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一二十年间，唐绍仪可说是声名显赫，在政坛上极为风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唐绍仪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为南方首席代表，举重若轻，唇枪舌剑，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干。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唐绍仪开始从政治上淡出。蒋介石上台后，他也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平日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对政治似乎是不闻不问。
　　1932年，南京政府批准广东中山县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长。中山虽是县制，但因是中山先生的故乡，名门大族集中，且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经费充裕，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唐绍仪本是中山人，不嫌官小，欣然前往担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唐绍仪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连个小小的县长都做不稳，后来矛盾激化，被排挤出广东这块地盘。他原本志不在此，从中山县长任上退下来后，干脆来沪做寓公。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这个人就是指唐绍仪。
　　经过如此漫长的政治生涯，卸下公职的唐绍仪，优哉游哉之中，不免有一种寂寞之感。他住进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 （今武康路） 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偌大的楼房和草坪，只有几个仆人与他住在一起。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大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海军陆战队的刺刀闪烁着逼人寒光，一卡车一卡车地开来驶去。但唐绍仪所在的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洋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只是大批的难民涌进，给这畸形的繁华景象笼罩了一层阴影。
　　唐绍仪的别墅附近，法租界警方采取了特别保卫措施，派出不少安南巡捕往来巡逻，并在门口设岗，不准闲人随便进出。既然如此，他也就乐得逍遥自在，深居简出，暂且做做海上寓公，侍机再起。每天早上，先到四马路 （今福州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养元气。平素在家中，则以欣赏古玩自娱，尤对瓷器有特殊兴趣，可谓行家里手，面对历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不想以后的杀身之祸，竟也与此直接有关。
　　脚踏两只船惹祸上身
　　唐绍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租界寓公。日本侵略军当局在占据上海后，便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秘密制定所谓“南唐北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在华的日军大小特务，纷纷奉命出动，从各方面加紧策划，很快，唐绍仪与日本特务秘密接洽的流言就传开了。
　　事出有因。9月下旬，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土肥原来上海，想与唐绍仪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劝其出山做总统。那天，土肥原由唐的 “乘龙快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陪同，坐车前往福开森路唐宅。岑由日本贵族学校出身，此时早已在上海落水，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译。据史料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和结果，迄今不得而知。
　　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并非他仅是一个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认为他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绪。两人也不是初交，早在抗战前就有交往。对于外间纷纷扬扬的传言，唐绍仪也只以外交辞令推托道：“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自然不敢懈怠，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监视严密。军统头子戴笠，正因近期的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力，受到上峰批评，正惴惴不安之间，见到手下送来的唐有落水可能的情报，喜出望外，以为有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一面立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紧监视，哪怕鸡毛蒜皮之事也须一并报来，不得延误。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讳。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壇，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果真落水，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但仓促下杀手，又查无实据。遂先礼后兵，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孔祥熙就对他说，“少老 （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他，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寧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却一直迟迟未见动静。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大花瓶里的小钢斧
　　法租界唐寓，宅前巡捕警戒森严，家中保镖仆人众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暗杀之地。戴笠从8月间布置下手，到9月30日唐绍仪被刺身亡，先后设计过几个方案，但均因种种原因作罢。后来他们探知，唐绍仪平时喜欢收藏古玩，对历代瓷器珍品最是喜欢，一直不惜高价搜求。这正是天赐良机。
　　几天之后，军统安排的内线谢志磐带着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谢是唐绍仪一个故友的弟子，常去唐绍仪处走动，这次也被军统设计收买。他们一行来到宅前，安南门卫搜身甚严，但除了几件古玩外，并无破绽。管家把他们一行人领到会客室坐定后，唐绍仪缓缓从楼上下来，谢志磐赶忙趋前，脸上堆出笑容：“老爷，法租界难民中不少人带有值钱的古董，愿廉价出让。”又指着这几位“古董商人”说：“他们知道老爷喜欢，特选几样送来。恭请老爷过目。”说完，递过几个装有古玩的锦绣盒子。唐绍仪手拿放大镜，对几件古玩一一仔细观看，连声赞道：“好东西！好东西！你们开个价吧。”谢志磐随便报了价，买卖就算成交了，几位神秘的古董商人扬长而去。原来，这只是军统行动人员的一次演习，以确保今后下手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几次下来，他们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亲自接待来访的古董商，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这正是下手之机。 　　一个周密的暗杀方案定下了。9月30日上午，秋风细雨，沉沉阴霾。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大门口，从车上走下谢志磐与另外三个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拉开铁门放行。谢身穿蓝色西装，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扮作古董商，着淡灰色哔叽长衫，两人并肩而行，后随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一色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尚有锋利的小钢斧一把，就藏在那只南宋大花瓶内。
　　一行四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下楼与来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赵理君先抽出那把宝剑，走到唐绍仪面前，口称：“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摆出一副鉴赏行家的口气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戚将军与倭寇锋镝对峙的，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这时，唐绍仪为缓和一下气氛，对站在一边的佣人说：“给客人点烟。”但房间内找不到火柴，佣人即出外去取，赵理君见时机已到，用眼色示意李阿大下手。
　　当唐绍仪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李迅速从南宋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绕到唐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颓然倒下，当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赵理君见大功告成，让众人赶快出门上车，临到房门口时谢志磐与赵理君口中振振有词，连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显得异常恭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这般光景，也无疑心。他们紧一步慢一步地出得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是6312号。
　　戴笠杀人灭口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绍仪被刺报告后，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一辆装甲车在麦琪路 （今乌鲁木齐中路） 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无一人的蓝色轿车。经查，该车车号为6312，系某出租汽车公司所有，于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凶手显然有备而来，这条线索就此断了。另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谢志磐家地址，直扑法租界拉都路 （今襄阳南路）275号搜捕，但早已是人去樓空了。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又输血2000cc，仍不见效，神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唐绍仪被刺殒命”。在法租界捕房验尸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后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身后事倒不算寂寞。
　　再说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后，径直投到重庆戴笠门下邀功请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那个被收买的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后一直惊惶如丧家之犬，又因与唐绍仪有特殊关系，逃到重庆后便有点精神失常，时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也无法安排他工作，让他在一家旅馆暂且住下。不久，据说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入一家医院诊治，关在一间特别监护病房中，但毛病反而越来越重。他偷偷地在身边裤袋里装了一支手枪，说是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总是插在褲袋里。一天，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前往这家医院公干，发现谢的病房紧关着门，便从门上气窗探看，谢一惊之下，拔枪便射，这几个一齐还击，当场打死了谢志磐。事后有人说，这是戴笠的杀人灭口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