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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洗得发旧的polo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台上，用英文讲了个自己性启蒙时期因为缺乏生理知识而闹出的笑话，坐在酒吧里的一群外国年轻人没有像他预想的开始发笑。他在沉默中等待了几秒，紧张地调整了一下站姿，拿着话筒自嘲道，“中国有我这样感受的男人很多，而你们年轻时没有经历过这个。”
终于有人捧场地笑了笑。中年男人把话筒传递给下一个表演者，接下去的一整晚，他都坐在台下，双手在胸前交叉，眉头紧锁，看上去并不像享受这个场面。接下去的三四个来自澳洲和美国的表演者，则开始拿英国人的口音和习惯开玩笑，台下不时爆发出一阵认同的笑声和喝彩的大叫。
“脱口秀是基于文化，而不是基于语言。”演出的组织者韩睿利解释先前的冷场，这位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年轻人，根据自己英文名字的发音起了这样一个中文名，听上去倒像是韩国人。他看上去不到30岁，在联想市场部工作，同时还是Comedy Club China（直译为“中国喜剧俱乐部”）的现任召集人。听上去名头很大，微信群里却只有88人，“大部分人是外教，像我这样在公司工作的很少。”
这是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北京并没有其它的中文脱口秀演出，当晚热力猫酒吧的英文开放麦当中，中国表演者比以往多不少，大约占了1/3。开放麦不算正式演出，观众不用买门票，演员也没有门槛，只要向组织者报个名，就能够上台讲个三五分钟的笑话，试验自己写的段子在不同观众中的反应。这让哪怕英文不算特别流利的中国表演者也敢上台表演。
但观众还是以外国人为主。热力猫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方家胡同中段。隔壁的五道营胡同更多聚集着追求小清新的中国年轻人，方家胡同的夜晚则属于这群来自欧美的年轻人。700米左右的胡同，开着七八家酒吧，白色桌椅散放在路两边，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夹着烟或端着酒杯在聊天，倒是典型的北京夏日夜晚的场景。
外国人越来越多地来到北京和上海，他们也要寻找和自己文化相近的社交场。热力猫的英文脱口秀只是他们夜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玩乐器和户外运动，大家聚集到一起，形成圈子来排遣在异乡的时光。
要说特别，大概在于很多外国人是到中国之后才开始说脱口秀。美国的脱口秀文化由来已久，在包括波士顿的许多城市，都有固定演出脱口秀的酒吧，更准确讲应该是单人喜剧（Stand Up Comedy）。演员一人站立在台上，以说为主，逗观众发笑。脱口秀（Talk Show）更多指电视台制作的谈话类节目，二者有严格区分。但到了中国，鉴于单人喜剧的表演太过小众，脱口秀这个词又更为人熟知，名字便沿用下来。
当晚最精彩的一个笑话关于宗教，这也是中国人不熟悉的话题。一位外形神似耶稣的长发男子拿自己的形象加上醉酒的梗，说了一个关于上帝的长笑话，就连那位穿着polo衫的沉郁中年男人都被逗笑了。
黄西（Joe Wang）在用中文表演时，绝不敢开宗教的玩笑。尽管在美国，这个华裔的喜剧演员这样做的次数不算少。中文和英文的脱口秀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圈子，黄西成为少数几个横跨两边的表演者。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超过20年。2013年夏天回到中国之前，他在美国说了十几年脱口秀，还曾为大卫·莱特曼秀表演，并在白宫电视记者晚宴上当面开了前副总统拜登的玩笑。出乎他的意料，两段视频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
黄西今年45岁，个子不高，长相平凡，戴着眼镜，像漫画里那种沉闷的学究。他之前只是个终日做实验的生物化学博士，讲脱口秀其实是他试图融入美国社会的方式，来缓解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危机。
