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性议题的新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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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媒体与公益组织之间存在协同互动关系。新闻实践进程中,理性动员为主的传统媒体和情感动员为主的社交媒体默契配合,以媒介动员扩大公民参与;公益救助层面,媒介动员既能整合关系资本增强救助力,又能整合认知资本扩大救助面;政策制度层面,媒体与公益组织通过外压模式和上书模式寻求政治机会,实现政策倡导、推动议题制度化。
  关键词:公益性议题;新闻实践;尘肺病;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8122(2018)10 - 0077 - 03
  在改革进程中,中国正向“公民社会”迈进,社会团体不断产生,传媒公共性日益体现,公益组织与媒体之间形成协同互动的关系。公益组织利用媒介近用策略,推动组织诉求扩散,媒体不断拓展新闻实践的深度,由“报道者”转向公益行动“参与者”。通过新闻实践,公益组织的诉求迅速升温为舆论焦点,多方声音汇聚碰撞凝聚成强大的全民合力,增强了民意诉求进入国家层面,乃至实现议题制度化。
  一、实践主体:新闻记者与公益组织
  (一)记者身份转变引发社会效应
  近年来,媒体人频频转型做公益,王克勤发起“大爱清尘”公益组织、邓飞发起“免费午餐”项目、孙春龙发起“老兵回家”项目……不少媒体人用行动替代文字,凝聚起“将建设性监督变为建设性建设”的力量。
  王克勤是典型的代表,2011年6月,他发起“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项目。此前,他在21年记者生涯中,推出震惊全国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揭黑报道。如今,他的身份标签是:“调查记者;‘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发起人。”他认为记者做公益有三大优势:社会问题议程设置原理、知晓原理还有社会动员规则。“社会问题议程设置指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政府解决在于这个问题能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当众生哗然时,迫于公共舆论压力,政府不得不跟进解决。”[1]对于知晓原理和社会动员规则,王克勤表示,记者身份还有助于充分整合媒体资源、人脉资源、技术资源和政府资源,实现规模化动员。
  记者转型做公益多有相似之处:大多专攻调查类报道,接触过特殊群体,深入了解过公益知识,掌握媒介传播规律,在记者圈内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对信息发布能产生更具穿透性的影响力。
  (二)协同程度由低到高迈进
  所谓协同,是打破人、财、物、信息、流程等资源间的壁垒和边界,使它们为共同的目标进行协调运作,通过对各种资源最大的开發、利用和增值以充分达成一致的目标[2]。协同程度会因媒体类型、公益组织类型及议题性质不同,但总体趋势由低向高迈进。
  首先,“破窗效应”下媒体策略突围使协同互动成为可能。“破窗效应”是说如果建筑中有窗户被打破但没有被修理好,会产生示范效应,出现更多的破窗。策略突围发生在尘肺病等媒体触碰程度较低的议题出现之初,个别媒体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突破“敏感区域”。公益组织通过更多爆料,更扎实的田野调查与媒体进行低度、零散的互动。
  其次,议题的“集聚效应”和中心化引发默契协同。当公益性议题成为新闻热点,媒体与公益组织之间会形成合作:第一,集体“轰炸”,出于“法不责众”心理,媒体会联手对某个公益类重大题材集中关注,如当尘肺病高发区产生“寡妇村”消息出现后,《陕西尘肺村:女子三任丈夫病死》《嫁给尘肺病的女人》等报道相继而出。第二,协同报道,公益组织会创办传播平台,扩大议题影响力,如大爱清尘创办了“两报一刊一网四微”,实现全方位立体传播。公益组织和媒体之间的协同提高到新的层次,促进了议题的集聚效应和中心化。
  再者,“价值认同”下记者与公益组织的高度协同。梯利认为,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而群体组织程度取决于两个因子: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的强度[3]。记者与公益组织形成的人际网络越强大,社会动员能力也就越大。价值认同是记者与公益组织建立长久合作的关键,媒体和公益组织都有着很强的主体意识,只有基于共同的价值观,才能确立起高度协同关系。
  二、实践进程:大规模开展社会动员
  (一)情感动员为主的社交媒体阵营
