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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贵州的公共建筑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不但建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且独具民族特色,建筑艺术独特,这在遗留下来的有关碑文资料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对之进行研究和探讨,目的在于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进一步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关键词碑文 公共建筑 贵州 清代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1 修筑桥梁
在贵州境内,侗、苗等少数民族依山而住,傍水而居。由于溪河密布,有的穿寨而过,有的绕寨而流,因而人们在寨前寨后或村头村尾都建有桥梁,如风雨桥、石拱桥、浮桥、木板桥、石板桥、独木桥等。其中以风雨桥的建筑工艺最为复杂,集桥、廊、亭三者于一体,是侗族人民桥梁建筑艺术的结晶,是侗寨的重要标志。
清代,贵州境内有关修建风雨桥的碑文记载不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立于今从江县谷平乡流架村的“重修流架风雨桥碑”。流架风雨桥又称回龙桥,横跨谷洞河支流入口处,在桥头上立有“回龙桥碑”和“万福攸同碑”各一通,对修建流架风雨桥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万福攸同碑”称:“尝思增风则有阁,架水则有桥,自古皆然,非独吾里也,……适及于斯,梓里后杰父老目睹已心系,合境计议,壹心壹德,爱相酌为久远之基。各愿捐资,或捐米粟,或出银钱,请鸿匠之经营,……而落成之后,竟立此千年不朽之事功。”
以上碑文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由流架村蓝、吴、潘三姓人同立的。从中看出,这里的三姓族人建桥热情十分高涨。该桥始建年代不详,由于常被山洪冲毁,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流架村民开工重修,二十一年(1841年)十一月竣工,历时近16年之久。这是清代贵州民间耗时较长的建筑工程之一,它集石桥、木桥、鼓楼、房屋四者于一体,为独具风格、绝无仅有的侗寨风雨桥。
同样,“回龙桥碑”也较为具体地记载了流架村吴、蓝、潘三姓族人修建风雨桥的情况。碑文中还刊刻一首诗,盛赞重修后的流架风雨桥:“回龙转驭锁关山,秀聚星联永世环,形胜天工人代半,蛟腾凤起化泰蛮。”
还有,在今从江县丙妹镇立有一块“八仙桥碑”。这里的“八仙桥”即为风雨桥,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丙妹通往高增、永从等地的必经之路。相传在丙妹銮里侗寨,有8个美丽的姑娘常在桥上唱歌,天长日久,坐化为歌仙。为了纪念歌仙,人们便将此风雨桥命名为“八仙桥”。碑文记载:“尝闻丙妹数里之遥,八仙旧址,乃令于冬期桥圮终年,民实忧夫春渡。况水陆之要地,尤为来往之冲衢,……伏愿仁人长者乐布金钱,更祈义士高贤同亲翻筑,千夫万杵,动若鸣雷,肩石担泥,奔集如雨,虽工程浩大而指日可几,即虑始为艰而图终良。”
这里,碑文指出了八仙桥的重要性,它系“水陆之要地,尤为来往之冲衢”。据碑中所记,当时参加捐资人员较多,有官员、化道、信宦、石匠及其他民众共90余名。可见当地人民建桥积极性之高,热心于风雨桥建筑。
此外,同样具有交通功能的石拱桥在清代也得到了修建。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月,在今锦屏县茅坪镇上寨刻立“合龙桥碑”。其中有载:“我村居要路,又属江上通衢,客商朝夕往来,樵牧日时出入,……即宇相对而户相迎,胜若关河阴隔。”乾隆时期,茅坪作为清水江上的交通要冲,木材贸易非常兴盛,加之当地村民从事农业生产,朝出暮归,因而将“经久而倾颓”的木桥改建为石拱桥变得十分必要。于是,大家踊跃捐资,延请匠师。桥建成后,便将之命名为“合龙桥”。它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又如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在今兴义市乐立村刊立“乐立建桥碑”。此碑记载了当地布依族贺兴科、汉族龚珍吉等数十户捐资,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八月动工修建石拱桥的情况。修建后的石拱桥,使得“耕者有驱犊之便,行人无艰步之忧,老者忻聚谈于其上,少者乐歌舞于其场。”可以说,该桥是当地布依、汉等族人民急公好义美德的展现,为民族团结的见证。
除上之外,浮桥、石板桥等类型的桥梁在清代贵州境内同样得到了兴建。这说明,清代贵州各族人民建桥热情高,这些桥梁在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天,有的仍在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
2 兴造鼓楼
