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1],但他也创作了富于浓郁的抒情气息的小说,《歧路》便是其中的一篇。在小说中,郭沫若把主人公处于歧路时难以抉择的矛盾心态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无处不散发着一丝淡淡的、无处不在的感伤气息。
关键词:《歧路》;自叙传色彩;心理描写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83-03
一、自叙传色彩
《歧路》发表于1924年2月,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他”送妻儿回日本前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主人公一直徘徊在“去送妻儿”与“不去送妻儿”的思想斗争中,他的贫穷的生活、经济的拮据是他矛盾心理的直接原因。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得妻儿不得不回到妻子自己的祖国,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丈夫的经济负担,也可以为丈夫的创作提供更大的可能与灵感的空间,而且她也可以到日本去学习产科的医学知识,等到将来回来时或许可以做些生计,并以此来挣钱从而补贴家用。这一故事本身就渗透着一丝淡淡的感伤的离别情感,同时也再现了主人公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文中的故事却与1924年郭沫若的生活实际有着惊人的相似。郭沫若1923年3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于1923年4月携带妻儿回到祖国上海。妻子安娜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坚信生活总会一天比一天好,但实际却并非如此。社会的黑暗使得上海谋生艰难,在那文学不值一钱的时代,可想而知以写作为生的郭沫若夫妇过着怎样贫困的生活,对于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他们来说,吃饱穿暖睡好已经很奢侈了,安娜又为三个儿子的教育问题发愁,多次劝郭沫若开业行医。如:
“‘如今医科毕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病人需要医治,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清醒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
‘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人们的榨取。医学有什么?有什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行医治病救人,总是体现了博爱、人道的精神呀!’
‘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郭沫若情绪更加激发了起来,说道:‘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段;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的天大本领!他们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2]
郭沫若的固执态度与文人身上的清高,使得安娜和孩子们不得不在上海节衣缩食地度日。一家五口艰难地生活在上海,郭沫若又没法带安娜和孩子们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因生活所迫,郭氏夫妇无法再在上海生活了,安娜不得不带上三个儿子回到日本去,并打算回到日本后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到上海,希望以此谋生计。1924年2月17日,安娜携带三个儿子离开上海回日本。在回日本的旅途中,郭沫若托好朋友郑伯奇照顾妻儿。这就是郭沫若护送安娜和三个儿子离开上海去日本时的情形。
而这却与小说《歧路》中的故事情节以及主人公“他”护送妻儿回日本时的情形基本相同,时间也基本一致,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名字与真人名字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歧路》正是取材于郭沫若护送妻儿的亲身经历,只不过小说中的故事有部分的虚构。《歧路》也许就是郭沫若护送妻儿后内心真实想法的外现,是他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这些使得《歧路》富于浓郁的自叙传色彩,正是因为该情景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作者才能把主人公“他”护送妻儿回日本时无奈的矛盾心态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读来令我们潸然泪下。这也许就是自叙传色彩在该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了吧?
二、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这一写作技巧是中国现代作家借鉴西方文学创作技法中的一种,并被成功地加以运用在中国小说的创作中,从而使得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比古典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同时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更有深度。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郭沫若,也在其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法,如小说《歧路》中的运用,使得小说读来更耐人寻味。
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主人公的矛盾心态:第一个回合他的内心矛盾体现在他送妻儿去码头的路上时的矛盾与挣扎:“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惊讶,难道我做人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应该送他们回去。”[3]这时,他的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心占据了上风,让他不忍心也不放心让妻子一人带三个儿子和行李回日本去,觉得自己有义务去送她们,也必须去送她们。而且“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应该送他们回去。”[4]送妻儿来回路费并不贵,根据实际情况他确实应该送,他的良知促使他必须去送。但另一方面,“他又想起自己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还在同船有T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5]这时,他工作上的责任与义务、经济的拮据及其他客观因素又占了上风,决定还是不去送为好。他处于“送”与“不送”的二元对立之中,这其中突显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拮据,而且是他的某种优柔寡断的心理在作祟,同时也再现了他的矛盾与困惑。而这些矛盾与困惑则是他没有自觉到的心理活动,即他的潜意识使然。作者通过他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真实地再现了他的彷徨无助以及穷困潦倒,这些使他的处境无比的尴尬与无奈。
他的矛盾心态还出现在护送妻儿上船后等待T君到来时的心情:“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买的,现刻还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来,但另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6]这时,当他渴望T君代他照顾妻儿的心理占上风时,即自己不去送妻儿时,盼望T君快来;另一方面,当他希望自己去送妻儿的心理占上风时,即自己亲自去送妻儿时,盼望T君不要来。这与其说是他盼望T君“来”与“不来”的二元对立,倒不如说是他“送”与“不送”妻儿的二元对立,这正从侧面反映了主人公矛盾心理。这种心理不仅仅是他内心自觉地心理活动,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不自觉的意识的流露,而这种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心理活动正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前意识,也就是介于意识(自觉到的心理活动)与潜意识(没有自觉到的心理活动)之间的通道。[7]这也正是他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感在他内心深处活动使然。