  情感被划分为“库存性情感”和“场域性情感”。前者指社会公众基于特定的历史经验,对具体社会问题持有普遍一致的情绪和看法,产生个体价值观和道德感。后者指在受众已成型的社会心理基础上,特定的社会问题会让公众产生不同程度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能够支配人的行为,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4]。情感是塑造价值观、凝聚群体共识、激发个人或集体行为的载体。情感动员正是通过策略性运作,激发改变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
  社交媒体是公益组织“情感动员”的主阵地。形式上,注重用悲情化表达引发受众同情。王克勤曾在微博上用“跪着死去”等字眼戳中公众内心,呈现出的尘肺病患者既是生理弱势群体,为公众展开集体行为进行了心理铺垫。内容上,用惊人事实激发受众不满。在个人情感结构中,日积月累的愤怒、不满是产生社会行为心理基础。只要能够挖掘、剥离出弱势群体相对立的阶层,就能聚集起公众的愤怒与不满,甚至激发集体行为。
  (二)理性动员为主的传统媒体阵营
  1.归因功能下的博弈性动员。传统媒体归因功能可分为诊断视归因和预见式归因,前者指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即对立阶层和谴责对象;后者指未雨绸缪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尘肺病患者的诉求,媒体会围绕焦点事件,与企业与地方政府博弈,客观理性地进行社会动员,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这个过程中有对抗也有妥协,迫使政府在积聚的社会压力下作出回应。如“深圳尘肺门事件”后,央视、《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纷纷对事件原因进行报道。有媒体提出“切实落实《劳动合同法》”“建立国家救助制度”等建议。传统媒体与国家、企业形成一种隐性博弈关系,社会动员依靠的不是强烈的主观意志和感情倾向,而是传统媒体以解决问题为根本、以获取理性利益为目标的担当。   2.表意功能下的扩散性动员。媒体对尘肺病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传统媒体的表意功能就会发挥出它的作用,其将相似事件关联起来进行“思维扩散”,突破媒体对个别新闻事件“就事论事”的局限,提升了媒介动员的效果、范围和层次,这就是与博弈性动员相呼应的扩散性动员。“开胸验肺”事件中,起初传统媒体侧重事件本身,但随着事件深入,部分媒体开始突破固化思维,站在更深的视角审视问题。例如《南方人物周刊》以《戳穿職业病鉴定之弊》为题进行报道,对我国职业病认定制度展开思考。《中国青年报》则将事件与社会公平正义联系在一起;《南方周末》则对社会救助中的监督管理机制进行反思。这种表意功能赋予新闻事件更普遍的意义,由此延伸出来社会公平正义、职业病关注等问题。这样的动员体现出更成熟的公民权利意识和理性协商能力,会产生更有力的社会影响,政府也会采取回应姿态,公益性议题由此上升到政策或制度层面。
  三、实践结果:救助常态化与议题制度化
  (一)整合社会资本促进救助常态化
  布尔迪厄则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他们与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5]该理论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有助于目标实现的资源。在公益行动中,社会资本的整合和优化,有助于最大范围地帮助弱势群体。
  1.整合关系资本增强救助力。关系资本是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信任和对所在群体的强烈认同。在尘肺病议题新闻实践中,关系资本在线上线下频繁互动中整合,群体归属感与信任感逐渐建立起来,公益救助力度也不断增强。一是关系资本数量的积聚为募集善款提供便利。尘肺病无法治愈,只能通过洗肺缓解,洗一次肺的花费是1万多,筹款救助是首要任务。在人际及群体动员下,关系资本数量开始集聚,淘宝判定中心、支付宝E公益等平台也为网络筹款提供了平台。二是关系资本种类的积聚助力系统化救援体系。大爱清尘公益行动已经形成救命、助学、康复等系统化救援体系。关系资本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包括明星、律师、教育工作者等群体主动参与其中。如律师王飞担任大爱清尘法务部部长,为尘肺病人提供法律援助。多元化的社会关系资本使建立全方位、系统化的救援体系成为可能,人际互动也促进了救助信息的低成本传播。
  2.整合认知资本扩大救助面。认知资本指能提供共同的陈述、目标、价值观念的资源,涵盖共享文化和共同目标两方面。共享文化包括有关组织文化问题的共同语言、成员普遍认同的规制等,共同目标则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愿景。表现在公益行动中,群体间的共同理想或责任越集中,其价值取向、行为准则、行动方向就越一致。王克勤提出“救命是天大的事,能救一个是一个”的公益目标,本质上是认知资本的积累过程。此外,“大爱清尘高校行”活动也如火如荼,通过宣传讲座、“回家乡话尘肺”等活动,动员学生广泛传播,以减少尘肺病伤害机率。这使“人人公益”成为社会共识,当公众发现有更多与自己目标一致的人,就会产生集体身份认同与集群效应。
