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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此时期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学制尚未完善，办学经验缺失。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工程学校通过向西方学习，积极发挥示范作用，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其经验对于当今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交通大学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10-0123-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26
一、教学管理的国际化
晚清时期，新式学堂聘请有良好教育经验的外国传教士主持教务的现象相当普遍，如京师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上海广方言馆聘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掌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被聘为山西大学堂总理等。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作为晚清官商两界重要人物的盛宣怀，也是这一思想的信奉者与实施者。1898年8月10日，盛宣怀在给陆宝忠信中道出了自己的“中体西用”的主张，他说：“弟以为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只要兵政、商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厘定章程，实力举办，此即足食足兵之道，无他奇巧。”[1]“中体西用”既是盛宣怀从事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办理南洋公学等新式教育的基本原则。在1898年6月呈奏朝廷的《南洋公学章程》中，他明确表示了“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 2]
（一）美国人福开森任南洋公学监院
1897年11月，福开森在南京与南洋公学首任总理何嗣焜签订了聘任合同，担任南洋公学监院。监院，是明清时期书院的职事，主要负责行政、财务及稽查学生、管理图书等，地位仅次于山长（院长）[3]，一些清末新式学堂也沿用此职，位置在监督（相当于南洋公学总理）之下。南洋公学筹备章程订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并未有监院一职。1897年10月何嗣焜手订《南洋公学章程》始在总理之下设监院，受制于总理。按照合同规定，监院具体职责有三个方面：一是随时稽查、教导各院师生遵守学规章程；二是随时稽查洋教习任课情况，考核学生所学西学进展；三是协助改订课程设置、管理规章。监院实际上是兼有清末明初学校中训导长和西文总教习的双重职责和权限。
福开森担任监院初期，因学校急需规划校址，建筑校舍，福开森实际上是充当“庶务长”角色。福开森与何嗣焜一起规划了校园整体布局，开辟道路，种植花草，美化校园。规划建筑时，盛宣怀计划建成中国式样的校舍，福开森认为中国式建筑不仅造价高，且不适用，建议造西式3层楼房。盛宣怀等同意了此建议，责成福开森监造了西方建筑式样的中院、上院等主要校舍。其余如师生的保健医疗、膳食、住宿，也由福开森统一安排。随着外院、中院相继开设，校舍建筑基本落成，福开森作为监院的职责随之增加。福开森精通中文，通晓中国习俗，且聪明机灵，凡事能身体力行。他依照章程学规所定，每日稽查教习出勤任教情况，督促任课教习将学生所习功课、分数逐日登记，每周向他汇报一次。同时，他还记录学生迟到出勤、请假情况，约束学生课内外纪律，督促起居教习等。
福开森在南洋公学4年，最大的贡献是将西方教育方法、教学内容甚至西式校园生活传入公学，成为南洋公学西学教育的实际主持者。从1894年4月中院建立伊始，福开森开始厘定英文、算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等西学课程，派人编译教材，按班授课。他自己曾动手翻译《新编化学》（Steeles Popular Chemistry）4卷作为课本。学校先是遴选学习和品行优秀的师范生临时兼教西文、西学，后陆续从在华教会学校及美国国内聘任西学教习十余人来校，形成一支稳定的西学教师队伍。由他出面聘请了美国籍经济学、法学教习薛来西（Leacey Sites），商学、史地教习勒芬迩（Leavenworth），英法文学教习乐提摩（Lotimore）等来华任教。这些人均学有专长，专心教授，一直任教至1905年公学改归商部。在奏请清政府奖给薛来西等3人“三等第一宝星”的折片中，盛宣怀认为他们“均能恪遵章程，分科讲习，生徒悦服，众论噏然”，还说“南洋公学之名传播东西洋，游学诸生皆得直入各国专门学校，亦赖该洋员尽心教授不懈益虔”[4]。
此外，福开森还将足球、棒球和网球等西方文体活动引进校园。由于当时学生缺乏对近代体育的了解与体验，一般采取强迫锻炼的办法。1899年冬，学校举办第一次运动会，要求全校学生人人参与。在福开森的努力下，公学还成立足球队，开始与沪上劲旅圣约翰学院对垒，两校赛事也成为上海体育界的一大盛事。
（二）课程设置的西化
清末民初，学校乃至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学制尚不健全，缺乏实际经验，学校在编订各级课程时，在充分考虑各种欠缺条件的基础上，除遵循学部、教育部的相关法规之外，主要还是参照中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同类专科课程，作出适当的取舍与修改，最后拟定出各级课程与教学计划，整个制定过程细致严谨，力求完善。对此，唐文治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有详细说明：“……中西专门各教员业经陆续来堂上课讲授，所有学科程度谨按照奏定章程，并参酌东西洋实业教育制度，商同各该专科教员，详加考核，编定科目，以资造就。”[5]
以电机专科的课程编排与设置为例，主要以欧美籍为主的电机科教员，参考欧美大学电机工程教育的教学计划，同时遵照学校“各学科目均遵照奏定章程，按年均配，务期赅洽”的原则，参照葵卯学制中关于“电气工学门科目”、“电器科”课程原则等相关规定拟订。1912年唐文治校长给交通部的一份呈文中称：“电机科课程由前该科主任、洋教员海腾编订，复经现任本校科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电机科科长谢尔顿修改完善。”[6] （三）教材来源的国际化
近代教科书是伴随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而诞生的。清末民初，我国“中学教材”如：道德、国文、本国历史、地理等均为自编，“西学”教材以直接引进或翻译西方学校教材与论著为主，也有一些学校开始自编教材。交大最初的教材来源基本上与我国教科书发展史相一致，即“中学”教材以自编为主，“西学”教材以引进为主。
这一时期“西学”教科书主要依靠引进外文原版教材，直接购买欧美大学相关专业的课本，自编或翻译本极少，这种现象在专科阶段更加明显。1912年唐文治在给交通部《缕析本校之中小学不应停办》呈文中称“各科（指专科）均用英文课本”。这可从1914年、1919年英文本《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概览》得到证明。该书所列各专科专业课程及教材，几乎所有的课本都采用外国教材。如土木科教材全部为外文版，通常为欧美大学同类专业的通用教材，如Duff编著的《物理学》、March and Wolff 编著《微积分》，Allen and Bursley 合编《机械工程学》、Spofford 编著《结构原理》等。也有建筑材料、材料测试实验、结构设计、建筑构造等极少数课程的教材或讲义由本校外籍教员朴尔佛（HE Pulver）、万特克（Vanderbeek）自编，交由图书馆刊印。这些教材是外籍教员根据国外前沿学科，结合教学经验编撰而成。其中朴尔佛所编《建筑材料》一书，1922年作为威斯康辛大学教材，由纽约Mcgraw-Hill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学校自身探索专业教材编撰的成果。在学校的鼓励与外籍教员的示范下，本国籍教员也开始尝试用英文自编专业课程教科书，至1921年合组交通大学之前，留学返校任教的徐名材编成了《工程化学手册》、徐佩琨编成了《铁路法读本》等教材，都由学校图书馆发行，享誉校内外。这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校自编教材、讲义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推动了高等工程教育的本土化。
二、师资的国际化
（一）聘请洋教习任专业教师
