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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范式之于经济学的内恰性，使其成为框范经济理论系统化、稳定化和科学性的标尺。经济学范式内嵌的基本理念、分析框架、研究工具支撑着经济学思想演绎和理论成长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范式转换与研究纲领成长的过程，经济危机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当经济金融危机“反常”现象无法适溶入既有经济学范式，范式危机和新旧范式转换随之发生。后危机时代，不仅要从经济学自身理论深化和逻辑扩展角度来把握经济学发展方向，而且要顺应历史时代的思潮变化与整体范式转换要求来探寻经济学变革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经济金融危机；硬核；防护带；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112-07
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逻辑框架系统需要不断接受真实世界的经验检验。经济学思想史上，每一次现实世界的重大经济危机往往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和范式转换的契机和转折：“1929 年的‘大萧条’红了凯恩斯经济学，1970 年代‘大滞胀’火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这次金融危机呢？”〔1〕金融危机是对现有经济学理论一次巨型而严苛的社会实验，促使科学共同体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引致对经济学的反思和经济思想史上的科学革命，同时孕育着经济学的新范式：“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演变和深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和全部社会科学正酝酿革命性变化。”〔2〕
一、范式与科学研究纲领
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里，“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3〕玛斯特曼依此提炼出三个层次。第一，观念范式：反映“科学共同体”特定体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稳定且不易变的假说、判断和思维等的基本规定。第二，规则范式：由观念范式衍生出的稳定但可变的假设、术语、概念、公理、定律等规则系统和约定集合。第三，操作范式：解疑难所持的符号、语汇、注解、模型、范例等具体表达方式，反映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观念范式决定着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的逻辑演绎空间。观念范式的变化，意味着全部“范式系统”的“格式塔转换”。
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主张，“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成熟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4〕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内在逻辑体系严谨、结构严密且内恰的科学理论系统：“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5〕在拉卡托斯看来，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极具“韧性”，所有理论“之遭受反驳是与生而来、随死而去的”。第一，“硬核”作为无可辩驳的的核心，规定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性质、边界和命运：“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第二，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辅助性假设构成为“防护带”，其伸缩空间可承受和消解理论与经验事实不一致时承受检验的压力：“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第三，方法论机制：“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6〕
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旧范式转换而实现的，循依着范式形成——常规科学——反常——危机——新范式——常规科学的发展轨迹。科学发展动态模式是一个类似于进化的演化与革命、积累和创新、连续与间断的统一的进程。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遵循统一范式进行研究以解决问题和疑难。而当既有范式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疑难不能及时有效解决时，意味着出现范式危机。“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为纠正例外（Anomalous）事件引致的问题，研究者改变工具设定，尝试新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现有范式，以解释“ 反常”问题，然而努力无效而引发政策失败。范式趋弱和认同度下降的的最终结果就是范式转换。拉卡托斯则将其描绘为科学研究纲领的成长：“假设我们有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一个是进步的，而另一个是退化的，科学家们倾向于参加进步的纲领，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当研究纲领与现实世界经验事实并不相符时，可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消除反常：“只要辅助假说保护带的业经证认的经验内容在增加，就不许‘反驳’将谬误传导到硬核。”因此，研究纲领进步或退化的核心标准在于其理论预见性：“ ……如果纲领不再能预见新颖的事实，可能就必须放弃其硬核。”〔7〕科学革命实质就是旧纲领因缺乏预见力而退化，新纲领因富有预见力而进步，从而由进步的研究纲领替代退化的研究纲领。
二、经济学的“范式嵌入”与“拉卡托斯吻合” “范式”一经提出，便成为哲学、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并最终被引入到了经济学中，成为框范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尺。科学的通约性驱使经济学家戮力构造经济研究领域内相对独立的范式。经济学范式既关乎经济学家对经济世界的信仰，又是一种理论约定集合，还是一种思维表达方法，即在经济研究领域通行的应用工具、符号和辅助条件等操作规式。范式之于经济学的逻辑内恰性，赋予了经济学高度的规范性。范式所凝炼的基本理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其分析工具的支撑，搭建起了经济学的精美恢宏的理论框架。观念范式、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的经济学逻辑演绎空间吸引着一大批坚定的拥趸，为追随者留下无限制重组的研究空间和待解决的疑难问题，由此而奠定种种经济学的流派、思想，并在各自范式逻辑演绎空间里开枝散叶，经济学因此而枝繁叶茂、成就斐然。
范式与西方经济学的适溶性在“边际革命”中得以彰显。乌尔巴赫认为：“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 〔8〕之后经济学的“范式嵌入”随着经济学自然科学化倾向趋强而不断强化，构造出独立的范式。就观念范式而言，“看不见的手”如上帝般无所不能是其心中不言而喻的理想规定和不可动摇的价值判断，“理性经济人”是其理论体系中最稳定的假说和思维的基本规定；就规则范式而言，现实经济问题虽各不相同，但分析框架须得一致和规范：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就操作范式而言，“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等”。〔9〕 对恢宏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催育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唯物世界观的观念范式支配下，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和规则范式，以科学抽象法、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遵循的基本操作范式。 在科学研究纲领视域下，理性经济人、效率、均衡解、稳定性偏好（最优化）等构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坚实硬核。在其理论硬核的整体演绎图景和理想状态里，支配经济学家们的终极信仰是：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能够选择的唯一的最有效的制度。一个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下，由市场机制通过“理性经济人”自由选择自动调节资源的配置，实现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最优。与“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 帕累托最优”等对应的则是均衡范畴——特定的经济变量在一系列经济力量的相互制约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并缺乏内在“变革倾向”的一种状态——这是自由市场自主运行的归宿，也是衡量理性经济人是否“高效率”地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的标尺。围绕其“硬核”周围则有大量辅助性假设：完美信息、传递性偏好、收益递减、理性预期、完全竞争、给定的偏好等。而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假设、无摩擦到交易成本假设、不确定性到理性预期假设、信息完全到信息不对称假设等，印证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要义：防护带调整或收缩的目的不是推翻硬核，而恰在于保护硬核。