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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16年是我国健康与医疗卫生事业非常不平凡的一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吹响了实现健康中国梦的进军号角。紧接其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9月，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第十一届亚太控烟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11月，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上海隆重召开，并发布《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伟大战略征程中，进一步做好全面控烟履约，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必要。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很多人认为，吸烟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对吸烟是物质依赖性疾病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认识，不认为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当前我国医院的各大门诊，比如高血压门诊、糖尿病门诊都患者众多，但戒烟门诊门庭冷落。对烟草依赖本是就一种疾病这个概念，政府、医院、公众都应提高重视程度。
吸烟（包括二手烟）是心血管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癌症、卒中等导致我国所有死亡中80%、消耗医疗资源最多的所有慢病共同的危险因素。公众广为关注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仅是部分慢病危险因素。控制烟草可以实现“一石多鸟”的效果，而且是成本相对最低、效果最好的一项措施。
特别要关注的是，烟草是心肌梗死和心血管死亡包括猝死年青化的第一位危险因素。45岁以下年青人群中，1/3以上（35%）心血管病死亡归于吸烟。对于不吸烟人群，在中国尤其是女性，二手烟显著增加心血管病危险。大量的研究证实，控烟是减少慢性病发生和所致过早死亡的关键措施。戒烟和公共场所严控二手烟，减少心肌梗死获益最快。只要在公共场所减少二手烟暴露，急性心肌梗死一年减少发作30%～4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种植、生产、消费和烟民大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吸烟总人数近30%；有7.4亿人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40万。在我国广大农村，烟草流行严重。农村成人吸烟率、二手烟暴露均高于城市。烟草已经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不认真做好控烟，健康中国难以实现。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控制烟草危害的成功经验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推荐控烟措施中，最有效的是公共场所全面控烟，减少二手烟危害。 公共场所全面控烟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而且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有重大意义的推动作用。
针对控烟当前工作现状和严峻形势，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速推进国家控烟立法进程，尽快出台全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禁止吸烟。
2013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禁止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敬烟、劝烟等，此举被认为是中国控烟史的里程碑进展。2015年6月北京实施了“史上最严”的公共场所全面控烟条例，实施一年来，得到全世界的好评点赞。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深圳等19个城市颁布了地方性公共场所控烟法规，覆盖了1.3亿人口。
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纳入立法计划。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公共场所是否设吸烟区等问题引起热议。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北京、上海等地控烟立法过程中也曾提及。在全国层面的立法，如果通过一个允许设立吸烟室吸烟区的法规，如果通过一个降低标准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对地方层面相应的政策制定无疑会释放出一个十分消极的信号。因此，从保障人民健康角度出发，我们期待尽快出台一部如同北京公共场所控烟条例一样，不留任何“死角”（公共场所不得设吸烟区）的控烟法律。个人办公室是公共场所一部分，不能留漏洞，留让历史遗憾的尾巴。
二是充分运用税价联动手段，提高控烟成效。提高烟草税是一项全球行动。提高烟草税，不仅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可减少烟草消费，促进公共卫生和国民健康。目前已采取的税收和价格手段对控烟发挥了有益作用。特别是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为敏感。因而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对控制和减少这类人群吸烟率和吸烟量尤其有效。2015年我国实行烟草税改革，现有的数据表明，香烟销售量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而税收同比有所增加，这是一项对财政和公众健康有益的双赢措施。