这种既是中国梦又可以称为美国梦的经历激励了很多人。现有的中文脱口秀演员中，一半都是了解了他的故事参与到这个行当。这也毫不夸张，目前中国能够上台的脱口秀演员，总共也不超过100个。
中文脱口秀最早出现在更为开放的深圳。2009年，一位来自香港的中英双语脱口秀表演者来到深圳 。Stand Up Comedy于1990年被引入香港，译为“栋笃笑”。经过20年酝酿，在香港，粤语栋笃笑的流行程度与英语Stand Up Comedy相当—他鼓励当地朋友组织了第一家普通话脱口秀俱乐部。黄西上大卫·莱特曼秀的视频同时在网络上开始流行，北京的一群爱好者循声而动，除了参与外国人在胡同里的英文脱口秀表演，还成立了说中文的北京脱口秀俱乐部。
让中国人发笑这件事并不容易。很长时间以来，发笑这件事都停留在相声这种传统形式上，包袱也抖得模棱两可。
熟悉西方文化是这批中文脱口秀表演者的共同特征，他们大都年轻。偶有个别年长者，比如船长。很少有人知道船长的真名，这也加重了脱口秀俱乐部作为兴趣小组的色彩。它们结构松散，大多是一个个微信群，出入自由，没有严格限制。
船长已到退休年龄。他曾是国家级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船长喜欢讲政治类的笑话，这带着显然的时代特征，也是他跟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年轻人更多围绕着婚姻、恋爱、工作等组织段子。他总是更大胆一些，善于嘲讽某些社会现象。尽管他不属于北京最早说脱口秀的那批人，但阅历和热情还是让他成为什刹海脱口秀俱乐部的领头者。
这是从北京脱口秀俱乐部里分化出的新的俱乐部，原因是理念不合。这在脱口秀表演者中很常见，不到100人的群体里，却可能存在六七种对脱口秀应该怎么运作的不同见解。比起单口相声的传承，脱口秀表演者更崇尚个性，这是他们理解的美式脱口秀的精神内核。每个演员说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塑造独特角色，关注当下的生活。
船长认为脱口秀并没有什么门槛，他鼓动任何人上台表演。他还争取到一块独立的演出场地，命名为北京喜剧中心，让成员定期演出，还让北京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采访录制俱乐部的开放麦活动。
幽默小区的创办者Tony Chou（周广超）却觉得脱口秀很困难，他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才能磨出5分钟的段子。这位生于1983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CCTV记者，创作观念更接近英美脱口秀，他与爱尔兰著名脱口秀演员毕瀚生一起在中国创办了幽默小区。这个演出平台被公认为集合了最好的中文脱口秀演员，平均每月在三里屯的老书虫咖啡馆演出一次，票价在80到100元之间。 Tony只向全国最好的演员发出邀请。“你必须对着不同观众不停地说，才有可能把这件事情练好。”Tony坚持脱口秀演员必须在全国甚至全球演出，而不能固守在某个兴趣俱乐部，才可能商业化，从而提高水平。尴尬的是，幽默小区目前也不盈利，除了解决演员来北京演出的差旅成本，Tony给不了更多报酬。
分歧并不影响船长、Tony各自实践自己奉行的理念。俱乐部和开放麦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Tony一晚上要赶到3个酒吧演出。
大部分脱口秀演员都在酒吧演出，能在剧场开专场的人寥寥可数，黄西自然在其中。中国的变化令黄西感到诧异，对自己无意中带起的潮流，他也很难看清它之后的走向。他1993年到美国时，感觉国内一切都很慢，而美国反应更快。2013年夏天决定回国时，他发现情况正好颠倒了。
他在美国花好几年时间筹备一档脱口秀节目，不停地跟编剧、制作人接洽，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回国之后，4天就完成了一集样片，这样的速度让他决定留在国内发展。永乐演艺是他剧场演出的合作方，为他安排了2014年18场的巡回演出，2015年，演出还会更多。
黄西刚结束合肥专场演出不久，他打开手机，开始展示相册里3张合肥大剧院的照片—这座开业才5年的剧院临着一处人工湖，太空感的外形有点像悉尼歌剧院。“更厉害的是里面的音响设备，”黄西说，“我原来不喜欢听自己的声音，但在那里超棒的音响下，谁都会陶醉于自己的声音。”如此崭新的剧院，在他巡演的每一座城市几乎都有。