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研究纲领同样遵循着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论轨迹。波普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一种方法， 是十分正确的。……谁要评判马克思主义，他就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深究和批评。”〔10〕以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为例，在纯粹外延扩大再生产理论模型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假设决定了并不存在两大部类增长孰快孰慢的问题。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基于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再生产具备了内涵扩大再生产特征——收缩了马克思这一“防护带”，即将技术进步变量引入扩大再生产模型中，得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得更快”的结论。同样地，在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扩张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我们必须去甄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设前提条件的调适性，在拓展其分析条件的前提下扩展其理论模型的厚度和深度。而这种扩展将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广阔的创新空间。
三、经济学的动态发展模式：经济学范式的演进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范式转换与研究纲领成长的过程。经济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旧的范式转换为新的范式，新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因此经济学的动态发展模式是：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遵循其公认的范式从事经济学研究，解决疑难经济问题。当既有的经济学范式解释不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旧范式就会遭到抛弃，新范式取而代之，新旧范式转换的“经济学革命”由此而生。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危机是经济学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而 “各学派的思想演化与那时发生的大事件之间奇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种经济观点的对决结果”。〔11〕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与演变几经曲折，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发展的过程。《国富论》是经济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根基。“市场之手万能”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一个观念范式的典范，构筑了一个包括货币、价值、工资、利润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概念、范畴以及分工学说、价值理论、分配学说等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构筑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其现象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的方法论则为后来者提供了统一的操作范式。从《国富论》理论逻辑演绎程度上看，其理论实质上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经济学范式系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2〕
西斯蒙第、萨伊、穆勒等是斯密的追随者，他们循依斯密的观念范式和理论硬核——市场之手万能——不断在外围构筑经济学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拓展经济学的防护带。常规科学发展的“公认成就”莫过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其核心思想——资本主义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出现就业不足——是对市场万能论的展开和阐释。穆勒被誉为“无可争议的经济学的圣经”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更奠定了萨伊定律在在经济理论中的主宰地位。至此，经济学已然取得了“常规科学的公认成就”即形成了稳定统一的范式，标志着经济学领域发展的成熟度。然而，正如库恩指出的，“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工业经济危机以来， 1836、1847、1857、1866、1873、1882、1890年资本主义危机频繁爆发的破坏性效应使得人们质疑“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求自动平衡”的萨伊定律，进而质疑“市场无形之手万能”。在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内部，经济危机这种例外和“反常”使得斯密、萨伊、穆勒等构筑的貌似坚固而不可摧的主流范式的认同度开始下降，范式趋弱。从范式转换的角度看，这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后果：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诞生。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弱和认同度下降的结果引致了范式的转换和新的竞争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经济学范式演进过程中一次最彻底、最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通过明确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进而通过对斯密“二元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一元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超越，马克思建构起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依此原创出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亦即规则范式的替换；通过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经济危机的制度基础变量内生化，在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改造和研究工具即操作范式的调整和升级；更重要的是，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强有力支撑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信仰和世界观，实现了经济学范式的“格式塔”转换。
二是主流范式阵营内部的反思与自我调整：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综合。边际革命并非真正意义的范式革命，原因在于其革命的特征主要是分析工具意义上的而非观念范式意义上的。但是边际分析方法使得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发生了一场根本性变革。面对频繁爆发的危机，边际学派放弃从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的角度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转而将人的欲望和满足程度拔高到一个极高的位置，求助于主观效用价值论，其分析方法也从总量分析转向边际分析。但仍坚持市场之手万能，抨击政府干预，显示出其与斯密的承接性和对斯密观念范式的拥护。之后，马歇尔建立了均衡价格理论，提出了“弹性”、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等概念，为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现代经济学构造了一个坚硬而不可动摇的理论“硬核”。 以边际学派和马歇尔为代表的斯密范式的追随者，为了纠正例外事件即经济危机引致的问题，通过改变理论设定，尝试新的分析工具，调整分析框架，增设新的“硬核”，拓展既有范式的逻辑空间，以解释“反常”问题。然而其后经济危机仍周期性（1900、1907、1914、1921年）地不期而至，并最终于1929年酿成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危机频发充分表明主流经济学范式内部的努力无效而引发彻底的政策失败，使传统范式受到致命性打击，促使经济学家去寻找新范式，以期修正政策，解释现实。“凯恩斯革命”随之产生。“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对古典主义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发起了挑战。这已几乎触及到了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观念范式和理论硬核。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颠覆了“供给自动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和“市场自动出清”的瓦尔拉定理，以“市场失灵”质疑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机理， 否认了经济危机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回复均衡的可能性，并以此为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石。