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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觉的城市环境治理走过了40多年的征程，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并开拓前行的道路，是我们必须承担起来的一项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导向下，城市环境治理进入新的阶段。现实表明，处在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中，我们空前地感受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得到生态理性的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的规划中，需要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确立起生态理性，让生态理性贯穿于一切行动之中。余敏江教授的新著《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诸多启发性的意见和见解。
关键词： 环境治理;生态文明;生态理性;美丽中国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一书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比照国际经验，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城市环境治理关系到整个城市共同体的命运。如果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继续恶化，所有人都有可能“平等地”共赴危难，而不是仅仅把某个阶级、群体推向灾难的边缘。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重要性上自不待言。余敏江教授的新著选取这个问题，展现自己的学术志业，反映出一位学者对城市居民命运的关切。
一、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历程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在中国环境治理历史中总结概括出了几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受到西方生态主义影响的“应急开拓式治理”。在90年代，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确立，更主要的是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个判断的引导下，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采取了“权宜性治理”的方式。“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促使城市环境治理的主动性的提升，形成了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前提下的城市环境治理模式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美丽中国”建设。因而，也意味着一个“能动式治理”模式的生成。
也许余敏江教授关于这四种城市环境治理模式的概括是可以争议的，但我们必须承认，他通过这四种模式所作出的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阶段划分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划分不仅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留下的足迹，而且为我们指明了走向未来的方向。余敏江教授在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的历史进行梳理时，是以一些标志性事件为参照去划分阶段的，并认为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环境治理模式。这样一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阶段中人们对环境治理的态度、理念上的差异，也让我们看到了环境治理行动上的不同。而且，在不断地自我超越中走出了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城市环境治理之路。
从余敏江教授所作出的历史梳理来看，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的问题上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行动的，这也是中国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治理意义上的一般性特征，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余敏江教授在证明自己的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阶段划分时，提出了如下依据：
197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做出的指示，它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推动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同时，这一段时期，中国环保制度和政策的建设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扩展到水、大气、海洋等重要领域的管理，并建立了以“三同时”、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卫生城市创建制度为核心的基本制度，从横向、纵向维度交合中搭建起了城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城市环境保护领域主要是以制度、機构建设为重点。但是，就制定的各项政策来看，可实施性明显不足，并且在这些政策背后包含着一个隐约可见的意向，那就是“先污染、后治理”，与不走“弯路”的要求并不完全相符。
当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是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开始为人们所重视。这是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走出的第一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现代生态文明意识开始在中国城市社会中觉醒的标志。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了环境和生态意识，对于其后城市环境治理的展开，提供了认识上的准备。
从1992年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2年的27068.3亿元，到2002年超过12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加，从1992年的2324元，到2002年上升至9450元，实现了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向小康迈进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然而这种发展，在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和生态方面的代价。也就是说，使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城市居民要求环境保护的声音越来越高。
当然，在这一时期，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甚至可以说城市环境治理实现了升级换代。但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理念下，总体上看，城市环境治理被置于服从经济发展要求的地位上了。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余敏江教授把这个时期的城市环境治理称作“权宜性治理”。显然，将这个时期的城市环境治理称作“权宜性治理”是有着明显的批评意涵的，但就现实来看，正是在这一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恶化是非常显著的，甚至达到了社会“难以承受之重”的地步。
