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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而这正是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那么，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怎么重新提出的，十八大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转型道路之争
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保留着旧体制的许多遗产，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遗风还存在。它是一个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半统制是半计划经济的表现，是行政命令的经济。
按过去的说法这种经济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济。它既有过去体制因素，又有未来体制因素，两种因素此消彼长，但不确定哪种因素在发展，哪种因素在消退。所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新的因素逐渐消除旧的因素，二是旧的因素不断强大，把新的因素排除掉。新的因素是市场因素，旧的因素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因素。
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往往是行政调整的，在这个经济中讨论经济的因素，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里到底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所谓倒退就是政府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而市场的决定作用慢慢消退了。
2003～2006年，旧的因素没有得到消除，以至于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十八大以前出现的问题，就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加速推进。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化是市场的产物，但在前些年，城市化是政府占主导，因此这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停滞和倒退，使得我们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前苏联式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是靠投资，二是靠效率。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依靠投资和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因为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1995 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多年来许多经济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明确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转变的目标，也就是要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九五”计划期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1～2005年，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在现行体制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种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土地资源。在政府为导向的城市化下，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创造政绩，而政府恰恰有这个能力。
农村土地在合作化以后，归集体所有，是否出让的决定权掌握在农村干部手里。根据1982年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把农民的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就有一个转手过程，征用农民土地时，是按照农产品产出作价的，而城市土地的价格则是按照城市的作价，差价巨大。一亩地的价格从几千元涨到后来的几万元，以至几十万、上百万元。
政府因为握有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就用大量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1世纪初期，许多地方都在用大量的巨额投资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以，“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在转型，而是变得更加粗放。
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是按照“十五”计划期间的路子，用大量的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回到“九五”计划制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道路上去？
改革需要加快
改革在某些层面推进得不错，但在有些领域，推进得仍然不够，需要加快。对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人们既关心又忧心。稳增长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
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在不断下降，2014年降到7.7%，但就业情况良好。2013年预计目标是实现950万人就业，最终达到了1300万人。2014年上半年GDP增速继续下降，降至7.4%，就业的情况却比2014年还好。所以，对于增长有所下降，不要只看数字，而应关注是否能保就业、保民生。
通常人们会误以为，增长率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增长结构，有的部门的增长对吸收就业的能力很弱，有的吸收能力很强。如果结构的优化使得吸收就业能力强的部门增长快，吸收能力差的部门增长慢，那么就业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有所好转。
变化来自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效率。通常，提高效率可以采取4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劳动的智能化。二是增加制造业的服务成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现代制造业的特点就是服务化。微笑曲线的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在过去，这两端是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业。三是发展服务业。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与第二产业齐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十一五”号召了5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从2012年开始变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项改革。
一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后来推行到全国，现在要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第三产业。营业税最大的问题是重复收税，因为它是根据全部营业额来征税的。而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所以，营改增之后，鼓励增值，特别是服务业，也因此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比如网购，一个阿里巴巴和淘宝就带动了很多行业，包括快递、结算、网店等，分工集中化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就加快了。
二是从广东、深圳开始，新一届政府推行的行政便利化。就2014年的数据来说，各地的工商登记有了百分之几百的增长，这同样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两项改革，其实都是“小试牛刀”，但却起了大作用。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向前推进，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都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相信改革能夠解决问题。
本文节选自《国家命运：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文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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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而这正是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那么，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怎么重新提出的，十八大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转型道路之争
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保留着旧体制的许多遗产，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遗风还存在。它是一个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半统制是半计划经济的表现，是行政命令的经济。
按过去的说法这种经济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济。它既有过去体制因素，又有未来体制因素，两种因素此消彼长，但不确定哪种因素在发展，哪种因素在消退。所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新的因素逐渐消除旧的因素，二是旧的因素不断强大，把新的因素排除掉。新的因素是市场因素，旧的因素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因素。
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往往是行政调整的，在这个经济中讨论经济的因素，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里到底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所谓倒退就是政府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而市场的决定作用慢慢消退了。
2003～2006年，旧的因素没有得到消除，以至于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十八大以前出现的问题，就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加速推进。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化是市场的产物，但在前些年，城市化是政府占主导，因此这其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停滞和倒退，使得我们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采用的是前苏联式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是靠投资，二是靠效率。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依靠投资和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因为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1995 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多年来许多经济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明确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转变的目标，也就是要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九五”计划期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1～2005年，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在现行体制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种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土地资源。在政府为导向的城市化下，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创造政绩，而政府恰恰有这个能力。
农村土地在合作化以后，归集体所有，是否出让的决定权掌握在农村干部手里。根据1982年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把农民的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就有一个转手过程，征用农民土地时，是按照农产品产出作价的，而城市土地的价格则是按照城市的作价，差价巨大。一亩地的价格从几千元涨到后来的几万元，以至几十万、上百万元。
政府因为握有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就用大量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1世纪初期，许多地方都在用大量的巨额投资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以，“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在转型，而是变得更加粗放。
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是按照“十五”计划期间的路子，用大量的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回到“九五”计划制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道路上去？
改革需要加快
改革在某些层面推进得不错，但在有些领域，推进得仍然不够，需要加快。对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人们既关心又忧心。稳增长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
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在不断下降，2014年降到7.7%，但就业情况良好。2013年预计目标是实现950万人就业，最终达到了1300万人。2014年上半年GDP增速继续下降，降至7.4%，就业的情况却比2014年还好。所以，对于增长有所下降，不要只看数字，而应关注是否能保就业、保民生。
通常人们会误以为，增长率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增长结构，有的部门的增长对吸收就业的能力很弱，有的吸收能力很强。如果结构的优化使得吸收就业能力强的部门增长快，吸收能力差的部门增长慢，那么就业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有所好转。
变化来自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效率。通常，提高效率可以采取4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劳动的智能化。二是增加制造业的服务成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现代制造业的特点就是服务化。微笑曲线的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在过去，这两端是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业。三是发展服务业。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与第二产业齐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十一五”号召了5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从2012年开始变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项改革。
一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后来推行到全国，现在要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第三产业。营业税最大的问题是重复收税，因为它是根据全部营业额来征税的。而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所以，营改增之后，鼓励增值，特别是服务业，也因此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比如网购，一个阿里巴巴和淘宝就带动了很多行业，包括快递、结算、网店等，分工集中化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就加快了。
二是从广东、深圳开始，新一届政府推行的行政便利化。就2014年的数据来说，各地的工商登记有了百分之几百的增长，这同样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两项改革，其实都是“小试牛刀”，但却起了大作用。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向前推进，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都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相信改革能夠解决问题。
本文节选自《国家命运：中国未来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文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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