在科学研究纲领框架下，凯恩斯《通论》的体系结构已然自成一家：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和三大心理规律构成为其理论的“硬核”；预期不确定性假说、投资乘数假说、工资与价格刚性假说等构成为其理论的“防护带”。在操作范式上，凯恩斯革命性意义在于：以总量分析代替个体经济行为分析，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确立了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解释经济危机这种“反常”事件而成功实现范式转换和科学革命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的实施，缔造了西方世界二战后的“黄金时代”。然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新的经济危机形式：滞胀危机。如同托宾所说：“70 年代滞胀之于凯恩斯经济学如同30年代萧条之于古典正统观念一样。”“滞胀”这种新的“反常”事件在凯恩斯传统的宏观总量经济学范式的空间里（如IS—LM模型）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凯恩斯范式随之式微。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催生了新奥地利学派、弗莱堡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尽管其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以及防护带各不相同，但由于其理论硬核和观念范式的高度一致，力图恢复“市场之手万能”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使其求同存异，各种理论迅速溶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运动使其从思想体系上升至经济政策。1989年“华盛顿共识”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执思想界之牛耳，成为“别无选择”的支配性主流学说。
四、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范式的冲击和检验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罗伯特·卢卡斯等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克服。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话音刚落，一次高烈度的经济金融大地震让全世界摇晃不已，震中位于头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震源则在于以“完美市场经济假说”为中心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金融危机对其理论逻辑进行了现实拷问，危机面前其逻辑困惑与现实悖论暴露无遗。斯基德尔斯基说：“我深信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就是经济学的思想误区。……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根植于经济学家观念的失败。”〔13〕约斯蒂格利茨指出：“不仅仅是经济出现了‘自由落体’，经济学理论也在‘自由落体’。”因此，“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转折点，而且是我们思考经济学的转折点”。〔14〕
金融危机使得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和“防护带”均遭到严重质疑和冲击。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假设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人们怀疑与之相关的市场有效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因为“确保市场是有效的那些假设条件缺乏科学基础”。〔15〕面对“女王的诘问”， 英国10大学者上书女王，指出经济危机未被预见的祸根是“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16〕斯基德尔斯基认为“经济学对危机的起源之所以如此缺乏解释力，是因为经济学家眼中的个人理性和整个体系的崩溃毫不相干”。〔17〕事实是“唯一一位无所不知之士是上帝，而上帝是从来不光顾股票市场的”。〔18〕所以“当涉及全人类都要面对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问题时，经济学家们需要抛弃那些简洁而错误的‘人类理性、市场完美’假设，以使经济学至少有点靠谱”。〔19〕经济危机引致经济学危机的核心表现是“均衡”范式的危机。绍罗施认为经济学将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硬搬来解释经济社会现象：“忽视了一点，即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 一旦“驱除均衡这个幽灵，整个经济学大厦立刻就轰然倒塌”。事实上，“均衡不是经济体系实际能够达到的状态，……均衡只是一个逻辑的可能，不是事实的可能”。既然在现实经济体系无法实现均衡状态，那么“所谓‘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之完美市场均衡就变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20〕
对 “理性”、 “完全信息”、“有效市场假说”、“均衡”的质疑在理论上导向了对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基石——“看不见的手”的批评上来：“在这场经济萧条可归咎于格林斯潘……所犯错误的限度内，这些错误又可部分地归因于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过度信奉。”卡列茨基在《资本主义制度4.0》一书中说：这场危机让一种过于简单的观念灰飞烟灭了，即市场会自动形成最佳结果，社会一般须全盘接受市场作用的结果。斯蒂格利茨秉承其一贯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对新自由主义——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有效分配资源、增进公共利益的原教旨观念——并不友好。金融危机让乔治·索罗斯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他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当经济学科内出现原来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被怀疑，即产生范式危机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出现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契机。金融危机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拷问，新古典主义范式式微将是后危机时代的课题。对此，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命题：“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后经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学向何处去的方向仍然迷茫，新的经济学范式的轮廓仍然并不十分清晰，①但仍呈现出一些典型的趋势式特征： （一）凯恩斯范式的复归
“凯恩斯革命的成败史以及经济总体的经历过程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学术探索故事。” （斯基德尔斯基，2011）二战后凯恩斯经济学高居于庙堂之上，成为“官方经济学”。随后当经济学“重回原有的教条，信奉市场经济会在内部进行自我调节，……凯恩斯经济学被抛弃了”，从此，凯恩斯范式被排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围”。〔21〕然而，当金融危机来袭时，世界末日般的恐惧心理让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范式的当代价值，凯恩斯经济学由此获得了救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被打入冷宫 30 年后，他们重见天日的最佳时机终于到来，斯基德尔斯基说：“把凯恩斯经济学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学说，从根本上看就是个谬误。”〔22〕在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语境中，凯恩斯经济学被赋予了一种非凡的生命力并寄予厚望。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历经近百年发展与演绎，其理论构成的复杂性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边界的越来越不清晰的模糊性往往使得人们对其存在巨大争议和误解。这种争议也同样反映在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复归”的认知分歧上来。在呼吁凯恩斯的回归声浪中，既有凯恩斯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也夹杂着新凯恩斯
①为什么迄今为止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经济学的新的革命？一是可能因为本次危机的突发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特征，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沉思和历史的向前延伸；二是可能因为危机后经济在各国政府干预下实现了“V”反弹，部分经济学家据此认为，现有理论已足够提供答案。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声音。斯蒂格利茨承认，尽管金融经济危机让新古典经济学名誉扫地，但也激起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的争论。
（二）凯恩斯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耦合
