲突。事实上，长城地带出现战争的年代数量比例非常小，绝大多数的年代都是和平态势。
长城体现了民族融合与和解宽容精神。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少数民族政权都推崇和解与宽容精神，并采取措施协调民族关系。和亲、互市、朝贡、馈遗、封赏，都是长城沿线协调民族矛盾的有效措施。长城区域如同中华民族的大熔炉，历代游牧民族和长城区域的汉族和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发展，而无论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政权统治长城区域，都认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平治国理念，这是长城区域长期延续的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 长城互市贸易化解矛盾、维护和平。通过相对公平的互市贸易，长城区域各民族实现了生活、生产必需品的交流，缓解、化解了矛盾，从根本上消除了冲突风险，促进了民族共处与融合。考古资料证明，即使战争和分裂时期，长城区域的经济交流也从未中断。互补性经贸交流维护和促进了长城区域经济的繁荣，遏制了矛盾和冲突的滋生与激化，成为维持长期和平的关键因素。
丰富而深厚的长城和平文化意蕴，具有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可以为当今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构建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和平东风”。通过讲好长城故事更好地讲好中国和平故事，进而促进周边和平外交，推进全面外交，更好地展示、塑造中国和平大国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力。
一是深度阐释和平发展道路。长城蕴含的和平文化，可以助力新时代“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战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很多朝代，对修筑长城的争论与定策，都是传统和平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新时代长城和平文化的价值，在于积极回应和消解西方“中国威胁论”，向世界展示东方“醒狮”的和平形象。
长城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史。两千年的长城发展史中具有大量追求和平、化解冲突的典型事例，不仅可以深度阐释防御性国防政策、以对话解决争端、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外交理念，更是展示中国和平大国形象的历史“物证”。汉长城的修筑直接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宁，这是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渊源。明朝与蒙古政权的“隆庆议和”（1571年）又是一个实现民族和解的范例，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 “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长城内外的汉蒙政权从冲突走向了持久和平。典型的历史事例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实践具有极强的自证力和说服力。
二是创新国际和平理论。作为长城和平文化核心内涵的儒家“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多元共存理论，可以成为化解当代国际冲突的参考准则。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是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东方力量，可以促進中国与各国战略安全的互信度，成为化解“中国威胁论”的“良方”。墨家倡导国与国平等交往，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其“交相利”思想更具有国际互惠交流的重要实践价值。长城的和平意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三是贡献化解地区冲突的中国智慧。以和平的经济交流代替冲突和战争，这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长城发展史上以互市为基础的经贸交流在文明互鉴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世界军事科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以武力保卫和实现和平，这样的理论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和冲突。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和平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而长城和平文化则可以对西方和平主义提供有益的补正方案。
西方和平学学者提出了“冲突转化”理念，建议采取多种沟通方式使冲突双方化解分歧，终止冲突，实现合作。明朝曾在长城区域关闭互市而导致冲突，而当明政权转而开放茶马互市后，却较好地化解了与蒙古部族的矛盾，这符合和平学倡导的利益型冲突化解法。长城历史中有很多维护民族团结的成功做法，对于当代外交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长城的和平实践案例可以为解决当代地区冲突提供建设性的方案。
四是有利于提高国家软实力。长城和平文化与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外交战略，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其外交价值值得高度重视，这是传播中华和平文化、提高世界影响力、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新时代“长城外交”的实践，可以借鉴我国“熊猫外交”的成功经验。熊猫在中国对外交往中扮演着“友谊大使”“亲善大使”的重要角色，“长城外交”也可以发挥与“熊猫外交”同样重要的作用。
“长城外交”的实践，可以遵循走出去、请进来、全媒体、全民化的四种思路逐步实施。“走出去”是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或文化机构，让长城和平文化走向世界;“请进来”是开展国际友好交流活动，包括长城旅游等;“全媒体”是通过图书音像、广播影视动漫、网络新媒体、文艺演出等多种方式全面宣传长城和平文化;“全民化”是动员国内民众向国际友人和国际社会自觉地宣传长城和平文化，发挥民间外交的独特作用。
“长城外交”的具体实践路径，可以尝试和探索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由国家外交和文化部门联合举办国际长城文化活动，如国际长城文化年、文化周，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组织代表性的文物、图片、绘画等进行国际巡回展览，全面展示长城文化，宣传和平文化内涵，同时与官方媒体共同举办“长城大使”等大众参与的评选活动，选出“长城大使”代表国家到国外开展巡讲活动。
第二，组织媒体对外宣传长城和平文化。可以组织国内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长城和平文化，也可鼓励国外媒体来华了解和报道长城历史与和平文化、资助关于长城的外语图书音像资料的出版、资助国外学者撰写出版有关长城文化的外语图书。
第三，设立长城研究机构，增设长城文化课程。可利用孔子学院的传播平台，设立长城文化课程，让国外大众通过长城历史深入理解长城的和平意蕴。也可在主要国家设立“长城和平文化研究中心”，与国际和平学研究结合，通过国际学术界来影响国际舆论。
第四，由国家举办长城国际和平论坛。选择代表性的长城景区作为永久会址，通过论坛向世界宣传长城和平文化，擦亮长城这个代表中国的第一名片，让国际社会从和平视角理解长城文化遗产。