环境和生态压力一方面对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发展显现出了不可持续状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此前，关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是，人们思考的重心还是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与之相比，“科学发展观”这个提法在内涵上更为丰富了，在外延上也得到了扩展，是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超越和完善。从“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的一段情况看，中国在生态文明教育、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许多非营利组织也得以兴起并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来，不仅国家政权机构对它们的行动给予默许和认可，而且也有着对其进行积极引导的意向。所以，余敏江教授认为这个时期的城市环境治理具有“参与式治理”的特征。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来说，甚至对新中国的发展史而言，“党的十八大”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承先启后的阶段。如果分别表述的话，“党的十八大”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同时，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假如我们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那么，党的十八大则是第三个阶段的起点。所以，在环境治理方面，这也同样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且是一个更高的起点。我们这样说，首先是要肯定在环境治理方面对此前的承接性;其次是要指出作为行动方向的目标、行动主体以及行动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更加明确了，既有清晰的环境治理框架，又有明确的行动理念，还有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认定和追究措施，而不是此前的流于形式的“一票否决制”。今天，“美丽中国”不只是一句激荡人心的口号，而是整个社会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在行动的意义上，城市环境治理不仅限于环境保护这种消极的行动策略上，而是被提升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或者说，被放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之中，从属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许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都成了深入人心和耳熟能详的论断。得益于此，多元的城市环境治理主体迅速涌现了出来，并形成了环境共治的局面，能够开展积极互动。正是在此意义上，余敏江教授将这一新阶段的环境治理称作“能动式治理”。
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历程来看，虽然余敏江教授将其划分为几种模式，但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逐步完善和系统化的过程。公众的环境意识、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的实施政策和行动机构及其力度等，都表现出了逐步增强的状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下，城市环境治理被作為通向“美丽中国”的一条最为重要的道路对待。这既是中国特色，也为全球的环境治理、生态建设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思路。
二、开展生态理性下的城市环境治理行动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所要建立的和所要阐释的是“生态理性”的观念，他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道路的描述，恰恰要从中发现生态理性的观念是如何一步步地形成的。当然，作为一个概念，也可以认为，余敏江教授是在对“技术理性”概念及其实践形态的反思中去建构“生态理性”概念的，并希望把城市环境治理放在生态理性的指导下去开展行动。
我们知道，“技术理性”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用以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概念，虽然这个概念的明晰化得益于哈贝马斯，但其思想内涵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完整的体现。特别是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实现的技术统治现象。在马尔库塞看来，正是这种技术统治（此前的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资本的统治”）把社会引向了片面发展之路，使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中的人也变成了“单面人”。所以，“技术理性”这个概念在马尔库塞那里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20世纪70年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主题发生了转移，从60年代青年左翼的“反异化、反压迫”运动转向了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其中，环境和生态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热点，而且是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问题。
随着社会运行和发展主题的改变，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及其影响的批判性揭示似乎被人们忘却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的“技术理性”在理论影响力方面逐渐缩小，以至于后来仅仅成了书斋中的话题。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仍然按照技术理性的思维路径去开展活动，特别是在环境治理中，技术理性的思维得到了充分展现。本来，正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链的断裂等问题，现在，当人们准备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依然走在技术理性所指引的道路上。这是不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画卷？在这种情况下，去对城市环境治理中的理性层面进行思考就显得非常必要。也就是说，应当在城市环境治理的领域中，去寻求一种不同于技术理性的理性——生态理性。余敏江的新著从“城市环境治理”破题，通过描述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去重点阐释生态理性的概念，显然在理论上将视野大大地拓展了开来。
通过技术理性概念的使用，社会批判理论事实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更为深入的批判，尽管这些批判还主要停留在理论上。可是，当环境、生态等问题凸现了出来后，技术理性概念的批判功能也就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证实。生态问题显然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无论是就其发生的原因还是现实表现以及影响，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假如我们从“资本”的概念出发去理解这个问题的话，虽然也能达成某种满意的认识，却无法避免来自于某个意想不到的方面的反驳。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辞书中，几乎所有曾经被用来激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如果用于理解生态问题时，都会像“资本”这个概念一样，能够提供有力的批判武器，但达不到应当达到的深层。所以，技术理性的概念在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中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的。
