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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终于来了。
相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其改革领域覆盖之广、改革力度之大远超出外界想象。决定列举的15个改革任务中，经济方面占了6个。
相比过往，本届全会引领的改革将有何不同？新一轮经济改革的重点在哪？决定公布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的背景是什么？未来改革如何推动？带着这些问题，11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三中全会所说的“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王一鸣：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次全会可以说是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总部署。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强调顶层设计，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王一鸣：改革开放35年，很多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最大的创造力在基层、在群众，但是到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需要有顶层设计，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那么有了顶层设计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吗？还要。因为有了顶层的框架设计，某些领域的改革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现在还没有标准答案。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我们有标准答案吗？没有。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石头就是摸规律，投石问路、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把改革引向深入。所以，现在仍然想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也让这次改革区别于以往，大大提升了改革的领导层次。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何理解“决定性作用”？
王一鸣：什么是决定性作用？就是决定的一方在谁，这是个大变化。以前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的相关提法是基础性作用，意味着基础之上还有力量可以再作用。现在其他力量还可以再作用，但是起决定性的是市场。这有利于解决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因素多种多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本次三中全会给经济体制改革划出的一条主线，财税、金融、宏观调控、国企等领域改革都要围绕这条主线展开。
中国新闻周刊：围绕这一主线，在你看来有关经济领域的改革亮点主要有哪些？
王一鸣：第一，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主线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和创新，突显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新高度。
第二，《决定》强调了两个“都是”，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彼此之分、老大老二之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亮点。
第三，财税体制改革强调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应。如何让地方政府履行的事权有足够的支出与之对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从《决定》里能看出改革的方向。
第四，在城乡关系上提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里就涉及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问题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所有制方面，决定强调了两个“都是”，但也强调了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会不会影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王一鸣：“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重要”和两个“都是”，说明两者的关系，《决定》强调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同时，《决定》还提出要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造。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涉及领域之广、改革力度之大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原因何在？
王一鸣：以前每次三中全会都会去讨论改革，但是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它是就某一个领域甚至其中某一个方面，比如农村的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是一个全面的改革，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军队、党建，是一个全方位总体的战略布局。
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解放了被落后制度束缚的生产力。过去35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就是改革开放，走向未来我们还得靠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说是一个重要关头？
王一鸣：从经济视角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正在从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本世纪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长率的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的二季度，为14.8%。此后，季度增长率在逐季回落，2012年季度同比增长率跌破8%，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速是7.7%。
经济都有周期波动，短期波动取决于需求，包括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但是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这一轮经济的变化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把这轮经济变化叫做“结构性减速”。
中国新闻周刊：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这种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一鸣：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后，企业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增长时的利润水平，财政收入也能维持大体不变，就业保持过去的规模，民生继续改善。当然，我们的速度放缓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大减轻，发展更加可持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靠技术进步，还有一个就是靠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存在多大的相关性？
王一鸣：改革开放35年，每一轮经济上升都是伴随着一次改革的推动。
第一轮是1981年到1984年的农村改革，迅速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商品很快丰富起来，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所以有人把这轮改革叫“危机式改革”，不改走不下去。
第二轮，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也是巨大的突破。以前搞社会主义都是计划经济，后来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不敢说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能够搞市场经济，这是个巨大的顶层设计。有人把这轮改革叫“顶层设计式改革”。
第三轮改革以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所以我们就要修改大量的法律法规，有人把它叫做“倒逼式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领域改革面临哪些任务？
王一鸣：首先，要突破发展与转型关。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商品和服务基本市场化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其次，要突破公平与正义关。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定了191项，剩下的备案制。还要清理各种保护和优惠政策行为，优惠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某个主体的保护，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此外，还要推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比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
再次，要突破政府与市场关。减政放权的同时，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而且要逐步透明化。政府越来越要从过去的前置管理主要是审批，转向中端和后端的监管。还有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这次《决定》提出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个突出要点，就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也包括预算更加透明，包括税制的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以及消费税改革、房地产税立法、资源税改革，环境“费改税”等等。
只有改革才能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改革无退路，改革也无终点。
