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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开学对新生讲话的时候，吴建民都强调学生要有梦想：“—个人来到世界上，不就是做点事嘛。要立志，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做一点事，要使人们因为我的存在而生活得更美好，这是一个外交官崇高的梦想。”
外交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只要当一次大使，他就永远是大使，这个倍受尊敬的称谓会跟随他一辈子。吴建民自1994年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起，前后9年，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及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离任后又两次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称得上经历丰富的资深大使了。然而，古稀之年的吴建民，更喜欢听到人们叫他“吴老师”，这不仅是他对自己2003年至2008年任外交学院院长经历的纪念，更是因为这个称谓，寄托着他的“中国梦”。
连破禁区的案例教学
2003年6月27日。是吴建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亲自授予吴建民“荣誉勋位团大将军勋章”——法国一般只授予外国总统或总理的极高荣誉——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法关系所做的工作。吴建民也很珍惜这个荣誉，因为它代表着“法国政府对中法关系的重视”。9年的大使经历已经有了结果。吴建民终于可以专注于另一个已经思考了半年多的问题：怎么当好外交学院的院长。
说老实话。当2003年1月吴建民得知自己离任回国后将出任外交学院院长的消息时，的确感到很突然。他对领导说：“哎呀，我这个年龄改行搞教学太晚了吧，外交学院的工作不好干啊。”领导却半开玩笑地说：“就是因为不好干，才调你去嘛。”吴建民对组织上的安排从来不曾瞻前顾后，但这一次要结束42年的外交官生涯，完成一个极大的人生角色转换，吴建民不得不慎之又慎。
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外交学院的位置极为突出。这所1955年由周恩来倡议建立并亲自题写校牌的部属高校，从成立到今天，已经培养了包括近300位大使在内的大批外交人才。被誉为“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享誉海内外。而吴建民在大使任期的最后几年，也自觉地关注到了外交实践中人才培养的问题。多年的外交实践让他认识到，外交工作搞得好与不好，除了世界态势、国家兴衰等背景因素外，关键还看直接从事外交的人，外交学院就是专门培养外交人的，面对无数优秀的外交官苗子，吴建民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
从哪里人手？2003年7月24日到任的吴建民连续召开了8场座谈会。和离退休人员、老教师、青年教师、学院的老生、新生、校友等各个群体有了近距离的交流。在座谈中，吴建民逐渐认清了一个事实：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当时的外交学院正处于一个需要比较有力度的改革的当口，核心的问题是化解教学与外交实践的脱节。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4年的学习期间，学生虽然学习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外交方面的书本知识，但对中国外交实践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如何应对复杂局面，需要怎样的外交智慧并没有太多认识，年轻外交官的实际培养更多地依赖于工作后“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常常要走很多弯路，当时钱其琛称这种现象为对外交“不得其门而入”。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吴建民马上提出要像商学院那样，采取案例教育，专设外交案例课程。在此之前，案例教学是外交部的一个禁区，没有现成的教材和师资。经过深思熟虑，吴建民着眼于冷战结束之后，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交低谷一步步走进黄金时期的重大事例一一梳理出来，总结归纳后编纂成教材并亲自授课。他甚至还请来当事的资深大使来口述自己的经历与应变过程——此前外交部的另一个禁区是不宣传个人，但吴建民觉得，每个国家的外交都有保密的部分，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交与大众生活日益贴近，外交神秘的时代应当过去了。更何况事是人做的，很多临场的玄机，没有亲身体验就点不破、说不透。
结果这堂连破多个禁区的课程，不仅大受学生欢迎。也受到了外交干部培训班的欢迎。很多即将出任大使和高级外交官的千部也觉得“很解渴”。2007年，教材中涉及到的案例被细分为外交大智慧、逆境外交、首脑外交、多边外交、使馆工作和危机处理六个部分，构成《外交案例》一书正式出版，有媒体称它“向中国民众揭开了外交的神秘面纱”。
“举手投足”中的交流学
