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科技激进主义，总是时不时会刷新一下你的三观。前段时间，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在演讲中表示：“未来5到10年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原来人们可以合成病毒、细菌，现在华大基因参与的一个项目已经能够合成酵母。这成了汪建大胆预言的基础。
　　尽管在技术层面，汪建的言论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但作为一个社会学样本，汪建及其观点倒是时下科技激进主义狂热症的一幅经典剪影。
　　此前，让我印象深刻同时又感觉荒诞的一则新闻，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团队的换头术。任晓平团队与意大利原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韦罗在两具遗体上进行“异体头身重建”（俗称换头术）的解剖学研究，被误读为中国已经实施第一例头移植。
　　这一所谓的换头术吸引了大量关注，也引起了巨大的伦理争议。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代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全体专家表示：“绝对不允许这种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
　　无论是基因技术还是换头术，以及更火热的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突破正在给人类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拥抱和鼓励科技进步、创新是必须的，但是，也应该警惕科技激进主义所带来的盲目乐观和社会风险。
　　从目前来看，科技激进主义正在突破既往的很多生命和伦理禁区。如果换头术能够成功，不只会解决很多人的病痛，而且也意味着人类更接近永生。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老了，其他器官虽已衰竭但头脑仍然好用，就完全可以借助换头术继续生存，并一直换下去直到大脑衰竭为止。这样，人类的寿命可能就会突破140岁的极值。
　　尽管这些言论和研究令人感到新奇和惊悚，但是，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科技巨头正野心勃勃地试图在这一代人可见的时间内，实现突破，治愈死亡。
　　数年前，谷歌启动了一项阿波罗计划，聘请了奇点大学校长库兹韦尔担任负责人，目的就是治愈死亡。库兹韦尔最著名的预测就是，2027年，电脑将在意识上超过人脑；2045年左右，技术发展足够迅速，严格定义上的生物学人类将不被理解和存在。
　　中国科技富豪陈天桥在2016年就宣布了一个10亿美元的永生计划，当年他给加州理工学院捐了1.15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究。
　　无论是狂热的非理性追求，还是仅仅为了追求梦想，目前科技激进主义者们似乎只对技术研发投入了巨大的热忱，但是，对于技术带来的后果以及对人类社会法律和伦理的冲击，却无意探究。
　　如果永生成为可能，人类社会所有的运行规则或许都要从根本上改变。此前我们所有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伦理制度，都是以有限的生命为前提。若人类实现了永生，婚姻制度可能就此解体。此外，永生可能会让整个社会失去创造活力，因为永生必然会带来利益的进一步固化，反而会抑制自由和创新。
　　2017年以来，霍金频频发声，预警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科技当然需要创新，而且科技演化也是一种链式反应，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但是，人类社会是一個有机体，并非只有科技，任何一个方面的激进突变，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支点杂志2018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