他的矛盾心态还体现在T君到来并登上船之后,船上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时,他的内心矛盾:“我怎样呢?还是补票呢?还是上岸去呢?”[8]他仍处于彷徨状态:即他处于既想去送妻儿,又因经济拮据为省来回路费而不愿浪费船票,即无法送妻儿的矛盾心态之中。
以上细腻地描绘了他“送”与“不送”妻儿回日本的二元对立之中,也是作者内心痛苦的根源所在。文中除了描写他送妻儿时矛盾心态外,心理描写还体现在妻儿坐船离开后,他在坐电车回家的路上时内心的起伏与波动,尤其是他内心深处所伴随的希望与失望,使主人公不断地自责。物质生活的重压、社会现实的无奈使得夫妻不得不分别并忍受着离别的伤痛。小说后文又通过一位贫困的音乐家的做法与自己的做法的对比,再现了他没有送妻儿回日本的自责心理,同时把自己内心的愤恨、郁闷发泄了出来。
三、对后世研究的意义
通过分析,让我们了解了郭沫若创作时的矛盾心态以及其物质生活贫困,也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由于当时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知识分子的生活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的生活将会更加不堪。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让我们后人从侧面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再现了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该小说对后世研究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同时,本小说中主人公他的生活状况与郭沫若本人同时期的生活经历惊人的相似,使得本小说具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这让我们通过阅读小说,对当时郭氏的生活状况与其心路历程有了更多的了解;它还为我们研究郭沫若及其家庭生活提供了现成的可借鉴的资料。
另外,文中透露的离别情绪,也加深了文本的伤感情愫。文本中的自叙传色彩与心理描写,使得郭沫若一贯的抒情风格再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让我们也看出了郭沫若浪漫的诗人气质,这让我认识到研究任何作家就必须联系他的全部作品及其人生经历,而不能片面的研究某一方面。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3.
[2]桑逢康.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76—77.
[3][4][5]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郑伯奇)[M].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6:31.
[6][8]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郑伯奇)[M].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6:32.
[7]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修订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65—266.
关键词:《歧路》;自叙传色彩;心理描写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83-03
一、自叙传色彩
《歧路》发表于1924年2月,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他”送妻儿回日本前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主人公一直徘徊在“去送妻儿”与“不去送妻儿”的思想斗争中,他的贫穷的生活、经济的拮据是他矛盾心理的直接原因。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得妻儿不得不回到妻子自己的祖国,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丈夫的经济负担,也可以为丈夫的创作提供更大的可能与灵感的空间,而且她也可以到日本去学习产科的医学知识,等到将来回来时或许可以做些生计,并以此来挣钱从而补贴家用。这一故事本身就渗透着一丝淡淡的感伤的离别情感,同时也再现了主人公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文中的故事却与1924年郭沫若的生活实际有着惊人的相似。郭沫若1923年3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于1923年4月携带妻儿回到祖国上海。妻子安娜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坚信生活总会一天比一天好,但实际却并非如此。社会的黑暗使得上海谋生艰难,在那文学不值一钱的时代,可想而知以写作为生的郭沫若夫妇过着怎样贫困的生活,对于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他们来说,吃饱穿暖睡好已经很奢侈了,安娜又为三个儿子的教育问题发愁,多次劝郭沫若开业行医。如:
“‘如今医科毕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病人需要医治,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清醒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
‘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人们的榨取。医学有什么?有什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
‘行医治病救人,总是体现了博爱、人道的精神呀!’
‘博爱?人道?不乱想钱就够了,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郭沫若情绪更加激发了起来,说道:‘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段;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加点裹缠……这就是做医生的天大本领!他们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2]
郭沫若的固执态度与文人身上的清高,使得安娜和孩子们不得不在上海节衣缩食地度日。一家五口艰难地生活在上海,郭沫若又没法带安娜和孩子们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因生活所迫,郭氏夫妇无法再在上海生活了,安娜不得不带上三个儿子回到日本去,并打算回到日本后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到上海,希望以此谋生计。1924年2月17日,安娜携带三个儿子离开上海回日本。在回日本的旅途中,郭沫若托好朋友郑伯奇照顾妻儿。这就是郭沫若护送安娜和三个儿子离开上海去日本时的情形。
而这却与小说《歧路》中的故事情节以及主人公“他”护送妻儿回日本时的情形基本相同,时间也基本一致,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名字与真人名字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歧路》正是取材于郭沫若护送妻儿的亲身经历,只不过小说中的故事有部分的虚构。《歧路》也许就是郭沫若护送妻儿后内心真实想法的外现,是他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这些使得《歧路》富于浓郁的自叙传色彩,正是因为该情景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作者才能把主人公“他”护送妻儿回日本时无奈的矛盾心态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读来令我们潸然泪下。这也许就是自叙传色彩在该小说创作中的作用了吧?