重视向西方学习，是唐文治校长尚实办学思想的内容之一，他期望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培养我国的实业人材。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教师是关键。他延聘的教师（除国文外），都是受过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中、外教师。专业课以美籍教师为主。这支教师队伍，除了承担日常的教学任务外，还是推进学校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力量。他们关于人才培养的建议，常为唐文治校长所支持和接受。在高等实业学堂时期（1906—1911年）就有包括担任电机科科长的美国人谢尔顿在内的十名洋教员，如勒芬尔、薛来西、乐提摩等。到工业专门学校时期（1912—1916年），洋教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有毕登、桑福、罗仁普、西门等。1920年，又添聘鲍德、汤孙、狄尔逊3名洋教员。他们采取欧美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08年，南洋公学还制订了聘任洋教员的合同条文，共19条，规定了洋教员的任职条件、教学责任与工资标准。由合同可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教学责任跟中国教师一样，并不因为国籍不同而区别对待。如第一条规定：“教员应受监督节制，凡关涉授课事宜，随时与教务长妥商办理。”第4条规定：“凡学部颁行学堂章程及本学堂现行续订各项章程，该教员到堂后一律遵守，不得歧异。”第17条规定：“该教员在合同限内，不经本堂监督允许，不得营利别图他业，并不得私自授课他处学生，致荒本学堂正课。”（2）外籍教员接受考察的期限较长。第6条规定：“该教员到堂后，一年为限，限满之时，如彼此愿意再行续订。”第12条规定：“该教员如有不遵合同暨违背章程条规等事，或才力不及，行检不饬，监督得即行辞退。”（3）教学内容有特别规定。第18条规定：“该教员无论是否教士出身，凡在学堂教授功课，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7]这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下，对此予以规定是很重要的。
体育方面，唐文治也陆续聘请了多位英美籍教师，把西方大学中的棒球、垒球、网球等项运动技法传授给本校。据统计，洋教习在最多阶段，几乎占全部教师的一半。1921年4月本校专科教员共21人，其中外国教师9人，占428%。
（二）庞大的海归师资
在此后的教学工作中，交大先后聘请了很多有名的教授来校担任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这些教师中，留过学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当然其教授的课程与方法也是接近西式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大多实验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灌输的知识理念与教学要求自然而然接近西方标准。
交大历史上深受学生爱戴的知名教授很多。他们为交大在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试验能力等方面的改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交大建设成理工特色的大学奠定了坚厚的基础。如物理教授周铭（191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学位。1921年任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化学教授，1923年改任物理学教授）及裘维裕（1916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旋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美，入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科硕士学位。1923年任交通部南洋大学电机系教授），数学教授胡明复（1901年就读于南洋公学，1910年后赴美留学，毕业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回上海后任教于南洋大学教授）和化学教授徐名材（1908年毕业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公派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母校化学系教授）。此外，还有1916年来校任教的陈石英教授（1906—1913年在英、美等国留学。后在交通大学任教达67年之久，是交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机械工程教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对他的授课记忆良深，并将他视为大学期间使自己受益最多的恩师之一），1915年回校任教的张廷金教授（1904年考入南洋公学中院，1909年毕业，考取中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赴美留学。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哈佛大学获学士与硕士学位，主修无线电专业。1915年回国执教交大）等。 这些教授大多数是老交大毕业后留学，在学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学者，他们治学严谨，讲授得法，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良好。为了能使教学工作更加适应中国的特点，他们自编讲义与教材，如徐名材教授编写的《工程化学手册》，徐佩琨教授编写的《铁路法读本》等，都由本校图书馆印行，广为流传，改变了以往全部照搬国外教材的做法。周铭教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致力于实验室建设，还用英文编写了实验指导书。他在国内最早开设“精密量度与图解法”课程。为充实和提高实验内容，他还不断改进和制造实验设备。1955年他亲自设计并指导技工研制成功了一种用电控制的计时器——厘秒计，可测到千分之一秒。他治学严谨，讲授得法，深受学生敬佩。裘维裕教授1924年为加强基础课教学转教物理学，在教学改革和理学院建设中贡献良多。他主持讲授一、二年级的物理学课程，其自编的英文讲授纲要一直被沿用到1945年。他在1928年至1945年担任物理系主任，当时他的物理课被誉为“霸王课”。他讲课简练，板书整洁，概念清晰，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学生在他的教导中获益匪浅。这两位著名的教授由此也获得了老交大“五大教授”的称号。他们的教学实践，真正体现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念，实践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
三、注重外语教学
外语是向西方学习的工具，清末民初的交通大学十分重视外语教学。在当时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教育都很落后，急需引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及其教育，作为中介工具的外语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重视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学习西方的态度与决心。南洋公学第一任监院福开森主持教务时，就注意培养学生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在教学一开始就努力使学生会正确地阅读和书写英语，他还要求学生学习多国语言。蔡元培主持特班时，倡导学生学习日文，因此特班学生均能够读懂日文，部分学生还能翻译日文原著。唐文治主校后，办学更是力主向西方学习，引进一批外籍教师、教材，同时不断派出优秀毕业生到欧美留学。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深邃的科学，如不熟练掌握外国的语言文字是难以办到的。他曾说：“无论何种科学，均须熟娴文法，方能窥其精奥。”[8]因此，他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英文课教学从小学3年级开始，每周6小时，到4年级增加到9小时，成为和国文并列的主要公共课程。在中学和预科阶段，英语和国文、数学一起被列为主课，此外开设法文和德文等第二外语。除国文、手工、体操外，中学教师讲课都用英语讲授，课本也都采用英文的教科书，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语境，必须过了英语这一关，否则就连课都听不懂。初创阶段外籍教师居多，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语教学，这时期经过小学、中学多年的训练，一般的学生基本能够通过语言这一关。