让黄西感到诧异的是，买票的观众多是第一次听脱口秀，熟悉他是从他回国后主持的中央电视台节目《是真的吗？》开始。有人带着儿童一起来了，这让他感到有趣。在美国，脱口秀是种大众娱乐，但不适合所有人听，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就不适合。有一次他带着一位他看来有潜力的年轻表演者去脱口秀俱乐部表演，对方却被拦在门外。因为身份证显示他只有17岁，不允许进入充斥着政治和性笑话的脱口秀场合。
没关系，在中国，关于性和政治的段子都已经被表演者自我过滤得差不多，黄西的表演是“清洁版”。他很快投入自己的角色—一个在生活中总是遭遇尴尬，有点畏缩的外来者，不过笑点更密集，个性更戏剧化。两个小时很快结束，观众最初有点冷场，慢慢就被挑动起一连串的笑点。
给黄西的专场演出当过嘉宾的石老板也刚结束一场脱口秀表演，离开场地时，他捏起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是当晚的演出费，目测不超过两张红色纸币。
1985年之后出生的石老板长着一张比Tony更年轻的娃娃脸，微信头像也用了粉色背景的卡通人物。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在金融业工作过，在脱口秀圈子里小有名气。脱口秀场子增多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也觉得有可能要单打独斗。
他开了一个名为“石老板和喜剧”的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号，我可以发布演出信息，吸引喜欢我的观众买票。”石老板说。目前他的微信阅读量最低是个位数，最高不到200。介绍自己时，他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石老板喜剧工作室”，说是工作室，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名片上印的业务范围还包括为企业做培训，为电视台写脚本等。
“在根本养不活自己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创作出好玩的东西。”黄西善意地提醒心急的同行。在美国，说脱口秀将近10年之后，他才辞掉工作，全职演出。
罗宾冯是深圳逗伴脱口秀俱乐部3位创始人中唯一全职负责运营的，他的真名是冯立文。这家2013年创立的俱乐部注册了公司，有固定演出场地和观众群，演出场地可以容纳350位观众，定价在49元和69元两个档位，每次演出的上座率大约在7成左右。
即便如此，罗宾冯也承认，演出的收益无法覆盖全部成本。和舞台相关的商业模式都很难保证盈利。
上海的茄子脱口秀俱乐部，大概是除黄西本人外，商业化最成功的脱口秀团体。5个创始人中有两个是企业高管，这让他们一开始就决定往公司化方向发展，争取到一笔创业投资，并投入不少经费做商业宣传。2015年4月，茄子俱乐部推出剧场脱口秀《渣男启示录》时，包下了上海黄浦区、徐汇区等7个大商场的LED屏，这笔不小的开支也吸引更多人走进剧场。
它比脱口秀要复杂一些。《渣男启示录》配备了专门的舞台剧导演，进行舞美和剧情设计，看上去更有逻辑主线，介于话剧和脱口秀之间。
“脱口秀还处在培养市场的阶段。”茄子俱乐部运营负责人刘洪伟说，《渣男启示录》是上海同时期最受欢迎的脱口秀演出，但跟他们前期投入相比，首轮票房带来的回报还不够多，他们寄希望于复演带来的利润。为了让公司获得演出资质，在职的7位成员都考了经纪人资格证，他们认为自己投注的是喜剧在中国的未来，而不只是脱口秀。
黄西也做了一些妥协。他在自己的表演最后唱了一首重新填词的歌，把段子融入歌词中。在美国，唱歌这样的形式并不高级，但中国观众似乎更喜欢不那么“美式”的脱口秀。
在美国，一个现场脱口秀演员要成为名人，起码要经过10年，但脱口秀以中文形式落地，从2009年算起，也就6年时间。
“除非再出一个黄西这样的人物。他刺激了现在这拨人说脱口秀，但还不够。这拨人当中需要再出一个明星，才能让更多人认识脱口秀。”罗宾冯说。
表面上看来，成为喜剧明星的机会随时“从天而降”。像争夺段子手一样，脱口秀演员也开始成为电视和视频网站争夺的对象。以2014年的综艺类节目计算，喜剧类占了近20档。制作方宣称，人们需要喜剧来释放生活压力。另一个没能说出的原因是，选秀、真人秀等更刺激和受欢迎的节目因政策原因被压制。他们需要大量的脱口秀演员，来充当主持人和写手。