鼓楼是侗族特有的建筑艺术,是侗寨的又一重要标志,主要集中在黎平、从江、榕江等县,这里多数村寨都建有鼓楼,自古就有“未曾建房先建楼”之说。鼓楼造型多样,主要有楼阁式、厅堂式、塔楼密檐式等。
清代贵州较早修建的鼓楼是今从江县的增冲鼓楼。该楼占地面积115平方米,高25米,为13重檐8角攒尖双宝顶,全木结构,工艺精细,檐阁下画有龙、凤、蟹等动物图案,十分壮观。据楼内所立的“万古传名碑”记载,此楼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为贵州现存鼓楼中年代较早的一座。碑文从治理偷盗、男女婚姻等十二个方面议定成禁条。如其中第一、八条分别规定:“议偷牛马,挖墙拱壁(偷)禾谷、鱼,共罚钱十二千文整”;“议横行大事小事,不得咬事且控,如有多事,众等罚银五十二两”。这些禁革措施,对于教育人们克服不良行为,抑恶扬善,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雍正至道光时期,贵州境内的鼓楼继续得到发展,至光绪时处于兴盛阶段,侗族各地广建鼓楼。据统计,侗族地区迄今尚存鼓楼630余座,而黎平就有231座,①从江有125座,②榕江有40余座。③这些鼓楼修建之后,侗族人民多刻有碑文记载。
如从江佰二鼓楼,在其左前角即立有刻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的“功垂不朽碑”。碑文云:“盖闻江西故籍,……境土 迢至极乱,生三一五二之抽丁,十去而一不返;七三四六之赋税,一不成而二。增兵残民,命难以保,身不得已而为异域之迁移。扶老携幼,勿维甘跋涉,弃故土而投他乡。至我皮林开疆斩土,建立室家、凉亭、古楼。……仰观斯楼,上有保合太和;府察此地,下有龙默运之灵。山川之秀色,相仰嵩岳之淑气,……华楼之巩固,应兆万亿斯年;焕然美矣,秀阁之辉煌,长纳吉祥百代风。”
这里,碑文主要记载了从江佰二村石氏家族由江西迁徙到皮林建立家园以及遭遇兵燹后再创家立业的原因和经过。村民积极性高,共有85人捐资修建鼓楼,对建好鼓楼后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又如黎平上寨鼓楼,原楼毁于咸同年间,光绪十八年(1892年)重建。重建后于鼓楼的左次间前刊立石碑,其中有载:“窃谓乡间无楼阁,父老靡聚议之区,村里有楼台,少壮得游观之所,在昔……建楼于此,靡不人文蔚起,科甲联蟾,为因兵燹以来,柱石灰烬。兹幸渐际升平,各安生业,……无以对先人,亦且无以示来者。”
碑文最后为捐资人姓名,对修建鼓楼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记载。这些珍贵的鼓楼碑刻,对于我们研究鼓楼的性质与功能及当时侗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些鼓楼修建之后,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作用。它不但成为侗族人民集众议事、宣传村规民约、订立款规、处理村寨大事之地,而且成为侗族人民节日聚会、迎宾送客、交谊歌舞、休息娱乐之所,成为侗族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④清代贵州侗族地区兴造鼓楼,是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侗族社会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
3 修建学馆
清代贵州学馆形式多样,名称不一,有“书房”、“书馆”、“书院”、“书屋”等,锦屏、岑巩、天柱等地普遍修建,兴馆办学发展教育的热情十分高涨。其中以锦屏最具代表性,县境遗留下来的不少碑文资料对此有载。
较早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碑文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立于今铜鼓镇高柳上寨的“书房碑记”。碑文云:“从来人才兴于学校,气质化于诗书。有人才而无学校,未免生齐而囿齐。变气质而外,诗书犹然。……高柳僻处山巅,衣食颇足,礼义当兴。爰集父老,共商厥事,……不惮径劳苦地,择期乐建书所。……诚接明师,自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快睹人才之兴,气质之变,同沐圣朝之雅化也夫。”
这里,碑文指出了兴建学校的重要性,“从来人才兴于学校”。正因如此,高柳寨民不惜重金,不辞劳苦,修建“高柳书房”。有向德义等10名头人以及62位向姓村民参加了捐款,共计49两5钱。高柳寨民修建书房,目的在于“快睹人才之兴”,培养地方人才。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七月,在今启蒙镇边沙寨立有“功德不朽碑”,记载了“文昌书馆”的修建情况。据碑文所载,至少有33人参加了捐献,有的捐银,有的捐田,有的银田并捐,建馆办学的积极性很高。书馆修建之后,“人才多赖,甚为闾里之光”,给边沙寨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嘉庆九年(1782年)十一月,在今铜鼓镇向家寨刻立的“青云馆碑记”,与上述同样显而易见。碑文说:“数年以来,意欲延师教训,奈未立学馆,先生无驻足之地,子弟无肆业之途。于是公同商议,在我白虎之地,各出捐资,竖造学馆二间。一则沛我斯境,一则先生子弟有所托足也。”当时,这个仅40户的小村寨就有28户捐资兴建“青云书馆”,以求“沛我斯境”,说明这里的民众渴求文化已是普遍现象。
