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将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标志着仲春和暮春的交替，寄托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对物候变化的敬畏；它又是传统节日之一，意味着祭祖、扫墓和追思故人，沉淀着中国人对家族和民族慎终追远的情怀。不管有没有仪式，不管是不是休假，这一天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
　　这些年，眼看韩国打起“传统文化”的大旗，隔三差五就把中国的节日、风俗、美食当成韩国的文化遗产去申遗，眼看一大批游客和学者动不动就感叹“台湾才完完整整地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特点”，我们能不着急、不焦虑吗？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何在？很大一部分，就在这种日常生活里——一个节气、一个节日、一份过节的心意、一次合家吃饭的习惯。
　　语言学家吕叔湘曾说，朱熹注释了孔子，但朱熹如果穿越回春秋时期，恐怕孔子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词汇更新了、发音也变了，但后人为什么还懂前人的东西呢？因为贯穿其中的语法是恒定的。同样，在我们经历的短短几十年里，器物变了、制度变了，但传统就像“恒定的语法”，始终在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
　　丢失了“传统的语法”，正是今天中国很多文化产品给人浮躁感、荒诞感的根本原因。手握遥控器，换一圈台能有一半播着古装剧，却大多是飞剑穿喉、男欢女爱之类；厚黑三国、戏梦红楼、麻辣水浒，种种出版物打着传统的旗号，贩卖的却是铜臭。工艺品非得加上冰裂纹、青花蓝，才是深具“中国神韵”；演出非要搞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才被认为是“弘扬了传统文化”。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时代，这样的胡乱拼凑、浅薄杂烩能被视为“传统”，那可真是咄咄怪事。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有冲击，甚至有断裂，这是事实。五四运动后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强调西化，贬抑传统，这也是事实。直到今天，许多人在面对舶来的文化观念、知识体系和制度构架时，总会对自己的传统有自卑、有偏见。他们忘记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因为这种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是一种情感纽带，可将亿万人民整合在一个国家里。他们看不到，春运40天那“人类最大规模的短期迁徙”，正是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和亲情、乡情的体现。更不用说牙牙学语的孩子就能朗诵唐诗、宋词了，那更是植入中国人心里的文化之根。还有比这更强大、更具生命力的传统吗？
　　像鱼活在水中一样，我们其实每天都活在传统中。我们的文化作品，难道不更应该立足于传统的土壤吗？“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心得，他也因此得出结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立足传统？最重要的，还是找到基本的价值观。《泰坦尼克号》有美式传统价值，巨轮沉没时也讲绅士风度，“让女士和儿童先上救生艇”；《七龙珠》《圣斗士星矢》有日本传统价值，“守护”“坚持”这样的主题词反复出现。相对而言，我们成天上演的宫闱斗争、阴谋权术、拳脚功夫，非但没有中国传统价值，反而传播了一堆杂乱的、错误的价值。
　　史学前辈钱穆曾建议现代人要对先人的创造物抱有“温情和敬意”。仅以《论语》为例，虽然于丹备受争议，但她的电视讲解的确推广了《论语》。这也是一个启示。从《三字经》到《增广贤文》，有太多传统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黄金道德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崇高的价值观，如果能用当代人感兴趣的方式讲出来，会有极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也就有极大的“市场潜力”。让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现代社会相结合，传统就一定能适用于现代，适用于世界。
　　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曾这样描述一幅文化蓝图：“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无；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光辉其所固有。”如今，传统文化确实是“复活之新生命”。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就是让传统文化“光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