如果说工业社会及其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因为贯穿着技术理性而带来了生态问题，那么在建设性的意义上，应当用什么样的理性来取代技术理性呢？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人在一般的意义上提出了“价值理性”的概念，而且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是去解决日常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如果用于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的话，就会显得无处着落。可以认为，“价值理性”的概念是不适用于理解生态问题的，更不可能直接而有效地资益于环境治理行动。所以，即便坚持“价值理性”的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领域中，也需要对其进行再定义，即提出“生态理性”的概念。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突出强调的是“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对研究工作的很高的定位。显而易见，在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时，需要找到一个着力点的。既然工业社会及其资本主义在行进中由于技术理性的思维和贯穿了技术理性的行动制造出了生态问题，那么，当我们用生态理性置换了技术理性，也就能够实现社会发展道路的变轨，从而走向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方向。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余敏江教授在关于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中，找到了最为根本性的原点。从这里出发，可以在社会发展模式方面提出合理的构想。当然，余敏江教授所取得的成果，得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环境治理方面所走过的路程，给了余敏江教授以启发，让他捕捉到了生态理性这个关键所在。事实上，从该书的叙事来看，是直接地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在“党的十八大”后，走上了在生态理性下行动的道路。 三、在生态理性指引下建构生态文明
在回顾理论时，余敏江教授指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我们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学派，至多是一种思潮，它是关注生态问题和开展生态问题研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学术群集状态。其中，很多人都受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而且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大都有着社会批判理论的论辩风格。基本上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生态主义的批判指向性的思潮，但也包含着一些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其中，提出和使用“生态理性”的概念就是他们的最大理论贡献。作为一个思潮，或者，作为一场生态主义运动，参与其中的几乎所有学者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秉持生态理性的理念，不管他们是否在叙事时直接地使用了这个概念。所以，把生态理性概念的确立归功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曾经一度成为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潮，对于国际环境政治以及各国环境治理都产生了某些影响，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家也把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作为自己拥有“政治文明”意识的标签，只有那些极端“物质主义”的民粹主义（如美国最近一个时期的表现），才不理会文明与否的问题。所以，具有生态理性的文明理念也成了政治的标准，同样可以相信，生态理性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生活是否文明的标志。今天我们看到商品上的“绿色标识”、服务业的绿色项目（如“绿色金融”）等，都正在把能汇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潮流作为卖点来加以经营，说明人们在思想上是认同生态文明的。这本身就是生态文明的体现，也是政治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化的体现。应当说，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生态文明意识得以确立的成就，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著作的引进和传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通过知识界撒向了整个社会。
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走过的城市环境治理道路看，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浓缩了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在初期，各个领域中都在努力学习和塑造技术理性，要求在技术理性之下去开展行动。在余敏江教授关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几种模式的梳理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中，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态度上，在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时，明显地反映出了技术理性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即使单单看环境治理自身，也曾经有过一段在技术理性主导下行动的经历，曾一度表现出一种对技术的迷信状态。我们反对技术理性、技术主义等，但我们决不反对技术。在环境治理中，对技术手段的采用是必须的，但需要有一种系统观念，需要把技术的应用放在系统性的整体之中。事实情况则是，中国的城市环境治理恰恰有过一段“重技术”“轻社会”甚至“不讲政治”的阶段。当然，这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历史。这是因为，当我们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时，也就等于把生态理性推展了出来，从而实现了对技术理性的超越。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拥有生态理性，使我们在城市环境治理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在不远的将来，当“美丽中国”的梦想成真的时候，社会的一切生产、生活和交往形式，都会显现着生态文明的色彩。
中国的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呈现出合作治理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新闻媒体经常看到，西方的环境组织开展了什么样的行动，而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行动存在着显示度不足的问题。其实，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地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在资源获取上都主要依赖于社会，他们必须通过谋划一些具有显示度的活动去吸引廣泛的关注，以便从中获取所需的资源。所以，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媒体的曝光，至于实际行动效果，在他们眼中远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对我们感官形成冲击的，往往是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在体制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或者说，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在环境治理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行动事项上，而是更加注重实际效果，不太注重媒体的张扬。