宏观、微观经济学在理论范式上由分裂走向一体化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事件。凯恩斯和新古典以其迥异于范式竞争对手的基本假说、分析框架、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解题工具而框定各自的理论边界，但在范式竞争的动态博弈演化中趋向合作、互补和融合的特征日趋明显。双方“只不过在基本假设、主观信念、研究风格和取向上略有差别而已，绝非誓不两立。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23〕尽管在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和机理上相互指责，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凯恩斯主义者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像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新古典主义者反过来批评凯恩斯主义是异端邪说。但凯恩斯范式中的微观分析方法却是新古典范式的精髓。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硬核是新古典主义，但其分析框架却又是凯恩斯宏观分析框架。斯蒂格利茨等尝试将信息糅合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为实现自由市场最佳产出而对其出现的偶然性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域，而新古典也表示同意基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自由市场的功能障碍，这为双方的理论妥协和范式耦合提供了重要基础。①微观经济学长于在高度抽象的假设前提下构建严谨的理论模型，却短于假设与现实的不相关性；宏观经济学强在微观假设上更贴近实际，但却弱于缺乏严谨的理论模型。金融危机宣告卢卡斯基于微观范式建构宏观分析框架的努力失败，反过来会刺激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建构新的微观支撑：“经济学研究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发展出一套与宏观经济学相匹配的微观经济学。”〔24〕
（三）非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多元化演进
一些非主流经济理论因对金融危机有所触及而备受瞩目。长期以来，在主流经济学排挤下，一些对社会现实拥有深刻洞察力的非主流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霍奇逊说：“在经济学中存在一个失落的大陆……在这个大陆上，包括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应该被公正地置于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的行列之中。但是，他们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技术领域里却没有地位。”〔25〕“女王的诘问”让经济学家尴尬，但也有人忿忿不平。马修·帕里斯说：“事实是，许多人都预见到了，却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26〕经济金融危机让被边缘化的分析市场缺陷和冲突的非主流经济学走向前台。行为金融学家希勒是为数不多地成功预测危机的学者。行为经济学承认“摩擦、冲突和欠缺”、“非理性过度行为”、“羊群行为”等在危机面前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后危机时代新的经济学范式既要超越凯恩斯，也不宜继续追随新古典，而应以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为参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在“反思新古典”和 “超越凯恩斯”中，一些学者开始触及到了“灵魂深处”。阿玛蒂亚·森认为凯恩斯经济学虽然注重增加总收入和失业问题，却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财富分布及社会不公问题。斯蒂格利茨新作《不平等的代价》“1%”群体与“99%”群体的“阶级分析法”，揭示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和社会结构的断裂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和阻碍经济复苏的绊脚石。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创新性地运用税收统计记录来衡量不均等，刻画出欧美三百年来的收入与财富的进化数据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总趋势，引发西方经济学界的“皮凯蒂恐慌”。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在场
金融危机彰显了马克思经济学强大的逻辑穿透力、理论想象力和现实解释力。“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格格不入，滑稽且可笑。” 〔27〕将金融危机纳入到经典理论框架和既定范式空间下对其内在逻辑和演变趋势进行释读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一条重要主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完整的危机分析范式，金融危机可以纳入到其分析框架里得到充分有力的解释。金融危机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相反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经典分析框架的强大生命力。不过，由于金融危机虽未越出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但危机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特征对其危机形成理论、货币理论、虚拟资
①究其根由，两大范式貌似势不两立，实则为基于共同立场的的学术共同体，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体意识。维护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石——私人财产制度及由其衍发出来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新古典范式与凯恩斯范式共同的思想根基，是双方共同的价值信仰和道德坚守，也是争论时不约而同的理论底线。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这两块基石，而在于如何更好地维护这两块基石。本理论、政府干预理论和危机扩散理论等提出了丰富与发展的要求，将马克思理论观点纳入到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重新建构和范式拓展成为另一条研究主线。不是简单化地用危机来反证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简单化的阐释往往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服力，使自己在理论上陷于被动：危机来时风光无限，危机过后束之高阁。因此，要着眼于理论建构层面去论证其范式对于危机和繁荣时期具有同样的科学解释力。 五、结论与启示
首先，“范式”作为一门系统科学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科内易于为一批经济学家（者）所接受并作为思想交流的共同工具，进而利于促进经济理论的系统化、稳定化和科学化。常规理论时期经济学受外在社会目的性动力支配出现在范式框架内，经济学目标的选择推动着经济学发展。非常规时期（经济金融危机）在经济学系统内在确定性动力和随机性动力耦合的非线性作用下，经济学系统的演化必然出现不适应范式的偶然发现或反常现象，即经济学系统内的“随机性涨落”，这些随机性涨落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化被放大为巨涨巨落时就会导致范式的革新。
其次，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一条清晰的核心线索是，经济危机往往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和范式转换的契机和转折点，经济学范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其自身历史的、动态的规律性发展逻辑。因此，后危机时代，不仅要从经济学自身理论深化和逻辑扩展角度来把握经济学发展方向，而且要顺应历史时代的思潮变化与整体范式转换要求来探寻经济学变革的可能路径，并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思想形态和知识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当代主流化的哲学观及其方法论相适应。
最后，经济金融危机凸显了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而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是增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度的绝佳时机，金融危机彰现了马克思范式的逻辑穿透力、理论预见力和现实解释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的现实驱动。在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建构过程中，须以马克思经济学的观念范式为基础，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要素，体用结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承和西方经济学的超越，最终在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上完成转型经济理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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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18〕〔21〕〔2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M〕.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7，45，45，4，146.
