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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商人，很富有，也很仁义。他在经商途中，看到在他国沦为奴仆的鲁国老乡，总是自掏腰包把他们赎回来。按照当时鲁国的规定，凡是在他国赎回鲁国奴仆的人，都可以从国库中报销赎金。但子贡认为，自己是心甘情愿做善事，家里也“不差钱”，就执意不要国家为他支付赎金。
孔子知道后，并没有表扬子贡的“慈善行为”，而是说，因为有子贡这样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也不好意思到国库领取赎金，照这样下去，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奋不顾身地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人无以为谢，就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送给了子路，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很多人不解，认为儒家弟子满口仁义道德，做了一件善事，为何要接受别人如此厚重的回报呢？对此，孔子却赞赏有加：这件事做的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如果孔子的慈善观念能够成为大众普遍的价值观，那么，如今的中国商人们也许就不会为做慈善而如此“囧”了。对于很多中国商人们来说，慈善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痛。
有人总结了中国商人不做慈善家的十个理由：妈妈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件一件地做；爸爸说，做事要扎实一点，做人要低调一点；老婆说，房子再大一点，存款再多一点；股东说，要捐就捐给我吧，我还没脱贫呢；老师说，干大事的人，不要计较小事；领导说，办好企业才是根本；经济学家说，俺的企业还处在危险期；古人云，不因善小而不为；银行说，有钱先把贷款还了；胡润说，谁上榜谁倒霉。
虽然这只是无聊网友杜撰出来的笑谈，却不难以说明，中国商人们要想做用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做点善事并非易事。站在慈善的大门口，哥们儿，别着急，也别冲动，做慈善这事，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做了也不一定能成，成了还未必能名垂千古，即使名垂千古，您还不能阻止围观者的质疑和嘲讽。
干慈善这事，李连杰最有经验，棒球帽下白色的发根，就是做壹基金给他的回报。壹基金是李连杰想做成功的公募慈善基金，因为国内慈善机制的问题，一直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当成一个专项基金运作而已。捐款的人是冲着李连杰来的，但善款的使用却由不得壹基金，更令人心痛的是，款项在发往被救助者的漫长路途中，引来了不少黑手浑水摸鱼。善心被恶用了，怎么会不令李连杰这位虔诚的佛教徒烦恼顿生呢？想独立运作，却四处碰壁，体制问题像紧箍咒一样缠住了这位“功夫皇帝”。
不过，李连杰还算是幸运的，他用金蝉脱壳之法，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总算是为困境中的壹基金找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企业界的慈善家还有不少在为自己的慈善事业苦恼不已。乐艺印刷的倪乐，他没有把善款捐到指定的官方慈善机构，以至于捐了100万善款却还要另外缴税60万，慈善成了负担。比倪乐更痛苦的人大有人在，福耀玻璃的曹德旺，累计捐款12.3亿元，缴税1.23亿元，地方政府根本不理睬他的免税申请，曹德旺只有选择无奈。西南五省的旱灾捐款，曹德旺乖乖地选择了官方指定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了让善款到位，曹德旺用心良苦地“发明”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方式：成立自己的监督协调小组，指定明确的考核标准，同时还划定了余款发放截止日期。
2010年11月8日，古都南京。当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将一幅《心经》长卷赠与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时，一场天价捐赠仪式由此迈向高潮，王健林宣布个人捐款10亿元，用于南京金陵大报恩寺的重建。但王健林一掷10亿的豪迈，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批评之声：10亿元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兴建5000所农村希望小学、100万口“母亲水窖”，或者配置1000万个“爱心学习包”，然而，王健林却将10亿元捐给了一个庙。
舆论在一边倒地批评王健林“不济苍生济鬼神”的同时，甚至一度质疑其和南京政府部门存在利益互换和权钱交易。王健林捐赠的本意，就在这样的舆论风暴中，变得模糊而尴尬。
在中国，中国商人不做慈善就会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但若是捐了一笔善款，人们便开始怀疑他捐助背后的商业意图，而善款的多少必定决定了接下来引发的公众道德争论的规模。关于中国商人慈善的各种恶毒的揣测层出不穷。
