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崭新而现代的，宽敞整洁的马路和不断耸立起的高楼大厦，这里俨然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而北京又是沧桑而古老的，灰砖灰瓦的四合院和墙上的衰草又写着历史。
　　在西城区西四有这样几条胡同，它们随着元大都的兴建而诞生，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体现了北京旧城最早的城市格局。它们如同是老北京的年轮，有着自己的故事，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漫步其中，每条胡同都烙下了不同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印记，里面的趣闻掌故，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
　　元大都时期的城市街道纵横竖直，其宽度统一为大街24步，小街12步。这些街道主要为南北向，与东西干道一起构成了五十个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就是行政管理上的地段名称。由于在建成之初就把坊地赐给了各部落首领，所以在街坊中，贵族的府邸花园占了较大的面积。小街和胡同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分布在小街和胡同中的南北两侧民宅，坐北朝南，以利于夏季通风，冬日取暖。就这样，全城被规划得整整齐齐。其中典型者，如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南起阜成门内大街，北至平安里西大街，西起赵登禹路，东至西四北大街，八条东西向胡同平行整齐排列。这八条胡同也正是那时规划的结果，而且一直存续至今。
　　这一带在初创时街巷平直，房舍严整，且以大型宅院為主。在历史记载中，元大都时期这里多为达官显贵和富人的高级住宅区。原因大概是由于这里紧邻皇城西侧，便于修建王府、官员宅邸。元代之后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街区则越来越密，胡同也越来越窄，甚至出现许多支叉。民国以后的这种变化尤其明显。
　　元、明两代，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属鸣玉坊，清代为正红旗地界。直到现在，这里仍基本保持当时鸣玉坊街巷格局。这八条胡同原本各有名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按自南至北的顺序改名为西四北头条至北八条。时代变迁，政局嬗替，这八条胡同历经悠长岁月的洗礼。世事沧桑，人情冷暖都融入了胡同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之中。
　　和珅出生地
　　故宫有金銮殿，和府有银銮殿。去什刹海游玩，很多人会去恭王府看看，这座府邸住过恭亲王一家，更住过中国第一贪——和珅。很多人不知道，和珅在没有发迹之前，就是住在西四北头条，这也是他的出生地。西四北头条在明代称驴肉胡同，因驴肉集市在此得名。1911年后雅称礼路胡同。
　　和珅的父亲钮祜禄·常保，曾做过福建副都统，在清朝是一个正二品的大官，属于封疆大吏级别。而和珅的生母，则是河道总督（正二品）嘉谟庶出的女儿，同样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乾隆十五年（1749年），和珅在西四北头条胡同出生，不幸的是，在和珅3岁时，母亲生下弟弟和琳后难产去世。在他9岁时，父亲常保也在福建病逝。常保当时的小妾们把财产瓜分之后，纷纷离散，连常保的灵柩都没有运回北京来。
　　和珅兄弟俩从此无父无母，在和珅人亡家破的时候，有一个仆人给予了和珅最需要的照顾，并且一直陪伴着和珅走完了最艰辛的童年，这个仆人的名字叫做刘全。在所有的野史笔记中，刘全都是一副忠仆的形象，正是他在和珅门庭衰落后的不离不弃，日后取得了和珅绝对的信任和照顾，而且终其一生如此。
　　在昭梿（和珅同时代人）所写的《啸亭杂录》中，有一篇专门记载刘全的文章，而文章中的一句话，则留下了和珅当时窘迫生活的记载：“幼时为人执鞭，家甚贫乏，至冬月着单衫，索索有声。”和珅宠信的家奴如此，和珅自己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和珅下决心变卖了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块土地，进入咸安宫官学学习，相当于国家级高干子弟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和珅通读四书五经，更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受到老师吴省钦、吴省兰几位大儒的喜爱。和珅得到了日后发迹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机遇。当时的户部侍郎冯英廉注意到了这个天资聪颖而又刻苦求学的小伙子，对他颇为满意，并把自己的孙女冯霁雯嫁给了和珅。冯英廉在乾隆一朝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户部侍郎，而是深为倚任的重臣，这也成为和珅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而冯英廉如何注意到和珅，在野史中记载，一次冯英廉下朝，在回府的路上，听见和珅和一个少年的对话，和珅机智敏捷的回答，让冯英廉产生了好奇，等他再仔细打量这个少年时，不由得惊叹：天下竟然有这样俊美的男人！
