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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服务是当前出版领域融合发展的深入与扩展阶段，亦是实现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伴随实践工作的日益完善，学界以“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加。本文以“第6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录的19篇涉及“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题的会议文献为基础研究样本，并与近年来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进一步探索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研究新进展。文章主要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现状、模式、技术赋能、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以期在融合发展背景下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出版 融合发展 知识服务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0） 01-0011-11
New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Status、 Model、 Technology and Path
Huang Xianrong Chang Jialing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stitute，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Knowledge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shing enterprises. The authors analyze new advances on the topic of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s” and combined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with 19 papers chosen from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s a study sampl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peration mod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path and other aspects of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s to expand the discussion.
[Key words] Publishing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Knowledge service Research progress
知識服务在出版领域的兴起并不是一种偶然，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提高，其服务层次也遵循着“信息-知识-智能”的方向相应提升[1]。正如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中所言，“我们被信息淹没，但是却渴求知识。将来，读者不再会接受编辑的知识预先决定权，而是告诉他们，我想要什么”[2]。基于知识服务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标示着出版服务未来的发展趋势。2015—2018年期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先后分三批遴选出110家企事业单位、28家知识服务技术支持单位，参与探索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与此同时，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知识服务类别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的相继建设为完善我国知识服务体系、提高知识资源的生产与供给能力奠定基础。由此可知，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主导、创新驱动、质效并重”的知识服务发展格局已成为实现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亦是进一步推动出版融合纵深发展的题中之义[3]。
在此背景下，由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第6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2日至3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以“5G时代的数字出版：泛在、智联、融合”为主题，深入探讨了数字时代出版领域的前沿问题。其中，有关“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论述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所收录相关研究文献数量颇丰。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界“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文献为基础研究样本，并以其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对本次会议中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与重点问题进行补充，以期进一步陈述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研究热点及其进展。
1 “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议题会议文献概述
经统计，本次会议中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相关的文献共19篇，涵盖完整论文与会议报告两种形式，分别来自大会主题报告（11篇），分论坛“数字出版产业与经营”（1篇）、“数字出版技术与知识服务”（3篇）、“数字出版研究新锐：泛数字出版产业”（2篇）、“数字出版研究新锐：科学交流与知识服务”（2篇）。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次会议有关“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议题的相关文献主要包含5个核心研究方向，分别为“技术变革与出版知识服务创新”“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依托专业特性的出版知识服务实践”“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人才培养”以及“出版单位知识服务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近年来相关成果与实践进展，对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现状、模式、技术赋能、发展路径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予以分析，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提供参考。 2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现状
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本质在于特定知识应用场景中，知识产品所蕴含的知识内容从知识服务主体向知识服务客体传播[4]。因此，从有关知识服务主体、客体、产品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我们可以窥见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开展现状。
2.1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
有关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主体多元化发展。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正在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形成一种合作共赢或激烈斗争的局面[5]，这是对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状况的形象描述。传统出版机构基于政策发力、布局知识服务领域的同时，互联网平台运营商、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社会化生产者等第三方主体也凭借自身优势积极介入知识服务市场布局中。刘影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知识生产新“场域”，在此场域中，为响应新媒介技术环境下的用户知识需求，传统出版机构正在把自己的专业生产能力融入到“用户+需求”的连接新范式中，并积极寻求与平台运营商、技术服务商以及自媒体个人或组织的合作[6]。马伊颀等通过对教育出版知识服务主体的研究，指出存量市场与增量市场不断融合裂变、彼此交融消长的格局分布是当下K12基础教育出版开展知识服务的宏观市场环境。其中，存量市场主体主要以传统教育出版机构为主，增量市场主体由传统教育出版机构和互联网教育出版企业共同构成，是融合发展背景下基础教育出版开展知识服务的重心领域[7]。而在专业出版领域，学术专著出版因受阅读系统性和科研评价机制影响，传统出版机构依然占据知识服务主体地位。学术期刊出版因进行完全的数据库知识服务模式转化，检索便易性与增量知识更新即时性成为用户的核心需求，因此，以爱思唯尔、中国知网、万方等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成为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功能转型的主导者[8]。
2.2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客体
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客体是知识传递的归宿，其在特定应用场景中的知识需求是出版机构开展知识服务的源动力。程立雪等人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客体划分为个人用户与机构用户，并指出机构用户更倾向于采纳内部知识服务系统、教育学习平台等与机构主体需求相契合的产品。其中，政府机构对舆情分析、行业发展分析等解决方案的需求更为迫切[9]。从出版服务属性来看，知识服务注重以用户为核心，并基于不同时空和场景对用户需求进行实时捕捉，以实现服务与需求的智能匹配和智能推送，进而带来价值聚合[10]。针对如何实时捕捉知识服务客体需求这一核心问题，万安伦等人在其研究中指出，对用户进行“画像”是阅读平台与阅读服务对象互相发现与定位的过程，按用户阅读需求及其在时间维度上的个体变化对服务对象进行预测式动态画像，有助于知识内容围绕服务对象需求不断发生适应性变化，促使知识推送朝着更为精准的方向发展[11]。冯克品认为用户需求可划分为确定性需求和模糊性需求，而如何使隐性的、模糊的用户需求显现化和确定化，是出版机构进行知识服务功能转型面临的一大难题[12]。刘军、金淑娜参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结合理论分析与读者需求特点，将读者知识需求划分为文献资源层需求、知识管理层需求、知识交流层需求、知识评价层需求和知识创新层需求五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知识服务的实践验证，结果表明，开展面向读者需求的分层知识服务，有助于信息服务机构更好地开展知识服务[13]。
