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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记者何伟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和常态的中国社会，这可能是一个连中国人自己都没深入了解的世界
何伟是一个另类，在美国驻中国记者的圈子里。
在中国给美国人报道新闻是艰难的，美国人很不了解中国。在中部，许多美国人以为中国的领袖还是毛泽东，他们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他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是孔子。只有那些来来往往在中国的商人们、政客们、艺术家们、记者们，才知道中国是怎样的。但是也不要试图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中国领导人的更换，比不上他们小城里的一次税收改革重要。
所以，在中国的美国记者，都在发掘轰动、爆炸、负面、惊悚、巨变等等故事。他们必须要用大人物、大名字、大事件来打动他们的编辑。
可是何伟从来就没有。何伟的出身并不是一个职业记者，他是半路出家的。1996年，他加入了国际和平队，来到涪陵师范学院教英语。他的大学专业就是英国语言文学。他将自己在涪陵的两年生活，用4个月写成了一本书《江城》。
可是离开涪陵之后的何伟失业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刚刚产生，他想留在中国，书写中国，可他只是成千上万的“老外北漂”之一。
他和中国的许多本土北漂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可是他自己却认为“从来没有财务上的压力”。他的生活成本很低，像中国人一样租着便宜的房子，生活在一群真正的中国普通人之中，吃便宜的饭店，“打”公共汽车和地铁，长途旅行坐火车。
就这样，他当上了《华尔街日报》的研究员——驻中国记者圈生物链的最底端，负责帮记者们寻找选题、寻找资料、整理文档。其间，他给各类的杂志报纸出版物写文章拿稿费，有旅行杂志，有商业杂志，还有农业杂志。
就这样，他在《纽约时报》、《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他终于成为了一个“有身份”的人——《纽约客》驻北京记者。
但他依旧是一个简单的美国人。他厌恶追求大效应的新闻，无法融入虚与委蛇的政治圈，也没有像许多著名的记者那样去调查一些关于中国巨变中的轰动新闻。他只是守株待兔一样，许多年盯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他们微不足道的生活。
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写的是涪陵师范学院里的学生、老师、学校当局、邻居和官员，一个小城市里的小生态；
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是中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纠缠。古文字的逝去，古四合院的拆迁，一个新疆人逃离的过程。
最新的《寻路中国》，是驾车对长城沿线的拜访，是一个小村落数年之间为商业化所侵袭的微澜，是浙江丽水这个新兴小工业城市人与社会的小进化。
中国这个世界太复杂了。1996-2009他呆在中国的这十多年之中，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一个复杂的中国人尚且无法了解，更何况一个简单的美国人？
可是何伟却不这么认为，他从来都在用他最简单的美国人的逻辑看待复杂的中国。我以为，何伟只是用人的方式在看中国人。诚然，中国在历史、文化、宗教等等背景中，与美国有着千差万别。然而，廓清那么多浮泛于表面的泡沫，所有人其实都是那样，他们生老病死，他们生儿育女，他们学会在社会中生存，他们与政府若即若离地打着交道。
用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变化，其实，中国也不是那么不可理解的一个国家。
现在，何伟已经暂时离开中国，去写科罗拉多州的农民了，回到那个和他一样简单的国家里去。话说回来，美国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如果你非要用一个复杂的逻辑去强调这个国家的特殊性，那它便是复杂的；而当你还原到人性的简单性时，它便是那么简单。其实，看何伟的书，访问何伟，就是学习这样一个逻辑的过程。对美国如是，对中国，亦如是。
人物周刊：在你的书里，多数的角色都是普通人。你是否故意在避免那些大人物，为什么？
何伟：可能有几个原因。我想在我书写的那段时间里，从2001到大约2007/2008年，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移民和这种朝向都市中产的变迁。在我看来，这个群体的人们在中国更大的变迁中是最有意义的。但他们经常没有得到深入的描写。于是，我的目标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动机和看法，并且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进行的。
另一个原因是易于进入。有名或重要的人物太忙，不能花很多时间和一个记者谈话，并且，名人通常广为报道，他们可能被媒体保护或修饰，被描绘为某种特定的形象。我喜欢写那些我真正了解的人，经常有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接触，这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来说是可行的，我最喜欢写那些从未被写过的人。他们更加开放，并且对我的工作方法更加耐心。我在美国也是这样工作的。我也不喜欢写美国的名人。
人物周刊：在《甲骨文》中，你写了很多中国历史。但是在《城墙》一章中，你很少提及历史。为什么？你是希望更多关注目前的变化，还是认为对这部分的中国，历史所起的作用比较小？
何伟：《甲骨文》关注的主要就是历史，或者说时间。我那时感兴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所以，历史在那本书里扮演了主角。
