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十年前，曾认真把厚厚一摞的《吴宓日记》翻阅一遍，并就此写了有关吴宓和《学衡》的若干文章。回想起来，当时的阅读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即为搜集资料而去、为研究问题而去，并且年少轻狂的我，那时对吴宓在某些问题上的啰嗦与执著，或许还有些不解甚至不喜欢，尤其是他对旧文化的那种痴迷与眷恋，对《学衡》主编一职的计较与掌控。然而当十年后的自己，站在了出版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时——甚至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产业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我们整个阅读生活、整个文化生活的十字路口，内心深处却对吴宓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同情与敬佩，尤其是作为一个出版人在面对一个时代的即将逝去、面对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即将被时代潮流荡涤、面对一种理想的淡去之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
　　十几本日记读下来，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吴宓对毛彦文的狂热追求，而是他的一些诗句，尤其是1928年6月1日至2日所作的八首《落花诗》。第一首是这样写的：“花落人间晚岁诗，如何少壮有悲思。江流世变心难转，衣染尘香素易缁。婉婉真情惜独抱，绵绵至道系微丝。早知生灭无常态，怨绿啼红枉费辞。”在自己所作的注释中，吴宓说：“此首总起言世变俗易。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甘为时代之落伍者也。”在当时看来，吴宓等人确实是所谓的“时代之落伍者”，但从长远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吴宓与其好友陈寅恪等人却是有功的。想到时下的出版产业，想到那些浮光掠影的浅阅读和大行其道种种奇幻、穿越、盗墓类的小说等，我想，一些出版人还是要甘做、勇做时代之落伍者的。
　　《落花诗》的第二首说：“色相庄严上界来，千年灵气孕凡胎。含苞未向春前放，离瓣还从雨后开。根性岂无磐石固，蕊香不假浪蜂媒。辛勤自了吾生事，瞑目浊尘遍九垓。”吴宓自注说：“此首言我之怀抱未容施展，然当强勉奋斗，不计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这种拥抱理想至死不渝，管他外面风吹浪打还是春暖花香的精神和境界，对我们也确有启发。做出版，第一等的好事还是出好书，还是发现好作者和好作品，还是要尽力开时代风气之先，传传统文化之髓。
　　《落花诗》的第八首说： “浪蝶游蜂自在狂，春光羡汝为情忙。未容淟涊污真色，耻效风流斗艳装。千曲琴心随逝水，三生孽债供回肠。歌成不为时人听，望里白云是帝乡。”诗下注说：“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皆操其手。”套用到出版产业中来，可以说：渠道商、运营商主领百事，产业命运皆操其手。虽是牢骚之语，散发阵阵醋意，但现实中吴宓还是坚持理想，坚守事业。
　　1979年10月，吴宓的冤案平反昭雪后，西南师范学院归还了一些残存的遗稿给亲属。在吴宓的读书笔记——关于黄浚的《聆风簃诗》一文中，吴宓录下了黄浚君的《大觉寺杏林》诗。原题为一九三〇庚午《春来文酒花事稠叠，小满既过，始为六诗以记之》。陈寅恪极为赞赏的两句在第一首，诗云：“旧京无梦不成尘，百里还寻浩浩春。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山含午气千塍静，风坠高花谓玉兰一晌亲。欲上秀峰望山北，弱豪惭见壁碑新。”吴宓在《读书笔记》中写道：“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来折取施恩而已。亦即宓落花诗之本旨也。”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出版产业之转型固是大势所趋，但在此转型之际，极易有一种极端心理，即彻底否定传统产业的一切经验与传统，这也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研究这潮流、顺应这潮流、引领这潮流的同时，坚守传统出版中的那些不能丢弃的东西，并将其与新的业态完美融合。吴宓在1922年所撰《英诗浅释》中说：“至十八世纪为新旧倾轧异说蠡起之时代，而封建制度之遗迹乃扫荡无遗。而中世纪统一之精神完全澌灭不可复睹矣。故入十九世纪之中叶，凡百分崩离析，杂糅散漫，至于极也……其时高明闳识之士皆深致忧戚，以为破坏之局已完而建设难期，旧者已去而新者未立，譬之栋折榱崩，石飞瓦散而风雨飘摇，栖身无所。” 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在一个新世界还没有建好甚至还没有规划好之际，就迫不及待地拆掉了仍堪大用的旧居，以至我们在风雨飘摇中栖身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