〔1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理论也正在“自由落体”〔DB/OL〕.http：//business.sohu.com/20100408/n271378976.shtml.
〔16〕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DB/OL〕.http：//business.sohu.com/20090917/n266795778.shtml.
〔19〕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们怎么如此离谱〔DB/OL〕.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 develop/1/397594.shtml.
〔23〕胡祖六.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N〕.南方周末，2008-10-16.
〔25〕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家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
〔26〕詹德雄.西方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N〕.人民日报，2012-04-23.
〔27〕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3.
【责任编辑：刘彦武】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经济金融危机；硬核；防护带；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1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112-07
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逻辑框架系统需要不断接受真实世界的经验检验。经济学思想史上，每一次现实世界的重大经济危机往往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和范式转换的契机和转折：“1929 年的‘大萧条’红了凯恩斯经济学，1970 年代‘大滞胀’火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这次金融危机呢？”〔1〕金融危机是对现有经济学理论一次巨型而严苛的社会实验，促使科学共同体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引致对经济学的反思和经济思想史上的科学革命，同时孕育着经济学的新范式：“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演变和深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和全部社会科学正酝酿革命性变化。”〔2〕
一、范式与科学研究纲领
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里，“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3〕玛斯特曼依此提炼出三个层次。第一，观念范式：反映“科学共同体”特定体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稳定且不易变的假说、判断和思维等的基本规定。第二，规则范式：由观念范式衍生出的稳定但可变的假设、术语、概念、公理、定律等规则系统和约定集合。第三，操作范式：解疑难所持的符号、语汇、注解、模型、范例等具体表达方式，反映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观念范式决定着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的逻辑演绎空间。观念范式的变化，意味着全部“范式系统”的“格式塔转换”。
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主张，“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成熟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4〕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内在逻辑体系严谨、结构严密且内恰的科学理论系统：“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5〕在拉卡托斯看来，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极具“韧性”，所有理论“之遭受反驳是与生而来、随死而去的”。第一，“硬核”作为无可辩驳的的核心，规定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性质、边界和命运：“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第二，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辅助性假设构成为“防护带”，其伸缩空间可承受和消解理论与经验事实不一致时承受检验的压力：“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第三，方法论机制：“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6〕
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旧范式转换而实现的，循依着范式形成——常规科学——反常——危机——新范式——常规科学的发展轨迹。科学发展动态模式是一个类似于进化的演化与革命、积累和创新、连续与间断的统一的进程。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遵循统一范式进行研究以解决问题和疑难。而当既有范式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疑难不能及时有效解决时，意味着出现范式危机。“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为纠正例外（Anomalous）事件引致的问题，研究者改变工具设定，尝试新的政策工具，通过调整现有范式，以解释“ 反常”问题，然而努力无效而引发政策失败。范式趋弱和认同度下降的的最终结果就是范式转换。拉卡托斯则将其描绘为科学研究纲领的成长：“假设我们有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一个是进步的，而另一个是退化的，科学家们倾向于参加进步的纲领，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当研究纲领与现实世界经验事实并不相符时，可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消除反常：“只要辅助假说保护带的业经证认的经验内容在增加，就不许‘反驳’将谬误传导到硬核。”因此，研究纲领进步或退化的核心标准在于其理论预见性：“ ……如果纲领不再能预见新颖的事实，可能就必须放弃其硬核。”〔7〕科学革命实质就是旧纲领因缺乏预见力而退化，新纲领因富有预见力而进步，从而由进步的研究纲领替代退化的研究纲领。
二、经济学的“范式嵌入”与“拉卡托斯吻合” “范式”一经提出，便成为哲学、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并最终被引入到了经济学中，成为框范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尺。科学的通约性驱使经济学家戮力构造经济研究领域内相对独立的范式。经济学范式既关乎经济学家对经济世界的信仰，又是一种理论约定集合，还是一种思维表达方法，即在经济研究领域通行的应用工具、符号和辅助条件等操作规式。范式之于经济学的逻辑内恰性，赋予了经济学高度的规范性。范式所凝炼的基本理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其分析工具的支撑，搭建起了经济学的精美恢宏的理论框架。观念范式、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的经济学逻辑演绎空间吸引着一大批坚定的拥趸，为追随者留下无限制重组的研究空间和待解决的疑难问题，由此而奠定种种经济学的流派、思想，并在各自范式逻辑演绎空间里开枝散叶，经济学因此而枝繁叶茂、成就斐然。
范式与西方经济学的适溶性在“边际革命”中得以彰显。乌尔巴赫认为：“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 〔8〕之后经济学的“范式嵌入”随着经济学自然科学化倾向趋强而不断强化，构造出独立的范式。就观念范式而言，“看不见的手”如上帝般无所不能是其心中不言而喻的理想规定和不可动摇的价值判断，“理性经济人”是其理论体系中最稳定的假说和思维的基本规定；就规则范式而言，现实经济问题虽各不相同，但分析框架须得一致和规范：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就操作范式而言，“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等”。〔9〕 对恢宏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催育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唯物世界观的观念范式支配下，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和规则范式，以科学抽象法、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遵循的基本操作范式。 在科学研究纲领视域下，理性经济人、效率、均衡解、稳定性偏好（最优化）等构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坚实硬核。在其理论硬核的整体演绎图景和理想状态里，支配经济学家们的终极信仰是：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能够选择的唯一的最有效的制度。一个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下，由市场机制通过“理性经济人”自由选择自动调节资源的配置，实现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最优。与“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 帕累托最优”等对应的则是均衡范畴——特定的经济变量在一系列经济力量的相互制约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并缺乏内在“变革倾向”的一种状态——这是自由市场自主运行的归宿，也是衡量理性经济人是否“高效率”地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的标尺。