在课堂教学之外，早期交大非常重视课余的外语教学活动。1910年更是成立了西文科，为全校学生开设正课之外的外语补习班。补习科目有英语、德语、法文3种，程度较高者还可以选习拉丁文，学生可以自愿报名选习。同年，学校成立了英文会，全体学生均为会员，以会话演讲为主要活动，定期举行班级、学校的英语竞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听说能力。英文会还倡导全校“在英文课及英文教授各课时，误用国语一语者，专科生罚铜圆二枚，（附中）二、三、四、五年级罚铜元一枚，初年级生免罚”[9]。英文会举办的英文演讲竞赛，是解放前一项重大的竞赛活动。为训练外语的书面表达能力，学校规定专科生做作业和实验实习报告等均需以英文书写。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和课外熏陶，专业课乃至部分中学课程的教学，能够直接以英文传授，这在高等专科性大学中实属少见。良好的英语教学是交大早期的一大办学特色，也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同时，交通大学还十分重视国文教育。近代自然科学在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内容极少，它们都是以西方语言文字为存在载体，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显然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但当时的交通大学认为外文教育必须加强，而国文的学习亦不能忽视，强调在精通外文、国文的基础上，实现西学知识载体的转换。这也是当时教育的特色，即将向西方学习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其目的是要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工程教育办学之路。
四、择优选派学生留洋
（一）清朝末期的学生留洋
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留学生教育。我国第一次官派留学欧美始于19世纪最后30年。南洋公学也是较早加入这一行列的高等学堂。 自从甲午战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把目光开始转向日本。由于盛宣怀与日本方面关系密切，于是1898年，公学率先派出“年少质颖志趣远大，中学已有根柢，英文亦颇精进者六人”赴日留学，计划学法律、政治两科。这6名留学生是：杨廷栋、富士英、杨荫杭、胡礽泰、章宗祥、雷奋。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生活顺利，何嗣焜向两江总督呈文，希望驻日使节对他们予以关照。抵达日本后，这批留学生先入日华学堂主修日文，住早稻田大学附近，日本外务省派译员随时照料。
1900年12月，公学又资送师范生章宗元、留日学生胡礽泰赴美留学。12月启程，翌年1月25日到达旧金山，先入旧金山书院，然后再进各大学深造。1901年6月，由于北洋与南洋同属招商局、电报局出资举办，公学代理总理张元济经与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商定，派毕业生王宠惠、王宠佑、张煌全、胡栋朝、陆耀廷、吴桂灵、严锦荣7人赴美国留学。8月，公学派出第四批留学生。他们是中院毕业生曾宗鉴、李福基、胡振平、赵兴昌。曾宗鉴入剑桥大学学法律，其余3人在伦敦大学，胡振平学政治，李福基学机器，赵兴昌学管理银行、铁路及理财。为了能够让他们安心就学，面对每人每年250英镑的昂贵费用，公学始终照拨不误。
以后几年陆续都有学生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1902年10月18日，盛宣怀在向清廷附奏《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片》谈到，已经分批送出21人赴英美大学堂学习。另有非南洋、北洋学堂出身的10人，也被派往英国留学。1903年，中院毕业生和政治班学生共10人又被选派到比利时留学。
在我国近代第一个留学高潮中，南洋公学从1899年至1905年共派出58名学生，占到中院和师范班毕业生人数的一半。今天看来数量不多，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件有魄力、有眼光的举措。南洋公学是我国高等学府中最早派遣留学生的学校之一，与其他学校相比，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 南洋公学海外留学生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深受民主思想影响。1900年4月，杨廷栋、杨荫杭、雷奋、蔡锷等参加留日学生组成的爱国团体“励志会”，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所接触。12月6日，由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在东京创刊，主要刊登有关欧、美、日各国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思潮等方面的译著或文章。4位主要编辑者中，3位就是南洋公学的留日学生杨廷栋、杨荫杭、雷奋。刊物上经常出现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塞等的著作，深受国内外青年学生欢迎。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盛宣怀长期的愿望，在与外人多次打交道中他深有体会，培养自己的人才要有开放的眼光，必须到国外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此，南洋公学学生一批接一批被派出留洋，以致上院一再缓办。中院毕业生大多数被选中为留洋对象，或去日本，或去欧美。盛宣怀对留学事项事无巨细，样样亲历亲为，对出洋学生所学专业都作出明确规定，分工很细。盛宣怀对生的要求颇为严格，反对半途而废。1903年10月，两广总督岑春煊想把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粤籍学生陈锦涛调回任用。盛宣怀当即致电岑春煊予以阻止，电文曰：“查该生禀报本年已进耶儿大学校，来年六月当可考得博士。从前派出学生百余名，从未有一人毕业考得博士者，瓜不待熟而生摘，殊属可惜。”并电告岑说：“敝学堂立法，必欲期满考得毕业文凭，所以杜学生躁进之心，免浅尝辄止之诮，不徒为虚糜经费也。”[ 10]保证学习时间以及恪守期满毕业方能回国的规定，是公学留学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留学专业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工程、商务、法政、经济4大类，其中又以铁路、矿冶为主的工程类为多，共计23名，反映出公学重视科技留学，兼及法政、商务、经济的特点，这既不同于甲午战争之前的海军军事留学，也有别于同期以法政、军事为主要科目的留学潮。这种明显的转变，既与公学办学方向由法政转向商务实业有关，也与盛宣怀对工程商务类人才的急切需求相一致。留学生是为研求专门学问，回国后直接到厂矿、银行、外交、内政等部门担当重任。因此，除了强调在大学中认真学习获得文凭，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外，公学还很重视学生在外国考察实习，社交游历等实践活动，认为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才”。因此除了规定在校肄业年限外，公学另安排学生利用暑假或毕业后延期实习、游历。例如1901年陈锦涛等留美生出国前，盛宣怀给监督傅兰雅咨文中特别指出：“除游历时候不计外，至少亦须四年，冀可毕业，如工学生并须派在就近铁厂历练工夫，总结回华即可充当工师，方为完全。律学生、矿学生亦如此。”[ 11]1904年12月10日，盛宣怀在王宠佑延期实习的批示中说：“矿学、地学只有学堂功夫，时见终浅，必须赴各矿阅历。”可见，公学留学教育的目的不仅限于学校教育，还包括校外的社会实习，注重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如此经过规范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广泛的社会历练，有利于培养出高端的专门人才。
清末民初，不少公学留学生在各自领域担任重要职位，甚至成为近代中国知名人物。47名留学生各有所成，王宠惠曾担任国务总理；王宠惠、陈锦涛2人曾担任外交部、司法部部长；章宗元、曾宗监2人曾任次长职务；章宗元、张煜全、邵长光3人曾任大学校长；雷奋、杨荫杭、徐维震3人曾任省级司法部门负责人；王宠佑、吴健任职于民族企业并成为著名的工程专家。此外，还有很多虽默默无闻却在我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诸多贡献的工程司、厂矿、银行等部门的管理者。由此可见，留学生的成就实现了刁承祖的预言：“……较之别处学生其身价不言而喻，将来成就安可限量。”[ 12]
（二）民国初期的学生留洋
1905年到1921年间，本校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途径有3种：一是学校公派，二是考取清华庚款、各省官费出国，三是自费出国。据1932年《国立交通大学历届留学生名册》记载，1905年到1921年出国留学的本校学生（含专科及高等预科、中学毕业肄业生）共有273名，包括遗漏登记的16名，共计留学生人数达289人。留学生所学专业，除自费生可以自由选择外，各类官费生大都被指定学习工程理化。杨耀文撰《本校四十年来之重要变迁》提及此期留学生时说：“初期派遣者，选习学科一任学生自择；设立专科后，被派毕业生留学，多选择原习学科，而铁路及电机毕业生，几皆专习工程，少有择及政法经济等学科者。民国纪元后，多以留美入厂实习为主。”[ 13]