吴建民到任后着力推出并亲自讲授的另一门课程是交流学。这不仅是因为吴建民在任外交学院院长前专门了解了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就设立的交流学和90年代开设的危机处理交流学，吴建民自己也意识至0，中国人需要交流学。
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曾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做过翻译。周总理“客随主便、主随客便”的外交思想，在一点一滴的交往中赢得非洲国家信任的种种细节，吴建民终身难忘；法国人几十年后仍对吴建民说“他（周总理）的眼睛真的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时的敬重之情，更让吴建民震撼。在做法国大使的过程中，吴建民就常常想，法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习惯用某种固定的模式来看中国，还有些人对中国怀有偏见，对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除了受媒体的误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另外，要想让他们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中国。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怎样用法国人能接受、能听懂的语言介绍中国？吴建民认为，这就必须要了解对方。了解从来都是双方的。你要别人了解你，你也要了解别人，起码要让对方用习惯的思维、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了解你，而这正是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创建交流学课程的核心理念。
吴建民在9年大使任期内接待了许多代表团，他在陪同的过程中对每个代表团都做了仔细的观察，他的结论是，很多做外事工作的人不太懂交流学。他给外交学院的学生们举例说，当时有的代表团这样介绍国内的情况：“我们正在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市是一块投资热土，商机无限。”——用的都是国内约定俗成的语言，却把外国人说得云里雾里。因为他们不知道“三个代表”的含义，也不知道何为小康社会，何为热土，商机又怎样无限？这种没有信息量的交流是无效的交流。 交流学在当时的国内也没有先例，吴建民又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可是，在他下定决心后，很快就搭起了教学的班子。40多年的积累一朝爆发，仅仅一年后，由吴建民主编的《交流学十四讲》就出版了，中国的交流学有了最初的课本，又一门高教课程的空白就这样被填补了。
为国家外交实践提供思想支撑
究竟怎样把外交学院的科研同中国的外交实践拉近，是吴建民院长任期内经常考虑的另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吴建民需要一个契机。
还在法国担任大使期间。吴建民就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特别是后者，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需要有一个地区为依托。进一步观察后，吴建民发现东亚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而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增加应对危机的能力。所以有了1997年12月，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建立了“10 3”机制，即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磋商机制。2003～9月，“10 3”机制下的“东亚思想库网络”成立，但在北京开了第一次会议后就没了什么后续活动。为使思想库网络真正成为第二轨道（非官方）外交的重要平台，外交部属意由吴建民出任总协调员。
机会来了，虽然此时外交学院院长的工作蓝图才刚刚铺开，头绪繁多，但对东亚地区的发展早有研究的吴建民意识到，这个第二轨道外交的活动平台。会对改变外交学院长期以来科研与外交实践的脱节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便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命。吴建民大度的职业外交家风范，使他立刻赢得了12个国家协调员组织的认可。以外交学院的科研力量为基础，吴建民起草了东亚思想库网络构建的执导性文件，阐明宗旨、功能、规则、成员义务及资金来源等，并制订了课题，由各国认领。中国认领的两个课题是东亚的金融合作和东亚投资合作。
课题有了，吴建民提议并在外交学院组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亲自出任中心主任。他细化了大课题下的分支课题，把学院的老师和科研队伍带到整个思想库网络的实际课题之中，使外交学院相关的科研力量和东亚地区发展的外交运作直接挂钩。参加研究组的每个人，都要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外交部、发改委、中国银行等部门接触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就这样锻炼出了一批能在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上拿出见解的科研教学人员。