围绕其“硬核”周围则有大量辅助性假设：完美信息、传递性偏好、收益递减、理性预期、完全竞争、给定的偏好等。而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假设、无摩擦到交易成本假设、不确定性到理性预期假设、信息完全到信息不对称假设等，印证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要义：防护带调整或收缩的目的不是推翻硬核，而恰在于保护硬核。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研究纲领同样遵循着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论轨迹。波普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一种方法， 是十分正确的。……谁要评判马克思主义，他就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深究和批评。”〔10〕以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为例，在纯粹外延扩大再生产理论模型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假设决定了并不存在两大部类增长孰快孰慢的问题。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基于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再生产具备了内涵扩大再生产特征——收缩了马克思这一“防护带”，即将技术进步变量引入扩大再生产模型中，得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得更快”的结论。同样地，在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扩张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我们必须去甄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设前提条件的调适性，在拓展其分析条件的前提下扩展其理论模型的厚度和深度。而这种扩展将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广阔的创新空间。
三、经济学的动态发展模式：经济学范式的演进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范式转换与研究纲领成长的过程。经济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旧的范式转换为新的范式，新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因此经济学的动态发展模式是：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遵循其公认的范式从事经济学研究，解决疑难经济问题。当既有的经济学范式解释不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旧范式就会遭到抛弃，新范式取而代之，新旧范式转换的“经济学革命”由此而生。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危机是经济学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而 “各学派的思想演化与那时发生的大事件之间奇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种经济观点的对决结果”。〔11〕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与演变几经曲折，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发展的过程。《国富论》是经济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根基。“市场之手万能”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一个观念范式的典范，构筑了一个包括货币、价值、工资、利润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概念、范畴以及分工学说、价值理论、分配学说等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构筑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其现象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的方法论则为后来者提供了统一的操作范式。从《国富论》理论逻辑演绎程度上看，其理论实质上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经济学范式系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2〕
西斯蒙第、萨伊、穆勒等是斯密的追随者，他们循依斯密的观念范式和理论硬核——市场之手万能——不断在外围构筑经济学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拓展经济学的防护带。常规科学发展的“公认成就”莫过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其核心思想——资本主义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出现就业不足——是对市场万能论的展开和阐释。穆勒被誉为“无可争议的经济学的圣经”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更奠定了萨伊定律在在经济理论中的主宰地位。至此，经济学已然取得了“常规科学的公认成就”即形成了稳定统一的范式，标志着经济学领域发展的成熟度。然而，正如库恩指出的，“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工业经济危机以来， 1836、1847、1857、1866、1873、1882、1890年资本主义危机频繁爆发的破坏性效应使得人们质疑“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求自动平衡”的萨伊定律，进而质疑“市场无形之手万能”。在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内部，经济危机这种例外和“反常”使得斯密、萨伊、穆勒等构筑的貌似坚固而不可摧的主流范式的认同度开始下降，范式趋弱。从范式转换的角度看，这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后果：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诞生。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弱和认同度下降的结果引致了范式的转换和新的竞争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经济学范式演进过程中一次最彻底、最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通过明确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进而通过对斯密“二元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一元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超越，马克思建构起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依此原创出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亦即规则范式的替换；通过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经济危机的制度基础变量内生化，在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改造和研究工具即操作范式的调整和升级；更重要的是，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强有力支撑下，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信仰和世界观，实现了经济学范式的“格式塔”转换。
二是主流范式阵营内部的反思与自我调整：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综合。边际革命并非真正意义的范式革命，原因在于其革命的特征主要是分析工具意义上的而非观念范式意义上的。但是边际分析方法使得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发生了一场根本性变革。面对频繁爆发的危机，边际学派放弃从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的角度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转而将人的欲望和满足程度拔高到一个极高的位置，求助于主观效用价值论，其分析方法也从总量分析转向边际分析。但仍坚持市场之手万能，抨击政府干预，显示出其与斯密的承接性和对斯密观念范式的拥护。之后，马歇尔建立了均衡价格理论，提出了“弹性”、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等概念，为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现代经济学构造了一个坚硬而不可动摇的理论“硬核”。 以边际学派和马歇尔为代表的斯密范式的追随者，为了纠正例外事件即经济危机引致的问题，通过改变理论设定，尝试新的分析工具，调整分析框架，增设新的“硬核”，拓展既有范式的逻辑空间，以解释“反常”问题。然而其后经济危机仍周期性（1900、1907、1914、1921年）地不期而至，并最终于1929年酿成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危机频发充分表明主流经济学范式内部的努力无效而引发彻底的政策失败，使传统范式受到致命性打击，促使经济学家去寻找新范式，以期修正政策，解释现实。“凯恩斯革命”随之产生。“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对古典主义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发起了挑战。这已几乎触及到了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观念范式和理论硬核。