美国是留学生最主要的聚集地。1917年留美本校学生有55人，到1921年夏达89人。他们赴美途径有三：“在校诸教员之介绍；与夫政府之派送；及学生家庭之自资是也。”留学美国东部的学生都在各大城市中，或实习，或进校。“实习之厂，以奇异公司、威斯丁海司公司为主。所进之校，以康奈尔及麻省为主。所操之业，电机科居百分之三十六，土木科居百分之二十三，工程管理科居百分之四，其他实科如理化建筑农业陆军等居百分之十五，普通科、文科、法科、医科、教育等居百分之十六”[ 14]。与大部分中国留美学生相比，本校留学生还具有一些特点：“其中大半在工厂做工，其小半乃在学校读书也；又同学之中，几乎全部属于工业，而仅有少数习文法及商科者也；又全体学生，都是‘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者也。”[ 15]
此时期本校留学生在欧美等国各大学、各厂都能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大部分获得较高学位，或具有丰富的实际工程技术经验与能力。学成归国后，他们服务于交通、厂矿、教育、政治、外交等各个社会领域，为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归国留学生在各个领域中功勋卓越，知名者如张铸、徐恩元、周厚坤、徐新六、徐名材、金涛、张廷金、过探先、徐谟、孟宪承、丁西林、淩鸿勋、陈克恢、冯简、于润生等。蔡元培早在1917年本校20周年校庆的发言中就曾高度评价留学生的社会成就，他说：“自十余年以至今日，同学之负笈异邦，归而出所治以贡献于社会者，在在皆是，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远。”[16]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后来还大量聘用归国留学生担任本校专业教员，以逐渐代替外籍教员，这也是推动西方的工程教育与本国国情相融合，开创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工程教育办学之路的务实之举。 五、教育成果向国际推介
（一）多次参加世博会
自清末确立工科为办学方向之后，经过向西方学习以及唐文治校长与教职员工的励精图治，到民国初年，交大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绩，名闻海内外。社会人士认为“本校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似”[17]，毕业生程度已达到本科水平。1911年，意大利都灵举行世界博览会，学校积极准备展品，计送展学生科学成绩一册、各种画图十副，最后学生作业和成绩展品获得优等奖。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上，学校选送的学生成绩等展品，获得最高奖励——大奖章“Grand Prize”，校长唐文治也获得荣誉奖。当时参会的中国教育品获得大奖章4枚，学校名列首位[ 18]。反映了老交大在教学内容、教研质量及教育管理等方面都走在国际前列，为交大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众多美誉。
（二）举办工业铁道展览会
1933年3月30日至4月8日，交大本校工业及铁路展览会召开。这次的展品包括中外各种铁道、机车辆、零整机件、工具材料、模型器械、图标册藉、照片样本等。举办活动的内容包括演讲及游艺、特约专家会议、散发宣传品等。本次展览使国人了解了工程及铁道事业最新的进展情况，更重要是直接促进了技术及管理上的改良，间接推动了农工商业的进步。正如主办方称赞本次活动所言：“不啻协进中国之发展，而所赐予吾人精神上之愉快及教育上之价值。”[ 19]展览会期间，观者如织，盛况空前，推动了国际科学文化技术的交流，使社会各界人士更加了解交大的办学内容及育才宗旨，还使学生增加了对科学实践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情与兴趣，也使学生们看到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意识到责任重大，从而更加勤奋学习，致力应用，奋发图强，以救中国。
六、 结语
清末民初，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是近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观念——“中体西用”在高等学校的实践。这一时期交通大学的主校人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国情，掌握“会变”的教育原则，努力探索并使外来的工程教育本土化，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工程教育模式，使交通大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为兴盛，并赢得“东方MIT”之美誉。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向国际化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清末民初交通大学国际化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启示意义犹存。
参考文献：
[1]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621.
[2] 盛宣怀.致张百熙函[B].1903-10-14.上海图书馆盛档：044187.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675.
[4]盛宣怀.请奖南洋公学洋教习片[B].1905-3.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档案：2003-sx11-0396.
[5][8][9]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143-144，186，187.
[6]王宗光.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75.
[7]清代前工程部左宗棠关于开办商务学堂、聘请洋教员、筹划经费及派员赴日考察奏摺和照会[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8-2326.
[10]盛宣怀.寄粤督岑云帅[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2003-sx11-0396.
[11]盛宣怀.派遣留学生咨文[B].上海图书馆盛档：044569-2.
[12]刁承祖.致盛宣怀函[B].上海图书馆盛档：036809.
[13]交通大学四十周纪念刊[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SW-03-0795.
[14][15]民国十年级纪念册.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3-362.
[16]北京大学蔡校长等祝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会祝词、笑个、纪念刊等[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3-365.
[17]母校历年大事记[B].1915年.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3-473.
[18]中国教育品赛会得奖单[N].申报，1916-1-9，（4）.
[19]1932-1933工业铁道展览会联系展品商请赠送等往来文件[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8-1123.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ur countrys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was in the initial stage. In this period， the school system was not perfect and lack of experience， so Chinese higher engineering school such as Jiaotong University started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ctively play a role model and promot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s transformation into modern education. Its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day is worth learning and reference.