另外,在今铜鼓镇铜坡村亦建有“文昌书馆”,村中遗留下来的两块石碑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据道光十六年(1837年)十二月刊刻的“功垂不朽碑”记载,当时在铜坡化首向德华等27人倡议下,有67名村民自愿捐资,共捐银186两,修建了该书馆。新建的书馆别致独特,环境优美,“斯馆之建,上有高楼以便诵读,下有孔道以通往来”,“人文蔚起,焕然一新”,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今敦寨镇地娄村的“萃文书院”,保存有刻立于乾隆、嘉庆、道光时的石碑三块,记载了该书院的兴建及其发展情况。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刊刻的“永垂后世碑”所载,有杨明德等27人捐资修建书院。然由于初建,“湫隘卑狭,规模未拓”,仅建“书屋三楹”。嘉庆初年,地娄村民集资对书院进行了扩建,“复创内堂三楹,耳房二楹,门庑阶级一切鼎而新之。”经过扩建,书院的面貌得到了改观。道光时期,由于“阅日既久,雨鼓风浸”,首事杨学文等13人倡议重修,使得书院“栋固檩严,规定完密,户以外爽皑光明,户以内幽深静肃。”萃文书院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简到繁,成为清代锦屏民族地区办馆兴学史的缩影。
可见,清代贵州公共建筑业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境内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公共建筑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如何对之进行有效地保护,做到“形神兼备、有声有韵”,使这些传统建筑文化得到更好地提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贵州的民族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保护力度不够,保护效果欠明显,有的甚至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被彻底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应站在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努力探索符合贵州实际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为构建“和谐贵州”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贵州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黎平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9:144.
②③石开忠.侗族鼓楼[M].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3.
④吴大旬.清朝治理侗族地区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95-100.
关键词碑文 公共建筑 贵州 清代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1 修筑桥梁
在贵州境内,侗、苗等少数民族依山而住,傍水而居。由于溪河密布,有的穿寨而过,有的绕寨而流,因而人们在寨前寨后或村头村尾都建有桥梁,如风雨桥、石拱桥、浮桥、木板桥、石板桥、独木桥等。其中以风雨桥的建筑工艺最为复杂,集桥、廊、亭三者于一体,是侗族人民桥梁建筑艺术的结晶,是侗寨的重要标志。
清代,贵州境内有关修建风雨桥的碑文记载不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立于今从江县谷平乡流架村的“重修流架风雨桥碑”。流架风雨桥又称回龙桥,横跨谷洞河支流入口处,在桥头上立有“回龙桥碑”和“万福攸同碑”各一通,对修建流架风雨桥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万福攸同碑”称:“尝思增风则有阁,架水则有桥,自古皆然,非独吾里也,……适及于斯,梓里后杰父老目睹已心系,合境计议,壹心壹德,爱相酌为久远之基。各愿捐资,或捐米粟,或出银钱,请鸿匠之经营,……而落成之后,竟立此千年不朽之事功。”
以上碑文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由流架村蓝、吴、潘三姓人同立的。从中看出,这里的三姓族人建桥热情十分高涨。该桥始建年代不详,由于常被山洪冲毁,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流架村民开工重修,二十一年(1841年)十一月竣工,历时近16年之久。这是清代贵州民间耗时较长的建筑工程之一,它集石桥、木桥、鼓楼、房屋四者于一体,为独具风格、绝无仅有的侗寨风雨桥。
同样,“回龙桥碑”也较为具体地记载了流架村吴、蓝、潘三姓族人修建风雨桥的情况。碑文中还刊刻一首诗,盛赞重修后的流架风雨桥:“回龙转驭锁关山,秀聚星联永世环,形胜天工人代半,蛟腾凤起化泰蛮。”