三是努力推动烟草危害图形警示上烟盒。图形警示是向公众宣传烟草危害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措施之一，也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及实施准则的要求。图形警示，明显提高公众对吸烟危害健康的认知水平。截止2016年11月，全球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在烟盒上采取图形警示，覆盖世界人口58%。而我国，中华、中南海、黄鹤楼、熊猫、长城、牡丹等……中华民族最好的东西竟都成了香烟的品牌。
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开始广泛征求意见，明确提出了文字与图形的烟草危害警示上烟包，其中图形警示面积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1/2。当前，该项规定在立法推进中受到烟草业强烈抵制。烟草行业政企不分是中国控烟艰难前行的关键障碍。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企业也是政府机构，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使种种对控烟有实效的措施迟迟难以落地。立足公众健康长远利益，希望社会各方重视并促使该规定在国内施行。
四是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开展临床戒烟指导和干预服务。
开展临床戒烟干预是当前国际上有效的戒烟干预手段，英美等发达国家拥有较为成熟的戒烟诊疗服务模式。我国曾推行过戒烟门诊，但大多没有成效。近年来快速发展心脏预防康复中心把戒烟处方纳入健康与慢病的五大处方，也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尚无任何一种戒烟药物纳入医保。因此，亟待加强临床戒烟干预服务，把指导患者戒烟列入常规医疗服务项目，把戒烟处方作为慢病预防和康复必须落实的部分，将戒烟药物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为广大公众提供科学、高效、可及的戒烟服务。
医生的吸烟状况是公众吸烟状况的风向标。我国男医生吸烟率高达50%，居高不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医生吸烟率很高，而社会吸烟率大幅下降的先例。廣大医生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站在控烟最前线，做控烟先锋和戒烟模范，发挥引领健康社会风气的正面示范作用。
发动公众广泛参与控烟，实现群防群控。大多数吸烟者戒烟意愿不强，而被动吸二手烟者防范和维权意识不够。要不断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公众的控烟意识。要从法律与道德两个层面推动公共场所全面控烟。在公共场所吸烟不但违法，用二手烟伤害不吸烟者，尤其妇女和儿童健康权益，是一种损人不利已的不道德行为。如多年前随地吐痰，不排队、插队“加塞儿”等现象逐渐得以制止，更多是从道德层面，越来越多的公众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制止抵制这些不道德行为。即使北京市有了高标准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但卫计委作为执法单位加上发动控烟志愿者协助执法，依然力不从心。要大力宣传“被吸烟，我不干”理念，培养公众自觉劝阻吸烟行为。对在公共场所吸烟者，要勇敢站出来说“不”，减少二手烟危害。如果越来越多的公众站出来，把在公共场所吸烟视为“缺德”加以制止，形成健康的社会时尚，公共场所无烟才真正可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很多人认为，吸烟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对吸烟是物质依赖性疾病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认识，不认为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当前我国医院的各大门诊，比如高血压门诊、糖尿病门诊都患者众多，但戒烟门诊门庭冷落。对烟草依赖本是就一种疾病这个概念，政府、医院、公众都应提高重视程度。
吸烟（包括二手烟）是心血管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癌症、卒中等导致我国所有死亡中80%、消耗医疗资源最多的所有慢病共同的危险因素。公众广为关注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仅是部分慢病危险因素。控制烟草可以实现“一石多鸟”的效果，而且是成本相对最低、效果最好的一项措施。
特别要关注的是，烟草是心肌梗死和心血管死亡包括猝死年青化的第一位危险因素。45岁以下年青人群中，1/3以上（35%）心血管病死亡归于吸烟。对于不吸烟人群，在中国尤其是女性，二手烟显著增加心血管病危险。大量的研究证实，控烟是减少慢性病发生和所致过早死亡的关键措施。戒烟和公共场所严控二手烟，减少心肌梗死获益最快。只要在公共场所减少二手烟暴露，急性心肌梗死一年减少发作30%～4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种植、生产、消费和烟民大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吸烟总人数近30%；有7.4亿人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40万。在我国广大农村，烟草流行严重。农村成人吸烟率、二手烟暴露均高于城市。烟草已经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不认真做好控烟，健康中国难以实现。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控制烟草危害的成功经验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推荐控烟措施中，最有效的是公共场所全面控烟，减少二手烟危害。 公共场所全面控烟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而且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有重大意义的推动作用。