2.3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
知识服务产品是指经过专业化组织生产以满足用户特定知识需求，从而获得一定商业价值的产品形态[14]。有研究者将知识服务产品分为扩展性和定制化两种类别[15]，也有的将其划分为积累型和应用型知识服务产品[16]。在已有二分法基础上，程立雪等人指出，在新兴技术助力下，出版社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向多元化、个性化、精准化方向发展，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产品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以专业出版社为服务主体的知识库和数据库产品、整体解决方案、移动客户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产品，以及由拥有权威、优质教育资源的教育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提供的网络课程知识服务产品[17]。
在有关知识库和数据库产品的研究成果中，熊玲以人民法院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11家国内专业出版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其运营的数据库和知识库产品资源类型、条目信息、服务人群、服务特点、服务功能予以总结，指出国内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逻辑是以整合自身优势专业出版资源为主，辅以百科、词典等词条类知识[18]。在后期研究中，熊玲等人依据知识服务产品内容维度标准，将国外专业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划分为多学科和单学科资源服务产品，并对以爱思唯尔（Elsevier）为代表的8个专业数据库资源类型、资源结构化粒度、通用服务与升级服务功能予以总结[19]。杨石华通过对7家传统出版机构数据库出版现状的调研发现，国内数据库出版实践虽然借助语义查询、全文检索以及可扩展标记语言等技术实现了数据库产品的标准化，但其核心逻辑仍是社内出版资源的数字化再利用，为目标用户群体提供定制化数据库产品的个性化知识服务有待提高[20]。
从属性上看，移动客户端类知识服务产品是一种流行文化和商业生态，呈现出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不断融合的趋势，满足了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化生产和社会化阅读的双重要求[21]。在相关研究成果中，王卉等人以2015年度“数字出版创新作品奖”获得者人大数媒“壹学者”学术科研移动服务平台为例，指出依托成熟的移动应用平台、“内容”+“工具”+“社交”的产品结构、体验至上的用户思维、社交化与数据化的互联网推广策略，是移动端知识服务产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22]。时方圆通过调查16家大众出版单位图书类移动App的建设情况发现，其功能演变呈现出从纯阅读到“消费+阅读+社交”闭环，从纸书电子化到试听立体化，从营销助手到产品矩阵，从配合线下更新到线下线上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23]。姜喆、张远帆等人通过对得到App、蜻蜓FM、喜马拉雅FM、十点课堂等音频分享移动平台的研究，指出音频类知识服务产品的生产本质在于融合教育、媒体和出版的多重功能，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支持下，能够满足人们在移動场景下进行系统学习的知识需求[24][25]。 从传统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产品的个案分析来看，李弘致力于寻找知识产品解决方案，以提供专业阅读可定制性和交互性的开放型平台产品为切入点，对电子工业出版社的E知元、悦读悦学、书网互动类知识产品予以介绍[26]。顾晓华、张莉婧以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在自然资源出版领域的融合发展布局为背景，对其依托出版社科普资源所形成的自然资源媒体产品矩阵予以介绍，认为立足专业内容资源创新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产品结构与资源结构相匹配、与技术结构相协调，是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形成“一个内容产出多种产品形态、迎合多种用户知识需求”的根本路径[27]。
3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
目前学界对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的研究总体上偏向于具体应用领域的实践总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对较为成熟的知识服务模式进行阐述;另一方面依托專业特性对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知识服务实践中的特殊内容予以介绍。
3.1 基于不同研究视角的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
出版融合发展的最终方向在于为目标读者/用户量身打造并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多介质的知识服务。在此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版企业须遵循知识服务战略策划、模式选择、资源采集、内容组织与应用等流程[28]。其中，依据目标读者/用户的知识需求与自身内容资源特色不同，构建基于微媒介或平台终端的多样化知识服务模式，成为众多出版企业提供专业化知识服务的关键环节。
孙晓翠以“企业2.0”时代“产品生产范式”向“服务供给范式”的转移为背景，将出版企业从内容供给者走向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模式归纳为三种：内容型知识服务模式、基于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科技型知识服务模式以及平台型知识服务模式[29]。张淑雅、杜恩龙在此划分基础上，依据知识服务客体需求不同，进一步将出版领域平台型知识服务模式细分为以构建“领域本体知识库”为依托的知识检索平台、以MOOC为代表的知识学习平台、具有即时性与互动性的知识问答平台以及提供推送服务的知识订阅平台四种[30]。李莉认为内容型知识服务发展模式是出版企业立足于业务范围与服务用户目标开展知识服务的首要选择。此外，基于数字出版平台与用户体验的知识服务模式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得以广泛应用。其中，用户体验型知识服务模式具体包括交互式支持服务、在线学习（E-Learning）知识服务和按需出版支持服务[31]。
出版企业知识服务商身份的转变，还应充分考虑自身所处行业的特点，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行业的生态环境，进而作出合理的模式选择。以此知识服务模式策划逻辑为依据，王炎龙等人从出版产业链涉及的主体出发，围绕以用户为中心、解决用户问题的知识服务特点，提出专家服务型与定制化两种知识服务模式，认为知识生产者要立足专业资源，并以用户实际场景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进行知识生产与供给[32]。张新新则以知识服务的动力机制为研究视角，将出版企业知识服务模式划分为政策驱动型、产品驱动型、信息驱动型、技术驱动型以及智慧驱动型五种类型[33]。就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而言，杨万庆基于技术、数据与场景三种知识经济运营中的核心要素，提出技术赋能背景下进行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的不同模式，即基础的信息资源呈现服务、中级的可实现局部交互功能信息整合服务以及高级的自适应式定制化和精准化服务[34]。
3.2 以专业特性为依托的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
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由于出版类型与用户群体不同，所选择的知识服务模式在优质内容资源供给的共性基础上，又呈现出颇为迥异的市场格局与特色化发展实践，可谓之“音采千曲”而“别具面目”。
教育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研究。《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指出，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其中在线教育收入高达1330亿元，仅次于互联网广告和移动出版[35]。由此可知，教育出版是出版融合发展的先行者。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在数字教育出版领域的逐渐深入，以用户需求为本位、知识服务为核心、融合出版为路径的教育出版生态圈正在成为传统教育出版企业转型发展的新方向[36]。在此认知基础上，王志刚指出“如何继续保持教育教学中的服务主体地位，如何更好地满足用户和市场需求”，是信息化时代打造教育出版知识服务新业态亟需解决的问题[37]。在具体的服务模式选择问题上，魏国强等人认为，教育出版企业具有知识资源系统性、出版内容“专精深”、受众群体定位明晰、品牌基础雄厚等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变的天然优势。基于上述优势，教育出版企业通过挖掘潜在读者群、打造教育知识库、引入“旋转门+智能信息技术”模式、实施创新型人才战略等方式，可实现教育出版的知识服务功能转型[38]。刘坚针对个人学习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提出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开放教育资源、数字课程定制等新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方式下，教育出版应着眼于构建以内容增值为目标和以在线教育为方向的教育出版知识服务模式[39]。