还有,在今从江县丙妹镇立有一块“八仙桥碑”。这里的“八仙桥”即为风雨桥,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丙妹通往高增、永从等地的必经之路。相传在丙妹銮里侗寨,有8个美丽的姑娘常在桥上唱歌,天长日久,坐化为歌仙。为了纪念歌仙,人们便将此风雨桥命名为“八仙桥”。碑文记载:“尝闻丙妹数里之遥,八仙旧址,乃令于冬期桥圮终年,民实忧夫春渡。况水陆之要地,尤为来往之冲衢,……伏愿仁人长者乐布金钱,更祈义士高贤同亲翻筑,千夫万杵,动若鸣雷,肩石担泥,奔集如雨,虽工程浩大而指日可几,即虑始为艰而图终良。”
这里,碑文指出了八仙桥的重要性,它系“水陆之要地,尤为来往之冲衢”。据碑中所记,当时参加捐资人员较多,有官员、化道、信宦、石匠及其他民众共90余名。可见当地人民建桥积极性之高,热心于风雨桥建筑。
此外,同样具有交通功能的石拱桥在清代也得到了修建。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四月,在今锦屏县茅坪镇上寨刻立“合龙桥碑”。其中有载:“我村居要路,又属江上通衢,客商朝夕往来,樵牧日时出入,……即宇相对而户相迎,胜若关河阴隔。”乾隆时期,茅坪作为清水江上的交通要冲,木材贸易非常兴盛,加之当地村民从事农业生产,朝出暮归,因而将“经久而倾颓”的木桥改建为石拱桥变得十分必要。于是,大家踊跃捐资,延请匠师。桥建成后,便将之命名为“合龙桥”。它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又如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在今兴义市乐立村刊立“乐立建桥碑”。此碑记载了当地布依族贺兴科、汉族龚珍吉等数十户捐资,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八月动工修建石拱桥的情况。修建后的石拱桥,使得“耕者有驱犊之便,行人无艰步之忧,老者忻聚谈于其上,少者乐歌舞于其场。”可以说,该桥是当地布依、汉等族人民急公好义美德的展现,为民族团结的见证。
除上之外,浮桥、石板桥等类型的桥梁在清代贵州境内同样得到了兴建。这说明,清代贵州各族人民建桥热情高,这些桥梁在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天,有的仍在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
2 兴造鼓楼
鼓楼是侗族特有的建筑艺术,是侗寨的又一重要标志,主要集中在黎平、从江、榕江等县,这里多数村寨都建有鼓楼,自古就有“未曾建房先建楼”之说。鼓楼造型多样,主要有楼阁式、厅堂式、塔楼密檐式等。
清代贵州较早修建的鼓楼是今从江县的增冲鼓楼。该楼占地面积115平方米,高25米,为13重檐8角攒尖双宝顶,全木结构,工艺精细,檐阁下画有龙、凤、蟹等动物图案,十分壮观。据楼内所立的“万古传名碑”记载,此楼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为贵州现存鼓楼中年代较早的一座。碑文从治理偷盗、男女婚姻等十二个方面议定成禁条。如其中第一、八条分别规定:“议偷牛马,挖墙拱壁(偷)禾谷、鱼,共罚钱十二千文整”;“议横行大事小事,不得咬事且控,如有多事,众等罚银五十二两”。这些禁革措施,对于教育人们克服不良行为,抑恶扬善,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雍正至道光时期,贵州境内的鼓楼继续得到发展,至光绪时处于兴盛阶段,侗族各地广建鼓楼。据统计,侗族地区迄今尚存鼓楼630余座,而黎平就有231座,①从江有125座,②榕江有40余座。③这些鼓楼修建之后,侗族人民多刻有碑文记载。
如从江佰二鼓楼,在其左前角即立有刻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的“功垂不朽碑”。碑文云:“盖闻江西故籍,……境土 迢至极乱,生三一五二之抽丁,十去而一不返;七三四六之赋税,一不成而二。增兵残民,命难以保,身不得已而为异域之迁移。扶老携幼,勿维甘跋涉,弃故土而投他乡。至我皮林开疆斩土,建立室家、凉亭、古楼。……仰观斯楼,上有保合太和;府察此地,下有龙默运之灵。山川之秀色,相仰嵩岳之淑气,……华楼之巩固,应兆万亿斯年;焕然美矣,秀阁之辉煌,长纳吉祥百代风。”
这里,碑文主要记载了从江佰二村石氏家族由江西迁徙到皮林建立家园以及遭遇兵燹后再创家立业的原因和经过。村民积极性高,共有85人捐资修建鼓楼,对建好鼓楼后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又如黎平上寨鼓楼,原楼毁于咸同年间,光绪十八年(1892年)重建。重建后于鼓楼的左次间前刊立石碑,其中有载:“窃谓乡间无楼阁,父老靡聚议之区,村里有楼台,少壮得游观之所,在昔……建楼于此,靡不人文蔚起,科甲联蟾,为因兵燹以来,柱石灰烬。兹幸渐际升平,各安生业,……无以对先人,亦且无以示来者。”
碑文最后为捐资人姓名,对修建鼓楼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记载。这些珍贵的鼓楼碑刻,对于我们研究鼓楼的性质与功能及当时侗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些鼓楼修建之后,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作用。它不但成为侗族人民集众议事、宣传村规民约、订立款规、处理村寨大事之地,而且成为侗族人民节日聚会、迎宾送客、交谊歌舞、休息娱乐之所,成为侗族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④清代贵州侗族地区兴造鼓楼,是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侗族社会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