Key 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Jiaotong university；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责任编辑：刘爽）
[关键词]清末民初交通大学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6）10-0123-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26
一、教学管理的国际化
晚清时期，新式学堂聘请有良好教育经验的外国传教士主持教务的现象相当普遍，如京师同文馆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上海广方言馆聘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掌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被聘为山西大学堂总理等。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作为晚清官商两界重要人物的盛宣怀，也是这一思想的信奉者与实施者。1898年8月10日，盛宣怀在给陆宝忠信中道出了自己的“中体西用”的主张，他说：“弟以为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只要兵政、商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厘定章程，实力举办，此即足食足兵之道，无他奇巧。”[1]“中体西用”既是盛宣怀从事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办理南洋公学等新式教育的基本原则。在1898年6月呈奏朝廷的《南洋公学章程》中，他明确表示了“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 2]
（一）美国人福开森任南洋公学监院
1897年11月，福开森在南京与南洋公学首任总理何嗣焜签订了聘任合同，担任南洋公学监院。监院，是明清时期书院的职事，主要负责行政、财务及稽查学生、管理图书等，地位仅次于山长（院长）[3]，一些清末新式学堂也沿用此职，位置在监督（相当于南洋公学总理）之下。南洋公学筹备章程订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并未有监院一职。1897年10月何嗣焜手订《南洋公学章程》始在总理之下设监院，受制于总理。按照合同规定，监院具体职责有三个方面：一是随时稽查、教导各院师生遵守学规章程；二是随时稽查洋教习任课情况，考核学生所学西学进展；三是协助改订课程设置、管理规章。监院实际上是兼有清末明初学校中训导长和西文总教习的双重职责和权限。
福开森担任监院初期，因学校急需规划校址，建筑校舍，福开森实际上是充当“庶务长”角色。福开森与何嗣焜一起规划了校园整体布局，开辟道路，种植花草，美化校园。规划建筑时，盛宣怀计划建成中国式样的校舍，福开森认为中国式建筑不仅造价高，且不适用，建议造西式3层楼房。盛宣怀等同意了此建议，责成福开森监造了西方建筑式样的中院、上院等主要校舍。其余如师生的保健医疗、膳食、住宿，也由福开森统一安排。随着外院、中院相继开设，校舍建筑基本落成，福开森作为监院的职责随之增加。福开森精通中文，通晓中国习俗，且聪明机灵，凡事能身体力行。他依照章程学规所定，每日稽查教习出勤任教情况，督促任课教习将学生所习功课、分数逐日登记，每周向他汇报一次。同时，他还记录学生迟到出勤、请假情况，约束学生课内外纪律，督促起居教习等。
福开森在南洋公学4年，最大的贡献是将西方教育方法、教学内容甚至西式校园生活传入公学，成为南洋公学西学教育的实际主持者。从1894年4月中院建立伊始，福开森开始厘定英文、算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等西学课程，派人编译教材，按班授课。他自己曾动手翻译《新编化学》（Steeles Popular Chemistry）4卷作为课本。学校先是遴选学习和品行优秀的师范生临时兼教西文、西学，后陆续从在华教会学校及美国国内聘任西学教习十余人来校，形成一支稳定的西学教师队伍。由他出面聘请了美国籍经济学、法学教习薛来西（Leacey Sites），商学、史地教习勒芬迩（Leavenworth），英法文学教习乐提摩（Lotimore）等来华任教。这些人均学有专长，专心教授，一直任教至1905年公学改归商部。在奏请清政府奖给薛来西等3人“三等第一宝星”的折片中，盛宣怀认为他们“均能恪遵章程，分科讲习，生徒悦服，众论噏然”，还说“南洋公学之名传播东西洋，游学诸生皆得直入各国专门学校，亦赖该洋员尽心教授不懈益虔”[4]。
此外，福开森还将足球、棒球和网球等西方文体活动引进校园。由于当时学生缺乏对近代体育的了解与体验，一般采取强迫锻炼的办法。1899年冬，学校举办第一次运动会，要求全校学生人人参与。在福开森的努力下，公学还成立足球队，开始与沪上劲旅圣约翰学院对垒，两校赛事也成为上海体育界的一大盛事。
（二）课程设置的西化
清末民初，学校乃至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学制尚不健全，缺乏实际经验，学校在编订各级课程时，在充分考虑各种欠缺条件的基础上，除遵循学部、教育部的相关法规之外，主要还是参照中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的同类专科课程，作出适当的取舍与修改，最后拟定出各级课程与教学计划，整个制定过程细致严谨，力求完善。对此，唐文治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有详细说明：“……中西专门各教员业经陆续来堂上课讲授，所有学科程度谨按照奏定章程，并参酌东西洋实业教育制度，商同各该专科教员，详加考核，编定科目，以资造就。”[5]
以电机专科的课程编排与设置为例，主要以欧美籍为主的电机科教员，参考欧美大学电机工程教育的教学计划，同时遵照学校“各学科目均遵照奏定章程，按年均配，务期赅洽”的原则，参照葵卯学制中关于“电气工学门科目”、“电器科”课程原则等相关规定拟订。1912年唐文治校长给交通部的一份呈文中称：“电机科课程由前该科主任、洋教员海腾编订，复经现任本校科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电机科科长谢尔顿修改完善。”[6] （三）教材来源的国际化
近代教科书是伴随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而诞生的。清末民初，我国“中学教材”如：道德、国文、本国历史、地理等均为自编，“西学”教材以直接引进或翻译西方学校教材与论著为主，也有一些学校开始自编教材。交大最初的教材来源基本上与我国教科书发展史相一致，即“中学”教材以自编为主，“西学”教材以引进为主。
这一时期“西学”教科书主要依靠引进外文原版教材，直接购买欧美大学相关专业的课本，自编或翻译本极少，这种现象在专科阶段更加明显。1912年唐文治在给交通部《缕析本校之中小学不应停办》呈文中称“各科（指专科）均用英文课本”。这可从1914年、1919年英文本《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概览》得到证明。该书所列各专科专业课程及教材，几乎所有的课本都采用外国教材。如土木科教材全部为外文版，通常为欧美大学同类专业的通用教材，如Duff编著的《物理学》、March and Wolff 编著《微积分》，Allen and Bursley 合编《机械工程学》、Spofford 编著《结构原理》等。也有建筑材料、材料测试实验、结构设计、建筑构造等极少数课程的教材或讲义由本校外籍教员朴尔佛（HE Pulver）、万特克（Vanderbeek）自编，交由图书馆刊印。这些教材是外籍教员根据国外前沿学科，结合教学经验编撰而成。其中朴尔佛所编《建筑材料》一书，1922年作为威斯康辛大学教材，由纽约Mcgraw-Hill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是学校自身探索专业教材编撰的成果。在学校的鼓励与外籍教员的示范下，本国籍教员也开始尝试用英文自编专业课程教科书，至1921年合组交通大学之前，留学返校任教的徐名材编成了《工程化学手册》、徐佩琨编成了《铁路法读本》等教材，都由学校图书馆发行，享誉校内外。这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校自编教材、讲义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推动了高等工程教育的本土化。
二、师资的国际化
（一）聘请洋教习任专业教师