《寻路中国》主要是关于发展和经济的，历史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在第一章中有一些关于长城的历史资料，主要描述长城的经济背景，和中国传统上是如何与其邻居互动的。但第一部分之后我就很少提及历史。我把历史放在了第一章，而第二章主要是一个家庭如何应对现在，或今天；第三章是关于一个城市如何为未来谋划的。书是从过去移动到未来的。
人物周刊：在我看来你似乎在看待你的主人翁上态度矛盾：一方面你被他们感动或信任他们的个性，另一方面，你被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所困扰。我说得对吗？
何伟：去写那些不复杂的，或者有些时候不矛盾的人是无趣的。多数人不是圣人，尤其在现在的中国这种气氛之中。
但是我还是喜欢上这些我深入书写的人。魏子淇有许多的缺点，但我崇敬他的智慧和动力。我对曹春梅和魏嘉也是这么看的——我非常关心他们两个。我崇敬许多我在丽水认识的人，尤其是罗师傅，他真的是一个非凡的人。我不想写那些了无趣味的人。如果你不尊敬一个人，你就会发现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漫长。这是一个关键——我必须尊重这个人。他们有缺点是正常的，但他们必须值得尊敬。
人物周刊：我很喜欢你写的魏嘉生病的故事，它令我也感到窒息。这个系统对普通人是十分不利的。你认为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何伟：魏嘉生病的情形，是我在中国十年之中遇见的最压抑和困难的事件。它让我觉得非常无助。同时，他父母的冷静，和村里人的帮助，令我非常尊敬。
医疗系统，非常不幸，是所有地方的长期问题。它在美国也是个大麻烦，人们也没有找出方法建立一个良好的系统。因为中国的人口庞大，这里会更加艰难，恐怕将来这个问题还会加剧。
人物周刊：人们自然地适应到现代化之中去，无论愿意不愿意。按照你的叙述，他们变化得非常快。有时候在宗教的支持之下，有时候没有任何宗教或价值观的支持。你会不会担心这将会导致灾难？或者你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现象？
何伟：我想我总体上是乐观的。我看到了非常多令人悲伤的景象，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代际的中国人是否真的快乐——对于人们所拥有的一整套感觉来说这个词过于简单。但是我极少觉得他们倾向于放弃或者感到受挫。因此我总体上看到希望。
人物周刊：魏嘉的教育带给读者许多忧虑。当然，这非常不同于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对于中国的教育有许多批评，你怎么看？这种教育系统将给魏嘉这一代带来什么？
何伟：事实上，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的教育系统要优于美国。美国人越来越担忧中国，曾经有许多测试分数的比较，结果显示中国教育产出更优秀的学生，尤其在数学上。
我个人在中国系统上发现了许多漏洞。并且我认为许多在中国教过书的人都有这种反应。我注意到那些为中国教育所折服的人，多数是没有在中国的学校里工作过的人。
我不喜欢有太多群体结构或对群体过多强调。但就像我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我因自己的个性和文化而认识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个人主义有很充分的尊重。我小时候在美国就不很喜欢学校，我讨厌群体工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确定如果在一个中国学校里我会更悲惨。我认为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产生一个作家是很难的。
人物周刊：在（丽水的）内衣配件公司里，工人们在他们的个性中表现出许多好的或坏的东西。你觉得这个（转型）过程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吗？或者这种改变只是城市化中的普通进程？这会不会成为农民工中的共同现象？
何伟：这些人当然被转化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朝着好的方向改变——比如罗师傅、陶氏姐妹，在我认识他们的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变得更加自信和成功。这是一种教育。有时我觉得从乡村里来的人，在工厂世界里比在学校里更快地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陶玉凤绝对在装配线和宿舍里学到许多更有用的东西。这么说使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非常珍视教育。但这就是我观察到的。
人物周刊：你在丽水所遇见的那些官员我们称之为“技术官僚”。他们重视经济建设，但并不怎么关心社会进步。你对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会改变吗？或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脊梁？
何伟：这是一个好的用语。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而这种模式的代价在未来数年中将会更加明显。我相信这是下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需要探索一个更少经济取向，或者更少实用主义的阶段。
人物周刊：政治系统比较少出现在你的书中，但是它其实无所不在。你提到中产阶级会逐渐意识到这是改革中的一个障碍。但是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你乐观吗？