教育出版细分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分布在基础教育、幼儿教育与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刘萌等人在考察K12数字教育出版产业链上中下游主体的基础上，指出基础教育领域知识服务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具有高度交互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并将其运营模式归纳为三种，包括“内容+自建平台”模式、“内容+合作平台”模式、“内容+合作平台+绑定终端”模式[40]。王化眉等人针对幼儿教育需求，以幼教云平台为例对各少儿出版社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加以总结，即结合知识服务检索与学习平台功能，提供包括学前教育教材和教辅、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玩教具的一整套幼儿教育服务方案[41]。出版融合发展背景中，高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林金安就此问题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高等教育出版社应以“新形态教材”和“数字课程”的产品服务模式来满足高校的教育教学需求，以实现“大教育”理念下高等教育知识服务范畴的延伸[42]。 专业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研究。专业出版机构开展专业领域知识服务，在知识资源积累和增量更新、专业作者资源与编校力量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却在如何开展服务方面相对较弱。在分析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了解用户在哪里，用户需求是什么，以及用怎样的方式针对专业用户需求设计知识产品，并及时、恰当地向用户推送知识资源，成为开展专业领域知识服务的关键。针对上述问题，胡伯俊指出，目前我国专业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方向是提供专业知识解决方案，运营逻辑是“以知识服务的基础服务、用户服务以及增值服务三种模式为着力点创造需求，引导用户消费，并结合专业特色和资源向目标用户提供学术、权威、专业的服务”[43]。其中，用户服务注重用户体验与社交体验的结合，是以用户需求为驱动，进行用户个性化定制并帮助其寻找解决方案。张美娟、贺芳等人将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认定为专业出版社知识服务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前者在此认知基础上重点分析面向用户的专业出版知识服务基本模式，即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基于用户场景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以及基于用户行为的个性化推送服务[44][45]。刘一鸣以用户需求层次为研究对象，以知识生命周期为基础，构建了集基础性服务、定制化服务和创新性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出版社知识服务层次结构模型，并总结出用户自助学习模式、面向岗位应用模式和网络专职服务模式三种层次化的专业出版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46]。
大众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研究。相较于教育出版与专业出版的角色转变，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大眾出版在知识服务功能转型中是最为焦虑的。虽然大众出版企业正在从综合性图书资讯类App开发、自媒体平台建设等不同角度开展知识服务业务，但与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相比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较为成熟与稳定的知识服务运营模式[47]。耿相新指出，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众出版并没有转向数据库和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而是围绕“服务增值”的旨向不断进行转型探索。同时，其根据对全球性五大大众出版集团与国内大众出版的数字化实践探索，将大众出版的增值性服务模式归纳为三类：媒体融合增值模式、创建平台服务作者读者模式以及创建在线出版平台模式[48]。贺芳则认为大众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开展依托于用户行为分析，即通过“用户画像”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推广与精品资源推荐，并辅之以检索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精准化知识服务[49]。
4 融合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知识服务创新
技术引擎是推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的核心源动力之一，开展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的关键在于将信息技术与出版产业链进行有机结合，进而探索以技术变革为内核的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规律与路径创新[50]。基于此认知，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展开对融合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知识服务创新实践的深入探讨。
4.1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创新的技术逻辑
信息技术作为出版产业发展的内生性资源要素之一，在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知识服务实践中发挥着核心向导作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张立在《出版业知识服务转型之路》一书《后记》中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定义为“通过AI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集内容创作、生产、传播、运用于一体的知识内容全新服务模式”[51]。此定义的合理性在袁小群等人提出的“出版知识服务技术决定论”中得到印证，即出版知识服务是由新技术催生和激活的出版产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支撑决定了理论中出版知识服务的产品形态是否能实现，以及用户从知识获取、知识挖掘到知识外化全过程是否能顺利进行[52]。针对以信息技术变革为驱动向用户提供新型知识服务模式的观点，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出版的发展史是积极应用科技成果的历史，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是当前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传统出版机构要紧跟技术更新与发展，不断为目标对象提供全面而精准的知识服务[53]。由此可知，融合发展背景下，努力实现技术变革为出版赋能是传统出版机构积极探索和布局融合发展之路、实现知识服务功能转型升级的内在要义。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语义技术等信息技术变革在知识服务各环节中带来的实践创新，将会构建起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全新生态模式[54]。
4.2 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创新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语义技术以及最新出现的5G技术与出版内容的融合及其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中的创新应用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
大数据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原理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重塑出版产业链”，主要涉及数据存储、采集、标引、计算、服务等不同层面的技术应用，因本身具有极大的知识挖掘价值而成为出版行业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资源[55]。赖青等人认为，在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下出版企业将会构建起一种知识服务的数字新生态，以内容数据、读者/用户数据、作者数据为唯一的核心资产，通过挖掘读者/用户行为数据构建服务对象画像，并实现其与内容数据的深度关联与精准对接。因此，依托于历史资源的累积优势，各大出版机构定制与自身发展相匹配的大数据发展规划成为一种趋势[56]。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技术带给出版领域的变革并不仅在于数据挖掘，更重要的是其带来的出版知识服务增值[57]。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出版实践创新主要表现为对内推进业务流程再造以及对外提供智能化产品服务两个方面，其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将从根本上改变出版选题策划、内容编辑、制作环节、生产分布和变现等一系列流程[58][59]，进而实现知识服务的行为智能化、思维智慧化、场景可视化、途径多元化和传播生态化[60]。刘银娣将这种变革总结为“选题策划环节从经验判断到实证测量，内容生产环节从复杂人工劳动到自动化创作与审稿，内容营销环节从以供应方为导向的营销活动到以终端读者需求为对象的精准营销，内容消费环节从文本、多媒体阅读到定制化、体验式阅读”的一种颠覆性转变[61]。其中，“精准满足用户需求”是《2016—2017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提出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发展目标。孙小琪认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导向，依托大数据技术助力，出版企业在智能化知识服务中可以实现从传统模式中的被动响应用户阅读需求，转变为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挖掘分析生成个性化知识图谱，从而建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知识服务模式[62]。 许鑫等人认为，语义技术能够促使出版知识服务向其高级形态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知识单元的关联和揭示形成语义联系的知识网络，实现将用户与其所需知识进行匹配，并提高用户的查准率和知识获取速度;二是通过收集用户经常查询的关键词與浏览页面，借助数据挖掘与算法推荐实现用户行为分析和个性化知识推荐服务;三是通过语义标签的使用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文章知识结构，以实现信息抽取和主题揭示[63]。童晓雯等人基于语义技术的动态出版内容聚合，详细论述了语义技术在出版个性化知识服务中的应用，认为语义技术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描述推断出用户真实的阅读需求，并从出版知识库中选择合适内容进行聚合，最终形成满足用户个性化阅读需求的出版物[64]。