重视向西方学习，是唐文治校长尚实办学思想的内容之一，他期望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培养我国的实业人材。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教师是关键。他延聘的教师（除国文外），都是受过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中、外教师。专业课以美籍教师为主。这支教师队伍，除了承担日常的教学任务外，还是推进学校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力量。他们关于人才培养的建议，常为唐文治校长所支持和接受。在高等实业学堂时期（1906—1911年）就有包括担任电机科科长的美国人谢尔顿在内的十名洋教员，如勒芬尔、薛来西、乐提摩等。到工业专门学校时期（1912—1916年），洋教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有毕登、桑福、罗仁普、西门等。1920年，又添聘鲍德、汤孙、狄尔逊3名洋教员。他们采取欧美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08年，南洋公学还制订了聘任洋教员的合同条文，共19条，规定了洋教员的任职条件、教学责任与工资标准。由合同可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教学责任跟中国教师一样，并不因为国籍不同而区别对待。如第一条规定：“教员应受监督节制，凡关涉授课事宜，随时与教务长妥商办理。”第4条规定：“凡学部颁行学堂章程及本学堂现行续订各项章程，该教员到堂后一律遵守，不得歧异。”第17条规定：“该教员在合同限内，不经本堂监督允许，不得营利别图他业，并不得私自授课他处学生，致荒本学堂正课。”（2）外籍教员接受考察的期限较长。第6条规定：“该教员到堂后，一年为限，限满之时，如彼此愿意再行续订。”第12条规定：“该教员如有不遵合同暨违背章程条规等事，或才力不及，行检不饬，监督得即行辞退。”（3）教学内容有特别规定。第18条规定：“该教员无论是否教士出身，凡在学堂教授功课，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7]这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下，对此予以规定是很重要的。
体育方面，唐文治也陆续聘请了多位英美籍教师，把西方大学中的棒球、垒球、网球等项运动技法传授给本校。据统计，洋教习在最多阶段，几乎占全部教师的一半。1921年4月本校专科教员共21人，其中外国教师9人，占428%。
（二）庞大的海归师资
在此后的教学工作中，交大先后聘请了很多有名的教授来校担任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这些教师中，留过学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当然其教授的课程与方法也是接近西式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大多实验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灌输的知识理念与教学要求自然而然接近西方标准。
交大历史上深受学生爱戴的知名教授很多。他们为交大在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试验能力等方面的改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交大建设成理工特色的大学奠定了坚厚的基础。如物理教授周铭（191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学位。1921年任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化学教授，1923年改任物理学教授）及裘维裕（1916年毕业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旋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美，入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科硕士学位。1923年任交通部南洋大学电机系教授），数学教授胡明复（1901年就读于南洋公学，1910年后赴美留学，毕业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回上海后任教于南洋大学教授）和化学教授徐名材（1908年毕业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公派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母校化学系教授）。此外，还有1916年来校任教的陈石英教授（1906—1913年在英、美等国留学。后在交通大学任教达67年之久，是交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机械工程教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对他的授课记忆良深，并将他视为大学期间使自己受益最多的恩师之一），1915年回校任教的张廷金教授（1904年考入南洋公学中院，1909年毕业，考取中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赴美留学。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哈佛大学获学士与硕士学位，主修无线电专业。1915年回国执教交大）等。 这些教授大多数是老交大毕业后留学，在学业上有一定成就的学者，他们治学严谨，讲授得法，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良好。为了能使教学工作更加适应中国的特点，他们自编讲义与教材，如徐名材教授编写的《工程化学手册》，徐佩琨教授编写的《铁路法读本》等，都由本校图书馆印行，广为流传，改变了以往全部照搬国外教材的做法。周铭教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致力于实验室建设，还用英文编写了实验指导书。他在国内最早开设“精密量度与图解法”课程。为充实和提高实验内容，他还不断改进和制造实验设备。1955年他亲自设计并指导技工研制成功了一种用电控制的计时器——厘秒计，可测到千分之一秒。他治学严谨，讲授得法，深受学生敬佩。裘维裕教授1924年为加强基础课教学转教物理学，在教学改革和理学院建设中贡献良多。他主持讲授一、二年级的物理学课程，其自编的英文讲授纲要一直被沿用到1945年。他在1928年至1945年担任物理系主任，当时他的物理课被誉为“霸王课”。他讲课简练，板书整洁，概念清晰，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学生在他的教导中获益匪浅。这两位著名的教授由此也获得了老交大“五大教授”的称号。他们的教学实践，真正体现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念，实践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
三、注重外语教学
外语是向西方学习的工具，清末民初的交通大学十分重视外语教学。在当时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教育都很落后，急需引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及其教育，作为中介工具的外语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重视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学习西方的态度与决心。南洋公学第一任监院福开森主持教务时，就注意培养学生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在教学一开始就努力使学生会正确地阅读和书写英语，他还要求学生学习多国语言。蔡元培主持特班时，倡导学生学习日文，因此特班学生均能够读懂日文，部分学生还能翻译日文原著。唐文治主校后，办学更是力主向西方学习，引进一批外籍教师、教材，同时不断派出优秀毕业生到欧美留学。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深邃的科学，如不熟练掌握外国的语言文字是难以办到的。他曾说：“无论何种科学，均须熟娴文法，方能窥其精奥。”[8]因此，他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英文课教学从小学3年级开始，每周6小时，到4年级增加到9小时，成为和国文并列的主要公共课程。在中学和预科阶段，英语和国文、数学一起被列为主课，此外开设法文和德文等第二外语。除国文、手工、体操外，中学教师讲课都用英语讲授，课本也都采用英文的教科书，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语境，必须过了英语这一关，否则就连课都听不懂。初创阶段外籍教师居多，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语教学，这时期经过小学、中学多年的训练，一般的学生基本能够通过语言这一关。