“这个市场的行业环境和市场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靠这个很难维持生计。”2015年2月，在问答网站知乎的“怎样才能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的问题下面，石老板如此回答。不止脱口秀，哪怕是节目制作，也存在空白地带，他经历过不止一次无疾而终的节目策划会。
过了3个月，他还是辞了职，他觉得人们需要笑和思考，而他恰好能够提供。
终于有人捧场地笑了笑。中年男人把话筒传递给下一个表演者，接下去的一整晚，他都坐在台下，双手在胸前交叉，眉头紧锁，看上去并不像享受这个场面。接下去的三四个来自澳洲和美国的表演者，则开始拿英国人的口音和习惯开玩笑，台下不时爆发出一阵认同的笑声和喝彩的大叫。
“脱口秀是基于文化，而不是基于语言。”演出的组织者韩睿利解释先前的冷场，这位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年轻人，根据自己英文名字的发音起了这样一个中文名，听上去倒像是韩国人。他看上去不到30岁，在联想市场部工作，同时还是Comedy Club China（直译为“中国喜剧俱乐部”）的现任召集人。听上去名头很大，微信群里却只有88人，“大部分人是外教，像我这样在公司工作的很少。”
这是6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北京并没有其它的中文脱口秀演出，当晚热力猫酒吧的英文开放麦当中，中国表演者比以往多不少，大约占了1/3。开放麦不算正式演出，观众不用买门票，演员也没有门槛，只要向组织者报个名，就能够上台讲个三五分钟的笑话，试验自己写的段子在不同观众中的反应。这让哪怕英文不算特别流利的中国表演者也敢上台表演。
但观众还是以外国人为主。热力猫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方家胡同中段。隔壁的五道营胡同更多聚集着追求小清新的中国年轻人，方家胡同的夜晚则属于这群来自欧美的年轻人。700米左右的胡同，开着七八家酒吧，白色桌椅散放在路两边，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夹着烟或端着酒杯在聊天，倒是典型的北京夏日夜晚的场景。
外国人越来越多地来到北京和上海，他们也要寻找和自己文化相近的社交场。热力猫的英文脱口秀只是他们夜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玩乐器和户外运动，大家聚集到一起，形成圈子来排遣在异乡的时光。
要说特别，大概在于很多外国人是到中国之后才开始说脱口秀。美国的脱口秀文化由来已久，在包括波士顿的许多城市，都有固定演出脱口秀的酒吧，更准确讲应该是单人喜剧（Stand Up Comedy）。演员一人站立在台上，以说为主，逗观众发笑。脱口秀（Talk Show）更多指电视台制作的谈话类节目，二者有严格区分。但到了中国，鉴于单人喜剧的表演太过小众，脱口秀这个词又更为人熟知，名字便沿用下来。
当晚最精彩的一个笑话关于宗教，这也是中国人不熟悉的话题。一位外形神似耶稣的长发男子拿自己的形象加上醉酒的梗，说了一个关于上帝的长笑话，就连那位穿着polo衫的沉郁中年男人都被逗笑了。
黄西（Joe Wang）在用中文表演时，绝不敢开宗教的玩笑。尽管在美国，这个华裔的喜剧演员这样做的次数不算少。中文和英文的脱口秀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圈子，黄西成为少数几个横跨两边的表演者。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超过20年。2013年夏天回到中国之前，他在美国说了十几年脱口秀，还曾为大卫·莱特曼秀表演，并在白宫电视记者晚宴上当面开了前副总统拜登的玩笑。出乎他的意料，两段视频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
黄西今年45岁，个子不高，长相平凡，戴着眼镜，像漫画里那种沉闷的学究。他之前只是个终日做实验的生物化学博士，讲脱口秀其实是他试图融入美国社会的方式，来缓解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危机。
这种既是中国梦又可以称为美国梦的经历激励了很多人。现有的中文脱口秀演员中，一半都是了解了他的故事参与到这个行当。这也毫不夸张，目前中国能够上台的脱口秀演员，总共也不超过100个。
