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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生活在台湾的张大千先生知道上海有位符骥良(1926—2011),研制印泥,品质不错。于是他派人先到香港,然后前往上海找寻符骥良先生。
符骥良先生的印泥有别于其他印泥,除颜色似红缎般鲜艳外,历寒冬不硬,酷暑不烂,在中国传统字画上钤之,永不退色,是印泥中的珍品,名为“符制鲁庵印泥”。符骥良是张鲁庵先生(1901—1962)的传承人,早年就颇得吴湖帆、贺天健、高振霄、王福庵等名家赞赏。
当时“文革”十年浩劫的阴影还未彻底肃清,符骥良先生还被管制,在弄堂里扫地。一大清早,一人走到符骥良身旁,轻声询问:“您是不是符骥良先生?” 符抬头便答:“我是符骥良。”那人赶忙道:“是否能到您家里一谈?”符说,“可以”,便领至家中。进门入座后,稍事寒暄,那人便坦陈来意:“我是受张大千先生委托,想求您一缸印泥(一缸者约四两)。”进而,他一五一十地将其与大千先生交往的来龙去脉一一讲明。符先生没有多言,起身从橱柜中拿了一缸印泥交予来人,颇有歉意地说:“现所存不多,代我问安大千先生。”约过半年,那人又来符家,说大千先生用后十分满意,还想再求一缸。符先生又大方地给了一缸。
后来,在上海的刘海粟先生也知道海上有位制印泥的高手,所制印泥不同凡响,他也托此人来求符骥良的印泥,并带一幅小中堂黄山青绿山水图赠予先生,是泼彩的,画面很精美。符先生即赠海粟老一缸印泥。过了不久,此位仁兄又来,说海粟老用后极喜欢,想再求一缸,符听后,微微一笑,照旧再赠一缸。
按旧例,文人相交,以文会友,礼尚往来。大千先生两次求符印泥,通常每次都会以自己的作品相赠,海粟老同样也不会空手来求,“符制鲁庵印泥”旧时便有“一两印泥一两金”的说法。然此仁兄心太贪太狠,两人四缸印泥,却只给符先生一幅刘海粟的画。时隔多年,符先生对笔者讲,此兄还在,但他不愿说出此人名字,仅作茶余饭后一聊资。可见符先生心胸是何等宽厚仁慈。
2009年符骥良先生携带其亲手制作的国宝“符制鲁庵印泥”,赴北京参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受到李岚清、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和关怀,并嘱咐老人应将此技艺发扬并传承下去。
(作者为上海吴昌硕研究会会员)
符骥良先生的印泥有别于其他印泥,除颜色似红缎般鲜艳外,历寒冬不硬,酷暑不烂,在中国传统字画上钤之,永不退色,是印泥中的珍品,名为“符制鲁庵印泥”。符骥良是张鲁庵先生(1901—1962)的传承人,早年就颇得吴湖帆、贺天健、高振霄、王福庵等名家赞赏。
当时“文革”十年浩劫的阴影还未彻底肃清,符骥良先生还被管制,在弄堂里扫地。一大清早,一人走到符骥良身旁,轻声询问:“您是不是符骥良先生?” 符抬头便答:“我是符骥良。”那人赶忙道:“是否能到您家里一谈?”符说,“可以”,便领至家中。进门入座后,稍事寒暄,那人便坦陈来意:“我是受张大千先生委托,想求您一缸印泥(一缸者约四两)。”进而,他一五一十地将其与大千先生交往的来龙去脉一一讲明。符先生没有多言,起身从橱柜中拿了一缸印泥交予来人,颇有歉意地说:“现所存不多,代我问安大千先生。”约过半年,那人又来符家,说大千先生用后十分满意,还想再求一缸。符先生又大方地给了一缸。
后来,在上海的刘海粟先生也知道海上有位制印泥的高手,所制印泥不同凡响,他也托此人来求符骥良的印泥,并带一幅小中堂黄山青绿山水图赠予先生,是泼彩的,画面很精美。符先生即赠海粟老一缸印泥。过了不久,此位仁兄又来,说海粟老用后极喜欢,想再求一缸,符听后,微微一笑,照旧再赠一缸。
按旧例,文人相交,以文会友,礼尚往来。大千先生两次求符印泥,通常每次都会以自己的作品相赠,海粟老同样也不会空手来求,“符制鲁庵印泥”旧时便有“一两印泥一两金”的说法。然此仁兄心太贪太狠,两人四缸印泥,却只给符先生一幅刘海粟的画。时隔多年,符先生对笔者讲,此兄还在,但他不愿说出此人名字,仅作茶余饭后一聊资。可见符先生心胸是何等宽厚仁慈。
2009年符骥良先生携带其亲手制作的国宝“符制鲁庵印泥”,赴北京参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受到李岚清、刘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和关怀,并嘱咐老人应将此技艺发扬并传承下去。
(作者为上海吴昌硕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