作为课题的延伸，吴建民又在国内设立了东亚投资论坛和东亚金融论坛，吸引国际、国内的知名经济学家和行业管理者参会。而论坛上吴建民最在意的是，课题组的数十名教师和学生一定要到会，既参加讨论又参与会务运作，让师生们身临一线了解东亚合作的前景、现状和问题，磨练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这样的活动是过去没有的，师生们虽然累得要命，会议期间难得睡个整觉，但都非常兴奋，大有收获。由于出色的工作，东亚思想库网络现已被东亚13国领导人会议承认是东亚各国第二轨道活动中最有成就的领头羊。
做学院腾飞的基石
教学的改革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保障。吴建民把谋求变革的思路，具体化为一年一小步，两年一中步，五年一大步的设想。
一年一小步主要是提高教职员工的工资待遇。当时国家拨发的经费已经难以支撑高校发展的需求，各高校都在自筹资金。外交学院虽然也有公司，也有100多人的董事会，但教职员工的工资和津贴只有同类大学教师的一半。这样的待遇怎么能留得住好教师呢？吴建民直接带上一个副院长到浙江募集教育经费，企业家见了好几位，但都没有结果。吴建民拿出外交家的耐心，用一些事实来说明一个好的外交官和一个差的外交官的差异，让企业家们了解好外交官为国家和企业争取到的利益和尊严，说明企业支持外交学院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终于，有企业家被感动了，一下子拿出200万元。这回被感动的是吴建民，他感到许多企业家是有远见卓识的，他和他们成了朋友，也为学校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一年后，吴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角色转变后，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出现很大转变，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变化，是我这大半辈子也没有伸手向别人要过钱，因为搞外交经费是有保障的；可来到外交学院，迎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办学经费紧张，我的要务之一就是到外面四处‘化缘’。可同时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神圣的，‘化缘’不能不择手段、取之无道，这确是个有难度的课题，但我们走过来了。”
两年一中步和五年一大步，指的是学院新校区的立项、进入国家“211”序列及新校区的建设。“文革”期间，外交学院曾关校10年，1980年学院复校时，学院周边都被占了，只剩下家属院和外交部的两栋楼，全部教学用地也就80亩。参照后来教育部的文件，大学的地域概念是至少500亩。空间狭小使外交学院的留学生、研究生教育都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可当时高校基础性建设的立项非常艰难。要设新校区就要把旧校区让出来，申请就这样被搁置下来。吴建民为此亲自找到前发改委主任陈锦华。讲外交资源和外交人才培养的关系和意义。长期筹划发展改革战略布局的陈锦华，对吴建民的思路表示理解和支持。吴建民又通过外交部的官方渠道积极推动此事，最终经过半年的努力，外交学院获准在北京昌平区建一个500亩的新校园。校区有了着落，吴建民又带领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努力，在完成国家交予的评估工作中，抓住了进入“211”的最后机会。融入了中国高校的主流方阵。
新校园工程于2006年12月26日奠基，2007年秋季破土打地基，2008年主体建筑封顶。“这一大步意味着什么呢？”吴建民说，“意味着外交学院从此走出困境，进入良性循环，完成我这一任的使命。”如今，外交学院一期工程已完工，低年级的本科学生全部入驻新校区，学院下设的外交与外事管理系、英文系、外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学院、基础教学部、研究生部、国际教育学院等9大教学单位已经搭好了教学科研的新平台，外交学院真正腾飞了。
在2003年至2008年吴建民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5年间，每次开学对新生讲话的时候，吴建民都强调学生要有梦想：“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不就是做点事嘛。要立志，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做一点事，要使人们因为我的存在而生活得更美好，这是一个外交官崇高的梦想。”
2006年春天，吴建民又联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联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指出了“中国梦”鲜明的特点。第一，规模大，这是13亿人民史无前例的发展之梦；第二，领域广。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环保等众多领域造就一批又一批成功人士；第三，中国梦是与世界分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的因素，使得不仅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而且使得海外华人和各国人民都可以分享中国梦。