中文脱口秀最早出现在更为开放的深圳。2009年，一位来自香港的中英双语脱口秀表演者来到深圳 。Stand Up Comedy于1990年被引入香港，译为“栋笃笑”。经过20年酝酿，在香港，粤语栋笃笑的流行程度与英语Stand Up Comedy相当—他鼓励当地朋友组织了第一家普通话脱口秀俱乐部。黄西上大卫·莱特曼秀的视频同时在网络上开始流行，北京的一群爱好者循声而动，除了参与外国人在胡同里的英文脱口秀表演，还成立了说中文的北京脱口秀俱乐部。
让中国人发笑这件事并不容易。很长时间以来，发笑这件事都停留在相声这种传统形式上，包袱也抖得模棱两可。
熟悉西方文化是这批中文脱口秀表演者的共同特征，他们大都年轻。偶有个别年长者，比如船长。很少有人知道船长的真名，这也加重了脱口秀俱乐部作为兴趣小组的色彩。它们结构松散，大多是一个个微信群，出入自由，没有严格限制。
船长已到退休年龄。他曾是国家级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船长喜欢讲政治类的笑话，这带着显然的时代特征，也是他跟年轻人不一样的地方。年轻人更多围绕着婚姻、恋爱、工作等组织段子。他总是更大胆一些，善于嘲讽某些社会现象。尽管他不属于北京最早说脱口秀的那批人，但阅历和热情还是让他成为什刹海脱口秀俱乐部的领头者。
这是从北京脱口秀俱乐部里分化出的新的俱乐部，原因是理念不合。这在脱口秀表演者中很常见，不到100人的群体里，却可能存在六七种对脱口秀应该怎么运作的不同见解。比起单口相声的传承，脱口秀表演者更崇尚个性，这是他们理解的美式脱口秀的精神内核。每个演员说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塑造独特角色，关注当下的生活。
船长认为脱口秀并没有什么门槛，他鼓动任何人上台表演。他还争取到一块独立的演出场地，命名为北京喜剧中心，让成员定期演出，还让北京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采访录制俱乐部的开放麦活动。
幽默小区的创办者Tony Chou（周广超）却觉得脱口秀很困难，他要花好几个月时间才能磨出5分钟的段子。这位生于1983年，长着一张娃娃脸的CCTV记者，创作观念更接近英美脱口秀，他与爱尔兰著名脱口秀演员毕瀚生一起在中国创办了幽默小区。这个演出平台被公认为集合了最好的中文脱口秀演员，平均每月在三里屯的老书虫咖啡馆演出一次，票价在80到100元之间。 Tony只向全国最好的演员发出邀请。“你必须对着不同观众不停地说，才有可能把这件事情练好。”Tony坚持脱口秀演员必须在全国甚至全球演出，而不能固守在某个兴趣俱乐部，才可能商业化，从而提高水平。尴尬的是，幽默小区目前也不盈利，除了解决演员来北京演出的差旅成本，Tony给不了更多报酬。
分歧并不影响船长、Tony各自实践自己奉行的理念。俱乐部和开放麦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Tony一晚上要赶到3个酒吧演出。
大部分脱口秀演员都在酒吧演出，能在剧场开专场的人寥寥可数，黄西自然在其中。中国的变化令黄西感到诧异，对自己无意中带起的潮流，他也很难看清它之后的走向。他1993年到美国时，感觉国内一切都很慢，而美国反应更快。2013年夏天决定回国时，他发现情况正好颠倒了。
他在美国花好几年时间筹备一档脱口秀节目，不停地跟编剧、制作人接洽，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回国之后，4天就完成了一集样片，这样的速度让他决定留在国内发展。永乐演艺是他剧场演出的合作方，为他安排了2014年18场的巡回演出，2015年，演出还会更多。
黄西刚结束合肥专场演出不久，他打开手机，开始展示相册里3张合肥大剧院的照片—这座开业才5年的剧院临着一处人工湖，太空感的外形有点像悉尼歌剧院。“更厉害的是里面的音响设备，”黄西说，“我原来不喜欢听自己的声音，但在那里超棒的音响下，谁都会陶醉于自己的声音。”如此崭新的剧院，在他巡演的每一座城市几乎都有。
让黄西感到诧异的是，买票的观众多是第一次听脱口秀，熟悉他是从他回国后主持的中央电视台节目《是真的吗？》开始。有人带着儿童一起来了，这让他感到有趣。在美国，脱口秀是种大众娱乐，但不适合所有人听，多数情况下，未成年人就不适合。有一次他带着一位他看来有潜力的年轻表演者去脱口秀俱乐部表演，对方却被拦在门外。因为身份证显示他只有17岁，不允许进入充斥着政治和性笑话的脱口秀场合。