  (二)探寻政治机会推动议题制度化
  1.外压模式。政治机会的有无和多寡才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6]。近年来,民间多有通过突发事件引发媒体聚焦,给权力主体施压并影响公共政策的案例发生,这就是“外压模式”。突发事件是“导火索”,媒体起“扩音器”作用,社会舆论力量则充当“中转站”。“开胸验肺”是尘肺病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导火索”,媒体轰炸式报道让舆论抨击甚嚣尘上,迫于压力,国家政策层面“闻风而动”。2013年,卫生部颁布《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将诊断中需要的“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评价资料”修改为“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同时补充“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职业诊断的要求”等规定。在“报道发问——舆论质疑——被迫回应——再度报道”的循环中,私权力与公权力相抗衡,推动政府对政策进行完善。
  2.上书模式。上书模式是相对温和也较缓慢的寻求政治机会模式,主要通过给决策者递交报告、倡议等方式建言献策。以民意诉求为根本的公益组织是上书模式的探路者。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秘书长赵若彤曾表示,鉴于组织有限的救援力量和国际经验的启示,遏制尘肺病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推动国家政策性救助、制度性立法[7]。大爱清尘成立政策专家委员会,通过摸底调查、持续研讨、建言献策等上书建言,推动公共政策研究和立法。
  在国家层面,主要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最高决策层提交议案提案。议案提案主要依据来自社会田野调查,大爱清尘还成立国际研究小组,与国内专家学者持续研讨,支撑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突破性进展发生于2016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这意味着职业病防治抓到了根上,被称为民间社会组织推动国家政策与立法的经典。
  在地方政府的层面,2017年10月,山东省政府联合大爱清尘发文救助尘肺农民,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尘肺病患者实行一次性免费救治。2018年1月,大爱清尘与湖南娄底市联合发文,开展尘肺病农民工救助。这些对在全国实现与各级政府广泛合作,系统全面地解决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爱清尘公益项目上书成功的案例,客观上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有启发。尚且不论上书模式是否会成为主要模式,随着媒介聚焦、公益组织推动和社会多元力量的介入,全国性舆论浪潮被不断掀起,逐渐握有话语权的公众凝心聚力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倒逼政府制度化改革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新浪网,媒体人做公益有着“天然的优势”[EB/OL]. http://gongyi. sina. com. cn/gyzx/2013 - 10 -23/105946079. html.
  [2] 党生翠.传统媒体与网络舆论的协同:比较优势理论角度的解读[J].现代传播,2012 (1).
  [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7.
  [4]李黎丹,基于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群体事件防治分析[EB/OL].人民网,http://yjy.people.com.cn/n/2013/1219/c245082 - 23886809. html.
  [5]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尼、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4).
  [6]李世杰.从权威走向民主——社会抗争视角下的韩国民主转型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2.
  [7]赵若彤:“大爱清尘”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尘肺病问题制度性解决[EB/OL].新华网,2015 -03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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