中国商人苦吗？谁说不苦，可是再苦，也苦不过新华都集团的陈发树。2009年，陈发树宣布捐出83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华都基金会，不过，令人尴尬的是，由于陈发树的不走寻常路，他用自己名下的股份作为投资成立了基金会，但由于不是现金，难以作价，所以他承诺的83亿元天价慈善基金，被媒体和政府机构一直质疑着，而且由于是把个人财产捐赠给自己创立的非公募基金，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沾不上边了。紧接着，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就几乎触犯法律。新华都出面捐赠了一批希望工程小学，但是他们不知道，希望工程是青基会旗下的注册商标，这就是说，他们的善举有违法侵权之嫌。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慈善，尤其是富人做慈善，面临着一些道德压力和清教徒般的狂热，但如果理性地看待，其实很多商人是有慈善需求的。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对此就很苦恼。5·12之后，他和公司捐了几千万出去，最后钱怎么花的，他一无所知。他有心成立一个银泰基金会，等自己55岁以后，把基金会当成自己的下一个事业。这个基金会宗旨有两个：一是救助孤寡老人，此外就是培养专业的慈善人才。尽管5·12过后，有不少媒体在大肆宣扬中国的NGO元年到来，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巴菲特和盖茨的影响力比中国任何一个商人都大得多，可是，他们来了一趟中国，所有人关注的还是他们是怎么賺钱的。
按常理来说，自己的慈善捐助，想怎样用就怎样用，可在目前，捐者可以决定捐多少，但不可以左右怎么用，更不能监督用的怎么样。有人说，产品品牌传播费用的一半都在打水漂，而中国商人们的慈善品牌效用可能还不如他们的产品品牌。
中国慈善事业的普及得益于“两个榜”和“一个事件”。两个榜即“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和“胡润中国慈善榜”，这两个榜单，掀起了国内舆论关于慈善行为的热潮。2008年汶川地震后，更多的中国商人将自己的捐助解读为“慈善”，而此时，“慈善”二字也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观开始植入大众心中。
无论是“两个榜”还是“一个事件”，中国商人们都是施助的主角，也正是这个原因，“慈善”这个字眼，开始在大众中间普及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与“中国商人”们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一直是“唯利是图”的代表，有谚语更是说“让富人行善，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这在解释商人”视钱为命“上真可谓入木三分。“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张爱玲的这句话，似乎正是大众眼中判断富人做慈善的思维起点。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唯利是图”又“视钱为命”的人，若能主动掏钱，一定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如今普通大众坚定不移的一个观点。
于是，这样的窘境出现了：当中国商人们热衷于慈善，这种慈善便很自然地被披上了“伪”的外衣，这究竟是施善者的尴尬，还是围观者的龌龊？
孔子知道后，并没有表扬子贡的“慈善行为”，而是说，因为有子贡这样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也不好意思到国库领取赎金，照这样下去，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奋不顾身地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人无以为谢，就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送给了子路，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很多人不解，认为儒家弟子满口仁义道德，做了一件善事，为何要接受别人如此厚重的回报呢？对此，孔子却赞赏有加：这件事做的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如果孔子的慈善观念能够成为大众普遍的价值观，那么，如今的中国商人们也许就不会为做慈善而如此“囧”了。对于很多中国商人们来说，慈善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痛。
有人总结了中国商人不做慈善家的十个理由：妈妈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要一件一件地做；爸爸说，做事要扎实一点，做人要低调一点；老婆说，房子再大一点，存款再多一点；股东说，要捐就捐给我吧，我还没脱贫呢；老师说，干大事的人，不要计较小事；领导说，办好企业才是根本；经济学家说，俺的企业还处在危险期；古人云，不因善小而不为；银行说，有钱先把贷款还了；胡润说，谁上榜谁倒霉。
虽然这只是无聊网友杜撰出来的笑谈，却不难以说明，中国商人们要想做用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做点善事并非易事。站在慈善的大门口，哥们儿，别着急，也别冲动，做慈善这事，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做了也不一定能成，成了还未必能名垂千古，即使名垂千古，您还不能阻止围观者的质疑和嘲讽。
干慈善这事，李连杰最有经验，棒球帽下白色的发根，就是做壹基金给他的回报。壹基金是李连杰想做成功的公募慈善基金，因为国内慈善机制的问题，一直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当成一个专项基金运作而已。捐款的人是冲着李连杰来的，但善款的使用却由不得壹基金，更令人心痛的是，款项在发往被救助者的漫长路途中，引来了不少黑手浑水摸鱼。善心被恶用了，怎么会不令李连杰这位虔诚的佛教徒烦恼顿生呢？想独立运作，却四处碰壁，体制问题像紧箍咒一样缠住了这位“功夫皇帝”。