看着学生们和与会者若有所思的神情，吴建民彻底喜欢上了“吴老师”这个职业，因为，它可以帮助他在更多人的心中种下“中国梦”的种子。
摘自《中华儿女》
外交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只要当一次大使，他就永远是大使，这个倍受尊敬的称谓会跟随他一辈子。吴建民自1994年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起，前后9年，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及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离任后又两次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称得上经历丰富的资深大使了。然而，古稀之年的吴建民，更喜欢听到人们叫他“吴老师”，这不仅是他对自己2003年至2008年任外交学院院长经历的纪念，更是因为这个称谓，寄托着他的“中国梦”。
连破禁区的案例教学
2003年6月27日。是吴建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亲自授予吴建民“荣誉勋位团大将军勋章”——法国一般只授予外国总统或总理的极高荣誉——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法关系所做的工作。吴建民也很珍惜这个荣誉，因为它代表着“法国政府对中法关系的重视”。9年的大使经历已经有了结果。吴建民终于可以专注于另一个已经思考了半年多的问题：怎么当好外交学院的院长。
说老实话。当2003年1月吴建民得知自己离任回国后将出任外交学院院长的消息时，的确感到很突然。他对领导说：“哎呀，我这个年龄改行搞教学太晚了吧，外交学院的工作不好干啊。”领导却半开玩笑地说：“就是因为不好干，才调你去嘛。”吴建民对组织上的安排从来不曾瞻前顾后，但这一次要结束42年的外交官生涯，完成一个极大的人生角色转换，吴建民不得不慎之又慎。
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外交学院的位置极为突出。这所1955年由周恩来倡议建立并亲自题写校牌的部属高校，从成立到今天，已经培养了包括近300位大使在内的大批外交人才。被誉为“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享誉海内外。而吴建民在大使任期的最后几年，也自觉地关注到了外交实践中人才培养的问题。多年的外交实践让他认识到，外交工作搞得好与不好，除了世界态势、国家兴衰等背景因素外，关键还看直接从事外交的人，外交学院就是专门培养外交人的，面对无数优秀的外交官苗子，吴建民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
从哪里人手？2003年7月24日到任的吴建民连续召开了8场座谈会。和离退休人员、老教师、青年教师、学院的老生、新生、校友等各个群体有了近距离的交流。在座谈中，吴建民逐渐认清了一个事实：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当时的外交学院正处于一个需要比较有力度的改革的当口，核心的问题是化解教学与外交实践的脱节。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4年的学习期间，学生虽然学习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外交方面的书本知识，但对中国外交实践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如何应对复杂局面，需要怎样的外交智慧并没有太多认识，年轻外交官的实际培养更多地依赖于工作后“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常常要走很多弯路，当时钱其琛称这种现象为对外交“不得其门而入”。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吴建民马上提出要像商学院那样，采取案例教育，专设外交案例课程。在此之前，案例教学是外交部的一个禁区，没有现成的教材和师资。经过深思熟虑，吴建民着眼于冷战结束之后，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交低谷一步步走进黄金时期的重大事例一一梳理出来，总结归纳后编纂成教材并亲自授课。他甚至还请来当事的资深大使来口述自己的经历与应变过程——此前外交部的另一个禁区是不宣传个人，但吴建民觉得，每个国家的外交都有保密的部分，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交与大众生活日益贴近，外交神秘的时代应当过去了。更何况事是人做的，很多临场的玄机，没有亲身体验就点不破、说不透。
结果这堂连破多个禁区的课程，不仅大受学生欢迎。也受到了外交干部培训班的欢迎。很多即将出任大使和高级外交官的千部也觉得“很解渴”。2007年，教材中涉及到的案例被细分为外交大智慧、逆境外交、首脑外交、多边外交、使馆工作和危机处理六个部分，构成《外交案例》一书正式出版，有媒体称它“向中国民众揭开了外交的神秘面纱”。
“举手投足”中的交流学
吴建民到任后着力推出并亲自讲授的另一门课程是交流学。这不仅是因为吴建民在任外交学院院长前专门了解了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就设立的交流学和90年代开设的危机处理交流学，吴建民自己也意识至0，中国人需要交流学。