　　在有关和珅的许多历史资料中，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一个事实：和珅是标准的美男子。在《秦鬟楼谈录》中，有一段关于和珅的描写：躯干如中人，面白皙而事修饰，行止轻缳，不矜威仪……如果中国人的记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这里还有外国友人的记载。乾隆年间，英国来华的使臣马戛尔尼，曾经写过一部《乾隆英使觐见记》，书中留下了他对于和珅的印象：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
　　坚持民族气节的程砚秋
　　西四北三条，明称箔子胡同。“箔”清讹为“雹”。民国后，“雹”又谐音改为“报”。用苇子或秫秸编成帘子称“箔”。涂上金属粉末或裱上金属薄片的纸亦称“箔”，往往用做纸钱。此胡同内有与此行业相关的作坊。3号院为明建圣祚隆长寺，尚存山门及部分殿房。在明代，还曾在这里设有汉经厂，因为地安门内也有汉经厂，所以这里称“汉经厂外厂”。
　　从西口进去的39号院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故居。程砚秋1922年在上海首次登台，就引起了轰动。就在他步入舞台艺术巅峰之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领土。面对国土沦陷，程砚秋满腔义愤，即借《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创作出京剧新戏《亡蜀鉴》，以表达绝不卖国求荣，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思想。此剧一经公演即获得巨大成功，引起观众强烈共鸣。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落敌手。敌伪当局要求北平梨园公益会出面组织京剧界义务表演，为日军唱捐飞机。在敌人的威逼下，很多人不敢不唱，程砚秋坚定地说：“我不能为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牵连。献机义务戏的事，我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之后，日本人多次邀请程砚秋参加亲日活动，程砚秋都坚决拒绝。最终他下定决心以“停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停演”后的程砚秋来到了西山青龙桥，开始了务农生活。
　　故居两进院落，现已不对外开放。在北京，程砚秋先生居住过的地方有10余处，这里算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从1937年买下此宅，直到逝世，程砚秋均在西四北三条的这处居所居住。
　　“屈辱投敌”的当街庙
　　西四北五条，明称石老娘胡同。“老娘”者，产婆旧称。或因石姓老娘居此而得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大汉奸王克敏曾在此居住，以后又成为军阀张昌宗的宅邸。
　　西四北五条胡同东口原先有一座庙宇，俗称“当街庙”。有关当街庙的故事跟明英宗朱祁镇有关。
　　明朝英宗时期，瓦剌的实权人物太师也先，经常以朝贡为名，骗取明朝的各种赏赐。明朝对瓦剌来朝贡的人员按人头派发赏赐，且颇为丰厚。尝到甜头的也先，感觉这比抢掠好多了，于是不断增加使者数目，最后竟然高达三千余人。太监王振对此不满，下令减少赏赐。也先很生气，借此挥师南下，直逼大同，威胁北京。当时，英宗被王振忽悠，决定效法先祖，御驾亲征。他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让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监国。
　　当时朝廷的军队主力都在外地，朱祁镇建功立业心切，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了20万人，号称50万大军，仓促出发。结果一系列的决策错误，导致发生“土木堡之变”，朱祁镇本人被俘，明军20余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文武大员52名战死，朝廷损失了相当于三分之二的中枢大员。
　　朱祁镇没有自杀殉国，而是被也先带到明朝各边关军事重镇门前叫关，朱祁镇在关前叫喊“我是太上皇，快打开门”，到处叫，但都没有人敢开门。也先看留着明英宗朱祁镇实在捞不到好处，一年后就把他送回了北京。
　　经历了“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新做了皇帝。他一边屠杀、流放景泰朝的忠臣，一边不忘感恩也先的不杀之恩，命人在西四牌楼北侧道路当中建了也先庙。据清末民初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记载：“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中间有一庙宇，座南面向北，名当街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庙供额森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故北面”。“当年车马皆由庙之两旁绕行”，颇有文庙的气派，文庙是要求“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这小庙恰恰成为明英宗屈辱投敌的见证。民国初年，“修马路时始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