在课堂教学之外，早期交大非常重视课余的外语教学活动。1910年更是成立了西文科，为全校学生开设正课之外的外语补习班。补习科目有英语、德语、法文3种，程度较高者还可以选习拉丁文，学生可以自愿报名选习。同年，学校成立了英文会，全体学生均为会员，以会话演讲为主要活动，定期举行班级、学校的英语竞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听说能力。英文会还倡导全校“在英文课及英文教授各课时，误用国语一语者，专科生罚铜圆二枚，（附中）二、三、四、五年级罚铜元一枚，初年级生免罚”[9]。英文会举办的英文演讲竞赛，是解放前一项重大的竞赛活动。为训练外语的书面表达能力，学校规定专科生做作业和实验实习报告等均需以英文书写。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和课外熏陶，专业课乃至部分中学课程的教学，能够直接以英文传授，这在高等专科性大学中实属少见。良好的英语教学是交大早期的一大办学特色，也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同时，交通大学还十分重视国文教育。近代自然科学在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内容极少，它们都是以西方语言文字为存在载体，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显然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但当时的交通大学认为外文教育必须加强，而国文的学习亦不能忽视，强调在精通外文、国文的基础上，实现西学知识载体的转换。这也是当时教育的特色，即将向西方学习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其目的是要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工程教育办学之路。
四、择优选派学生留洋
（一）清朝末期的学生留洋
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留学生教育。我国第一次官派留学欧美始于19世纪最后30年。南洋公学也是较早加入这一行列的高等学堂。 自从甲午战败以后，中国学习西方把目光开始转向日本。由于盛宣怀与日本方面关系密切，于是1898年，公学率先派出“年少质颖志趣远大，中学已有根柢，英文亦颇精进者六人”赴日留学，计划学法律、政治两科。这6名留学生是：杨廷栋、富士英、杨荫杭、胡礽泰、章宗祥、雷奋。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生活顺利，何嗣焜向两江总督呈文，希望驻日使节对他们予以关照。抵达日本后，这批留学生先入日华学堂主修日文，住早稻田大学附近，日本外务省派译员随时照料。
1900年12月，公学又资送师范生章宗元、留日学生胡礽泰赴美留学。12月启程，翌年1月25日到达旧金山，先入旧金山书院，然后再进各大学深造。1901年6月，由于北洋与南洋同属招商局、电报局出资举办，公学代理总理张元济经与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商定，派毕业生王宠惠、王宠佑、张煌全、胡栋朝、陆耀廷、吴桂灵、严锦荣7人赴美国留学。8月，公学派出第四批留学生。他们是中院毕业生曾宗鉴、李福基、胡振平、赵兴昌。曾宗鉴入剑桥大学学法律，其余3人在伦敦大学，胡振平学政治，李福基学机器，赵兴昌学管理银行、铁路及理财。为了能够让他们安心就学，面对每人每年250英镑的昂贵费用，公学始终照拨不误。
以后几年陆续都有学生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1902年10月18日，盛宣怀在向清廷附奏《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片》谈到，已经分批送出21人赴英美大学堂学习。另有非南洋、北洋学堂出身的10人，也被派往英国留学。1903年，中院毕业生和政治班学生共10人又被选派到比利时留学。
在我国近代第一个留学高潮中，南洋公学从1899年至1905年共派出58名学生，占到中院和师范班毕业生人数的一半。今天看来数量不多，但在那个年代，却是一件有魄力、有眼光的举措。南洋公学是我国高等学府中最早派遣留学生的学校之一，与其他学校相比，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 南洋公学海外留学生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深受民主思想影响。1900年4月，杨廷栋、杨荫杭、雷奋、蔡锷等参加留日学生组成的爱国团体“励志会”，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所接触。12月6日，由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在东京创刊，主要刊登有关欧、美、日各国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新思潮等方面的译著或文章。4位主要编辑者中，3位就是南洋公学的留日学生杨廷栋、杨荫杭、雷奋。刊物上经常出现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塞等的著作，深受国内外青年学生欢迎。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盛宣怀长期的愿望，在与外人多次打交道中他深有体会，培养自己的人才要有开放的眼光，必须到国外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此，南洋公学学生一批接一批被派出留洋，以致上院一再缓办。中院毕业生大多数被选中为留洋对象，或去日本，或去欧美。盛宣怀对留学事项事无巨细，样样亲历亲为，对出洋学生所学专业都作出明确规定，分工很细。盛宣怀对生的要求颇为严格，反对半途而废。1903年10月，两广总督岑春煊想把在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粤籍学生陈锦涛调回任用。盛宣怀当即致电岑春煊予以阻止，电文曰：“查该生禀报本年已进耶儿大学校，来年六月当可考得博士。从前派出学生百余名，从未有一人毕业考得博士者，瓜不待熟而生摘，殊属可惜。”并电告岑说：“敝学堂立法，必欲期满考得毕业文凭，所以杜学生躁进之心，免浅尝辄止之诮，不徒为虚糜经费也。”[ 10]保证学习时间以及恪守期满毕业方能回国的规定，是公学留学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留学专业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工程、商务、法政、经济4大类，其中又以铁路、矿冶为主的工程类为多，共计23名，反映出公学重视科技留学，兼及法政、商务、经济的特点，这既不同于甲午战争之前的海军军事留学，也有别于同期以法政、军事为主要科目的留学潮。这种明显的转变，既与公学办学方向由法政转向商务实业有关，也与盛宣怀对工程商务类人才的急切需求相一致。留学生是为研求专门学问，回国后直接到厂矿、银行、外交、内政等部门担当重任。因此，除了强调在大学中认真学习获得文凭，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外，公学还很重视学生在外国考察实习，社交游历等实践活动，认为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才”。因此除了规定在校肄业年限外，公学另安排学生利用暑假或毕业后延期实习、游历。例如1901年陈锦涛等留美生出国前，盛宣怀给监督傅兰雅咨文中特别指出：“除游历时候不计外，至少亦须四年，冀可毕业，如工学生并须派在就近铁厂历练工夫，总结回华即可充当工师，方为完全。律学生、矿学生亦如此。”[ 11]1904年12月10日，盛宣怀在王宠佑延期实习的批示中说：“矿学、地学只有学堂功夫，时见终浅，必须赴各矿阅历。”可见，公学留学教育的目的不仅限于学校教育，还包括校外的社会实习，注重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如此经过规范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广泛的社会历练，有利于培养出高端的专门人才。
清末民初，不少公学留学生在各自领域担任重要职位，甚至成为近代中国知名人物。47名留学生各有所成，王宠惠曾担任国务总理；王宠惠、陈锦涛2人曾担任外交部、司法部部长；章宗元、曾宗监2人曾任次长职务；章宗元、张煜全、邵长光3人曾任大学校长；雷奋、杨荫杭、徐维震3人曾任省级司法部门负责人；王宠佑、吴健任职于民族企业并成为著名的工程专家。此外，还有很多虽默默无闻却在我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诸多贡献的工程司、厂矿、银行等部门的管理者。由此可见，留学生的成就实现了刁承祖的预言：“……较之别处学生其身价不言而喻，将来成就安可限量。”[ 12]
（二）民国初期的学生留洋
1905年到1921年间，本校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途径有3种：一是学校公派，二是考取清华庚款、各省官费出国，三是自费出国。据1932年《国立交通大学历届留学生名册》记载，1905年到1921年出国留学的本校学生（含专科及高等预科、中学毕业肄业生）共有273名，包括遗漏登记的16名，共计留学生人数达289人。留学生所学专业，除自费生可以自由选择外，各类官费生大都被指定学习工程理化。杨耀文撰《本校四十年来之重要变迁》提及此期留学生时说：“初期派遣者，选习学科一任学生自择；设立专科后，被派毕业生留学，多选择原习学科，而铁路及电机毕业生，几皆专习工程，少有择及政法经济等学科者。民国纪元后，多以留美入厂实习为主。”[ 13]