不过，李连杰还算是幸运的，他用金蝉脱壳之法，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总算是为困境中的壹基金找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企业界的慈善家还有不少在为自己的慈善事业苦恼不已。乐艺印刷的倪乐，他没有把善款捐到指定的官方慈善机构，以至于捐了100万善款却还要另外缴税60万，慈善成了负担。比倪乐更痛苦的人大有人在，福耀玻璃的曹德旺，累计捐款12.3亿元，缴税1.23亿元，地方政府根本不理睬他的免税申请，曹德旺只有选择无奈。西南五省的旱灾捐款，曹德旺乖乖地选择了官方指定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了让善款到位，曹德旺用心良苦地“发明”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方式：成立自己的监督协调小组，指定明确的考核标准，同时还划定了余款发放截止日期。
2010年11月8日，古都南京。当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将一幅《心经》长卷赠与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时，一场天价捐赠仪式由此迈向高潮，王健林宣布个人捐款10亿元，用于南京金陵大报恩寺的重建。但王健林一掷10亿的豪迈，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批评之声：10亿元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兴建5000所农村希望小学、100万口“母亲水窖”，或者配置1000万个“爱心学习包”，然而，王健林却将10亿元捐给了一个庙。
舆论在一边倒地批评王健林“不济苍生济鬼神”的同时，甚至一度质疑其和南京政府部门存在利益互换和权钱交易。王健林捐赠的本意，就在这样的舆论风暴中，变得模糊而尴尬。
在中国，中国商人不做慈善就会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但若是捐了一笔善款，人们便开始怀疑他捐助背后的商业意图，而善款的多少必定决定了接下来引发的公众道德争论的规模。关于中国商人慈善的各种恶毒的揣测层出不穷。
中国商人苦吗？谁说不苦，可是再苦，也苦不过新华都集团的陈发树。2009年，陈发树宣布捐出83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华都基金会，不过，令人尴尬的是，由于陈发树的不走寻常路，他用自己名下的股份作为投资成立了基金会，但由于不是现金，难以作价，所以他承诺的83亿元天价慈善基金，被媒体和政府机构一直质疑着，而且由于是把个人财产捐赠给自己创立的非公募基金，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沾不上边了。紧接着，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就几乎触犯法律。新华都出面捐赠了一批希望工程小学，但是他们不知道，希望工程是青基会旗下的注册商标，这就是说，他们的善举有违法侵权之嫌。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做慈善，尤其是富人做慈善，面临着一些道德压力和清教徒般的狂热，但如果理性地看待，其实很多商人是有慈善需求的。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对此就很苦恼。5·12之后，他和公司捐了几千万出去，最后钱怎么花的，他一无所知。他有心成立一个银泰基金会，等自己55岁以后，把基金会当成自己的下一个事业。这个基金会宗旨有两个：一是救助孤寡老人，此外就是培养专业的慈善人才。尽管5·12过后，有不少媒体在大肆宣扬中国的NGO元年到来，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巴菲特和盖茨的影响力比中国任何一个商人都大得多，可是，他们来了一趟中国，所有人关注的还是他们是怎么賺钱的。
按常理来说，自己的慈善捐助，想怎样用就怎样用，可在目前，捐者可以决定捐多少，但不可以左右怎么用，更不能监督用的怎么样。有人说，产品品牌传播费用的一半都在打水漂，而中国商人们的慈善品牌效用可能还不如他们的产品品牌。
中国慈善事业的普及得益于“两个榜”和“一个事件”。两个榜即“福布斯中国慈善榜”和“胡润中国慈善榜”，这两个榜单，掀起了国内舆论关于慈善行为的热潮。2008年汶川地震后，更多的中国商人将自己的捐助解读为“慈善”，而此时，“慈善”二字也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观开始植入大众心中。
无论是“两个榜”还是“一个事件”，中国商人们都是施助的主角，也正是这个原因，“慈善”这个字眼，开始在大众中间普及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与“中国商人”们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一直是“唯利是图”的代表，有谚语更是说“让富人行善，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这在解释商人”视钱为命“上真可谓入木三分。“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张爱玲的这句话，似乎正是大众眼中判断富人做慈善的思维起点。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唯利是图”又“视钱为命”的人，若能主动掏钱，一定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如今普通大众坚定不移的一个观点。
于是，这样的窘境出现了：当中国商人们热衷于慈善，这种慈善便很自然地被披上了“伪”的外衣，这究竟是施善者的尴尬，还是围观者的龌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