5G时代的到来构建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催生和创造了更多新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应用。以此为背景，陈丹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5G技术在知识产品与平台建设、数字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知识传播与服务模式创新以及知识服务产业链完善等几个方面为出版机构开展知识服务提供了诸多新机遇，并将5G时代知识服务发展的五大趋势归纳为：网络结构去中心化、服务方式社交化、消费服务精细化、生产方式整合化以及变现模式多元化[65]。针对5G时代的技术特性，张新新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提出“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业态将在5G技术助力下被赋予新的内涵与呈现方式”，认为以内容分发网络、移动云计算、情景感知为出版场域核心技术元的5G技术具有超高速传输、低延迟、宽覆盖等特性。其中，内容分发网络技术给用户访问网络平台内容提供良好的体验，移动云计算技术为移动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技术层面的现实可行性，情境感知技术提升了出版知识服务的个性化与定制化特性[66]。
4.3 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版权问题
现有版权法的规则范式是依据数字时代之前的出版业常态而建立，大数据技术、语义技术等信息技术带来的出版知识服务实践变革超越了原有规则范式的内在逻辑体系。张新霞等人在碎片化内容的基础上对“微版权”作出定义，认为大数据技术、语义分析技术的不断成熟使基于微内容和微版权的商业模式更具可行性，并指出微版权的管理要点在于解决碎片化内容的“确权”问题，需运用技术手段对微版权的流转进行全程跟踪与监管[67]。刘宇琼认为大数据带给著作权法的冲击本质有两个，一是著作权范围再度扩大，二是著作权传播模式再度受到技术冲击。在此背景下，以扩展著作权范围为基础，针对新的分发模式确立一个平衡知识服务平台、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分配模式是解决版权矛盾的可行路径[68]。于文指出，知识服务的兴起使围绕知识产品使用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随之颠覆，引发了知识服务在“思想与表达”“用户知识生产”“技术措施中的版权利益”等方面的版权矛盾，出版业在进行知识服务转型过程中应当从建立和完善侵权监察制度、版权许可方式、版权合作机制、版权经营理念等方面做好相应的版权制度调适[69]。
5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路径
以多方研究成果为依据，围绕内容、技术、人才、主体等不同层面，可将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路径总结为以下四种。
5.1 以内容创新共享为基础的发展路径
张立指出优质的数字内容资源多局限于单个出版企业内部，难以实现互联互通是目前国内出版知识服务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一大问题，应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建立基于同一领域、甚至不同专业领域的内容资源共享机制，加强知识服务的垂直应用[70]。胡伯俊认为出版单位转型知识服务要在“基于专业知识提供服务”和“面向知识生产过程提供服务”的思维指引下，加强内外部内容资源整合、完善知识体系、建立知识图谱，以提高优质内容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出版单位知识服务效能[71]。王关义、臧义乐认为“以内容创新为前提打造出版资源库，共享优质内容”是出版企业基于用户视角实现融合背景下知识服务功能的出路之一[72]。
5.2 以技术应用为引导的发展路径
袁小群、许芸如认为出版知识服务的关键在于整合加工数据以及内容资源，精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语义技术提升行业的开放服务理念。在出版知识产品和服务的构建过程中要具备整体思维，联动应用各新兴技术，而非割裂探索某些技术与出版的融合[73]。董良广指出，“技术与内容”是数字时代出版知识服务本质中的一组对应关系，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平台构建技术等信息技术是实现新型出版知识服务功能转型的核心所在，出版企业应注重对技术的灵活应用，理解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实现逻辑，针对现有内容资源合理应用成熟技术[74]。
5.3 以主体协作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范周、熊海峰认为出版企业通常具有海量的优质内容资源，但在数字核心技术研发以及对用户需求的准确把握上能力匮乏，存在内容与技术的割裂问题，针对此类问题，完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推动跨界协同共赢是其最佳出路[75]。刘影指出，我国出版行业存在上游出版商与中游文献集成商“各自为政”的现象，前者因技术缺乏无法形成规模化知识传播，后者因缺少强大内容支撑而无法形成知识产品规模化研发，二者应以“强强联合”开创知识运营与服务的新模式[76]。刘勇从产品开发参与者视角指出，知识服务产品开发日益呈现复杂化和高度开放的发展特征，出版企业无法完全拥有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为此出版企业应吸引员工、用户、资源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其他出版单位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知识服务产品开发，以提高自身知识服务能力建设[77]。
5.4 以人才培养与编辑角色转换为保障的发展路径
在本次会议中，张志强、施勇勤指出，以融合发展为动力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战略是实现传统出版企业知识服务转型的基础保障，并就“5G时代融合出版人才的培养理念与培养方向”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出版教育应从不同层面强调专业人才的多学科背景与理论探索能力，以及充分运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应用型、技术型的出版人才队伍[78][79]。陈少志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编辑服务的主流群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编辑需全面提高职业素养，才能更好地满足受众的新需求，并从政府、高校、组织、个人“四位一体”的视角探讨编辑职业素养建设思路与举措[80]。祁艳红从知识服务视角出发探讨编辑角色的调适与转换问题，认为编辑应调适与转换为策展人以提供更完善的知识服务[81]。张娜认为数字环境下的学术编辑应扮演知识推介者、多媒体数字产品生产者以及学术知识聚合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学术编辑的功能价值不再局限于学术出版生产流程中，而是体现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方面[82]。 6 结束语
本次会议相关文献涉及主题涵盖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主要方面，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们以实践发展为依托对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做出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议题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的方法进行，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立足传统出版单位内容资源禀赋与知识供给能力，从信息内容生产者角度梳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辨析出版知识服务本质;二是以专业特性为依托对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发展现状、运营模式进行探讨、总结与反思;三是聚焦传统出版单位在信息技术变革中的知识服务实践创新;四是分析出版单位如何借助融合发展之力从优质内容资源提供商走向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之路。
但就现有研究而言，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技术应用与出版知识服务的融合研究较为浅层，相关实践创新的功能总结具有明显同质性，且现有研究视角缺乏整体观，忽略了信息技术在知识服务中的联动作用;二是基于用户需求调研的知识服务产品设计研究不足。目前市场上的知识产品、平台、应用可谓琳琅满目，但却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产品的丰富并未带来用户使用黏性的增强。如何依据企业优势资源在其擅长的垂直领域打造真正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必须以用户知识需求调研为基础进行产品设计，且注重产品的使用友好性;三是有关出版领域多元主体间联合互动机制的研究较少。从单一企业主导到知识资源服务中心、技术提供商、出版企业及相关参与方等多元主体联合驱动是我国出版知识服务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各个出版单位之间实现内容资源合作共享依然存在较大障碍，如何促成拥有同类型知识内容资源的试点单位进行强强联合，以及构建知识产品生产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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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版 融合发展 知识服务 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0） 01-0011-11
New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Status、 Model、 Technology and Path
Huang Xianrong Chang Jialing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Research Institute，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Knowledge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shing enterprises. The authors analyze new advances on the topic of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s” and combined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with 19 papers chosen from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s a study sampl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peration mod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path and other aspects of publishing knowledge services to expand the discussion.