中国的体制所表现出来的是，由执政党、政府以及广泛的社会力量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行动体系，它通过一整套内在的运行机制去整合行动，并不依赖于通过媒体去整合社会行动的方式。我们做出这种比较是要说，在环境治理方面，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后，在拥有完整的法律制度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差别并不大。但是，西方国家所采用的自由主义体制决定了它在环境治理方面往往是由某个或某些非政府组织采取单兵突击式的行动，然后通过媒体宣传，再后获取社会支援。在中国，则是由执政党、政府和社会构成了一个整体，是通过有机合作的方式开展行动的，在拥有了明确的理念、方向后，就能够步步为营地取得进步。现在，我们已拥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理念，我们的行动也能够建立在生态理性的基础上。所以，可以相信，中国很快地就会展现出环境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总之，就行动者而言，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已形成合作行动体系，假如说这一点在西方国家还是一种理论畅想的话，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
中国人走出“牛耕”时代的年头不多，所以，在如何做事的问题上，人们立马就会想到御牛之景，那就是“牵牛鼻子”。就全球而言，经历了工业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人类被加予的是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也许风险和危机事件突发在不同的领域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可以认为，绝大多数都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脱不了干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环境和生态问题证明了整个人类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牛鼻子”意义的可能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建构生态理性又是重中之重。余敏江教授的新著以书名点破了主题，引发我的诸多联想，故写下此文，作为对余敏江教授新著的评论。
Record of the New Attempt and Breakthrough of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ook Review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ason： the 40 Years of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Zhang Kangzhi
Abstract： China's self-consciou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nd in this process， there were lots of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which should be summed up to benefit futu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the goal of "Beautiful China"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entered into a new period. Ecological progress needs the support of ecological reason， which means， the whole social life must build upon the ecological reason. The book Written by Prof. YU Minjiang，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ason： the 40 Years of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cords a lot of exploration in this research area and narrates many illuminating point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Reason; Beautiful China
（责任编辑 方卿）
关键词： 环境治理;生态文明;生态理性;美丽中国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一书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比照国际经验，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城市环境治理关系到整个城市共同体的命运。如果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继续恶化，所有人都有可能“平等地”共赴危难，而不是仅仅把某个阶级、群体推向灾难的边缘。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重要性上自不待言。余敏江教授的新著选取这个问题，展现自己的学术志业，反映出一位学者对城市居民命运的关切。
一、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历程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在中国环境治理历史中总结概括出了几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受到西方生态主义影响的“应急开拓式治理”。在90年代，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确立，更主要的是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个判断的引导下，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采取了“权宜性治理”的方式。“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促使城市环境治理的主动性的提升，形成了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前提下的城市环境治理模式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美丽中国”建设。因而，也意味着一个“能动式治理”模式的生成。
也许余敏江教授关于这四种城市环境治理模式的概括是可以争议的，但我们必须承认，他通过这四种模式所作出的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阶段划分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划分不仅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留下的足迹，而且为我们指明了走向未来的方向。余敏江教授在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的历史进行梳理时，是以一些标志性事件为参照去划分阶段的，并认为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环境治理模式。这样一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阶段中人们对环境治理的态度、理念上的差异，也让我们看到了环境治理行动上的不同。而且，在不断地自我超越中走出了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城市环境治理之路。