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颠覆了“供给自动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和“市场自动出清”的瓦尔拉定理，以“市场失灵”质疑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机理， 否认了经济危机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回复均衡的可能性，并以此为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石。在科学研究纲领框架下，凯恩斯《通论》的体系结构已然自成一家：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和三大心理规律构成为其理论的“硬核”；预期不确定性假说、投资乘数假说、工资与价格刚性假说等构成为其理论的“防护带”。在操作范式上，凯恩斯革命性意义在于：以总量分析代替个体经济行为分析，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确立了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解释经济危机这种“反常”事件而成功实现范式转换和科学革命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的实施，缔造了西方世界二战后的“黄金时代”。然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新的经济危机形式：滞胀危机。如同托宾所说：“70 年代滞胀之于凯恩斯经济学如同30年代萧条之于古典正统观念一样。”“滞胀”这种新的“反常”事件在凯恩斯传统的宏观总量经济学范式的空间里（如IS—LM模型）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凯恩斯范式随之式微。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催生了新奥地利学派、弗莱堡学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尽管其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以及防护带各不相同，但由于其理论硬核和观念范式的高度一致，力图恢复“市场之手万能”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使其求同存异，各种理论迅速溶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运动使其从思想体系上升至经济政策。1989年“华盛顿共识”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执思想界之牛耳，成为“别无选择”的支配性主流学说。
四、新一轮经济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范式的冲击和检验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罗伯特·卢卡斯等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克服。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话音刚落，一次高烈度的经济金融大地震让全世界摇晃不已，震中位于头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震源则在于以“完美市场经济假说”为中心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金融危机对其理论逻辑进行了现实拷问，危机面前其逻辑困惑与现实悖论暴露无遗。斯基德尔斯基说：“我深信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就是经济学的思想误区。……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根植于经济学家观念的失败。”〔13〕约斯蒂格利茨指出：“不仅仅是经济出现了‘自由落体’，经济学理论也在‘自由落体’。”因此，“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转折点，而且是我们思考经济学的转折点”。〔14〕
金融危机使得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和“防护带”均遭到严重质疑和冲击。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假设条件“过于苛刻，以至于人们怀疑与之相关的市场有效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因为“确保市场是有效的那些假设条件缺乏科学基础”。〔15〕面对“女王的诘问”， 英国10大学者上书女王，指出经济危机未被预见的祸根是“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16〕斯基德尔斯基认为“经济学对危机的起源之所以如此缺乏解释力，是因为经济学家眼中的个人理性和整个体系的崩溃毫不相干”。〔17〕事实是“唯一一位无所不知之士是上帝，而上帝是从来不光顾股票市场的”。〔18〕所以“当涉及全人类都要面对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问题时，经济学家们需要抛弃那些简洁而错误的‘人类理性、市场完美’假设，以使经济学至少有点靠谱”。〔19〕经济危机引致经济学危机的核心表现是“均衡”范式的危机。绍罗施认为经济学将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硬搬来解释经济社会现象：“忽视了一点，即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 一旦“驱除均衡这个幽灵，整个经济学大厦立刻就轰然倒塌”。事实上，“均衡不是经济体系实际能够达到的状态，……均衡只是一个逻辑的可能，不是事实的可能”。既然在现实经济体系无法实现均衡状态，那么“所谓‘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之完美市场均衡就变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20〕
对 “理性”、 “完全信息”、“有效市场假说”、“均衡”的质疑在理论上导向了对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基石——“看不见的手”的批评上来：“在这场经济萧条可归咎于格林斯潘……所犯错误的限度内，这些错误又可部分地归因于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过度信奉。”卡列茨基在《资本主义制度4.0》一书中说：这场危机让一种过于简单的观念灰飞烟灭了，即市场会自动形成最佳结果，社会一般须全盘接受市场作用的结果。斯蒂格利茨秉承其一贯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对新自由主义——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有效分配资源、增进公共利益的原教旨观念——并不友好。金融危机让乔治·索罗斯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他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当经济学科内出现原来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被怀疑，即产生范式危机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出现了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契机。金融危机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拷问，新古典主义范式式微将是后危机时代的课题。对此，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命题：“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后经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学向何处去的方向仍然迷茫，新的经济学范式的轮廓仍然并不十分清晰，①但仍呈现出一些典型的趋势式特征： （一）凯恩斯范式的复归
“凯恩斯革命的成败史以及经济总体的经历过程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学术探索故事。” （斯基德尔斯基，2011）二战后凯恩斯经济学高居于庙堂之上，成为“官方经济学”。随后当经济学“重回原有的教条，信奉市场经济会在内部进行自我调节，……凯恩斯经济学被抛弃了”，从此，凯恩斯范式被排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围”。〔21〕然而，当金融危机来袭时，世界末日般的恐惧心理让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范式的当代价值，凯恩斯经济学由此获得了救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被打入冷宫 30 年后，他们重见天日的最佳时机终于到来，斯基德尔斯基说：“把凯恩斯经济学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学说，从根本上看就是个谬误。”〔22〕在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语境中，凯恩斯经济学被赋予了一种非凡的生命力并寄予厚望。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历经近百年发展与演绎，其理论构成的复杂性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边界的越来越不清晰的模糊性往往使得人们对其存在巨大争议和误解。这种争议也同样反映在金融危机之后“凯恩斯复归”的认知分歧上来。在呼吁凯恩斯的回归声浪中，既有凯恩斯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也夹杂着新凯恩斯
①为什么迄今为止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经济学的新的革命？一是可能因为本次危机的突发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特征，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沉思和历史的向前延伸；二是可能因为危机后经济在各国政府干预下实现了“V”反弹，部分经济学家据此认为，现有理论已足够提供答案。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声音。斯蒂格利茨承认，尽管金融经济危机让新古典经济学名誉扫地，但也激起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的争论。