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曾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做过翻译。周总理“客随主便、主随客便”的外交思想，在一点一滴的交往中赢得非洲国家信任的种种细节，吴建民终身难忘；法国人几十年后仍对吴建民说“他（周总理）的眼睛真的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时的敬重之情，更让吴建民震撼。在做法国大使的过程中，吴建民就常常想，法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习惯用某种固定的模式来看中国，还有些人对中国怀有偏见，对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除了受媒体的误导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另外，要想让他们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中国。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怎样用法国人能接受、能听懂的语言介绍中国？吴建民认为，这就必须要了解对方。了解从来都是双方的。你要别人了解你，你也要了解别人，起码要让对方用习惯的思维、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了解你，而这正是吴建民在外交学院创建交流学课程的核心理念。
吴建民在9年大使任期内接待了许多代表团，他在陪同的过程中对每个代表团都做了仔细的观察，他的结论是，很多做外事工作的人不太懂交流学。他给外交学院的学生们举例说，当时有的代表团这样介绍国内的情况：“我们正在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市是一块投资热土，商机无限。”——用的都是国内约定俗成的语言，却把外国人说得云里雾里。因为他们不知道“三个代表”的含义，也不知道何为小康社会，何为热土，商机又怎样无限？这种没有信息量的交流是无效的交流。 交流学在当时的国内也没有先例，吴建民又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可是，在他下定决心后，很快就搭起了教学的班子。40多年的积累一朝爆发，仅仅一年后，由吴建民主编的《交流学十四讲》就出版了，中国的交流学有了最初的课本，又一门高教课程的空白就这样被填补了。
为国家外交实践提供思想支撑
究竟怎样把外交学院的科研同中国的外交实践拉近，是吴建民院长任期内经常考虑的另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吴建民需要一个契机。
还在法国担任大使期间。吴建民就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特别是后者，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需要有一个地区为依托。进一步观察后，吴建民发现东亚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而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增加应对危机的能力。所以有了1997年12月，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建立了“10 3”机制，即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领导人定期会晤磋商机制。2003～9月，“10 3”机制下的“东亚思想库网络”成立，但在北京开了第一次会议后就没了什么后续活动。为使思想库网络真正成为第二轨道（非官方）外交的重要平台，外交部属意由吴建民出任总协调员。
机会来了，虽然此时外交学院院长的工作蓝图才刚刚铺开，头绪繁多，但对东亚地区的发展早有研究的吴建民意识到，这个第二轨道外交的活动平台。会对改变外交学院长期以来科研与外交实践的脱节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便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命。吴建民大度的职业外交家风范，使他立刻赢得了12个国家协调员组织的认可。以外交学院的科研力量为基础，吴建民起草了东亚思想库网络构建的执导性文件，阐明宗旨、功能、规则、成员义务及资金来源等，并制订了课题，由各国认领。中国认领的两个课题是东亚的金融合作和东亚投资合作。
课题有了，吴建民提议并在外交学院组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亲自出任中心主任。他细化了大课题下的分支课题，把学院的老师和科研队伍带到整个思想库网络的实际课题之中，使外交学院相关的科研力量和东亚地区发展的外交运作直接挂钩。参加研究组的每个人，都要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外交部、发改委、中国银行等部门接触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就这样锻炼出了一批能在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上拿出见解的科研教学人员。