从余敏江教授所作出的历史梳理来看，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的问题上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行动的，这也是中国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治理意义上的一般性特征，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余敏江教授在证明自己的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阶段划分时，提出了如下依据：
197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做出的指示，它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推动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同时，这一段时期，中国环保制度和政策的建设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扩展到水、大气、海洋等重要领域的管理，并建立了以“三同时”、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卫生城市创建制度为核心的基本制度，从横向、纵向维度交合中搭建起了城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城市环境保护领域主要是以制度、機构建设为重点。但是，就制定的各项政策来看，可实施性明显不足，并且在这些政策背后包含着一个隐约可见的意向，那就是“先污染、后治理”，与不走“弯路”的要求并不完全相符。
当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是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开始为人们所重视。这是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走出的第一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现代生态文明意识开始在中国城市社会中觉醒的标志。中国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了环境和生态意识，对于其后城市环境治理的展开，提供了认识上的准备。
从1992年到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2年的27068.3亿元，到2002年超过12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增加，从1992年的2324元，到2002年上升至9450元，实现了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向小康迈进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然而这种发展，在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和生态方面的代价。也就是说，使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城市居民要求环境保护的声音越来越高。
当然，在这一时期，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甚至可以说城市环境治理实现了升级换代。但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理念下，总体上看，城市环境治理被置于服从经济发展要求的地位上了。也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余敏江教授把这个时期的城市环境治理称作“权宜性治理”。显然，将这个时期的城市环境治理称作“权宜性治理”是有着明显的批评意涵的，但就现实来看，正是在这一时期，城市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恶化是非常显著的，甚至达到了社会“难以承受之重”的地步。
环境和生态压力一方面对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发展显现出了不可持续状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此前，关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是，人们思考的重心还是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与之相比，“科学发展观”这个提法在内涵上更为丰富了，在外延上也得到了扩展，是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超越和完善。从“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的一段情况看，中国在生态文明教育、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许多非营利组织也得以兴起并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来，不仅国家政权机构对它们的行动给予默许和认可，而且也有着对其进行积极引导的意向。所以，余敏江教授认为这个时期的城市环境治理具有“参与式治理”的特征。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来说，甚至对新中国的发展史而言，“党的十八大”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承先启后的阶段。如果分别表述的话，“党的十八大”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同时，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假如我们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那么，党的十八大则是第三个阶段的起点。所以，在环境治理方面，这也同样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且是一个更高的起点。我们这样说，首先是要肯定在环境治理方面对此前的承接性;其次是要指出作为行动方向的目标、行动主体以及行动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更加明确了，既有清晰的环境治理框架，又有明确的行动理念，还有具有可操作性的责任认定和追究措施，而不是此前的流于形式的“一票否决制”。今天，“美丽中国”不只是一句激荡人心的口号，而是整个社会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在行动的意义上，城市环境治理不仅限于环境保护这种消极的行动策略上，而是被提升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或者说，被放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之中，从属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许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都成了深入人心和耳熟能详的论断。得益于此，多元的城市环境治理主体迅速涌现了出来，并形成了环境共治的局面，能够开展积极互动。正是在此意义上，余敏江教授将这一新阶段的环境治理称作“能动式治理”。
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历程来看，虽然余敏江教授将其划分为几种模式，但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逐步完善和系统化的过程。公众的环境意识、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的实施政策和行动机构及其力度等，都表现出了逐步增强的状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下，城市环境治理被作為通向“美丽中国”的一条最为重要的道路对待。这既是中国特色，也为全球的环境治理、生态建设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思路。
二、开展生态理性下的城市环境治理行动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所要建立的和所要阐释的是“生态理性”的观念，他对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道路的描述，恰恰要从中发现生态理性的观念是如何一步步地形成的。当然，作为一个概念，也可以认为，余敏江教授是在对“技术理性”概念及其实践形态的反思中去建构“生态理性”概念的，并希望把城市环境治理放在生态理性的指导下去开展行动。