针对控烟当前工作现状和严峻形势，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速推进国家控烟立法进程，尽快出台全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禁止吸烟。
2013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禁止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敬烟、劝烟等，此举被认为是中国控烟史的里程碑进展。2015年6月北京实施了“史上最严”的公共场所全面控烟条例，实施一年来，得到全世界的好评点赞。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深圳等19个城市颁布了地方性公共场所控烟法规，覆盖了1.3亿人口。
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纳入立法计划。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公共场所是否设吸烟区等问题引起热议。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北京、上海等地控烟立法过程中也曾提及。在全国层面的立法，如果通过一个允许设立吸烟室吸烟区的法规，如果通过一个降低标准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对地方层面相应的政策制定无疑会释放出一个十分消极的信号。因此，从保障人民健康角度出发，我们期待尽快出台一部如同北京公共场所控烟条例一样，不留任何“死角”（公共场所不得设吸烟区）的控烟法律。个人办公室是公共场所一部分，不能留漏洞，留让历史遗憾的尾巴。
二是充分运用税价联动手段，提高控烟成效。提高烟草税是一项全球行动。提高烟草税，不仅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可减少烟草消费，促进公共卫生和国民健康。目前已采取的税收和价格手段对控烟发挥了有益作用。特别是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对价格更为敏感。因而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对控制和减少这类人群吸烟率和吸烟量尤其有效。2015年我国实行烟草税改革，现有的数据表明，香烟销售量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而税收同比有所增加，这是一项对财政和公众健康有益的双赢措施。
三是努力推动烟草危害图形警示上烟盒。图形警示是向公众宣传烟草危害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措施之一，也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及实施准则的要求。图形警示，明显提高公众对吸烟危害健康的认知水平。截止2016年11月，全球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在烟盒上采取图形警示，覆盖世界人口58%。而我国，中华、中南海、黄鹤楼、熊猫、长城、牡丹等……中华民族最好的东西竟都成了香烟的品牌。
2016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开始广泛征求意见，明确提出了文字与图形的烟草危害警示上烟包，其中图形警示面积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1/2。当前，该项规定在立法推进中受到烟草业强烈抵制。烟草行业政企不分是中国控烟艰难前行的关键障碍。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企业也是政府机构，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使种种对控烟有实效的措施迟迟难以落地。立足公众健康长远利益，希望社会各方重视并促使该规定在国内施行。
四是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开展临床戒烟指导和干预服务。
开展临床戒烟干预是当前国际上有效的戒烟干预手段，英美等发达国家拥有较为成熟的戒烟诊疗服务模式。我国曾推行过戒烟门诊，但大多没有成效。近年来快速发展心脏预防康复中心把戒烟处方纳入健康与慢病的五大处方，也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尚无任何一种戒烟药物纳入医保。因此，亟待加强临床戒烟干预服务，把指导患者戒烟列入常规医疗服务项目，把戒烟处方作为慢病预防和康复必须落实的部分，将戒烟药物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为广大公众提供科学、高效、可及的戒烟服务。
医生的吸烟状况是公众吸烟状况的风向标。我国男医生吸烟率高达50%，居高不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医生吸烟率很高，而社会吸烟率大幅下降的先例。廣大医生应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站在控烟最前线，做控烟先锋和戒烟模范，发挥引领健康社会风气的正面示范作用。
发动公众广泛参与控烟，实现群防群控。大多数吸烟者戒烟意愿不强，而被动吸二手烟者防范和维权意识不够。要不断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公众的控烟意识。要从法律与道德两个层面推动公共场所全面控烟。在公共场所吸烟不但违法，用二手烟伤害不吸烟者，尤其妇女和儿童健康权益，是一种损人不利已的不道德行为。如多年前随地吐痰，不排队、插队“加塞儿”等现象逐渐得以制止，更多是从道德层面，越来越多的公众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制止抵制这些不道德行为。即使北京市有了高标准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但卫计委作为执法单位加上发动控烟志愿者协助执法，依然力不从心。要大力宣传“被吸烟，我不干”理念，培养公众自觉劝阻吸烟行为。对在公共场所吸烟者，要勇敢站出来说“不”，减少二手烟危害。如果越来越多的公众站出来，把在公共场所吸烟视为“缺德”加以制止，形成健康的社会时尚，公共场所无烟才真正可实现。