[Key words] Publishing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Knowledge service Research progress
知識服务在出版领域的兴起并不是一种偶然，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提高，其服务层次也遵循着“信息-知识-智能”的方向相应提升[1]。正如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中所言，“我们被信息淹没，但是却渴求知识。将来，读者不再会接受编辑的知识预先决定权，而是告诉他们，我想要什么”[2]。基于知识服务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标示着出版服务未来的发展趋势。2015—2018年期间，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先后分三批遴选出110家企事业单位、28家知识服务技术支持单位，参与探索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与此同时，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知识服务类别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的相继建设为完善我国知识服务体系、提高知识资源的生产与供给能力奠定基础。由此可知，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主导、创新驱动、质效并重”的知识服务发展格局已成为实现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亦是进一步推动出版融合纵深发展的题中之义[3]。
在此背景下，由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第6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2日至3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以“5G时代的数字出版：泛在、智联、融合”为主题，深入探讨了数字时代出版领域的前沿问题。其中，有关“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论述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所收录相关研究文献数量颇丰。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界“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会议文献为基础研究样本，并以其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对本次会议中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与重点问题进行补充，以期进一步陈述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研究热点及其进展。
1 “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议题会议文献概述
经统计，本次会议中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相关的文献共19篇，涵盖完整论文与会议报告两种形式，分别来自大会主题报告（11篇），分论坛“数字出版产业与经营”（1篇）、“数字出版技术与知识服务”（3篇）、“数字出版研究新锐：泛数字出版产业”（2篇）、“数字出版研究新锐：科学交流与知识服务”（2篇）。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次会议有关“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议题的相关文献主要包含5个核心研究方向，分别为“技术变革与出版知识服务创新”“出版知识服务产品”“依托专业特性的出版知识服务实践”“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人才培养”以及“出版单位知识服务发展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近年来相关成果与实践进展，对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现状、模式、技术赋能、发展路径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予以分析，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提供参考。 2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现状
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本质在于特定知识应用场景中，知识产品所蕴含的知识内容从知识服务主体向知识服务客体传播[4]。因此，从有关知识服务主体、客体、产品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我们可以窥见融合发展背景下我国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开展现状。
2.1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
有关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主体多元化发展。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正在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形成一种合作共赢或激烈斗争的局面[5]，这是对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状况的形象描述。传统出版机构基于政策发力、布局知识服务领域的同时，互联网平台运营商、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社会化生产者等第三方主体也凭借自身优势积极介入知识服务市场布局中。刘影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知识生产新“场域”，在此场域中，为响应新媒介技术环境下的用户知识需求，传统出版机构正在把自己的专业生产能力融入到“用户+需求”的连接新范式中，并积极寻求与平台运营商、技术服务商以及自媒体个人或组织的合作[6]。马伊颀等通过对教育出版知识服务主体的研究，指出存量市场与增量市场不断融合裂变、彼此交融消长的格局分布是当下K12基础教育出版开展知识服务的宏观市场环境。其中，存量市场主体主要以传统教育出版机构为主，增量市场主体由传统教育出版机构和互联网教育出版企业共同构成，是融合发展背景下基础教育出版开展知识服务的重心领域[7]。而在专业出版领域，学术专著出版因受阅读系统性和科研评价机制影响，传统出版机构依然占据知识服务主体地位。学术期刊出版因进行完全的数据库知识服务模式转化，检索便易性与增量知识更新即时性成为用户的核心需求，因此，以爱思唯尔、中国知网、万方等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成为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功能转型的主导者[8]。
2.2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客体
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客体是知识传递的归宿，其在特定应用场景中的知识需求是出版机构开展知识服务的源动力。程立雪等人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客体划分为个人用户与机构用户，并指出机构用户更倾向于采纳内部知识服务系统、教育学习平台等与机构主体需求相契合的产品。其中，政府机构对舆情分析、行业发展分析等解决方案的需求更为迫切[9]。从出版服务属性来看，知识服务注重以用户为核心，并基于不同时空和场景对用户需求进行实时捕捉，以实现服务与需求的智能匹配和智能推送，进而带来价值聚合[10]。针对如何实时捕捉知识服务客体需求这一核心问题，万安伦等人在其研究中指出，对用户进行“画像”是阅读平台与阅读服务对象互相发现与定位的过程，按用户阅读需求及其在时间维度上的个体变化对服务对象进行预测式动态画像，有助于知识内容围绕服务对象需求不断发生适应性变化，促使知识推送朝着更为精准的方向发展[11]。冯克品认为用户需求可划分为确定性需求和模糊性需求，而如何使隐性的、模糊的用户需求显现化和确定化，是出版机构进行知识服务功能转型面临的一大难题[12]。刘军、金淑娜参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结合理论分析与读者需求特点，将读者知识需求划分为文献资源层需求、知识管理层需求、知识交流层需求、知识评价层需求和知识创新层需求五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知识服务的实践验证，结果表明，开展面向读者需求的分层知识服务，有助于信息服务机构更好地开展知识服务[13]。
2.3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
知识服务产品是指经过专业化组织生产以满足用户特定知识需求，从而获得一定商业价值的产品形态[14]。有研究者将知识服务产品分为扩展性和定制化两种类别[15]，也有的将其划分为积累型和应用型知识服务产品[16]。在已有二分法基础上，程立雪等人指出，在新兴技术助力下，出版社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向多元化、个性化、精准化方向发展，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产品可细分为以下几类：以专业出版社为服务主体的知识库和数据库产品、整体解决方案、移动客户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产品，以及由拥有权威、优质教育资源的教育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提供的网络课程知识服务产品[17]。