3 修建学馆
清代贵州学馆形式多样,名称不一,有“书房”、“书馆”、“书院”、“书屋”等,锦屏、岑巩、天柱等地普遍修建,兴馆办学发展教育的热情十分高涨。其中以锦屏最具代表性,县境遗留下来的不少碑文资料对此有载。
较早反映这方面情况的碑文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立于今铜鼓镇高柳上寨的“书房碑记”。碑文云:“从来人才兴于学校,气质化于诗书。有人才而无学校,未免生齐而囿齐。变气质而外,诗书犹然。……高柳僻处山巅,衣食颇足,礼义当兴。爰集父老,共商厥事,……不惮径劳苦地,择期乐建书所。……诚接明师,自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快睹人才之兴,气质之变,同沐圣朝之雅化也夫。”
这里,碑文指出了兴建学校的重要性,“从来人才兴于学校”。正因如此,高柳寨民不惜重金,不辞劳苦,修建“高柳书房”。有向德义等10名头人以及62位向姓村民参加了捐款,共计49两5钱。高柳寨民修建书房,目的在于“快睹人才之兴”,培养地方人才。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七月,在今启蒙镇边沙寨立有“功德不朽碑”,记载了“文昌书馆”的修建情况。据碑文所载,至少有33人参加了捐献,有的捐银,有的捐田,有的银田并捐,建馆办学的积极性很高。书馆修建之后,“人才多赖,甚为闾里之光”,给边沙寨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嘉庆九年(1782年)十一月,在今铜鼓镇向家寨刻立的“青云馆碑记”,与上述同样显而易见。碑文说:“数年以来,意欲延师教训,奈未立学馆,先生无驻足之地,子弟无肆业之途。于是公同商议,在我白虎之地,各出捐资,竖造学馆二间。一则沛我斯境,一则先生子弟有所托足也。”当时,这个仅40户的小村寨就有28户捐资兴建“青云书馆”,以求“沛我斯境”,说明这里的民众渴求文化已是普遍现象。
另外,在今铜鼓镇铜坡村亦建有“文昌书馆”,村中遗留下来的两块石碑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据道光十六年(1837年)十二月刊刻的“功垂不朽碑”记载,当时在铜坡化首向德华等27人倡议下,有67名村民自愿捐资,共捐银186两,修建了该书馆。新建的书馆别致独特,环境优美,“斯馆之建,上有高楼以便诵读,下有孔道以通往来”,“人文蔚起,焕然一新”,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今敦寨镇地娄村的“萃文书院”,保存有刻立于乾隆、嘉庆、道光时的石碑三块,记载了该书院的兴建及其发展情况。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刊刻的“永垂后世碑”所载,有杨明德等27人捐资修建书院。然由于初建,“湫隘卑狭,规模未拓”,仅建“书屋三楹”。嘉庆初年,地娄村民集资对书院进行了扩建,“复创内堂三楹,耳房二楹,门庑阶级一切鼎而新之。”经过扩建,书院的面貌得到了改观。道光时期,由于“阅日既久,雨鼓风浸”,首事杨学文等13人倡议重修,使得书院“栋固檩严,规定完密,户以外爽皑光明,户以内幽深静肃。”萃文书院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简到繁,成为清代锦屏民族地区办馆兴学史的缩影。
可见,清代贵州公共建筑业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境内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公共建筑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如何对之进行有效地保护,做到“形神兼备、有声有韵”,使这些传统建筑文化得到更好地提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贵州的民族传统建筑文化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保护力度不够,保护效果欠明显,有的甚至面临着不可逆转的被彻底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应站在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努力探索符合贵州实际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为构建“和谐贵州”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贵州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黎平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9:144.
②③石开忠.侗族鼓楼[M].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3.
④吴大旬.清朝治理侗族地区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