相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其改革领域覆盖之广、改革力度之大远超出外界想象。决定列举的15个改革任务中，经济方面占了6个。
相比过往，本届全会引领的改革将有何不同？新一轮经济改革的重点在哪？决定公布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的背景是什么？未来改革如何推动？带着这些问题，11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
全面的新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三中全会所说的“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王一鸣：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次全会可以说是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总部署。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强调顶层设计，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王一鸣：改革开放35年，很多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最大的创造力在基层、在群众，但是到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们需要有顶层设计，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那么有了顶层设计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吗？还要。因为有了顶层的框架设计，某些领域的改革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现在还没有标准答案。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我们有标准答案吗？没有。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石头就是摸规律，投石问路、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把改革引向深入。所以，现在仍然想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也让这次改革区别于以往，大大提升了改革的领导层次。
谁最后说了算？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何理解“决定性作用”？
王一鸣：什么是决定性作用？就是决定的一方在谁，这是个大变化。以前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的相关提法是基础性作用，意味着基础之上还有力量可以再作用。现在其他力量还可以再作用，但是起决定性的是市场。这有利于解决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因素多种多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本次三中全会给经济体制改革划出的一条主线，财税、金融、宏观调控、国企等领域改革都要围绕这条主线展开。
中国新闻周刊：围绕这一主线，在你看来有关经济领域的改革亮点主要有哪些？
王一鸣：第一，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主线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和创新，突显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新高度。
第二，《决定》强调了两个“都是”，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彼此之分、老大老二之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亮点。
第三，财税体制改革强调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应。如何让地方政府履行的事权有足够的支出与之对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从《决定》里能看出改革的方向。
第四，在城乡关系上提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里就涉及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问题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所有制方面，决定强调了两个“都是”，但也强调了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会不会影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王一鸣：“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两个“重要”和两个“都是”，说明两者的关系，《决定》强调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同时，《决定》还提出要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经济的股份制改造。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改革无退路
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涉及领域之广、改革力度之大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原因何在？
王一鸣：以前每次三中全会都会去讨论改革，但是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它是就某一个领域甚至其中某一个方面，比如农村的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是一个全面的改革，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军队、党建，是一个全方位总体的战略布局。
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解放了被落后制度束缚的生产力。过去35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就是改革开放，走向未来我们还得靠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现在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说是一个重要关头？
王一鸣：从经济视角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正在从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本世纪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同比增长率的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的二季度，为14.8%。此后，季度增长率在逐季回落，2012年季度同比增长率跌破8%，今年前三个季度增速是7.7%。
经济都有周期波动，短期波动取决于需求，包括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但是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这一轮经济的变化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把这轮经济变化叫做“结构性减速”。
中国新闻周刊：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这种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一鸣：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后，企业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增长时的利润水平，财政收入也能维持大体不变，就业保持过去的规模，民生继续改善。当然，我们的速度放缓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大减轻，发展更加可持续。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靠技术进步，还有一个就是靠改革。
改革无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存在多大的相关性？
王一鸣：改革开放35年，每一轮经济上升都是伴随着一次改革的推动。
第一轮是1981年到1984年的农村改革，迅速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商品很快丰富起来，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所以有人把这轮改革叫“危机式改革”，不改走不下去。
第二轮，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也是巨大的突破。以前搞社会主义都是计划经济，后来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不敢说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能够搞市场经济，这是个巨大的顶层设计。有人把这轮改革叫“顶层设计式改革”。
第三轮改革以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所以我们就要修改大量的法律法规，有人把它叫做“倒逼式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领域改革面临哪些任务？
王一鸣：首先，要突破发展与转型关。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商品和服务基本市场化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其次，要突破公平与正义关。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定了191项，剩下的备案制。还要清理各种保护和优惠政策行为，优惠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某个主体的保护，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此外，还要推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比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
再次，要突破政府与市场关。减政放权的同时，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而且要逐步透明化。政府越来越要从过去的前置管理主要是审批，转向中端和后端的监管。还有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这次《决定》提出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个突出要点，就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也包括预算更加透明，包括税制的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以及消费税改革、房地产税立法、资源税改革，环境“费改税”等等。
只有改革才能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改革无退路，改革也无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