第五，重视长城文创品的开发。长城文创品包括长城影视剧、纪录片等的摄制，推动长城和平公园项目建设，长城动漫作品的设计与国际推广等等。鼓励摄制更多的类似《长城》《功夫熊猫》的电影作品，扩大长城的国际影响力与和平文化认知度。长城和平公园项目，即尝试在国外建设“长城和平公园”，用多种形式的互动娱乐项目，展示长城军事防御特征，深度体验东方和平文化，努力打造长城国际文化产业品牌。
（作者为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副院长）
早在1957年，熊猫“平平”就作为特殊国礼，被送往苏联。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熊猫担当了中国“友谊大使”的重任，在西方国家引发了一股“熊猫热”。1972年4月，在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玲玲”和“兴兴”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入住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受到尼克松总统夫人和8000名美国观众的冒雨迎接。同年10月，在一个战斗机编队护航下，“兰兰”和“康康”乘专机进入日本，入住上野动物园。在随后几年里，“燕燕”和“黎黎”远赴巴黎，“佳佳”和“晶晶”入住伦敦，“迎迎”和“贝贝”前往墨西哥…… “熊猫外交”为我国开拓对外交往新格局做出特殊贡献，受到国际广泛赞誉。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1974年10月7日.中国政府送给联合国的两件礼品——《长城》大型艺术挂毯和牙雕《成昆铁路》赠送仪式在联合国总部休息厅隆重举行。《长城》挂毯雄伟壮丽、气势磅礴，至今高悬在联合国总部北休息大厅。
“长城外交”同样是中国外交实践中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但与“熊猫外交”相比却较少被人提及。长城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名片，应当在新时代的国家外交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
人们往往只把长城看做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现在看来，对长城仅做这样的理解和诠释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长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其建造和使用的跨度前后达两千多年。必须认识到，长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崇尚和平、以和为贵、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念和治国方略，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东方和平之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的今天，全面推进具有鲜明特色的“长城外交”，可以实现多重战略价值：弘扬长城蕴含的和平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诠释和平发展道路，助力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平大国形象，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营造国际友好环境。
长城的和平文化意蕴
中华文明历来推崇“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德化人的和平理念，对于战争的态度和策略是努力化解、有效控制风险，追求“不战而胜”，或以文武并用手段实现和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历代王朝坚持不断地修建长城，以求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化解冲突。因此，只有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本体基因，把握好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才能真正理解长城文化，特别是长城文化的和平意蕴。
长城与墨子的和平思想具有密切联系。长城与墨子和平思想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都是源于對战争的防御需求。墨子谴责对弱小国家的不义之战并尽力制止，他的“非攻”军事思想的目的是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和平社会。同时，墨子思想对长城的修筑也有突出贡献，例如选址和筑城都遵循“难攻而易守”、“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的原则，长城长期防御的目标也符合墨子“城厚以高，壕深以广”原则。长城作为永备军事防御工程，体现了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墨子也是世界和平主义的理论先祖之一，他的思想也是当代国际和平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参考。
长城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和平治国理念。中国早期典籍《尚书》中就表达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此后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这种理念始终贯穿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实践，使中华文化持续积淀和平文化意蕴，从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文化基因。
面对北方游牧部族的威胁和侵掠，古代中原农耕政权都采取“弭兵”“怀柔”“和亲”“互市”“朝贡”等和平策略，这种策略直接影响了修筑长城、利用长城防御的国家决策。很多王朝对是否修筑长城有过激烈论争，但最终决策都是选择修筑。虽然这样的决策考虑了战争能效比以及国家的财力情况，但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和平治国理念。其中，儒家的和平论倡导秩序，道家和平论取法自然，墨家则是行动的和平论，都具有鲜明的反战内涵。儒道墨三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和平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战争，但中国人天生是爱好和平的。”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和平之盾”。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明朝，长城的根本作用始终是抵御北方外敌的侵扰，保护中原农耕地区的安宁。西汉晁错曾清晰论述修长城的目的是“保境安民”。在漫长的历史中，长城确实发挥了对冲突和战争的威慑与遏制作用，化解了无数次的冲突。事实上，长城地带出现战争的年代数量比例非常小，绝大多数的年代都是和平态势。