我们知道，“技术理性”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用以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概念，虽然这个概念的明晰化得益于哈贝马斯，但其思想内涵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完整的体现。特别是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实现的技术统治现象。在马尔库塞看来，正是这种技术统治（此前的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资本的统治”）把社会引向了片面发展之路，使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中的人也变成了“单面人”。所以，“技术理性”这个概念在马尔库塞那里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20世纪70年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主题发生了转移，从60年代青年左翼的“反异化、反压迫”运动转向了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其中，环境和生态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热点，而且是一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问题。
随着社会运行和发展主题的改变，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及其影响的批判性揭示似乎被人们忘却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的“技术理性”在理论影响力方面逐渐缩小，以至于后来仅仅成了书斋中的话题。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仍然按照技术理性的思维路径去开展活动，特别是在环境治理中，技术理性的思维得到了充分展现。本来，正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链的断裂等问题，现在，当人们准备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依然走在技术理性所指引的道路上。这是不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画卷？在这种情况下，去对城市环境治理中的理性层面进行思考就显得非常必要。也就是说，应当在城市环境治理的领域中，去寻求一种不同于技术理性的理性——生态理性。余敏江的新著从“城市环境治理”破题，通过描述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去重点阐释生态理性的概念，显然在理论上将视野大大地拓展了开来。
通过技术理性概念的使用，社会批判理论事实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更为深入的批判，尽管这些批判还主要停留在理论上。可是，当环境、生态等问题凸现了出来后，技术理性概念的批判功能也就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证实。生态问题显然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无论是就其发生的原因还是现实表现以及影响，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假如我们从“资本”的概念出发去理解这个问题的话，虽然也能达成某种满意的认识，却无法避免来自于某个意想不到的方面的反驳。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辞书中，几乎所有曾经被用来激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如果用于理解生态问题时，都会像“资本”这个概念一样，能够提供有力的批判武器，但达不到应当达到的深层。所以，技术理性的概念在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中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的。
如果说工业社会及其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因为贯穿着技术理性而带来了生态问题，那么在建设性的意义上，应当用什么样的理性来取代技术理性呢？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人在一般的意义上提出了“价值理性”的概念，而且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是去解决日常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问题。如果用于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的话，就会显得无处着落。可以认为，“价值理性”的概念是不适用于理解生态问题的，更不可能直接而有效地资益于环境治理行动。所以，即便坚持“价值理性”的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领域中，也需要对其进行再定义，即提出“生态理性”的概念。
余敏江教授的新著突出强调的是“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对研究工作的很高的定位。显而易见，在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时，需要找到一个着力点的。既然工业社会及其资本主义在行进中由于技术理性的思维和贯穿了技术理性的行动制造出了生态问题，那么，当我们用生态理性置换了技术理性，也就能够实现社会发展道路的变轨，从而走向生态文明得以建立的方向。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余敏江教授在关于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中，找到了最为根本性的原点。从这里出发，可以在社会发展模式方面提出合理的构想。当然，余敏江教授所取得的成果，得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环境治理方面所走过的路程，给了余敏江教授以启发，让他捕捉到了生态理性这个关键所在。事实上，从该书的叙事来看，是直接地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在“党的十八大”后，走上了在生态理性下行动的道路。 三、在生态理性指引下建构生态文明
在回顾理论时，余敏江教授指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生态理性”的概念。我们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学派，至多是一种思潮，它是关注生态问题和开展生态问题研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学术群集状态。其中，很多人都受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而且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大都有着社会批判理论的论辩风格。基本上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生态主义的批判指向性的思潮，但也包含着一些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其中，提出和使用“生态理性”的概念就是他们的最大理论贡献。作为一个思潮，或者，作为一场生态主义运动，参与其中的几乎所有学者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秉持生态理性的理念，不管他们是否在叙事时直接地使用了这个概念。所以，把生态理性概念的确立归功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曾经一度成为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潮，对于国际环境政治以及各国环境治理都产生了某些影响，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家也把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作为自己拥有“政治文明”意识的标签，只有那些极端“物质主义”的民粹主义（如美国最近一个时期的表现），才不理会文明与否的问题。所以，具有生态理性的文明理念也成了政治的标准，同样可以相信，生态理性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生活是否文明的标志。今天我们看到商品上的“绿色标识”、服务业的绿色项目（如“绿色金融”）等，都正在把能汇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潮流作为卖点来加以经营，说明人们在思想上是认同生态文明的。这本身就是生态文明的体现，也是政治文明以及整个社会文明化的体现。应当说，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生态文明意识得以确立的成就，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著作的引进和传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通过知识界撒向了整个社会。