何伟：我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变化会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当然，这是普遍的变化方式。我对于变化是乐观的——对人们的能力我印象深刻。当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谋求。但是他们得决定什么时候需要政治改变。我觉得现在人们的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这不是他们的首选。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非常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你觉得美国的读者会难以理解吗？
何伟：不会。我认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理解一个中国人的动机和想法相对容易。问题在于两国之间传统上有巨大的距离，而外国记者又无法深入。但是现在一个作家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人、社区上面，并且真正去理解他们。我发现中国人非常理性而且根本上很踏实，这对美国读者来说非常容易理解。有一些性情我们是共有的。我相信美国人和中国人通常非常随意、非常直接而且很幽默。这就是我一直在中国很舒服的一个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记者，你的生活非常深刻地和你的角色们纠缠在一起，你难道不担忧这会误导你的判断或者影响你的客观性？
何伟：在写作《江城》的时候我比较担忧，我担心人们会因为我写的东西遇到麻烦。那时候没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特别很少关于中国小城市的，所以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反应出来。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的担忧越来越少，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告诉读者你和角色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人称这么关键。读者知道我和魏嘉是朋友，这似乎影响了我作为一个作者的角色，但它没有摧毁关系，只是不同的关系。所以我需要向读者说清楚。而在丽水，我并没有这种关系。我没有直接卷入我的角色的生活。我相信这两种关系都没有问题，而每一种都有其优势。有一些差别是好的。如果我只写在中国的朋友，那就会有问题。但我并没有这样。关键在于对你的关系完全坦诚。
人物周刊：你在中国呆了10年，写了3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你似乎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说。你对中国的未来写作计划是什么？
何伟：经过10年之后，我决定是时候写写不同部分的世界了。我感觉《寻路中国》是一个自然停止点，并且我很满意这一套3本书。主要的是，我感觉我可以从写作其他地方学到新的技巧，迎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回到美国，我最近开始写作科罗拉多州农民。今年夏天我们将迁居到中东。我总的计划是在五六年内回到中国。我觉得它会给我一个新的角度。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有新的能力和观点。
何伟是一个另类，在美国驻中国记者的圈子里。
在中国给美国人报道新闻是艰难的，美国人很不了解中国。在中部，许多美国人以为中国的领袖还是毛泽东，他们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他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是孔子。只有那些来来往往在中国的商人们、政客们、艺术家们、记者们，才知道中国是怎样的。但是也不要试图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中国领导人的更换，比不上他们小城里的一次税收改革重要。
所以，在中国的美国记者，都在发掘轰动、爆炸、负面、惊悚、巨变等等故事。他们必须要用大人物、大名字、大事件来打动他们的编辑。
可是何伟从来就没有。何伟的出身并不是一个职业记者，他是半路出家的。1996年，他加入了国际和平队，来到涪陵师范学院教英语。他的大学专业就是英国语言文学。他将自己在涪陵的两年生活，用4个月写成了一本书《江城》。
可是离开涪陵之后的何伟失业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刚刚产生，他想留在中国，书写中国，可他只是成千上万的“老外北漂”之一。
他和中国的许多本土北漂一样，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可是他自己却认为“从来没有财务上的压力”。他的生活成本很低，像中国人一样租着便宜的房子，生活在一群真正的中国普通人之中，吃便宜的饭店，“打”公共汽车和地铁，长途旅行坐火车。
就这样，他当上了《华尔街日报》的研究员——驻中国记者圈生物链的最底端，负责帮记者们寻找选题、寻找资料、整理文档。其间，他给各类的杂志报纸出版物写文章拿稿费，有旅行杂志，有商业杂志，还有农业杂志。
就这样，他在《纽约时报》、《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文字逐渐多了起来。他终于成为了一个“有身份”的人——《纽约客》驻北京记者。
但他依旧是一个简单的美国人。他厌恶追求大效应的新闻，无法融入虚与委蛇的政治圈，也没有像许多著名的记者那样去调查一些关于中国巨变中的轰动新闻。他只是守株待兔一样，许多年盯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他们微不足道的生活。
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写的是涪陵师范学院里的学生、老师、学校当局、邻居和官员，一个小城市里的小生态；
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是中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纠缠。古文字的逝去，古四合院的拆迁，一个新疆人逃离的过程。