长城体现了民族融合与和解宽容精神。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少数民族政权都推崇和解与宽容精神，并采取措施协调民族关系。和亲、互市、朝贡、馈遗、封赏，都是长城沿线协调民族矛盾的有效措施。长城区域如同中华民族的大熔炉，历代游牧民族和长城区域的汉族和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发展，而无论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政权统治长城区域，都认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平治国理念，这是长城区域长期延续的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 长城互市贸易化解矛盾、维护和平。通过相对公平的互市贸易，长城区域各民族实现了生活、生产必需品的交流，缓解、化解了矛盾，从根本上消除了冲突风险，促进了民族共处与融合。考古资料证明，即使战争和分裂时期，长城区域的经济交流也从未中断。互补性经贸交流维护和促进了长城区域经济的繁荣，遏制了矛盾和冲突的滋生与激化，成为维持长期和平的关键因素。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丰富而深厚的长城和平文化意蕴，具有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可以为当今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构建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和平东风”。通过讲好长城故事更好地讲好中国和平故事，进而促进周边和平外交，推进全面外交，更好地展示、塑造中国和平大国形象，提高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力。
一是深度阐释和平发展道路。长城蕴含的和平文化，可以助力新时代“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战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很多朝代，对修筑长城的争论与定策，都是传统和平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新时代长城和平文化的价值，在于积极回应和消解西方“中国威胁论”，向世界展示东方“醒狮”的和平形象。
长城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史。两千年的长城发展史中具有大量追求和平、化解冲突的典型事例，不仅可以深度阐释防御性国防政策、以对话解决争端、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外交理念，更是展示中国和平大国形象的历史“物证”。汉长城的修筑直接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宁，这是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渊源。明朝与蒙古政权的“隆庆议和”（1571年）又是一个实现民族和解的范例，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 “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长城内外的汉蒙政权从冲突走向了持久和平。典型的历史事例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实践具有极强的自证力和说服力。
二是创新国际和平理论。作为长城和平文化核心内涵的儒家“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多元共存理论，可以成为化解当代国际冲突的参考准则。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是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东方力量，可以促進中国与各国战略安全的互信度，成为化解“中国威胁论”的“良方”。墨家倡导国与国平等交往，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其“交相利”思想更具有国际互惠交流的重要实践价值。长城的和平意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三是贡献化解地区冲突的中国智慧。以和平的经济交流代替冲突和战争，这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长城发展史上以互市为基础的经贸交流在文明互鉴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世界军事科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以武力保卫和实现和平，这样的理论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和冲突。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和平主义陷入了理论困境，而长城和平文化则可以对西方和平主义提供有益的补正方案。
西方和平学学者提出了“冲突转化”理念，建议采取多种沟通方式使冲突双方化解分歧，终止冲突，实现合作。明朝曾在长城区域关闭互市而导致冲突，而当明政权转而开放茶马互市后，却较好地化解了与蒙古部族的矛盾，这符合和平学倡导的利益型冲突化解法。长城历史中有很多维护民族团结的成功做法，对于当代外交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长城的和平实践案例可以为解决当代地区冲突提供建设性的方案。
四是有利于提高国家软实力。长城和平文化与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外交战略，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其外交价值值得高度重视，这是传播中华和平文化、提高世界影响力、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长城外交”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长城外交”的实践，可以借鉴我国“熊猫外交”的成功经验。熊猫在中国对外交往中扮演着“友谊大使”“亲善大使”的重要角色，“长城外交”也可以发挥与“熊猫外交”同样重要的作用。
“长城外交”的实践，可以遵循走出去、请进来、全媒体、全民化的四种思路逐步实施。“走出去”是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或文化机构，让长城和平文化走向世界;“请进来”是开展国际友好交流活动，包括长城旅游等;“全媒体”是通过图书音像、广播影视动漫、网络新媒体、文艺演出等多种方式全面宣传长城和平文化;“全民化”是动员国内民众向国际友人和国际社会自觉地宣传长城和平文化，发挥民间外交的独特作用。
“长城外交”的具体实践路径，可以尝试和探索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由国家外交和文化部门联合举办国际长城文化活动，如国际长城文化年、文化周，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组织代表性的文物、图片、绘画等进行国际巡回展览，全面展示长城文化，宣传和平文化内涵，同时与官方媒体共同举办“长城大使”等大众参与的评选活动，选出“长城大使”代表国家到国外开展巡讲活动。
第二，组织媒体对外宣传长城和平文化。可以组织国内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长城和平文化，也可鼓励国外媒体来华了解和报道长城历史与和平文化、资助关于长城的外语图书音像资料的出版、资助国外学者撰写出版有关长城文化的外语图书。
第三，设立长城研究机构，增设长城文化课程。可利用孔子学院的传播平台，设立长城文化课程，让国外大众通过长城历史深入理解长城的和平意蕴。也可在主要国家设立“长城和平文化研究中心”，与国际和平学研究结合，通过国际学术界来影响国际舆论。
第四，由国家举办长城国际和平论坛。选择代表性的长城景区作为永久会址，通过论坛向世界宣传长城和平文化，擦亮长城这个代表中国的第一名片，让国际社会从和平视角理解长城文化遗产。
第五，重视长城文创品的开发。长城文创品包括长城影视剧、纪录片等的摄制，推动长城和平公园项目建设，长城动漫作品的设计与国际推广等等。鼓励摄制更多的类似《长城》《功夫熊猫》的电影作品，扩大长城的国际影响力与和平文化认知度。长城和平公园项目，即尝试在国外建设“长城和平公园”，用多种形式的互动娱乐项目，展示长城军事防御特征，深度体验东方和平文化，努力打造长城国际文化产业品牌。
（作者为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