没关系，在中国，关于性和政治的段子都已经被表演者自我过滤得差不多，黄西的表演是“清洁版”。他很快投入自己的角色—一个在生活中总是遭遇尴尬，有点畏缩的外来者，不过笑点更密集，个性更戏剧化。两个小时很快结束，观众最初有点冷场，慢慢就被挑动起一连串的笑点。
给黄西的专场演出当过嘉宾的石老板也刚结束一场脱口秀表演，离开场地时，他捏起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是当晚的演出费，目测不超过两张红色纸币。
1985年之后出生的石老板长着一张比Tony更年轻的娃娃脸，微信头像也用了粉色背景的卡通人物。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在金融业工作过，在脱口秀圈子里小有名气。脱口秀场子增多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也觉得有可能要单打独斗。
他开了一个名为“石老板和喜剧”的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号，我可以发布演出信息，吸引喜欢我的观众买票。”石老板说。目前他的微信阅读量最低是个位数，最高不到200。介绍自己时，他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石老板喜剧工作室”，说是工作室，其实只有他一个人，名片上印的业务范围还包括为企业做培训，为电视台写脚本等。
“在根本养不活自己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创作出好玩的东西。”黄西善意地提醒心急的同行。在美国，说脱口秀将近10年之后，他才辞掉工作，全职演出。
罗宾冯是深圳逗伴脱口秀俱乐部3位创始人中唯一全职负责运营的，他的真名是冯立文。这家2013年创立的俱乐部注册了公司，有固定演出场地和观众群，演出场地可以容纳350位观众，定价在49元和69元两个档位，每次演出的上座率大约在7成左右。
即便如此，罗宾冯也承认，演出的收益无法覆盖全部成本。和舞台相关的商业模式都很难保证盈利。
上海的茄子脱口秀俱乐部，大概是除黄西本人外，商业化最成功的脱口秀团体。5个创始人中有两个是企业高管，这让他们一开始就决定往公司化方向发展，争取到一笔创业投资，并投入不少经费做商业宣传。2015年4月，茄子俱乐部推出剧场脱口秀《渣男启示录》时，包下了上海黄浦区、徐汇区等7个大商场的LED屏，这笔不小的开支也吸引更多人走进剧场。
它比脱口秀要复杂一些。《渣男启示录》配备了专门的舞台剧导演，进行舞美和剧情设计，看上去更有逻辑主线，介于话剧和脱口秀之间。
“脱口秀还处在培养市场的阶段。”茄子俱乐部运营负责人刘洪伟说，《渣男启示录》是上海同时期最受欢迎的脱口秀演出，但跟他们前期投入相比，首轮票房带来的回报还不够多，他们寄希望于复演带来的利润。为了让公司获得演出资质，在职的7位成员都考了经纪人资格证，他们认为自己投注的是喜剧在中国的未来，而不只是脱口秀。
黄西也做了一些妥协。他在自己的表演最后唱了一首重新填词的歌，把段子融入歌词中。在美国，唱歌这样的形式并不高级，但中国观众似乎更喜欢不那么“美式”的脱口秀。
在美国，一个现场脱口秀演员要成为名人，起码要经过10年，但脱口秀以中文形式落地，从2009年算起，也就6年时间。
“除非再出一个黄西这样的人物。他刺激了现在这拨人说脱口秀，但还不够。这拨人当中需要再出一个明星，才能让更多人认识脱口秀。”罗宾冯说。
表面上看来，成为喜剧明星的机会随时“从天而降”。像争夺段子手一样，脱口秀演员也开始成为电视和视频网站争夺的对象。以2014年的综艺类节目计算，喜剧类占了近20档。制作方宣称，人们需要喜剧来释放生活压力。另一个没能说出的原因是，选秀、真人秀等更刺激和受欢迎的节目因政策原因被压制。他们需要大量的脱口秀演员，来充当主持人和写手。
“这个市场的行业环境和市场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靠这个很难维持生计。”2015年2月，在问答网站知乎的“怎样才能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的问题下面，石老板如此回答。不止脱口秀，哪怕是节目制作，也存在空白地带，他经历过不止一次无疾而终的节目策划会。
过了3个月，他还是辞了职，他觉得人们需要笑和思考，而他恰好能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