最新的《寻路中国》，是驾车对长城沿线的拜访，是一个小村落数年之间为商业化所侵袭的微澜，是浙江丽水这个新兴小工业城市人与社会的小进化。
中国这个世界太复杂了。1996-2009他呆在中国的这十多年之中，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一个复杂的中国人尚且无法了解，更何况一个简单的美国人？
可是何伟却不这么认为，他从来都在用他最简单的美国人的逻辑看待复杂的中国。我以为，何伟只是用人的方式在看中国人。诚然，中国在历史、文化、宗教等等背景中，与美国有着千差万别。然而，廓清那么多浮泛于表面的泡沫，所有人其实都是那样，他们生老病死，他们生儿育女，他们学会在社会中生存，他们与政府若即若离地打着交道。
用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变化，其实，中国也不是那么不可理解的一个国家。
现在，何伟已经暂时离开中国，去写科罗拉多州的农民了，回到那个和他一样简单的国家里去。话说回来，美国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如果你非要用一个复杂的逻辑去强调这个国家的特殊性，那它便是复杂的；而当你还原到人性的简单性时，它便是那么简单。其实，看何伟的书，访问何伟，就是学习这样一个逻辑的过程。对美国如是，对中国，亦如是。
人物周刊：在你的书里，多数的角色都是普通人。你是否故意在避免那些大人物，为什么？
何伟：可能有几个原因。我想在我书写的那段时间里，从2001到大约2007/2008年，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移民和这种朝向都市中产的变迁。在我看来，这个群体的人们在中国更大的变迁中是最有意义的。但他们经常没有得到深入的描写。于是，我的目标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动机和看法，并且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进行的。
另一个原因是易于进入。有名或重要的人物太忙，不能花很多时间和一个记者谈话，并且，名人通常广为报道，他们可能被媒体保护或修饰，被描绘为某种特定的形象。我喜欢写那些我真正了解的人，经常有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接触，这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来说是可行的，我最喜欢写那些从未被写过的人。他们更加开放，并且对我的工作方法更加耐心。我在美国也是这样工作的。我也不喜欢写美国的名人。
人物周刊：在《甲骨文》中，你写了很多中国历史。但是在《城墙》一章中，你很少提及历史。为什么？你是希望更多关注目前的变化，还是认为对这部分的中国，历史所起的作用比较小？
何伟：《甲骨文》关注的主要就是历史，或者说时间。我那时感兴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所以，历史在那本书里扮演了主角。
《寻路中国》主要是关于发展和经济的，历史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在第一章中有一些关于长城的历史资料，主要描述长城的经济背景，和中国传统上是如何与其邻居互动的。但第一部分之后我就很少提及历史。我把历史放在了第一章，而第二章主要是一个家庭如何应对现在，或今天；第三章是关于一个城市如何为未来谋划的。书是从过去移动到未来的。
人物周刊：在我看来你似乎在看待你的主人翁上态度矛盾：一方面你被他们感动或信任他们的个性，另一方面，你被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所困扰。我说得对吗？
何伟：去写那些不复杂的，或者有些时候不矛盾的人是无趣的。多数人不是圣人，尤其在现在的中国这种气氛之中。
但是我还是喜欢上这些我深入书写的人。魏子淇有许多的缺点，但我崇敬他的智慧和动力。我对曹春梅和魏嘉也是这么看的——我非常关心他们两个。我崇敬许多我在丽水认识的人，尤其是罗师傅，他真的是一个非凡的人。我不想写那些了无趣味的人。如果你不尊敬一个人，你就会发现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漫长。这是一个关键——我必须尊重这个人。他们有缺点是正常的，但他们必须值得尊敬。
人物周刊：我很喜欢你写的魏嘉生病的故事，它令我也感到窒息。这个系统对普通人是十分不利的。你认为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何伟：魏嘉生病的情形，是我在中国十年之中遇见的最压抑和困难的事件。它让我觉得非常无助。同时，他父母的冷静，和村里人的帮助，令我非常尊敬。
医疗系统，非常不幸，是所有地方的长期问题。它在美国也是个大麻烦，人们也没有找出方法建立一个良好的系统。因为中国的人口庞大，这里会更加艰难，恐怕将来这个问题还会加剧。
人物周刊：人们自然地适应到现代化之中去，无论愿意不愿意。按照你的叙述，他们变化得非常快。有时候在宗教的支持之下，有时候没有任何宗教或价值观的支持。你会不会担心这将会导致灾难？或者你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现象？
何伟：我想我总体上是乐观的。我看到了非常多令人悲伤的景象，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代际的中国人是否真的快乐——对于人们所拥有的一整套感觉来说这个词过于简单。但是我极少觉得他们倾向于放弃或者感到受挫。因此我总体上看到希望。
人物周刊：魏嘉的教育带给读者许多忧虑。当然，这非常不同于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对于中国的教育有许多批评，你怎么看？这种教育系统将给魏嘉这一代带来什么？
何伟：事实上，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的教育系统要优于美国。美国人越来越担忧中国，曾经有许多测试分数的比较，结果显示中国教育产出更优秀的学生，尤其在数学上。
我个人在中国系统上发现了许多漏洞。并且我认为许多在中国教过书的人都有这种反应。我注意到那些为中国教育所折服的人，多数是没有在中国的学校里工作过的人。