二、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这一写作技巧是中国现代作家借鉴西方文学创作技法中的一种,并被成功地加以运用在中国小说的创作中,从而使得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比古典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同时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更有深度。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郭沫若,也在其作品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法,如小说《歧路》中的运用,使得小说读来更耐人寻味。
小说文本中多次出现主人公的矛盾心态:第一个回合他的内心矛盾体现在他送妻儿去码头的路上时的矛盾与挣扎:“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还要带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车下车,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昨天买船票的时候,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啊,别人都还惊讶,难道我做人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我应该送他们回去。”[3]这时,他的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心占据了上风,让他不忍心也不放心让妻子一人带三个儿子和行李回日本去,觉得自己有义务去送她们,也必须去送她们。而且“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啊,我应该送他们回去。”[4]送妻儿来回路费并不贵,根据实际情况他确实应该送,他的良知促使他必须去送。但另一方面,“他又想起自己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有三四十块钱,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还在同船有T君照顾,我还是不能去。”[5]这时,他工作上的责任与义务、经济的拮据及其他客观因素又占了上风,决定还是不去送为好。他处于“送”与“不送”的二元对立之中,这其中突显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拮据,而且是他的某种优柔寡断的心理在作祟,同时也再现了他的矛盾与困惑。而这些矛盾与困惑则是他没有自觉到的心理活动,即他的潜意识使然。作者通过他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真实地再现了他的彷徨无助以及穷困潦倒,这些使他的处境无比的尴尬与无奈。
他的矛盾心态还出现在护送妻儿上船后等待T君到来时的心情:“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买的,现刻还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来,但另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6]这时,当他渴望T君代他照顾妻儿的心理占上风时,即自己不去送妻儿时,盼望T君快来;另一方面,当他希望自己去送妻儿的心理占上风时,即自己亲自去送妻儿时,盼望T君不要来。这与其说是他盼望T君“来”与“不来”的二元对立,倒不如说是他“送”与“不送”妻儿的二元对立,这正从侧面反映了主人公矛盾心理。这种心理不仅仅是他内心自觉地心理活动,同时也是他内心深处不自觉的意识的流露,而这种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心理活动正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前意识,也就是介于意识(自觉到的心理活动)与潜意识(没有自觉到的心理活动)之间的通道。[7]这也正是他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感在他内心深处活动使然。
他的矛盾心态还体现在T君到来并登上船之后,船上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时,他的内心矛盾:“我怎样呢?还是补票呢?还是上岸去呢?”[8]他仍处于彷徨状态:即他处于既想去送妻儿,又因经济拮据为省来回路费而不愿浪费船票,即无法送妻儿的矛盾心态之中。
以上细腻地描绘了他“送”与“不送”妻儿回日本的二元对立之中,也是作者内心痛苦的根源所在。文中除了描写他送妻儿时矛盾心态外,心理描写还体现在妻儿坐船离开后,他在坐电车回家的路上时内心的起伏与波动,尤其是他内心深处所伴随的希望与失望,使主人公不断地自责。物质生活的重压、社会现实的无奈使得夫妻不得不分别并忍受着离别的伤痛。小说后文又通过一位贫困的音乐家的做法与自己的做法的对比,再现了他没有送妻儿回日本的自责心理,同时把自己内心的愤恨、郁闷发泄了出来。
三、对后世研究的意义
通过分析,让我们了解了郭沫若创作时的矛盾心态以及其物质生活贫困,也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由于当时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知识分子的生活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的生活将会更加不堪。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让我们后人从侧面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再现了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该小说对后世研究历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同时,本小说中主人公他的生活状况与郭沫若本人同时期的生活经历惊人的相似,使得本小说具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这让我们通过阅读小说,对当时郭氏的生活状况与其心路历程有了更多的了解;它还为我们研究郭沫若及其家庭生活提供了现成的可借鉴的资料。
另外,文中透露的离别情绪,也加深了文本的伤感情愫。文本中的自叙传色彩与心理描写,使得郭沫若一贯的抒情风格再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让我们也看出了郭沫若浪漫的诗人气质,这让我认识到研究任何作家就必须联系他的全部作品及其人生经历,而不能片面的研究某一方面。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3.
[2]桑逢康.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76—77.
[3][4][5]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郑伯奇)[M].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6:31.
[6][8]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郑伯奇)[M].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6:32.
[7]赵宪章.文艺学方法通论(修订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65—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