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走过的城市环境治理道路看，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浓缩了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在初期，各个领域中都在努力学习和塑造技术理性，要求在技术理性之下去开展行动。在余敏江教授关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几种模式的梳理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中，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态度上，在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时，明显地反映出了技术理性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即使单单看环境治理自身，也曾经有过一段在技术理性主导下行动的经历，曾一度表现出一种对技术的迷信状态。我们反对技术理性、技术主义等，但我们决不反对技术。在环境治理中，对技术手段的采用是必须的，但需要有一种系统观念，需要把技术的应用放在系统性的整体之中。事实情况则是，中国的城市环境治理恰恰有过一段“重技术”“轻社会”甚至“不讲政治”的阶段。当然，这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历史。这是因为，当我们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时，也就等于把生态理性推展了出来，从而实现了对技术理性的超越。反过来说，正因为我们拥有生态理性，使我们在城市环境治理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在不远的将来，当“美丽中国”的梦想成真的时候，社会的一切生产、生活和交往形式，都会显现着生态文明的色彩。
中国的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呈现出合作治理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新闻媒体经常看到，西方的环境组织开展了什么样的行动，而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的行动存在着显示度不足的问题。其实，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地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在资源获取上都主要依赖于社会，他们必须通过谋划一些具有显示度的活动去吸引廣泛的关注，以便从中获取所需的资源。所以，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媒体的曝光，至于实际行动效果，在他们眼中远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对我们感官形成冲击的，往往是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在体制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或者说，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在环境治理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行动事项上，而是更加注重实际效果，不太注重媒体的张扬。
中国的体制所表现出来的是，由执政党、政府以及广泛的社会力量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行动体系，它通过一整套内在的运行机制去整合行动，并不依赖于通过媒体去整合社会行动的方式。我们做出这种比较是要说，在环境治理方面，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十年的法治建设后，在拥有完整的法律制度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差别并不大。但是，西方国家所采用的自由主义体制决定了它在环境治理方面往往是由某个或某些非政府组织采取单兵突击式的行动，然后通过媒体宣传，再后获取社会支援。在中国，则是由执政党、政府和社会构成了一个整体，是通过有机合作的方式开展行动的，在拥有了明确的理念、方向后，就能够步步为营地取得进步。现在，我们已拥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理念，我们的行动也能够建立在生态理性的基础上。所以，可以相信，中国很快地就会展现出环境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总之，就行动者而言，中国在城市环境治理方面已形成合作行动体系，假如说这一点在西方国家还是一种理论畅想的话，那么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
中国人走出“牛耕”时代的年头不多，所以，在如何做事的问题上，人们立马就会想到御牛之景，那就是“牵牛鼻子”。就全球而言，经历了工业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人类被加予的是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也许风险和危机事件突发在不同的领域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可以认为，绝大多数都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脱不了干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环境和生态问题证明了整个人类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牛鼻子”意义的可能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建构生态理性又是重中之重。余敏江教授的新著以书名点破了主题，引发我的诸多联想，故写下此文，作为对余敏江教授新著的评论。
Record of the New Attempt and Breakthrough of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ook Review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ason： the 40 Years of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Zhang Kangzhi
Abstract： China's self-consciou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nd in this process， there were lots of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which should be summed up to benefit futu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the goal of "Beautiful China"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entered into a new period. Ecological progress needs the support of ecological reason， which means， the whole social life must build upon the ecological reason. The book Written by Prof. YU Minjiang，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ason： the 40 Years of China's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cords a lot of exploration in this research area and narrates many illuminating point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Reason; Beautiful China
（责任编辑 方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