在有关知识库和数据库产品的研究成果中，熊玲以人民法院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11家国内专业出版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其运营的数据库和知识库产品资源类型、条目信息、服务人群、服务特点、服务功能予以总结，指出国内知识服务产品的设计逻辑是以整合自身优势专业出版资源为主，辅以百科、词典等词条类知识[18]。在后期研究中，熊玲等人依据知识服务产品内容维度标准，将国外专业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划分为多学科和单学科资源服务产品，并对以爱思唯尔（Elsevier）为代表的8个专业数据库资源类型、资源结构化粒度、通用服务与升级服务功能予以总结[19]。杨石华通过对7家传统出版机构数据库出版现状的调研发现，国内数据库出版实践虽然借助语义查询、全文检索以及可扩展标记语言等技术实现了数据库产品的标准化，但其核心逻辑仍是社内出版资源的数字化再利用，为目标用户群体提供定制化数据库产品的个性化知识服务有待提高[20]。
从属性上看，移动客户端类知识服务产品是一种流行文化和商业生态，呈现出内容生产和传播渠道不断融合的趋势，满足了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化生产和社会化阅读的双重要求[21]。在相关研究成果中，王卉等人以2015年度“数字出版创新作品奖”获得者人大数媒“壹学者”学术科研移动服务平台为例，指出依托成熟的移动应用平台、“内容”+“工具”+“社交”的产品结构、体验至上的用户思维、社交化与数据化的互联网推广策略，是移动端知识服务产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22]。时方圆通过调查16家大众出版单位图书类移动App的建设情况发现，其功能演变呈现出从纯阅读到“消费+阅读+社交”闭环，从纸书电子化到试听立体化，从营销助手到产品矩阵，从配合线下更新到线下线上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23]。姜喆、张远帆等人通过对得到App、蜻蜓FM、喜马拉雅FM、十点课堂等音频分享移动平台的研究，指出音频类知识服务产品的生产本质在于融合教育、媒体和出版的多重功能，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支持下，能够满足人们在移動场景下进行系统学习的知识需求[24][25]。 从传统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产品的个案分析来看，李弘致力于寻找知识产品解决方案，以提供专业阅读可定制性和交互性的开放型平台产品为切入点，对电子工业出版社的E知元、悦读悦学、书网互动类知识产品予以介绍[26]。顾晓华、张莉婧以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在自然资源出版领域的融合发展布局为背景，对其依托出版社科普资源所形成的自然资源媒体产品矩阵予以介绍，认为立足专业内容资源创新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产品结构与资源结构相匹配、与技术结构相协调，是大地出版传媒集团形成“一个内容产出多种产品形态、迎合多种用户知识需求”的根本路径[27]。
3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
目前学界对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的研究总体上偏向于具体应用领域的实践总结，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对较为成熟的知识服务模式进行阐述;另一方面依托專业特性对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知识服务实践中的特殊内容予以介绍。
3.1 基于不同研究视角的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
出版融合发展的最终方向在于为目标读者/用户量身打造并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多介质的知识服务。在此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版企业须遵循知识服务战略策划、模式选择、资源采集、内容组织与应用等流程[28]。其中，依据目标读者/用户的知识需求与自身内容资源特色不同，构建基于微媒介或平台终端的多样化知识服务模式，成为众多出版企业提供专业化知识服务的关键环节。
孙晓翠以“企业2.0”时代“产品生产范式”向“服务供给范式”的转移为背景，将出版企业从内容供给者走向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模式归纳为三种：内容型知识服务模式、基于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科技型知识服务模式以及平台型知识服务模式[29]。张淑雅、杜恩龙在此划分基础上，依据知识服务客体需求不同，进一步将出版领域平台型知识服务模式细分为以构建“领域本体知识库”为依托的知识检索平台、以MOOC为代表的知识学习平台、具有即时性与互动性的知识问答平台以及提供推送服务的知识订阅平台四种[30]。李莉认为内容型知识服务发展模式是出版企业立足于业务范围与服务用户目标开展知识服务的首要选择。此外，基于数字出版平台与用户体验的知识服务模式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得以广泛应用。其中，用户体验型知识服务模式具体包括交互式支持服务、在线学习（E-Learning）知识服务和按需出版支持服务[31]。
出版企业知识服务商身份的转变，还应充分考虑自身所处行业的特点，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行业的生态环境，进而作出合理的模式选择。以此知识服务模式策划逻辑为依据，王炎龙等人从出版产业链涉及的主体出发，围绕以用户为中心、解决用户问题的知识服务特点，提出专家服务型与定制化两种知识服务模式，认为知识生产者要立足专业资源，并以用户实际场景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进行知识生产与供给[32]。张新新则以知识服务的动力机制为研究视角，将出版企业知识服务模式划分为政策驱动型、产品驱动型、信息驱动型、技术驱动型以及智慧驱动型五种类型[33]。就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模式而言，杨万庆基于技术、数据与场景三种知识经济运营中的核心要素，提出技术赋能背景下进行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的不同模式，即基础的信息资源呈现服务、中级的可实现局部交互功能信息整合服务以及高级的自适应式定制化和精准化服务[34]。
3.2 以专业特性为依托的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模式
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由于出版类型与用户群体不同，所选择的知识服务模式在优质内容资源供给的共性基础上，又呈现出颇为迥异的市场格局与特色化发展实践，可谓之“音采千曲”而“别具面目”。
教育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研究。《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指出，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持续增长，其中在线教育收入高达1330亿元，仅次于互联网广告和移动出版[35]。由此可知，教育出版是出版融合发展的先行者。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在数字教育出版领域的逐渐深入，以用户需求为本位、知识服务为核心、融合出版为路径的教育出版生态圈正在成为传统教育出版企业转型发展的新方向[36]。在此认知基础上，王志刚指出“如何继续保持教育教学中的服务主体地位，如何更好地满足用户和市场需求”，是信息化时代打造教育出版知识服务新业态亟需解决的问题[37]。在具体的服务模式选择问题上，魏国强等人认为，教育出版企业具有知识资源系统性、出版内容“专精深”、受众群体定位明晰、品牌基础雄厚等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变的天然优势。基于上述优势，教育出版企业通过挖掘潜在读者群、打造教育知识库、引入“旋转门+智能信息技术”模式、实施创新型人才战略等方式，可实现教育出版的知识服务功能转型[38]。刘坚针对个人学习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提出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开放教育资源、数字课程定制等新型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方式下，教育出版应着眼于构建以内容增值为目标和以在线教育为方向的教育出版知识服务模式[39]。
教育出版细分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分布在基础教育、幼儿教育与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刘萌等人在考察K12数字教育出版产业链上中下游主体的基础上，指出基础教育领域知识服务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具有高度交互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并将其运营模式归纳为三种，包括“内容+自建平台”模式、“内容+合作平台”模式、“内容+合作平台+绑定终端”模式[40]。王化眉等人针对幼儿教育需求，以幼教云平台为例对各少儿出版社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加以总结，即结合知识服务检索与学习平台功能，提供包括学前教育教材和教辅、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玩教具的一整套幼儿教育服务方案[41]。出版融合发展背景中，高校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林金安就此问题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高等教育出版社应以“新形态教材”和“数字课程”的产品服务模式来满足高校的教育教学需求，以实现“大教育”理念下高等教育知识服务范畴的延伸[42]。 专业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研究。