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迅速崛起早已引来了各种解读，但从国际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比较和解读的不多，解读得好的更属凤毛麟角。旅法学者宋鲁郑长期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的两元环境下，多年来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他撰写的《中国能赢》一书，秉承一贯的观点鲜明、资料丰富与论述透彻等特点，展示了他对西方制度和中国模式的许多独到见解和透彻分析，更揭示了西方走衰和中国能赢的深层次原因，堪称是这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文化是制度之母”。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演变，宋先生首推第一要素就是文化传统。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而一旦社会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必是国家分裂、大乱和民不聊生之时。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政治传统。这就是中国政改的出发点、关键和核心。
　　由于西方文明数百年积累的优势话语权，西方模式仍然被不少国人视为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方向标。为此，宋先生从三个角度进行正本清源。 一是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充满了内战、革命、复辟和社会的动荡。如果中国以西方为榜样，带给中国的将是什么，不言而喻。
　　二是从现实看，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这样的例子。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挑战。而中国一方面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产生却只有一个世纪的时间，分裂主义依然是国家统一的威胁。如果以西方的制度为演变方向，国家走向解体绝非危言耸听。
　　三是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极为高昂。
　　宋先生从全球三大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对比中，得出一个很有创建性的结论：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他指出，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而且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这就是为什么放眼今天的世界，西方深陷经济危机，阿拉伯社会则处于革命动荡之中，只有中国实际上成了全球的中流砥柱。所以宋先生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榜样，中国可以借鉴，可以创新，却不能模仿。
　　中国崛起的规模和势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只要我们继续走自己的成功之路，前景非常光明。我们今天最需要防止的是西方话语的忽悠，从而导致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经济混乱。其实西方今天自己身陷危机，哪有资格来教训中国。《中国能赢》一书无疑是帮助国人摆脱西方话语束缚，探索中国全面超越西方的一本好书。相信它对中西制度和发展模式详尽比较所得出的许多结论，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