作为课题的延伸，吴建民又在国内设立了东亚投资论坛和东亚金融论坛，吸引国际、国内的知名经济学家和行业管理者参会。而论坛上吴建民最在意的是，课题组的数十名教师和学生一定要到会，既参加讨论又参与会务运作，让师生们身临一线了解东亚合作的前景、现状和问题，磨练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这样的活动是过去没有的，师生们虽然累得要命，会议期间难得睡个整觉，但都非常兴奋，大有收获。由于出色的工作，东亚思想库网络现已被东亚13国领导人会议承认是东亚各国第二轨道活动中最有成就的领头羊。
做学院腾飞的基石
教学的改革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保障。吴建民把谋求变革的思路，具体化为一年一小步，两年一中步，五年一大步的设想。
一年一小步主要是提高教职员工的工资待遇。当时国家拨发的经费已经难以支撑高校发展的需求，各高校都在自筹资金。外交学院虽然也有公司，也有100多人的董事会，但教职员工的工资和津贴只有同类大学教师的一半。这样的待遇怎么能留得住好教师呢？吴建民直接带上一个副院长到浙江募集教育经费，企业家见了好几位，但都没有结果。吴建民拿出外交家的耐心，用一些事实来说明一个好的外交官和一个差的外交官的差异，让企业家们了解好外交官为国家和企业争取到的利益和尊严，说明企业支持外交学院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终于，有企业家被感动了，一下子拿出200万元。这回被感动的是吴建民，他感到许多企业家是有远见卓识的，他和他们成了朋友，也为学校争取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一年后，吴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角色转变后，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出现很大转变，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变化，是我这大半辈子也没有伸手向别人要过钱，因为搞外交经费是有保障的；可来到外交学院，迎面第一个问题就是办学经费紧张，我的要务之一就是到外面四处‘化缘’。可同时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神圣的，‘化缘’不能不择手段、取之无道，这确是个有难度的课题，但我们走过来了。”
两年一中步和五年一大步，指的是学院新校区的立项、进入国家“211”序列及新校区的建设。“文革”期间，外交学院曾关校10年，1980年学院复校时，学院周边都被占了，只剩下家属院和外交部的两栋楼，全部教学用地也就80亩。参照后来教育部的文件，大学的地域概念是至少500亩。空间狭小使外交学院的留学生、研究生教育都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可当时高校基础性建设的立项非常艰难。要设新校区就要把旧校区让出来，申请就这样被搁置下来。吴建民为此亲自找到前发改委主任陈锦华。讲外交资源和外交人才培养的关系和意义。长期筹划发展改革战略布局的陈锦华，对吴建民的思路表示理解和支持。吴建民又通过外交部的官方渠道积极推动此事，最终经过半年的努力，外交学院获准在北京昌平区建一个500亩的新校园。校区有了着落，吴建民又带领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努力，在完成国家交予的评估工作中，抓住了进入“211”的最后机会。融入了中国高校的主流方阵。
新校园工程于2006年12月26日奠基，2007年秋季破土打地基，2008年主体建筑封顶。“这一大步意味着什么呢？”吴建民说，“意味着外交学院从此走出困境，进入良性循环，完成我这一任的使命。”如今，外交学院一期工程已完工，低年级的本科学生全部入驻新校区，学院下设的外交与外事管理系、英文系、外语系、国际法系、国际经济学院、基础教学部、研究生部、国际教育学院等9大教学单位已经搭好了教学科研的新平台，外交学院真正腾飞了。
在2003年至2008年吴建民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5年间，每次开学对新生讲话的时候，吴建民都强调学生要有梦想：“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不就是做点事嘛。要立志，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做一点事，要使人们因为我的存在而生活得更美好，这是一个外交官崇高的梦想。”
2006年春天，吴建民又联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联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指出了“中国梦”鲜明的特点。第一，规模大，这是13亿人民史无前例的发展之梦；第二，领域广。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环保等众多领域造就一批又一批成功人士；第三，中国梦是与世界分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的因素，使得不仅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而且使得海外华人和各国人民都可以分享中国梦。
看着学生们和与会者若有所思的神情，吴建民彻底喜欢上了“吴老师”这个职业，因为，它可以帮助他在更多人的心中种下“中国梦”的种子。
摘自《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