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的三部曲《男孩》《青春》和《夏日》，一向被认为是自传或是自传体小说—虽然作家自己以为是虚构文体，可是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改一下，直接让约翰（他本人就是这名字）蹿入故事，晒出自己的履历，这要不让人产生联想也难。现在库切老了，开始写老年的故事，叙述老年的困境与归宿。这里是否同样有着自传成分？人们还是有着同样的疑问。不过，这回他写的是知识分子老妇人，他的人物是一个叫作伊丽莎白·科斯黛洛的女作家。其实这是《八堂课》里边的主人公，有评论者认为伊丽莎白·科斯黛洛正是库切的部分替身，库切是借助这位女作家的声音将自己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
　　收入本书的《女人渐老》和《老妇人与猫》两篇小说，集中描述了伊丽莎白的晚年生活，或许重点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关于晚年生活的某种概念性设计。库切将人物的思辨与矫情都写得很绝，有时几乎让人忍俊不禁。难道说，用人生暮景作为一个话题，依然是拿自己开涮？库切虽然外表看上去像是有些木讷，但不用怀疑，其内心的幽默感无人可比。
　　库切以简捷的笔触探讨生命、衰老和死亡，谈论人的灵魂会飞去哪里，以及上帝是否存在，等等。在《女人渐老》中，七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和一对已届中年的儿女，就是因为要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才有了法国人所说的“家庭团聚”。伊丽莎白平日独自居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女儿海伦在法国尼斯经营一家画廊，儿子约翰（瞧，又是约翰）则在美国巴尔的摩。这回因为约翰要来欧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便策动了一家人在尼斯相聚，以便对母亲晚年的归属作出妥善安排。约翰希望母亲跟随自己到美国去生活，而海伦想让母亲迁居法国。但是伊丽莎白拒绝了子女的好意，首先她不想成为他们的附庸，再说墨尔本的医疗救护系统相当不错，她觉得足以应付生老病死的“紧急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明明涉及到一个很有普适意义的话题，就是现代社会的老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养老救助事宜。可是库切却通过作家伊丽莎白·科斯黛洛告诉世人，老人不应是你们怜悯和关怀的对象，所谓老龄问题也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似乎更像是当事人的自我心理问题）。库切特意抽出这张牌，却又轻巧地把它甩了出去。这是最具有颠覆性的一手，这不啻是宣告，巴格达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丽莎白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自然无须在经济上为晚境而担忧，这是她跟子女说话很有底气的原因之一。而且，事实上她身体还不错，没有任何疾病困扰，思维依然相当敏捷，所以她那种一贯我行我素的强势作风丝毫未见收敛。库切选择这样一个比较少见的个例，一个目前还不需要按照老人标准来进行帮助的对象，以她咄咄逼人的生命姿态挑战世俗常理，恰到好处地营造了某种艺术效果—与伊丽莎白特立独行相对应的是一个庸众的世界，这个按部就班的世界包括了海伦和约翰（他们有这份孝心固然可嘉，可事实上这铁娘子似的老妈何曾需要他们来照顾），也包括了他们庸人自扰的诸般计划。看上去他们都是在瞎操心，在老龄问题上似乎整个世界走入了天大的误区。
　　直到这篇小说结束，这母子三人并未在母亲养老问题上达成共识。实情是，当时伊丽莎白尚未作出实质性选择，尽管她已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跟子女一起生活。当然，后来的事情在《老妇人与猫》那篇小说中都有交代—你绝对想不到伊丽莎白给自己选择了那样一种养老方式。作为《女人渐老》的姐妹篇，《老妇人与猫》的时间背景大约是几年之后，伊丽莎白·科斯黛洛已经定居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高原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其实，伊丽莎白根本不是去养老的，而是作为志愿者那类角色去从事某种社会实践。她在村里收养被人遗弃的猫儿，还收养了巴博罗、一个患有露阴癖的男子。在条件极端艰苦的山村里，她安之若素地过起了箪食瓢饮的简单生活，闲暇时思考着灵魂与自我的问题。
　　儿子约翰远道来看她，大概是要商量临终安排以及母亲的后事之类。《老妇人与猫》没有出现女儿海伦的身影，海伦显然比约翰更了解自己的母亲—母亲为什么不选择尼斯，而大老远地跑到卡斯蒂利亚高原，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可怜的约翰是独自跑到山村来遭罪，非但受冻挨饿，还要听老妈津津乐道地谈论灵魂的可视与不可视，以及客体的可知觉性什么的。从下边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两代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与沟通。
　　他摇摇头。“你从哪儿掏弄来这些念头，妈妈，”他说，“你独自一人呆在这大山深处，上帝遗弃的异国山村，拆解着什么主体、客体这类经院哲学的一堆乱麻，伴随着在家具底下钻进钻出的那些野猫，它们身上可都是跳蚤，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寄生虫，这真是你想要的生活？”
　　“我在为自己下一步做准备，”她回答说，“这是最后一步。”她凝视着他；她一脸平静；看来她完全是认真的。“我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与自己生活模式不一样的群体之中，这跟我本性上的知识理性曾经能够把握的方式更是大相径庭。这么说不知道能不能让你理解？”
　　约翰注定是理性教育造就的庸常之辈，或许也是某种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老妈告诫他，生活并不是由种种选项组成（这是他一直没搞明白的地方），譬如对巴博罗来说，就不可能面对这样的选项：做西班牙国王好呢，还是做个村里的白痴？对许多人来说，生活只是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老妈的这种说法绝对没错，语言逻辑就很精采。可是，将生活作为一系列选项的恰恰是伊丽莎白自己。是她自己选择了不同凡响的老龄化生存方式，是她跑到卡斯蒂利亚高原这个终年寒冷的小村庄，是她要扮演猫儿和巴博罗的拯救者的角色……
　　约翰跟母亲讨论过猫灾和物种的生态平衡问题，认为应该给她豢养的猫儿做阉割手术。可是伊丽莎白认为不能拒绝生命的灵魂闯入世间，就像上帝造物，每个生命应该都有被赋予形体的机会。在干预世务的同时，伊丽莎白恰恰奉行一套不干涉理论。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隐隐之中，她似乎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如果说在《女人渐老》中，陷入“怀旧泥沼”的伊丽莎白一时失去了灵魂的目标，还在“哀叹”中踟蹰不前；那么到了《老妇人与猫》里边，她已经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方向，而且坚定不移地投入其中。其实这跟养老没有什么关系，养老只是引出故事的一个由头，而故事本身却是两代人的精神代沟。正是在与儿女的精神对比中，伊丽莎白确立了自己荦荦不凡的情操与气质。作为一九六○年代投身街头革命的一代人，她一辈子都在思考公平与正义之类的大问题，哪怕这些概念本身早已抽离了社会内涵；她一辈子都在为理想和感觉而争辩，即便革命已经离她远去。库切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代左翼知识分子对于话语权力的迷恋，在描述伊丽莎白那些偏执的言辞与行为时，他一定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与庄严。撇开海伦、约翰面对的那些乏味的人生选项，你一定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和他的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精神联系。
　　二○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J.M.库切《他和他的人》（短篇小说三篇），文敏译，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