我不喜欢有太多群体结构或对群体过多强调。但就像我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我因自己的个性和文化而认识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个人主义有很充分的尊重。我小时候在美国就不很喜欢学校，我讨厌群体工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确定如果在一个中国学校里我会更悲惨。我认为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中产生一个作家是很难的。
人物周刊：在（丽水的）内衣配件公司里，工人们在他们的个性中表现出许多好的或坏的东西。你觉得这个（转型）过程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吗？或者这种改变只是城市化中的普通进程？这会不会成为农民工中的共同现象？
何伟：这些人当然被转化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朝着好的方向改变——比如罗师傅、陶氏姐妹，在我认识他们的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变得更加自信和成功。这是一种教育。有时我觉得从乡村里来的人，在工厂世界里比在学校里更快地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陶玉凤绝对在装配线和宿舍里学到许多更有用的东西。这么说使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非常珍视教育。但这就是我观察到的。
人物周刊：你在丽水所遇见的那些官员我们称之为“技术官僚”。他们重视经济建设，但并不怎么关心社会进步。你对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会改变吗？或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脊梁？
何伟：这是一个好的用语。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而这种模式的代价在未来数年中将会更加明显。我相信这是下一个阶段：中国社会，尤其是政府，需要探索一个更少经济取向，或者更少实用主义的阶段。
人物周刊：政治系统比较少出现在你的书中，但是它其实无所不在。你提到中产阶级会逐渐意识到这是改革中的一个障碍。但是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你乐观吗？
何伟：我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变化会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当然，这是普遍的变化方式。我对于变化是乐观的——对人们的能力我印象深刻。当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谋求。但是他们得决定什么时候需要政治改变。我觉得现在人们的脑子里有那么多东西，这不是他们的首选。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非常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你觉得美国的读者会难以理解吗？
何伟：不会。我认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理解一个中国人的动机和想法相对容易。问题在于两国之间传统上有巨大的距离，而外国记者又无法深入。但是现在一个作家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人、社区上面，并且真正去理解他们。我发现中国人非常理性而且根本上很踏实，这对美国读者来说非常容易理解。有一些性情我们是共有的。我相信美国人和中国人通常非常随意、非常直接而且很幽默。这就是我一直在中国很舒服的一个原因。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记者，你的生活非常深刻地和你的角色们纠缠在一起，你难道不担忧这会误导你的判断或者影响你的客观性？
何伟：在写作《江城》的时候我比较担忧，我担心人们会因为我写的东西遇到麻烦。那时候没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特别很少关于中国小城市的，所以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反应出来。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的担忧越来越少，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告诉读者你和角色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人称这么关键。读者知道我和魏嘉是朋友，这似乎影响了我作为一个作者的角色，但它没有摧毁关系，只是不同的关系。所以我需要向读者说清楚。而在丽水，我并没有这种关系。我没有直接卷入我的角色的生活。我相信这两种关系都没有问题，而每一种都有其优势。有一些差别是好的。如果我只写在中国的朋友，那就会有问题。但我并没有这样。关键在于对你的关系完全坦诚。
人物周刊：你在中国呆了10年，写了3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你似乎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说。你对中国的未来写作计划是什么？
何伟：经过10年之后，我决定是时候写写不同部分的世界了。我感觉《寻路中国》是一个自然停止点，并且我很满意这一套3本书。主要的是，我感觉我可以从写作其他地方学到新的技巧，迎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回到美国，我最近开始写作科罗拉多州农民。今年夏天我们将迁居到中东。我总的计划是在五六年内回到中国。我觉得它会给我一个新的角度。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会有新的能力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