专业出版机构开展专业领域知识服务，在知识资源积累和增量更新、专业作者资源与编校力量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却在如何开展服务方面相对较弱。在分析行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了解用户在哪里，用户需求是什么，以及用怎样的方式针对专业用户需求设计知识产品，并及时、恰当地向用户推送知识资源，成为开展专业领域知识服务的关键。针对上述问题，胡伯俊指出，目前我国专业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方向是提供专业知识解决方案，运营逻辑是“以知识服务的基础服务、用户服务以及增值服务三种模式为着力点创造需求，引导用户消费，并结合专业特色和资源向目标用户提供学术、权威、专业的服务”[43]。其中，用户服务注重用户体验与社交体验的结合，是以用户需求为驱动，进行用户个性化定制并帮助其寻找解决方案。张美娟、贺芳等人将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认定为专业出版社知识服务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前者在此认知基础上重点分析面向用户的专业出版知识服务基本模式，即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基于用户场景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以及基于用户行为的个性化推送服务[44][45]。刘一鸣以用户需求层次为研究对象，以知识生命周期为基础，构建了集基础性服务、定制化服务和创新性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出版社知识服务层次结构模型，并总结出用户自助学习模式、面向岗位应用模式和网络专职服务模式三种层次化的专业出版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46]。
大众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研究。相较于教育出版与专业出版的角色转变，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大眾出版在知识服务功能转型中是最为焦虑的。虽然大众出版企业正在从综合性图书资讯类App开发、自媒体平台建设等不同角度开展知识服务业务，但与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相比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较为成熟与稳定的知识服务运营模式[47]。耿相新指出，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众出版并没有转向数据库和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而是围绕“服务增值”的旨向不断进行转型探索。同时，其根据对全球性五大大众出版集团与国内大众出版的数字化实践探索，将大众出版的增值性服务模式归纳为三类：媒体融合增值模式、创建平台服务作者读者模式以及创建在线出版平台模式[48]。贺芳则认为大众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开展依托于用户行为分析，即通过“用户画像”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推广与精品资源推荐，并辅之以检索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精准化知识服务[49]。
4 融合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知识服务创新
技术引擎是推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的核心源动力之一，开展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的关键在于将信息技术与出版产业链进行有机结合，进而探索以技术变革为内核的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规律与路径创新[50]。基于此认知，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展开对融合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知识服务创新实践的深入探讨。
4.1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创新的技术逻辑
信息技术作为出版产业发展的内生性资源要素之一，在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知识服务实践中发挥着核心向导作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张立在《出版业知识服务转型之路》一书《后记》中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定义为“通过AI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集内容创作、生产、传播、运用于一体的知识内容全新服务模式”[51]。此定义的合理性在袁小群等人提出的“出版知识服务技术决定论”中得到印证，即出版知识服务是由新技术催生和激活的出版产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支撑决定了理论中出版知识服务的产品形态是否能实现，以及用户从知识获取、知识挖掘到知识外化全过程是否能顺利进行[52]。针对以信息技术变革为驱动向用户提供新型知识服务模式的观点，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出版的发展史是积极应用科技成果的历史，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是当前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传统出版机构要紧跟技术更新与发展，不断为目标对象提供全面而精准的知识服务[53]。由此可知，融合发展背景下，努力实现技术变革为出版赋能是传统出版机构积极探索和布局融合发展之路、实现知识服务功能转型升级的内在要义。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语义技术等信息技术变革在知识服务各环节中带来的实践创新，将会构建起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全新生态模式[54]。
4.2 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创新
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语义技术以及最新出现的5G技术与出版内容的融合及其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中的创新应用是学者们的关注焦点。
大数据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原理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重塑出版产业链”，主要涉及数据存储、采集、标引、计算、服务等不同层面的技术应用，因本身具有极大的知识挖掘价值而成为出版行业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资源[55]。赖青等人认为，在大数据技术的影响下出版企业将会构建起一种知识服务的数字新生态，以内容数据、读者/用户数据、作者数据为唯一的核心资产，通过挖掘读者/用户行为数据构建服务对象画像，并实现其与内容数据的深度关联与精准对接。因此，依托于历史资源的累积优势，各大出版机构定制与自身发展相匹配的大数据发展规划成为一种趋势[56]。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技术带给出版领域的变革并不仅在于数据挖掘，更重要的是其带来的出版知识服务增值[57]。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出版实践创新主要表现为对内推进业务流程再造以及对外提供智能化产品服务两个方面，其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将从根本上改变出版选题策划、内容编辑、制作环节、生产分布和变现等一系列流程[58][59]，进而实现知识服务的行为智能化、思维智慧化、场景可视化、途径多元化和传播生态化[60]。刘银娣将这种变革总结为“选题策划环节从经验判断到实证测量，内容生产环节从复杂人工劳动到自动化创作与审稿，内容营销环节从以供应方为导向的营销活动到以终端读者需求为对象的精准营销，内容消费环节从文本、多媒体阅读到定制化、体验式阅读”的一种颠覆性转变[61]。其中，“精准满足用户需求”是《2016—2017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提出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发展目标。孙小琪认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导向，依托大数据技术助力，出版企业在智能化知识服务中可以实现从传统模式中的被动响应用户阅读需求，转变为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挖掘分析生成个性化知识图谱，从而建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知识服务模式[62]。 许鑫等人认为，语义技术能够促使出版知识服务向其高级形态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知识单元的关联和揭示形成语义联系的知识网络，实现将用户与其所需知识进行匹配，并提高用户的查准率和知识获取速度;二是通过收集用户经常查询的关键词與浏览页面，借助数据挖掘与算法推荐实现用户行为分析和个性化知识推荐服务;三是通过语义标签的使用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文章知识结构，以实现信息抽取和主题揭示[63]。童晓雯等人基于语义技术的动态出版内容聚合，详细论述了语义技术在出版个性化知识服务中的应用，认为语义技术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描述推断出用户真实的阅读需求，并从出版知识库中选择合适内容进行聚合，最终形成满足用户个性化阅读需求的出版物[64]。