美国是留学生最主要的聚集地。1917年留美本校学生有55人，到1921年夏达89人。他们赴美途径有三：“在校诸教员之介绍；与夫政府之派送；及学生家庭之自资是也。”留学美国东部的学生都在各大城市中，或实习，或进校。“实习之厂，以奇异公司、威斯丁海司公司为主。所进之校，以康奈尔及麻省为主。所操之业，电机科居百分之三十六，土木科居百分之二十三，工程管理科居百分之四，其他实科如理化建筑农业陆军等居百分之十五，普通科、文科、法科、医科、教育等居百分之十六”[ 14]。与大部分中国留美学生相比，本校留学生还具有一些特点：“其中大半在工厂做工，其小半乃在学校读书也；又同学之中，几乎全部属于工业，而仅有少数习文法及商科者也；又全体学生，都是‘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者也。”[ 15]
此时期本校留学生在欧美等国各大学、各厂都能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大部分获得较高学位，或具有丰富的实际工程技术经验与能力。学成归国后，他们服务于交通、厂矿、教育、政治、外交等各个社会领域，为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归国留学生在各个领域中功勋卓越，知名者如张铸、徐恩元、周厚坤、徐新六、徐名材、金涛、张廷金、过探先、徐谟、孟宪承、丁西林、淩鸿勋、陈克恢、冯简、于润生等。蔡元培早在1917年本校20周年校庆的发言中就曾高度评价留学生的社会成就，他说：“自十余年以至今日，同学之负笈异邦，归而出所治以贡献于社会者，在在皆是，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远。”[16]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后来还大量聘用归国留学生担任本校专业教员，以逐渐代替外籍教员，这也是推动西方的工程教育与本国国情相融合，开创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工程教育办学之路的务实之举。 五、教育成果向国际推介
（一）多次参加世博会
自清末确立工科为办学方向之后，经过向西方学习以及唐文治校长与教职员工的励精图治，到民国初年，交大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绩，名闻海内外。社会人士认为“本校功课与欧美各大学相似”[17]，毕业生程度已达到本科水平。1911年，意大利都灵举行世界博览会，学校积极准备展品，计送展学生科学成绩一册、各种画图十副，最后学生作业和成绩展品获得优等奖。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世博会上，学校选送的学生成绩等展品，获得最高奖励——大奖章“Grand Prize”，校长唐文治也获得荣誉奖。当时参会的中国教育品获得大奖章4枚，学校名列首位[ 18]。反映了老交大在教学内容、教研质量及教育管理等方面都走在国际前列，为交大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众多美誉。
（二）举办工业铁道展览会
1933年3月30日至4月8日，交大本校工业及铁路展览会召开。这次的展品包括中外各种铁道、机车辆、零整机件、工具材料、模型器械、图标册藉、照片样本等。举办活动的内容包括演讲及游艺、特约专家会议、散发宣传品等。本次展览使国人了解了工程及铁道事业最新的进展情况，更重要是直接促进了技术及管理上的改良，间接推动了农工商业的进步。正如主办方称赞本次活动所言：“不啻协进中国之发展，而所赐予吾人精神上之愉快及教育上之价值。”[ 19]展览会期间，观者如织，盛况空前，推动了国际科学文化技术的交流，使社会各界人士更加了解交大的办学内容及育才宗旨，还使学生增加了对科学实践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情与兴趣，也使学生们看到我国工业的落后状况，意识到责任重大，从而更加勤奋学习，致力应用，奋发图强，以救中国。
六、 结语
清末民初，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是近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观念——“中体西用”在高等学校的实践。这一时期交通大学的主校人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国情，掌握“会变”的教育原则，努力探索并使外来的工程教育本土化，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工程教育模式，使交通大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为兴盛，并赢得“东方MIT”之美誉。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向国际化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清末民初交通大学国际化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启示意义犹存。
参考文献：
[1]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621.
[2] 盛宣怀.致张百熙函[B].1903-10-14.上海图书馆盛档：044187.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675.
[4]盛宣怀.请奖南洋公学洋教习片[B].1905-3.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档案：2003-sx11-0396.
[5][8][9]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143-144，186，187.
[6]王宗光.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75.
[7]清代前工程部左宗棠关于开办商务学堂、聘请洋教员、筹划经费及派员赴日考察奏摺和照会[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8-2326.
[10]盛宣怀.寄粤督岑云帅[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2003-sx11-0396.
[11]盛宣怀.派遣留学生咨文[B].上海图书馆盛档：044569-2.
[12]刁承祖.致盛宣怀函[B].上海图书馆盛档：036809.
[13]交通大学四十周纪念刊[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SW-03-0795.
[14][15]民国十年级纪念册.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3-362.
[16]北京大学蔡校长等祝词，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会祝词、笑个、纪念刊等[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3-365.
[17]母校历年大事记[B].1915年.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3-473.
[18]中国教育品赛会得奖单[N].申报，1916-1-9，（4）.
[19]1932-1933工业铁道展览会联系展品商请赠送等往来文件[B].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LS8-1123.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ur countrys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was in the initial stage. In this period， the school system was not perfect and lack of experience， so Chinese higher engineering school such as Jiaotong University started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ctively play a role model and promot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s transformation into modern education. Its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day is worth learning and reference.
Key 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Jiaotong university；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责任编辑：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