（二）凯恩斯范式与新古典范式的耦合
宏观、微观经济学在理论范式上由分裂走向一体化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事件。凯恩斯和新古典以其迥异于范式竞争对手的基本假说、分析框架、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解题工具而框定各自的理论边界，但在范式竞争的动态博弈演化中趋向合作、互补和融合的特征日趋明显。双方“只不过在基本假设、主观信念、研究风格和取向上略有差别而已，绝非誓不两立。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23〕尽管在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和机理上相互指责，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凯恩斯主义者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像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新古典主义者反过来批评凯恩斯主义是异端邪说。但凯恩斯范式中的微观分析方法却是新古典范式的精髓。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硬核是新古典主义，但其分析框架却又是凯恩斯宏观分析框架。斯蒂格利茨等尝试将信息糅合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为实现自由市场最佳产出而对其出现的偶然性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视域，而新古典也表示同意基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自由市场的功能障碍，这为双方的理论妥协和范式耦合提供了重要基础。①微观经济学长于在高度抽象的假设前提下构建严谨的理论模型，却短于假设与现实的不相关性；宏观经济学强在微观假设上更贴近实际，但却弱于缺乏严谨的理论模型。金融危机宣告卢卡斯基于微观范式建构宏观分析框架的努力失败，反过来会刺激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建构新的微观支撑：“经济学研究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发展出一套与宏观经济学相匹配的微观经济学。”〔24〕
（三）非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多元化演进
一些非主流经济理论因对金融危机有所触及而备受瞩目。长期以来，在主流经济学排挤下，一些对社会现实拥有深刻洞察力的非主流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霍奇逊说：“在经济学中存在一个失落的大陆……在这个大陆上，包括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应该被公正地置于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的行列之中。但是，他们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技术领域里却没有地位。”〔25〕“女王的诘问”让经济学家尴尬，但也有人忿忿不平。马修·帕里斯说：“事实是，许多人都预见到了，却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26〕经济金融危机让被边缘化的分析市场缺陷和冲突的非主流经济学走向前台。行为金融学家希勒是为数不多地成功预测危机的学者。行为经济学承认“摩擦、冲突和欠缺”、“非理性过度行为”、“羊群行为”等在危机面前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后危机时代新的经济学范式既要超越凯恩斯，也不宜继续追随新古典，而应以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为参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在“反思新古典”和 “超越凯恩斯”中，一些学者开始触及到了“灵魂深处”。阿玛蒂亚·森认为凯恩斯经济学虽然注重增加总收入和失业问题，却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财富分布及社会不公问题。斯蒂格利茨新作《不平等的代价》“1%”群体与“99%”群体的“阶级分析法”，揭示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和社会结构的断裂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和阻碍经济复苏的绊脚石。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创新性地运用税收统计记录来衡量不均等，刻画出欧美三百年来的收入与财富的进化数据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总趋势，引发西方经济学界的“皮凯蒂恐慌”。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在场
金融危机彰显了马克思经济学强大的逻辑穿透力、理论想象力和现实解释力。“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格格不入，滑稽且可笑。” 〔27〕将金融危机纳入到经典理论框架和既定范式空间下对其内在逻辑和演变趋势进行释读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一条重要主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完整的危机分析范式，金融危机可以纳入到其分析框架里得到充分有力的解释。金融危机未超越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相反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经典分析框架的强大生命力。不过，由于金融危机虽未越出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但危机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特征对其危机形成理论、货币理论、虚拟资
①究其根由，两大范式貌似势不两立，实则为基于共同立场的的学术共同体，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体意识。维护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石——私人财产制度及由其衍发出来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新古典范式与凯恩斯范式共同的思想根基，是双方共同的价值信仰和道德坚守，也是争论时不约而同的理论底线。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这两块基石，而在于如何更好地维护这两块基石。本理论、政府干预理论和危机扩散理论等提出了丰富与发展的要求，将马克思理论观点纳入到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重新建构和范式拓展成为另一条研究主线。不是简单化地用危机来反证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简单化的阐释往往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服力，使自己在理论上陷于被动：危机来时风光无限，危机过后束之高阁。因此，要着眼于理论建构层面去论证其范式对于危机和繁荣时期具有同样的科学解释力。 五、结论与启示
首先，“范式”作为一门系统科学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科内易于为一批经济学家（者）所接受并作为思想交流的共同工具，进而利于促进经济理论的系统化、稳定化和科学化。常规理论时期经济学受外在社会目的性动力支配出现在范式框架内，经济学目标的选择推动着经济学发展。非常规时期（经济金融危机）在经济学系统内在确定性动力和随机性动力耦合的非线性作用下，经济学系统的演化必然出现不适应范式的偶然发现或反常现象，即经济学系统内的“随机性涨落”，这些随机性涨落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化被放大为巨涨巨落时就会导致范式的革新。
其次，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一条清晰的核心线索是，经济危机往往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和范式转换的契机和转折点，经济学范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其自身历史的、动态的规律性发展逻辑。因此，后危机时代，不仅要从经济学自身理论深化和逻辑扩展角度来把握经济学发展方向，而且要顺应历史时代的思潮变化与整体范式转换要求来探寻经济学变革的可能路径，并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思想形态和知识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当代主流化的哲学观及其方法论相适应。
最后，经济金融危机凸显了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而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是增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度的绝佳时机，金融危机彰现了马克思范式的逻辑穿透力、理论预见力和现实解释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的现实驱动。在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建构过程中，须以马克思经济学的观念范式为基础，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要素，体用结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承和西方经济学的超越，最终在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上完成转型经济理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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