5G时代的到来构建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催生和创造了更多新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应用。以此为背景，陈丹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5G技术在知识产品与平台建设、数字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知识传播与服务模式创新以及知识服务产业链完善等几个方面为出版机构开展知识服务提供了诸多新机遇，并将5G时代知识服务发展的五大趋势归纳为：网络结构去中心化、服务方式社交化、消费服务精细化、生产方式整合化以及变现模式多元化[65]。针对5G时代的技术特性，张新新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提出“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业态将在5G技术助力下被赋予新的内涵与呈现方式”，认为以内容分发网络、移动云计算、情景感知为出版场域核心技术元的5G技术具有超高速传输、低延迟、宽覆盖等特性。其中，内容分发网络技术给用户访问网络平台内容提供良好的体验，移动云计算技术为移动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技术层面的现实可行性，情境感知技术提升了出版知识服务的个性化与定制化特性[66]。
4.3 信息技术变革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版权问题
现有版权法的规则范式是依据数字时代之前的出版业常态而建立，大数据技术、语义技术等信息技术带来的出版知识服务实践变革超越了原有规则范式的内在逻辑体系。张新霞等人在碎片化内容的基础上对“微版权”作出定义，认为大数据技术、语义分析技术的不断成熟使基于微内容和微版权的商业模式更具可行性，并指出微版权的管理要点在于解决碎片化内容的“确权”问题，需运用技术手段对微版权的流转进行全程跟踪与监管[67]。刘宇琼认为大数据带给著作权法的冲击本质有两个，一是著作权范围再度扩大，二是著作权传播模式再度受到技术冲击。在此背景下，以扩展著作权范围为基础，针对新的分发模式确立一个平衡知识服务平台、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分配模式是解决版权矛盾的可行路径[68]。于文指出，知识服务的兴起使围绕知识产品使用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随之颠覆，引发了知识服务在“思想与表达”“用户知识生产”“技术措施中的版权利益”等方面的版权矛盾，出版业在进行知识服务转型过程中应当从建立和完善侵权监察制度、版权许可方式、版权合作机制、版权经营理念等方面做好相应的版权制度调适[69]。
5 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路径
以多方研究成果为依据，围绕内容、技术、人才、主体等不同层面，可将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路径总结为以下四种。
5.1 以内容创新共享为基础的发展路径
张立指出优质的数字内容资源多局限于单个出版企业内部，难以实现互联互通是目前国内出版知识服务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一大问题，应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建立基于同一领域、甚至不同专业领域的内容资源共享机制，加强知识服务的垂直应用[70]。胡伯俊认为出版单位转型知识服务要在“基于专业知识提供服务”和“面向知识生产过程提供服务”的思维指引下，加强内外部内容资源整合、完善知识体系、建立知识图谱，以提高优质内容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出版单位知识服务效能[71]。王关义、臧义乐认为“以内容创新为前提打造出版资源库，共享优质内容”是出版企业基于用户视角实现融合背景下知识服务功能的出路之一[72]。
5.2 以技术应用为引导的发展路径
袁小群、许芸如认为出版知识服务的关键在于整合加工数据以及内容资源，精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语义技术提升行业的开放服务理念。在出版知识产品和服务的构建过程中要具备整体思维，联动应用各新兴技术，而非割裂探索某些技术与出版的融合[73]。董良广指出，“技术与内容”是数字时代出版知识服务本质中的一组对应关系，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平台构建技术等信息技术是实现新型出版知识服务功能转型的核心所在，出版企业应注重对技术的灵活应用，理解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实现逻辑，针对现有内容资源合理应用成熟技术[74]。
5.3 以主体协作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范周、熊海峰认为出版企业通常具有海量的优质内容资源，但在数字核心技术研发以及对用户需求的准确把握上能力匮乏，存在内容与技术的割裂问题，针对此类问题，完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推动跨界协同共赢是其最佳出路[75]。刘影指出，我国出版行业存在上游出版商与中游文献集成商“各自为政”的现象，前者因技术缺乏无法形成规模化知识传播，后者因缺少强大内容支撑而无法形成知识产品规模化研发，二者应以“强强联合”开创知识运营与服务的新模式[76]。刘勇从产品开发参与者视角指出，知识服务产品开发日益呈现复杂化和高度开放的发展特征，出版企业无法完全拥有产品开发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为此出版企业应吸引员工、用户、资源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其他出版单位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知识服务产品开发，以提高自身知识服务能力建设[77]。
5.4 以人才培养与编辑角色转换为保障的发展路径
在本次会议中，张志强、施勇勤指出，以融合发展为动力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战略是实现传统出版企业知识服务转型的基础保障，并就“5G时代融合出版人才的培养理念与培养方向”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出版教育应从不同层面强调专业人才的多学科背景与理论探索能力，以及充分运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应用型、技术型的出版人才队伍[78][79]。陈少志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编辑服务的主流群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编辑需全面提高职业素养，才能更好地满足受众的新需求，并从政府、高校、组织、个人“四位一体”的视角探讨编辑职业素养建设思路与举措[80]。祁艳红从知识服务视角出发探讨编辑角色的调适与转换问题，认为编辑应调适与转换为策展人以提供更完善的知识服务[81]。张娜认为数字环境下的学术编辑应扮演知识推介者、多媒体数字产品生产者以及学术知识聚合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学术编辑的功能价值不再局限于学术出版生产流程中，而是体现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方面[82]。 6 结束语
本次会议相关文献涉及主题涵盖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主要方面，从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们以实践发展为依托对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做出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出版领域知识服务”议题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的方法进行，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立足传统出版单位内容资源禀赋与知识供给能力，从信息内容生产者角度梳理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发展、辨析出版知识服务本质;二是以专业特性为依托对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实践发展现状、运营模式进行探讨、总结与反思;三是聚焦传统出版单位在信息技术变革中的知识服务实践创新;四是分析出版单位如何借助融合发展之力从优质内容资源提供商走向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之路。
但就现有研究而言，存在以下几点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技术应用与出版知识服务的融合研究较为浅层，相关实践创新的功能总结具有明显同质性，且现有研究视角缺乏整体观，忽略了信息技术在知识服务中的联动作用;二是基于用户需求调研的知识服务产品设计研究不足。目前市场上的知识产品、平台、应用可谓琳琅满目，但却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产品的丰富并未带来用户使用黏性的增强。如何依据企业优势资源在其擅长的垂直领域打造真正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必须以用户知识需求调研为基础进行产品设计，且注重产品的使用友好性;三是有关出版领域多元主体间联合互动机制的研究较少。从单一企业主导到知识资源服务中心、技术提供商、出版企业及相关参与方等多元主体联合驱动是我国出版知识服务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各个出版单位之间实现内容资源合作共享依然存在较大障碍，如何促成拥有同类型知识内容资源的试点单位进行强强联合，以及构建知识产品生产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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